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的认同，共赢的汇融——壮汉族群互动模式及其对消解民族矛盾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壮汉论文,族群论文,共赢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制度组织等方面的发明创造，更为重要的还体现在虽然潜隐但却蕴涵巨大能量，虽然无形但却时常感受得到的精神生活、人生理念、族群和谐、文明共生等生存智慧诸层面。当今人类社会即将迈入21世纪，世界却并不宁静，民族矛盾冲突日益加剧，霸权主义愈演愈烈，战争此伏彼起。放群之间的相互残杀，令人痛心疾首。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的化解民族矛盾，实现共同发展的生存智慧，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无疑是维护世界和平，推进族群和谐共处的重要文化潜源，是回击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消解唯我独尊的霸权野心的锐利思想武器。
壮族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民族，与第一大民族——汉族，拥有渊源深远的交融历程，两千多年以来有史记载的壮汉民族关系史，虽然掺杂着征服与被征服、压迫与反抗、冲突与对峙，但是，其主流是在认同中创生、在互动中汇融，在互补中共赢。相对于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相对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互动认同、交流融合模式而言，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壮汉族群互动模式”。其间深蕴的多重认同的文化心理，共生共赢的汇融结果，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生存智慧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为化解民族矛盾，增进民族团结，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渊源追溯：壮汉文化互动历程的回顾
壮族是华南——珠江流域的土著民族，自古以来在祖国南疆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壮族的族群渊源，可以追溯到由“柳江人——老磨槽洞人——鲤鱼嘴人——滑岩洞人——甑皮岩人构成的古人类演化序列（注：张声震主编：《壮族通史》（上），民族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68页。）。而由“麒麟山人”、“灵山人”、“荔浦人”、“干淹人”、“都乐人”、“九头山人”、“九楞山人”、“白莲洞人”、“西津人”等古人类创造的远古文化，是壮族考古文化的渊源。史书中屡屡可见的“西瓯”、“骆越”、“乌浒”、“俚僚”、“俍僮”，则是壮族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是现代壮族的直接祖先。壮族及其先民同吴楚民族、中原民族的交往互动，肇始于先秦时期，（注：参阅《战国策·楚策》、《后汉书·南蛮传》、《史记·五帝本纪》、《淮南子·人间训》、《逸周书·王会解》等古籍。）互动汇融的途径和历程，主要有：
（一）先秦时期，瓯骆故地诸族群向中原王朝进贡，中原王朝的势力虽波及岭南，但没有对壮族先民实行实质性的统治，民间的、和平的、政治上象征性的交往占据主导地位。
（二）秦始皇派兵南征，西瓯君译吁宋率部顽强抵抗，以秦统一岭南，设置三郡而告终，壮族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官方的、军事上的互动跃居主导地位，但汉壮文化隔阂仍较深，汉文化势力未占绝对优势，至赵佗建南越国，仍“遵从越俗”，（注：赵佗自称“蛮夷大长”，“以其故俗治”，参阅《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人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土著文化。
（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中原动乱之时，南迁人口剧增，儒、道、释各家思想随之播布壮族地区，汉族文化的先进性、深刻性、完备性日益凸显，壮族上层人士逐渐接受汉文化。但是，壮汉族群的对峙冲突时常发生，壮族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而最终被镇压，瓦解了壮族的反抗力量，促进了民族融合。
