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民族关系类型特征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各国论文,特征论文,民族论文,类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1
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不断推进和各国社会在不同层面出现的“本土化”反弹，对于民族关系的分析与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非常关注的社会问题和制定国家政策的重要方面。用安东尼·史密斯的话来说：“一种‘狭隘’的、有分裂倾向的民族主义成为当代最大的政治危险源，而族裔(ethnic)与民族认同仍然是各地高度紧张敏感的政治话题。”①由于各国人口构成、文化传统、政治演变历史差异极大，各国国内群体关系的历史传统、基本模式、发展特点也各不相同。在这一形势下，如何认识本国社会的发展特点，如何分析国际交往中其他国家及其文明对本国社会的影响，也就随之成为各国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就是比较研究，学者们通过对不同个体间的相互比较来判定和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和各自具有的特性。因此，为了使民族关系研究能够在一个整体性理论框架下开展，为了使民族研究的各个具体专题上的调查研究能够由一个清晰的宏观脉络来统领，我们需要对各国民族关系从宏观上进行类型归纳。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系统地考察与分析各国民族关系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民族交往状况，根据若干核心因素在组合中的差异特点，把当代主要国家的民族关系归纳为几个基本类型，并在不同类型的比较研究中分析各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讨论影响各国民族关系的具体因素的表现形式。在当前的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中，世界各地民族关系在一些政治形式上出现趋同的趋势，但在文化与宗教层面也开始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发展态势。我们关心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前景，同时也认识到若想深刻和准确地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就必须把中国放到一个世界体系当中去，在与其他类型国家的比较研究中来进行探索，并以此为参考系，进而分析国内的民族关系。
北京大学宁骚教授在《民族与国家》中曾用“类型学”的视角对“民族国家”进行了分类，一共归纳出五大类：(1)欧洲民族国家，(2)美洲民族国家，(3)（奥斯曼、奥地利、俄罗斯）三大帝国解体后版图上形成的民族国家，(4)亚非民族国家，(5)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国解体后形成的民族国家。②他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划分类型的依据主要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阶段上的不同和民族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的不同”。③
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论述的，民族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国家形态、政治权力和阶级构成，它与人口结构、社会组织以及文化宗教传统等因素也密切相关。如果从社会学的观察视角来考虑，我们在以“民族国家”为单元进行分析时，不妨再引入两个新的因素，一个是人口迁移状况与聚居程度，另一个是族际通婚的特点。我认为，在进行类型划分和特点总结时，结合人口迁移来分析民族关系的类型，可能是一个很有用的视角。因为民族之间的许多交往都是由人口迁移引起的。不管是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也好，还是当前的跨国劳动力迁移也好，迁移是族际交往的重要路径和媒介。正是由于在殖民主义时期，欧洲的白人迁移到了澳洲、美洲，建立起了新的国家，这样才会有澳洲现在的民族关系和土著人问题，才会有美国现在的种族与族群关系。在迁移后各群体是聚居还是与其他群体的人口混杂居住，决定了群体间交往的客观条件并影响着族群意识的演变。
当源自不同种族、民族群体的成员在迁移中相遇并共同居住在一起之后，族际通婚和血缘混合一定会发生，在不同的场景下和遇到不同对象时，通婚的规模和在总婚姻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也会有所变化。迁移与通婚是社会学、人口学的两个重要的研究专题，我们可以尝试吸收这两个因素来分析当前各国民族关系的类型特征。根据迁移而引发的各地的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根据在交流中族际通婚的规模与特点，根据各国人口迁移历史、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特点，当代各国民族关系的类型也许可以被大致划分为七大类。
1.西欧工业化创始国的民族关系
