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新常态愿景下的分化与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经济论文,常态论文,化与论文,愿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6)03-0053-08 2015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虽然从整个“十二五”期间看，工业经济平均增速达到了8％预期目标，但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呈现逐年明显下滑趋势，到2015年工业经济增速已经是自1992年以来最低，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6.1％，全部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为5.9％。在这种下行压力下，如何看待2015年的中国工业运行特征，2016年中国工业经济又会面临怎样的形势，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一、2015年工业经济速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经济波动看，我国的工业增长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波动周期(如图1所示)，分别是1978年到1985年，1985到1992年，1992到2007年，2007年到现在，其中1992年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增速，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高达21.2％。自2007年以来这个最近周期中，200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达到14.9％，2008年和2009年连续下降后，2010年又回升到12.1％，随后出现明显下滑态势，2011-2014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0.7％、7.9％、7.6％和6.9％，降幅分别为1.4、1.8、0.3、0.7个百分点，201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更是下降至5.9％，降幅扩大到1个百分点。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看，2011-2014年分别为13.9％、10％、9.7％和8.3％，分别下降1.8、3.9、0.3、1.4个百分点，而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下降到6.1％，降幅扩大到2.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2015年工业不仅延续5年来同比下滑态势，而且相对2013年和2014年，呈现加速下滑的态势(如图2所示)。实际上，2015年已经是自1992年以来两个周期长达23年中的最低工业增速。2015年工业经济增速加速下滑。这表明，认为工业经济已经从“旧常态”进入到“新常态”还为时过早，稳定均衡的工业经济“新常态”现在还只是一个愿景。
图1 1978年以来全部工业增加值年度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2 2007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虽然2015年这种增速还不能称之为“失速”，仅仅是减速，但在如此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利润锐减，债务加重，工业运行风险突出。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3554亿元，比上年下降2.3％(如图3所示)，实现主营业务活动利润58640.2亿元，比上年下降4.5％。2015年企业利润同比下降是自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伴随着利润下降，企业负债率开始高企，有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75％，企业偿还债务的规模预计超过GDP的11％，占新增贷款的60％，中国面临着债务—通缩的巨大压力。
图3 2011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对于2015年工业增速下降，无论是从人口红利角度来分析，还是从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来判断，都是与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相吻合的，也与从高速增长“旧常态”转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趋势相一致。而且考虑到这个增速是在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基础上取得的，面对“工业规模巨大，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这个增速的确已来之不易。但是，问题在于2015年延续了前几年减速换挡趋势，而且这种减速程度进一步加大了，这意味着当前工业增速加速探底的过程尚未结束，还未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中高速”常态。我们所理解的工业经济“新常态”应该是一个相对稳定工业经济中高增速，但面对工业增速逐年下降，甚至加速下降，只能说明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并未从高速下降到一个中高速的均衡点或者均衡区间，因此称我国已经从“旧常态”进入“新常态”还为时过早。关于经济“新常态”，2015年的数据表明还仅仅是一个正在步入的“愿景”，我国现在正处于新旧常态过渡时期。 二、2015年工业经济结构分析 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整体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运行的特征，也许“分化”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从世界经济看，呈现三重“分化”特征，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已经开始引发加息的预期，而欧日经济正在筑底，仍在维持量化宽松政策，新兴经济体经济衰退恶化，不断倒逼加码宽松政策。而我国经济，更是呈现多重分化特征，包括投资增速趋缓与消费增速提升的需求结构分化，工业增速趋缓与服务业增速提升的产业结构分化，消费品价格稳定和生产品价格持续大幅走低的物价运行分化，劳动力和土地价格继续上行和资金价格明显下行的供给结构分化，等等。 对于工业内部运行而言，行业分化的特征也十分明显。一是从门类看(如图4所示)，采矿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4％，而制造业规模以上增加值增长7.0％。其中制造业中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2％，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1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1.8％，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二是从具体的行业看，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除开采辅助活动同比负增长外，其他40个行业保持了增长(如表1所示)。其中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都超过了10％以上，这五个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增长1.5％、0.7％、1.2％、7.9％和6.9％，利润分别增长2.6％、-11％、15.2％、1.5％和5.9％；而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18行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低于工业平均增速6.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下降32.6％、14.8％和20.7％，利润则分别下降高达74.5％、65％和67.9％。总体上看，一些高技术及其相关行业和一些经济下行时的逆周期性行业(如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2015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速，而一些资源开采、原材料产业下滑十分严重。这被描述为“冰火两重天”。
