遵义会议《决议》研究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遵义会议论文,决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所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与会议决议的形成
1979年8月，党中央为张闻天平反举行了追悼会， 邓小平在致悼词中说道：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1〕。 又据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调查，这两句话是胡乔木亲自听毛泽东讲的，所以在修改悼词草稿时，特意加上的。遵义会议的主要当事人毛泽东、周恩来曾说过，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作了“反报告”〔2〕。 遵义会议参加者扬尚昆也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3〕。同时， 有关文献中也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4〕。十多年来， 从众多党史资料中可以看到，红军自通道——黎平改变战略进军方向后，在向黔北地域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加紧了到遵义开会的酝酿准备工作。此过程中，将不仅是口头交换思想，提高认识，还会在取得共识后由张闻天起草一份全面、系统总结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失败教训的文字提纲，揭露博古、李德的严重错误，以期提高党和红军高级干部的认识。而这个文字提纲即扬尚昆所说张闻天遵义会议上作报告时用的提纲。说这份提纲是张闻天起草的，其理由还有；根据当时的条件，由毛泽东亲自起草提纲可能性不大；王稼祥受伤坐担架也不会动笔。故只有由张闻天来写了。从张闻天的报告提纲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得到周恩来及其他与会同志的“完全同意”，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张闻天的报告提纲是被视为会议的领衔文件，比博古、周恩来作的正副报告更重要。因为，张闻天的重要报告，完全是针对博古、李德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严重错误的，后来才被毛泽东、周恩来称之为“反报告”。
为什么政治局扩大会议要专门“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5〕？ 有同志对此迷惑不解。的确，在中共党史上这种作法是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次。然而，正是这种特殊作法，为我们研究《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形成，提供了线索。
如上所述，张闻天“反报告”提纲的重要性与他被会议指定为决议起草人有着某种特殊联系。这是因为，张闻天的“反报告”提纲所阐述的内容，正是遵义会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又被与会同志所赞同。所以，由他来起草会议最后的正式决议，在政治上是最适合的。同时，还由于他起草的“反报告”文字提纲，已经会议讨论通过，决议的主体框架已形成，再由张闻天起草决议当比其他同志更方便。基于这点认识，在反复研读《决议》的十四个段落时，还可发现《决议》以下一些特点：
《决议》开头的两句话，即“听了□□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显然是张闻天在会后写的。
《决议》的（一）、（二）、（三）部分，每阐述一段实际情况后，在每一段中都有一处写道：“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困难”，“而□□同志在他的报告，对于这些顺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与结论中都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6〕。 完全是针对博古在会上所作报告中的错误观点，在逐条进行批驳，这只能在会议结束后才会这样写的。
《决议》的最后三段，即（十二）、（十三）、（十四），每段开头的第一句话都写道：“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路线”〔7〕， “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8〕，“最后，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9〕等，可见， 这三段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闻天报告提纲的肯定、补充和对全党全军的号召。从第一句的行文看，毫无疑问也是会议结束后写的。正如有关专家考证的：“《决议》反映了1935年2月7日党中央及军委重要决定的内容，因而必然通过于2月7日之后。《决议》中说：‘中央红军在去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这一说法来源于中央2月7日的决定。同时，由于它对遵义会议确定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做了重大改变，所以它不可能是遵义会议通过的。”〔10〕也就是说，《决议》的（十四）段是张闻天在2月7日后才写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决议》第（四）段至（十一）段，是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谈起，一直写到红军北渡乌江，即遵义会议前夕为止；阐述的内容完全可以独立成篇；没有扩大会议上的情况。虽然《决议》的（四）至（十一）段，每一段都揭发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单纯防御军事路线造成的危害，但却没有一处像第（十二）段那样三次写道：“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线防御路线，……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11〕，这从另一侧面证明，《决议》的主体部分，即（四）至（十一）段，是会前就起草好的。陆定一1944年向延安中央党校二、四部学员所作《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是逐段讲解的。恰恰未讲（十二）段〔12〕，亦可印证上述论断是言之有据的。