第一大类是位于西欧的那些工业化的创始国。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即从这儿起步。主要代表是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三个重要的西欧国家，当工业化发展起来时，这三个国家就发展出来了民族国家这一新的政体形式，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也就顺应而生。在这个过程中，各封建王国的“第三等级”反对封建割据和贵族统治，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影响下，提出了“民族(Nation)”的概念。在以各种形式开展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推翻了王权，把原来各自相对独立的贵族领地、采邑和庄园整合成了一个“民族”(Nation)，置于国家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
在这个政治整合的过程中，法国把原来处在边缘地带的布列塔尼人、科西嘉人、马赛人等等都整合在一起，这些群体在历史上可能有不同的族源，讲不同的方言，也曾经被不同的领主统治过，但在“共和国”的创建过程中，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个新的认同，即是对法兰西“民族”的认同，对新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正是在这个“民族认同”的发展过程之中，法兰西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国家，并用“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形式来进行各种自然资源、资金、劳动力、市场的整合，“民族国家”是发展和推行工业化的最好的国家形式。英国则把英伦三岛的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等整合在一个主权国家框架内。俾斯麦统一了德国，虽然他的统一打着神圣罗马帝国的旗号，但他建立的政府的政治目标，就是要把全体日耳曼人统一到一个“民族国家”中，把各部分领地的主权收回给中央政府。意大利在统一以后所建立的也是新型的“民族国家”，并出现了“意大利民族”的新型政治认同。宁骚教授对他归纳的第一类“欧洲民族国家”的分析，在这里完全适用。④
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国家的具体形式可能各不相同，也许实行的是共和制，也许部分保留了君主制，如英国采用了君主立宪制。但不管具体的政府形式怎样，打破原有封建割据局面的新型民族国家确实有力地推动了本国的工业化。这就是民族关系的第一大类，即资本主义产生最早的几个西欧国家。它们是“民族”概念、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创始者和发源地。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的创立过程中对本国境内各群体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的全面整合。各群体认同了新建立的“民族”(nation)，并在这个框架下来处理各群体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新的整合形式，才使它们在发展工业和国际交往中具有了特殊的竞争力，建立起了其他传统国家无法抵抗的生产力和军事力量。在大致完成了工业化之后，这些西欧国家便开始积极对外扩张，以开拓殖民地的方式在非洲、亚洲、美洲、澳洲等地强行占领了大片的殖民地，通过奴役当地人民、掠夺当地资源、开拓当地市场来进一步发展本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
就这些国家本国而言，它们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过程是在当初建立民族国家时完成的，直至最近时期它们在形式上仍然保持了工业化初期的“民族构建”。这些国家的“民族构建”是自发的，而不像印度尼西亚或印度那样，是由外来的殖民政府在统治过程中逐渐推动的，建国的动力是外来的影响。西欧国家则是本国自发出现了工业革命，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出现了建立“民族国家”这样的政治需求，也创建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当西欧国家的政治改组在经济和军事上显露出成效后，北欧、南欧、东欧各国先后开始向西欧国家学习，如奥地利、意大利、丹麦、瑞典就开始向西欧国家趋同，这样就打下了一个老欧盟的基础。在这当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如赫克特教授(Michael Hechter)所说的，英国本土的凯尔特人并没有被完全整合进英国主流社会结构。⑤但从基本目标上看，这些国家还是进行了比较理想的民族国家的整合，使这些国家产生了经济实力，推动了工业化，推动了对外扩张。
2.欧洲人在海外建立的以白人为主体的新移民国家
第二大类是西欧人在海外建立的新移民国家。当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来到海外时，有些地区的土著部落人口较少、力量分散、组织松懈、武器落后，在白人优势武器打击下不堪一击，最后退居到殖民地的边缘地区，成为国家里可有可无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由白人殖民者为人口主体建立了一批新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四个国家完全是移民国家，当地原有的土著群体人口在殖民过程中几乎被消灭，保存下的人口很少并完全被边缘化了。美国的印第安人最多时据说曾达到1500万人，20世纪初人口最少时只剩下几十万人，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也所剩无几。我们在阅读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二万里》和《神秘岛》时，还可以从这些小说的描述中想像当时澳洲土著和毛利人的情况。而现在，可以说土著群体在这些国家只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在该国民族关系的框架中已经退居到很次要的地位，像澳洲的土著人、美国的印第安人，在今天这些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已经不再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了。这些国家已经是新兴的白人国家了。