（四）柳宗元、黄庭坚等人贬谪岭南，勤政爱民，树立人伦规范，传播中原文化，壮族人从之而游，汉文化水平显著提高。至此，汉民族及其文化占据绝对优势，越来越多的壮人认同汉文化，追慕汉文化。汉人由“遵从越俗”过渡到“改变越俗”。
（五）元明清时期，以宣传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私塾、书院在壮族地区兴办，（注：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王守仁在南宁办敷文书院，清代壮族地区的书院发展到198所，桂西地区也先后建起了秀阳、云峰、仕城、道南、毓秀、镇阳、经正、鹅城、崇正、云麓、南阳等书院，对于传播中原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汉族中湖广人、广府人、客家人、闽南人等族群，从不同的路向，迁徙至壮族地区，汉壮族群互动与认同，由官方到民间，由表层到深层，由桂北、桂东南延伸到桂中和桂西，虽然土客之争时有发生，但是，壮民族在文化心理上对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文化的拒斥心理已经逐渐消失，阶级矛盾逐步取代民族矛盾成为明清时期的主要矛盾。壮汉人民联合抗倭，联合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即是明证。
壮族的文化认同经历了曲折的演变历程，壮汉诸族群走向共赢的汇融，亦曾历经艰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其中汉文化的仁厚精神，壮民族的博大的兼容胸襟，宽和明达的民族性格，具有开放品格的文化心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壮族人民对于领兵南征的马援将军，对于贬官岭南的柳宗元、黄庭坚，都分别建伏波庙、柳侯祠、山谷祠，（注：柳侯祠在今柳州市柳侯公园内，山谷祠在宣州市，伏波庙广西许多地方都建有，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是位于广西横县云表乡站圩村东三公里的郁江乌蛮滩北岸的伏波庙，始建于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 明清时重建，占地面积33330平方米，气势雄伟。 当地以农历四月十四日为伏波庙会日，周围壮汉群众皆来参加庙会，热闹非凡，气氛肃穆、热烈。当地群众还在此庙后面，建伏波娘娘庙，塑有伏波娘娘神像。）作为永久纪念，给予顶礼膜拜。壮族诗人黎申产亲睹柳侯祠香火旺盛场景后，赋诗赞叹：“异服殊音不可亲，生前似厌柳州人；只今身后群尸祝，应觉人情此地真”。（注：引自欧阳若修等编：《壮族文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5页。）唐代以壮族为主体的柳州人，在柳宗元的心目中，是“异服”、“殊音”的“化外之民”，但是，柳宗元秉持“圣泽无间于华夷”（注：柳宗元：《柳河东集》卷38，《谢除柳州刺史表》。）的民族观念和政治主张，因势利导，解放奴婢，减轻赋税，移风易俗，引导壮族人民“乐生兴事”，开荒种地，种植果木，兴利除弊，促使柳州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为壮族民众认同汉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汉壮文化的互动，同民族迁徙始终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汉族族群因为战争动乱，因为政治失意，因为原住地人口膨胀、人地矛盾激化，因为宗教冲突，因为犯罪逃难而不断来到壮族地区，在广西所占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唐宋时，是“民三蛮七”，元明时，为“民四蛮六”，至清代，变成“民七蛮三”，其中的原因，是壮族地区接纳了越来越多的汉人，还有是越来越多的“蛮”，同化于“民”。直至现当代，壮族所占广西的总人口仍是三分之一强，其中有大量的壮族同化于汉族，也有不少汉族同化于壮族，特别是在壮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红水河、左右江流域的乡村，汉族人学会壮族语言，遵从壮族习俗，长期与壮族通婚，久而久之，失去汉文化特性的例证是屡见不鲜。实际上，壮汉文化的互动，是双向的，多层次的相互同化。其历史文化渊源是：壮汉民族的经济生活共同以稻作文化为基础；共同认同儒家文化，民间宗教信仰亦多有兼容，相互之间的排他性不甚显著，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现实印证：华南紫村的壮汉族群认同