图4 2015年工业门类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及变动幅度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这种行业分化特征，无疑是一种工业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动力正在转换的表现。但是，这种转换的速度和力度还远远不够，一方面，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规模不够，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例还不高，在经济下行巨大压力下增速还不够快；另一方面，一些原材料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这“增少减多”的动力转换格局必然影响了整体工业的增速。这如同一辆汽车新安装的发动机提供的“马力”小于旧发动机熄火损失的“马力”，于是汽车原有的速度就无法支撑。 从区域结构看，中东西部地区三区域工业增加值增速一度出现分化现象。2015年，中部、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快于东部地区0.9和1.1个百分点。分省看，西藏、重庆、贵州、天津、江西等21个省(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超过了全年平均水平(如图5所示)。其中，西藏和重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超过了10％，贵州、天津和江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达到了9.9％、9.3％和9.2％。而山西和辽宁省工业增加值出现负增长，分别为-2.8％和-4.8％。从变动幅度来看，除西藏外，其余30个省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辽宁、海南、山西、北京、新疆和陕西等省市分别下降9.6、6.9、5.8、5.2、4.8和4.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辽宁和黑龙江两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处在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吉林稍好但也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东北三省出现的问题是资源衰退、体制机制矛盾爆发和结构性矛盾集中表现。 三、2015年工业经济运行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缩压力持续增加。2015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延续下行态势。截至2015年12月，PPI已连续第46个月下跌。其中，上游、中游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的下行压力明显大于下游(生活资料)，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行业的PPI降幅最为显著。同时工业库存高企、产能过剩将导致工业领域通缩风险的进一步加剧。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小幅上升形成背离，CPI与PPI出现剪刀差(如图6所示)。
图5 2015年各省(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长值同比增速及变动幅度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6 2015年CPI和PPI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工业出口竞争力减弱。我国工业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受劳动力价格、土地及其他资源要素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产品的生产成本大幅提升，很大程度上挤压了出口企业的盈利空间，削弱了我国出口企业竞争力。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18581.8亿元，比上年下降1.8％(如图7所示)。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分别下降15.1％、10％、4.2％、3.9％、3％和0.4％，与2014年增速相比，分别减少了38.1、28.6、14.3、4.9、12.1和3.4个百分点。 中小企业活力不足。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资本转换空间窄、应对危机能力差，在工业经济普遍下行阶段，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最深并且不易恢复。从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来看，2015年工业经济增速趋缓的状态下，大型企业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一直维持在荣枯线左右；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则出现大幅下滑迹象，12月份一度回落至44.9，创2012年以来的新低(如图8所示)。
图7 2012年以来工业出口交货值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8 大、中、小型企业制造业PMI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2015年工业经济运行的亮点 《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战略的推出，表明面对前所未有的工业下行压力和困境，我国已完成了战略布局的突破，这是2015年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最大亮点。 2015年中国工业运行加速下行的特征，从内部根源看是中国工业亟待转型升级的“转型之痛”的集中体现，从外部根源看则是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的“双端挤压”的结果。一方面，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在数量上成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这表现为传统产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总体上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程度还比较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总体压力不断加大，等等，这直接影响了工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我国工业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近年来出现从全球价值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趋势，但是，发达国家通过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例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的“工业4.0”，法国的新工业34项计划)以及加速构建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秩序新格局(例如积极推进TPP、TTIP)对我国工业价值链的攀升构成了高端挤压，而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发展中经济体如东盟、印度等将以更加低廉的成本优势实现对中国制造的替代，因此我国工业在全球竞争中面临高端被发达经济体封杀、低端被新兴国家阻击的“夹击”格局。 