据此，我们认为：在未发现新的档案材料之前，《决议》的（四）至（十一）段，基本可以肯定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拟定的提纲，并按此提纲在会上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并被出席遵义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所赞同通过。党的文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之所以记载：“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13〕，过去许多论著中在提及遵义会议时，都说“通过”或“作出”了决议，原因均在于此。
正是由于张闻天的报告提纲已为决议的形成提供了主要依据，因此，会议最后决定由张闻天正式起草决议（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应该说这是主要原因之一）。会后，张闻天仅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拟定的报告提纲上，把扩大会议讨论的其他问题和结论补充进去，即《决议》的（一）至（三）和（十二）至（十四）段，并在文字上注明是批驳博古报告中的错误观点和扩大会议取得共识的几个问题。这样做，也是符合当时紧迫的战争环境的。
二、“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版本，其时间是否标错？
据报道，遵义会议决议已“发现了五个版本”〔14〕，而其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版本流传时间最长，且被收录于《六大以来》一书。只是因《（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后，由于该文献记载了“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而又根据《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的考证结果，会议是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15〕。 这就使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议还未召开，《决议》就被政治局通过了？《决议》的形成似应在1月17日之后。1988 年中央档案馆又发现了一份印有“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和“二月十六日印”的《决议》版本。有关研究人员根据档案记载、《决议》内容中的提法以及纸张、 油墨等文件制成材料进行了鉴定， 确认这一版本是1935年印制的文件正本，是目前发现的《决议》最可靠的版本〔16〕。那么，在五个《决议》版本中，一月八日的《决议》版本是刻印或翻印时刻有误呢？还是确有这样一个版本存在？
对此，当年在红军总司令部做过机要秘书和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同志说得很有道理：“经过延安整风，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建国以后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1—4卷，凡涉及到《遵义会议决议》的时间问题，无论是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起草者张闻天，还是党史界的权威专家，都对‘1935年1月8日政治局通过’没有提出过异议，已成为定论。应该说这是有根据的，符合史实的。”〔17〕
当年任红军总部机要科译电员、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李质忠同志最近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也回忆指出：“当时在总部刻蜡板的叫刘自升，遵义会议决议就是他在遵义刻的，他刻完决议就调到机要科来了。在此之前他是跟着张闻天的。我知道刘自升刻决议，是作战参谋黄鹄显同志告诉我的，黄亲自看见刘自升刻的。”〔18〕当笔者向李老汇报到1月8日《决议》时间有同志认为是刻错了、或翻印时笔误所致时，他反复肯定地说：“不可能刻错！”〔19〕因此，对“一月八日”《决议》版本的时间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上半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六大以来》一书的编辑工作。中央决定编辑该书是为了继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之后，对其“左”倾政治路线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总结和清算，以帮助党内同志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决议》自然成为其中一份重要文献。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对那些文件非常熟悉，引用起来如数家珍。”〔20〕又据参与《六大以来》编辑工作、主管档案的裴桐谈：《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括号中“遵义会议”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写的〔21〕。可见，毛泽东对《决议》十分重视。
毛泽东对编入《六大以来》的文件形成时间的审核也十分认真。如洛川会议的时间，记录上是1937年8月22日至24日，实际上，25 日上午还在开会，毛泽东在编辑时即将会议时间更正为22日至25日〔22〕，如果《决议》时间相差了整整一个月，都未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也不作更正，这实在使人不可思议。况且，《六大以来》正式成书之前，中央曾先以散页形式发给高级干部阅读，因此，参加遵义会议的19人（李德已离华）都能人手一份，竟然无人对《决议》所标“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产生异议，这岂不发人深省吗？
如上所述，结合本文第一个问题中对《决议》所论，我们认为，“1月8日”《决议》版本是1935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拟定的“反报告”提纲，不存在时间标错的问题。
其实，在我党历史上，会前就把要讨论和通过的文件准备好，已成惯例。遵义会议后不久召开的沙窝会议，张闻天就是在会前和毛泽东等商议后，写成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草案，并事先征求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傅钟等同志对《草案》的意见，在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后才正式开会、张闻天按《草案》提纲在会上作报告、最后该草案即被通过为会议决议〔23〕。1937年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也是在会议前就把准备提交会议讨论通过的三份文件拟定好的〔24〕。党的“七大”通过的决议，从文件的起草、酝酿、反复修改，足足准备了四年多的时间。