紫村位于广西中部，柳州市以南偏西29公里，距柳江县城拉堡镇18公里。湘桂铁路和六（道）来（宾）公路纵贯其间，交通十分便利。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紫村总人口为57212人，1996年底统计为62492人，其中男性31353人，女性31139人；农业人口59442人， 非农业人口3050人。全镇共15个村民委员会，147个自然村，12908户，其中农户 12057户，非农户 851户。紫村秦时为桂林郡地，汉归郁林郡潭中县，南北朝时属马平县，隋唐至明清称马平县四都。本世纪50年代初，称柳江县二区，后称公社，1984年改称乡，1996年改为镇。紫村社会既不象珠江下游地区那样富庶繁华，也不象珠江上游石山地区那样谋生维艰。各族群大多温饱无忧而未曾普遍富裕，人们渴望致富，但却财源不广。壮语保存完好，而官方语言是属于西南官话系列的桂柳话。客家人闽南人皆懂壮语，内部则讲本族群语言。紫村各族群渊源及生计模式见下表：
表1：紫村族群分布及生计模式
族群主要姓氏来源分布
壮 覃、韦、莫、廖、谭、蓝土著或区内迁来 紫村各地
湖广人 张、王、黄、冯、李湖南、广西柳州 镇中心
闽南人 曾、刘福建、广东官塘、白诺
客家人 刘、钟广东梅州 白诺、百朋和村
生计模式
壮
水稻、花生、甘蔗、黄豆的种植。
湖广人 商业、手工业、农产品加工
闽南人 水稻、蔬菜、水果、黄豆、花生种植
客家人 水稻、山地农业、农产品粗加工
紫村诸族群由于族群渊源、语言习俗、经济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形成了既有属于紫村人——百朋人的共同心理意识，相区别于其他社区的文化认同。但是，在紫村各族群之间，也形成了多重的认同心理。紫村最明显的族群认同要素是语言，尽管湖广人能听懂壮语，客家人能熟练地讲壮语，钟姓客家人已不懂讲客家话而改操壮语，闽南人对外讲壮语也非常流利，但是，汉族族群能区别送气音与不送气音，讲的壮话与壮族人所讲的壮话仍有细微的差别，有一种特别的腔调，说明其不是壮族。
族群认同的要素主要包括共同的族源，共同的文化习俗、共同的体质、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地域、共同的宗教信仰，由这些共同性构成族群的边界，区分“我群”和“他群”，“在我们总结出的象征体系中，在某种意义上是根本的并高度组织化的是我们所具有的语言。要是说话的语言不同，这个人就是“外人”；要是方言不同，那么他就是“异乡人”。被看作‘外人’和‘异乡人’就等于不存在同伴意识。（注：〔日〕石川荣吉：《文化人类学》，周星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
但这仅仅是就总体情况而言，实际上在华南紫村，人们普遍使用双语，相互间并不存在沟通的障碍，尽管语言是区分“我群”和“他群”的重要标志，但是，却不构成族群隔阂的原因，人们讲不同的语言，更多的是出于交流的需要，出于习惯，出于一种方便。相互间操何种方言，常常决定于第一次见面所使用的语言。笔者1998年12月在桂东贺州地区调查亦印证了广西族群的这种语言现象。在机关办公室里，人们都能讲不同的方言，而以何种方言为主要交流工具，决定于习惯，也不见得因此造成认同上的对立。
紫村族群的文化认同呈现多层迭合的格局。从直接表象层面看，语言是显而易见的区分族群的要素，但语言的差异源自族群渊源的差异，是壮族人、湖广人、客家人、闽南人来自不同的区域，而形成不同的方言岛，在不同的地域传承同中有异的习俗。在相对隔离却又频频发生经济上、文化上、婚姻上的相互联系中，瓦解消释不同族群间的对立与隔阂，达至超越语言和地域的更高层面上的认同。紫村壮汉诸族群在历史上皆认同儒家文化，在私塾教育中共同接受四书五经的薰陶，建国之后，接受全国大一统的学校教育，按照同一模式塑造同样的人格，族群之间的差异明显减少了。
历史上紫村诸族群之间亦曾出现过激烈的纷争。曾氏闽南人在清代嘉庆年间（公元1805年）从福建省南靖县法海坑迁至紫村定居。由该支系十四世祖天发公携父之骨灰来到紫村壮族的一个
场，即今之官塘村民委员会。迁徙原因据传是婚姻上的缘故。天发公生开和、开恩、开凤、开庆、开寿五子，分居今官塘之大村屯、塘边、山脚等自然村，至今已传7—8代。（注：参阅由闽南人曾广超先生提供的《曾氏族谱》。）初来时，因占住壮族的场，而与壮族发生纠纷，打官司的结果，是闽南人获胜，因而将所占之地命名为“官塘”，以表官府之功。此地有一宽约40亩的大水塘，周围土地肥美，四处有数座山环绕，被称为“五马归槽”的风水宝地，这里塘中可养鱼，四周水田旱地果园皆有分布，是个理想的栖居之地。闽南人特别擅长种植水果和蔬菜，是紫村果蔬的主要供应者。