针对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重任和“双端挤压”困境，2015年5月，我国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2015年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突破中国制造业“双端挤压”困境战略规划、实现转型升级的路线图以及工业强国建设的十年行动纲领，提出了中国制造业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2035年整体达到制造强国中等水平、2050年步入制造强国前列的长期发展目标。而《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则以加快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工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实施“互联网+”制造业和“互联网+”小微企业为重点，以高速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产业为支撑，旨在打造新形势下产业竞争新优势。这两个战略的推出，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自身中国制造业有了到2050年的发展蓝图，更在于描绘了中国未来整体经济增长“新发动机”的设计蓝图，这在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对提振市场信心具有重要作用。虽然2015年工业下行压力巨大，但在发展方向和战略布局的突破，也是颇具有深远意义的。 五、2016年工业经济展望 2016年，中国工业发展仍然存在着结构不断优化、新一轮技术创新、政策效应释放、改革深入推进等有利因素。 工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为工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工业结构正在跨入以加工组装为中心的高加工度化阶段，要素投入结构也逐渐由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转变。主要表现在：一是采矿和高能耗等传统行业增速逐渐减缓，而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制造业等则明显处于扩张状态。201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0.2％和6.8％，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1和0.7个百分点。201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比上年增长161.2％，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增长48.0％，工业机器人增长21.7％，智能电视增长14.9％，智能手机增长11.3％。二是能源、原材料、轻纺等原料和高能耗工业的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机械电子工业、高技术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则不断上升。三是在进出口产品结构中，资源型产品进口明显增加，出口产品中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幅表现显著，先进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占整体工业出口交货值的比重高达60％以上，“中国制造”正逐渐向“中国质造”转变。这些都为今后工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球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成为工业创新外部助推力。2014年，麦肯锡整理相关研究资料，将经济效益指标进行量化，筛选出了决定未来经济的12项颠覆性技术，主要涉及机器人、3D打印等先进制造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先进油气勘探等新能源技术，新一代基因组等生物技术及自动驾驶汽车、知识型工作自动化等智能技术。以德国“工业4.0”为主的世界主要国家的再工业化过程，也基本上都以这些颠覆性技术为依托，来提高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新一轮的技术创新浪潮，对世界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影响深远，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发展模式、产业形态、组织方式等都会发生深刻的变革，朝着智能制造、服务制造、协同制造、网络制造及绿色制造的方向发展。例如物联网与3D打印相互结合，通过读取信息便可复制物品的新型制造业得以出现，机器人技术发展使生产线自动化、标准化、精细化，进而推动“无人工厂”的出现，这些都为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带来了无限的契机。目前，我国已经在一些颠覆性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未来随着这些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其所蕴含的经济潜力会逐渐释放，对工业发展的影响也会愈来愈深远，成为推动工业创新的外部动力。 “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区域协同战略效应逐渐显现，为工业发展创造巨大的需求空间。一是带动区域的平衡发展。通过构成以北京、上海等地为增长极来带动周边省份的工业发展格局，有利于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分工协作，扩大环境容量和生态空间；“长江经济带”覆盖全国11个省市，将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连接起来，形成东西部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有力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所涉及的诸多省份位于我国西部，更从根本上改变了西部地区的区位条件，使我国西北、西南地区开放程度逐渐加大，为这些地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提供契机，带动这些区域的跨越式发展。二是带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也是重中之重，基础设施建设为区域间各方面的融通提供便利，《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还提出未来6年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方面，需要投入42万亿元，其中大部分针对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沿线诸多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也有着巨大的需求，这势必会带动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三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为中国过剩产能提供了新的出口，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工业竞争力的提升和工业结构的调整。 全面深化改革为工业发展构筑有力的体制保障。改革是工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目前我国各项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而2016年，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和政府之间可以有效补充和配合，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共同为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构筑有力的体制保障。