遵义会议要批判在党内统治已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调整党中央的主要组成人员，自然要在会前把主要文件准备好。研究成果亦表明“毛泽东在长征开始后同王稼祥、张闻天等接近，商讨军事失败的原因。经过多次协商，王稼祥、张闻天逐步认识到‘左’倾领导的错误，特别是军事上的错误。在遵义会议前，他们已讨论了一个反对‘左’倾错误的提纲。”〔25〕这个提纲，笔者认为，即张闻天在会上作“反报告”的提纲。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版本获得合理的解释：毛、张、王会前酝酿拟定的提纲，即《决议》的主体框架部分：第（四）至（十一）个问题，是1935年1月8日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的；并委托张闻天根据这份被政治局通过的提纲，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会后，当他受会议决定起草会议决议时，即保留了报告提纲部分，仅在其前后加进扩大会议的情况，并附以注明。正因为《决议》并非全部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所以，《决议》中才不必专门注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等字句。
也正是由于《决议》的主体部分是在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后又经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故在刻印《决议》时，仍按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时间。又据张培森研究员介绍，凡由张闻天起草的文件被某次会议通过后，他习惯在文件上注明某年某月某日□□会议通过的字样。因此，很有可能是张闻天在他的“反报告”提纲上注明了“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等字，后虽加入扩大会议内容，但仍沿用这个时间。
还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在1941年所写的历史问题结论草案中，明确注明：“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在贵州遵义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才把这条错误路线加以克服。”〔26〕（这里涉及到遵义会议时间问题，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暂不议。）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六年后回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时间，绝非随意而写的。从《决议》所署“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和毛泽东写的“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在贵州遵义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恰好互证了这两个时间都是真实可信的。
至于“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二十六日刻印”的《决议》版本，我们认为，由于张闻天在正式起草决议文本时，仅在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提纲上，补充进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也就不需要再开政治局会讨论。因此，扩大会议才决定：“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27〕但在2月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其他问题时，也就同时审查了张闻天在提纲上补充的部分。有关文本2月16 日才刻印完毕。所以，这种版本只能表明《决议》是在2月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发出的。因为不可能有1月开会、2月才来通过上月会议决议的情况。因“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版本，是原始的，是最可靠的。故该版本被当作翻印依据，并被收录于《六大以来》一书中。而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版本，则长期被置放在档案馆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为人所知，其原因也在于此。
过去，我们仅根据遵义会议是1月15日至17日所召开、 有关文献上记载为：“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就单纯从字面上去理解，认为《决议》全文都是会后起草完成的。本文对《决议》的形成过程和“1月8日”时间问题所作分析，仅是初步探讨，很不深入细致，但我们相信，随着更多的党史工作者投入有关遵义会议的研究，当会得出科学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结论来。
注释：
〔1〕197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2〕《张闻天研究文集》第185页。
〔3〕《回忆张闻天》第5页。
〔4〕〔5〕〔6〕〔7〕〔8〕〔9〕〔11〕〔13〕〔27〕《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8、8、36、50、51、52》 50、51、1、8页。
〔10〕〔16〕1988年《党的文献》第3期第62、62页
〔12〕〔21〕《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第65、122页。
〔14〕1992年12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15〕《遵义会议文献》第125页。
〔17〕《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113页。
〔18〕〔19〕1995年5月18日原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 老红军李质忠同志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谈话记录。（未经本人审阅，但这两处肯定不会记错，笔者负完全责任）。
〔2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4页。
〔22〕〔24〕1995年《党的文献》第1期第93、94页。
〔23〕《张闻天传》第243、258页注释17。
〔25〕《（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第215页。
〔26〕1990年《党的文献》第2期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