据老者回忆，清代至少有10多个客家村落分布在紫村各区域，当地人称客家人为“麻盖”。主要客家姓氏有孔、黎、罗、高、刘、钟等，上述诸姓聚族而居，开辟田园，修筑水渠，建立村寨，与壮族杂居。客家人勇于开拓，善于经营，头脑精明灵活，文化水平超过壮族。在紫村人的印象中，壮族纯厚朴实，客家人刻苦耐劳，精耕细作不厌其烦，在经营中不时欺侮壮族人。相传从前壮族人和客家人同时在场中放牛，一旦壮家人有牛跑进客家人的牛群中，客家人拒不承认，不准壮族人索回而占为己有，壮族人吃亏之后，只能在牛角上涂上颜色作记号，以免再度丢失。在商品交易中，客家人亦常常利用壮族人之忠厚老实，而缺斤少两，以次充好，多有欺诈之事。壮族长者嘱咐子孙后代，有一天去讨饭也不要到客家村子去。长期的积怨终于在清末引起大范围的土客之争，日渐觉醒而壮大起来的壮族各宗族，联合起来驱赶客家人。将孔、黎、罗、高诸姓客家人驱赶出紫村乡境，残存的村落遗址和“老孔”、“上黎”、“罗家”等名，好象在诉说着历史以及壮族与客家人的冲突与化合。刘姓客家人能留下来，主要原因是他们远居紫村西南部，多山的地形使之自成一相对独立区域，与壮族相安无事。而钟姓客家虽然居住在紫村中心的稻作区，但是，同周边壮族长期通婚因亲戚关系较多而留居紫村至今，百年历史沧桑，钟姓客家人在语言文化习俗上已基本上同化于壮族，客家话失传了。自清末的土客之争之后，壮族和客家人的族群互动进入良性循环的历史时期，相互间互补发展，共求进步。刘姓客家人聚居地盛产竹类，擅长制作酸笋出售，钟姓客家人善于加工豆制品，呈现各具特色的生计模式。
讲桂柳方言的张、王、黄、冯、李、刘杂姓汉族，大多属湖广人，他们集居在紫村中心集镇上，也懂壮语，但习惯于讲柳州话，并以此为荣。他们以从政、经商、行医、教书和餐饮服务为主要职业，与壮族关系密切，在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等方面占据优势，很少和农村人通婚，自视高人一等，颇似美国人类学家波特夫妇所描述的东莞茶山镇上居民和周边村民所构成的二元对立结构。（注：参阅：S.H.Potter and J.M.Potter: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Chapter 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现在，越来越多的壮族人借助招工招干，毕业分配，购置房产等途径成为镇上居民，在行政机关，文教卫生部门任职，壮汉文化在新的层面上，出现了更广泛的汇融，在发展经济，发家致富，接受更好的现代文明教育等方面达成共同的追求目标和认同心理。
三、互补共赢：互动机制与现代启迪
紫村壮汉诸族群在近两三百年的互动过程中，经过对立冲突而趋于和谐共生。经济、文化、婚姻上的互补，构成族群融合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的良性运作，是各族群在相互同化中取得共同的发展。譬如，紫村闽南人初来之时，单家独户，人口稀少，经过近两百年的生息繁衍，现在在人口上已蔚为可观，并且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谋生创业，在紫村站稳了脚跟。请看下表：
表2：紫村闽南人的村落及人口（官塘村委）
村名 姓氏 户数 总人口 男 女
敬甫 刘
64300157 143
新波 张、李、林、
曾、韦、覃61285159 126
塘边 曾 61294140 154
大村山脚 曾 125
600 287 313
（资料来源：柳江县人口普查办公室：《柳江县第四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汇编》，1990年12月编印，第20页。）
闽南人不仅在紫村寻得较为理想的生存空间，而且人们的生存质量逐步提高，闽南人历来外出为官者颇多，考上大学在外工作者的比例亦较壮族为高，前年各村安上自来水，从前困扰闽南人的旱季用水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紫村讲桂柳话的汉族人，长期占据紫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紫村是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生活水平最高的群体。只是人口的繁衍未能整合成人多势众的族群，他们大多是一家一户迁来，不久又迁出，来自不同的区域，又迁至不同的地方，姓氏不同，家族背景不同，移居紫村大多是权宜之计。他们和上层文化和都市文化、官方文化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紫村镇是仅次于县城拉堡镇的柳江县第二大集市，交易频繁，生意兴隆，历来为商家所看重，在此安家落户，为普通紫村人所钦羡。
客家人虽有一部分在清末徙居他处，但余留者皆能同壮人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壮族人在族群互动中，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为融入主流社会提供了便利。向汉人学会经商技能，接受工商文化的薰染，商品意识逐渐增强。向闽南人学习种菜、种果树的技巧，向客家人学习精耕细作。对于各族群皆有利而堪称共赢汇融的是各族群之相互通婚，丰富了紫村族群的遗传基因库，避免了近亲繁殖，所以紫村亦间有智能超群、机智过人、颇有天赋、甚或声名远扬者。而且紫村族群间相互通婚的趋势与日俱增。笔者重点调查的琴屯村委和官塘村委，长期以来，相互通婚，而且带来连锁反应，因为相互介绍而通婚愈来愈多。紫村各族群在婚俗上，唯客家人不准招婿上门，但男子可去上门，其他并无特别的禁忌，无形中为各族群间的相互通婚创造了有利条件。笔者调查的一覃氏家族的通婚范围，如下表所示：