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国有企业改革将外资、民营资本引入国有资本，各种类型的资本处于完全竞争的地位，工业国有企业运营效率得以提高；投融资体制改革，则可以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创新融资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各类投资领域；而财税改革，则可以使财税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工业经济的发展。 同时，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仍面临着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投资惯性下滑等严峻挑战。 从国际看，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2008年以来，各国为了摆脱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持续影响，纷纷采取不同的刺激政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状况也因此持续分化。2015年，美国经济实现了稳定复苏，并呈现小幅增长的态势，欧洲经济正在逐步企稳复苏。同时新兴经济体内出现明显分化，印度经济得以保持稳定增长，而俄罗斯和巴西则仍呈现负增长态势。总体来说，全球经济增长仍然呈现出恢复过慢、复苏脆弱且不平衡的特征。全球贸易保护加剧、汇率波动扩大、局部经济震荡及地缘政治局势问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格局持续演变，这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冲击，制约了我国外部需求的增长。 从国内看，国内工业经济运行风险也在不断加剧。一是国内投资惯性下滑风险尚未消除。目前，房地产等传统产业的投资相对饱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出现给投融资方式和体制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0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出阶梯状下行的态势。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0年24.5％下降至10.0％。二是地方债务风险仍然很大。在经济减速过程中，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财政收入的增速会下降，同时支出往往也会适度扩大，这就导致赤字规模和债务规模的扩大。2013年全国债务审计结果显示，2015年将有1.9万亿元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到期。地方过高的债务率，不仅使地方政府还债压力繁重，而且很容易发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同时，由于地区经济增速的不同，各个省份债务负担差异也很大，局部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三是我国工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受到多方面的威胁，有可能出现断档风险。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资源环境压力的加大及经济规模的扩张，我国工业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与此同时，建立在高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新优势短期之内却难以建立起来，这样就容易形成竞争优势断档。 虽然目前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复杂的环境，并持续处于换挡和调整期，但我们认为，未来工业发展仍然存在着政策效应释放、改革深入推进等有利因素，在这些有利因素的推动下，工业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工业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于我们的预测模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年应该在5.5％左右，月度波动区间应在4.5％到6％之间，2016年工业还处于持续探底阶段。 六、2016年工业经济政策着重点 对于中国工业发展而言，2016年关键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真正能够在“十三五”开局之年能够有实质性深层次的改革推进，逐步形成实施工业强国战略的有效机制，从而加快推进工业增长动力转换，尽早实现工业经济增长的筑底成功。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改善要素资源配置机制，再造一个工业发展的新生态系统。这个新工业生态系统运行的核心是提高工业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工业增长方式从劳动力和物质要素总量投入驱动主导转向知识和技能等创新要素驱动主导，推动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任务可体现在企业、产业和区域三个层面。在企业层面，要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采用资产重组、关闭破除等措施予以“出清”；政府向企业简政放权，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16年能够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调整和完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等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完善企业创新激励机制，重视发挥和调动企业家的核心作用。这里要注意政府政策的协同性，尤其是警惕政府在房地产“去库存”过程中，因税收政策调整而刺激房价提升，进一步恶化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生态。 在产业层面，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战略，但要坚决避免以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为借口，进一步强化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从而影响良好技术创新生态的建设，最终背离了《中国制造2025》的初衷；打破生产性服务业垄断和市场管制、改革投资审批、加强信用制度建设等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措施，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制造业的能力和效率；注意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推进产业政策从政府选择、特惠措施为主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取向，转向普惠性、促进公平竞争和科技进步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取向，从而促进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逐步实现。当以“稳增长”为目的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与以“调结构”为目标的竞争政策发生抵触时，一定要在决策价值观上倾斜竞争政策。例如，近期工信部推出的水泥行业错峰生产的产业政策就有悖于反垄断的竞争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在区域层面，通过培育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新战略，政府要构建有效的产业环境来促进劳动力、资金等供给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形成区域开放与协调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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