表3：某覃氏宗族男子之配偶来源
总人数 壮 闽南 客家 毛南
1900-1940年间 3227
2
00
出生者配偶分布
百分比84.376.25 00
1940－1970年间50 39 3
21
出生者配偶分布
百分比
78 6
42
其他汉人
1900-1940年间
3
出生者配偶分布
百分比9.38
1940－1970年间 5
出生者配偶分布
百分比 10
这实是两代人的择偶范围的比较，上一代人以壮族女子为主要婚娶对象，占84.37%，而新一代壮族人与同族人结婚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而与闽南人的通婚由两例，增加到三例，与客家人、毛南人的通婚实现零的突破。该宗族的女子外嫁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嫁到外村委、外镇的人数明显增多了。
紫村诸族群的长期汇融，迄今已臻至全新的高度。80年代中后期以来，紫村中心城镇的扩建，吸纳了大量的壮族人到镇上定居，壮汉族群的互动更为频繁了。现在，各族群和睦相处，即使有冲突，主要根源不是族群渊源、族群文化、放群认同的差异，而是缘自经济、土地、水利等共性的纠纷。各族群的民间信仰，岁节时令习俗，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习俗，尽管有细微的差异，（注：譬如，中元节壮族始于农历七月初七，十三、十四日是高潮，十六日结束，而紫村汉人只在十四日过中元节。）但并不构成族群沟通、汇融的障碍。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默默地耕耘，执着地探索，为了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不懈地努力。
紫村壮汉族群的汇融，只是广西及周边壮汉千百个杂居区的一个个案，一个缩影，但却是极普通、极常见的个案和例证。而且上述各种汇融认同的现象，在广西各地的壮族人或汉族诸族群来说，是屡见不鲜，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的。壮汉民族双向认同，双向同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达到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密不可分的境界。这既是汉文化播布的成功，也是壮族文化兼容性的成功。壮族先民让出了珠江流域的广阔土地，接纳湖广、广府、客家、闽南诸支系，显示出宽和明达的宽阔胸怀，（注：岭南土著民族自东向西、自北向南，逐渐回缩或同化于汉族。据薛暮桥推测，在晚清，广西至少接纳了89.6763 万客家人。中国人口统计，对汉族不细分湖广、广府、客家、闽南等支系，对学术研究，特别是汉学研究来说，无疑是个缺憾。今后人口普查，在某些多族群杂居区，应注意对各支系人口的统计，分清汉族中各族群的人口构成。在广西，汉族人口由少及多，逐渐占据多数，是不争的事实。）而壮族在同汉族的汇融过程中，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提升了民族文化的品位，成为当今国内文化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
壮汉族群及其文化的互动模式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族群汇融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其间蕴含的互动原则，值得人们深思。
（一）仁厚精神与共生原则——唐宋之前，汉文化的南播若附属于军事的征服，就会激起土著人更为激烈的抗争，狄青南征以力胜，却无法扑灭土著人心中的反抗之火。“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破山中贼难”“破心中贼难”，说明军事上的征服，代替不了心灵上、文化上、意志上的统摄，壮族人念念不忘的，更多的不是军事上的征服者，而是仁厚精神的宣导者，是汉文化的传人，柳侯祠与山谷祠的修建，代表了壮民族的意愿。而现实当中，壮族的纯朴、勤勉、宽容，与汉文化中的仁厚精神相契合，为达成壮汉族群的共生共赢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二）互补互利原则——中国以汉文化为主体，学汉文，识汉字，掌握汉文化的知识，是融入主流社会的前提条件，壮族人自古以来拥有仰慕汉文化的心理，汉族文人的南迁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这种需求。如前所述的紫村客家人、闽南人、湖广人都以各自的专长，开拓田园，创业立家，共同开发紫村这片沃土。就广西整体而言，广府人和客家人的开发气魄、进取精神、灵通观念、商品意识，与壮族人之安土重迁，易于知足、保守内倾、重农轻商形成了互补关系。汉人的拓殖推动了岭南的开发，促进了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历史功勋，将永垂史册。
（三）文化多重认同的原则——达至共赢的族群汇融，有赖于人们在情感归属、生活理想、信念追求、价值指向、审美习俗等方面的相互协调与多种认同。而频繁的交往，经济上的互补，尤其是族群间的相互通婚，则是实现多重文化认同的有利条件和可靠保证。壮汉诸民族之间，没有宗教信仰上的分派与对立；没有生存需要方面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没有文化传统上的对立与排斥。由此织成错综复杂的婚姻网、血缘网、亲属网，将壮汉民族血肉相融地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唇齿相依，风雨同舟，铸成民族团结、民族交融史上一座高耸的丰碑。
四、历史定位：壮汉共赢汇融模式的人类文明史价值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壮族人口共约1600万，是中国第二大民族，在世界上相当于中等国家的人口数。壮汉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的以共赢为结局的族群互动模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的价值，远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远未得到充分的阐扬，更没有转化成推动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文化潜源。
当今世界，民族冲突此伏彼起，纷争不绝，和谐难觅。战争的威胁时刻存在，人类的前程堪称忧虑。许多国家和民族并非从血与火的战争中醒悟，你死我活的拼杀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民族战争贯穿于人类文明历史的全过程，由此，有些民族在战争中被消灭而销声匿迹；有些被奴役、被压迫、被分化瓦解，在居留地里苟延残喘。这些皆可称为“两败俱伤”或“一输一赢”的族群互动模式，而如同壮汉民族这般的“共赢模式”，在人类文明史上并非多见，因而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壮汉民族亲密无间的共生共融共赢，当之无愧地可称为人类族群互动历程中的楷模。汉族人来到壮族地区寻求发展，不会被当作是对壮族的渗透和同化而受到排斥：壮汉民族朝夕相处，不会稍有不慎而伤害对方，引发危害民族团结的纠纷；更不会动辄拔刀相见而迫使人们谨小慎微地生活；国家在壮族地区开发矿产资源，建设水电站，破坏生态，淹没农田，壮族常表现出顾全大局的忍让精神。然而，历史往往是不公平的，壮族的宽容胸怀，开放品格、无私奉献、忍耐精神，却不时引来不公正的待遇。“壮族和汉族一样了”，“壮族没有特点了”，“壮族被同化了”之类的话语仍时常可闻，落实民族政策，“壮族例外”，“哭闹的孩子多吃奶”，甚至推而广之，引出“壮族地区不必自治”的推论。实是对壮族的莫大误解与不公。壮族先民从五万年前的“柳江人”开始，就在华南——珠江流域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是华南区域文化最早的开拓者和当之无愧的承继者。“那”、“罗”、“百”、“拉”、“弄”、“峒”等壮语地名；确凿证明壮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有足够的历史文化渊源支撑对广西实行自治的理论和实践。
扼制民族扩张，消解民族冲突，增进民族和谐，是保证人类文化多元共存，实现人类和平的前提条件。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有责任阐释民族互动模式对人类文明演进历程及其发展前景的深远影响，确认共生共赢的互动模式不仅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昭示出人类未来文明演化的正确方向。不仅应该在学术领域对之予以深入的研究，而且很有必要将之转化成一种精神财富和智慧潜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所共享，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和谐共生的巨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