作为新兴的移民国家，这些国家吸收了大量不同来源的外来移民人口。以美国为例，开始的移民主要来自西欧，然后来自北欧、东欧、南欧和中东，后来还有掠自非洲的黑奴和亚洲的苦力。由于人口中的移民结构特点和来源的多样性，这些国家的民族关系基本格局和欧洲国家相比，自然就很不一样。
如果看狄更斯的小说，或者读雨果、巴尔扎克的小说，对当年欧洲社会的结构和特点能有很多深层的了解。在欧洲社会里，既有贵族保皇派、极端宗教狂热派、保守的农民、激进的民主派和共和党，也有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但是那些离开欧洲来到新大陆的移民，则大多是那些对欧洲各国主流社会不满或生存困难的人，他们当中既有怀抱空想主义的思想家，也有野心勃勃的创业者，有失地的农民，有躲避政治和宗教迫害的激进分子，也有逃避惩罚的罪犯。在这些人中占主导地位的精英分子是那些不满欧洲贵族政治、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他们把自己在欧洲提倡的民主共和理念在这里不折不扣地予以实施。所以这使得新大陆的移民社会充满了朝气和活力，在工业化进程中后来居上。
在北美殖民地发展的初期，各州还有英国王室册封的贵族，但在美国独立后，这些欧洲的封建遗迹在美国被逐步废除。欧洲进步思想家所创导的民主共和制度、公民理念在这些殖民地中最彻底地体现出来。与之相比，欧洲社会反而保留有很多尾巴，还有皇室、贵族和保守的教会，还有很多过去的旧的观念和制度在发挥作用。而自由、平等、共和这些意识形态理念在移民国家中以比较纯粹和比较完整的形式发展起来。“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当然，在建国初期，美国人谈的民主和人权、自由和平等，仅限于白人移民内部，并借此迅速地把这些白人移民凝聚并同化，在他们当中建立了“美国人”的新的认同，在发展经济和开拓疆土中起到很好的效果。到了20世纪中叶，随着平等理念的发展和对种族主义的批评，平等、自由、人权的理念扩展到了印第安人、黑人、亚洲人等群体当中。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后，美国基本上把这套理念普及到了每一个公民，而不分其种族、肤色、语言和宗教。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民族关系和种族关系的演变。作为白人建立的多种族新移民国家，我们可以把美、加、澳、新的民族关系归为一种类型。
今天理解这些国家民族关系的特点时，离不开它们的历史。为什么这些国家在政治活动中要努力淡化血缘和族源的意义？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公民权以及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来自不同国家，属于不同的种族，既有白人，也有黑人、黄种人和各类土著群体；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的讲英语，有的讲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汉语、日语等；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同，有的信仰基督教，有的信仰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佛教等等。面对肤色、语言、宗教、历史记忆如此多样化的人口，这些移民国家怎样才能把这些移民们凝聚到一起呢？怎样才能“创造”出人们的爱国主义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因素放在一起比较一下，最后很清楚，只能靠培养“国民”意识，依靠培养和树立新的政治认同，强调公民权是全体国民的共同特性，才能逐步使所有人都认识到：大家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这是最最重要的核心认同，同为国民，大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而大家原来的语言、宗教和祖国在现在和未来都是不重要的，只能看作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差异，与政治认同相比较，都是次要的差异。在许多社会活动中，政府也能够通过许多事例向移民们证明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大家已经组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政府是他们共同选举出来的，重要的政策是大家参与制定的，在宪法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移民国家的长处，而移民国家也只能以这个原则和政治基础来建立凝聚力。以美国为例，主流社会向所有新移民强调的就是：不管你们过去曾经是谁，你们现在都是美国人，美国社会为大家谋利益，大家也要爱美国，要尽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享受公民的权力与福利。
移民国家必然要把过去族源、血缘、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加以淡化，因为只有强化公民权，才能在全体国民中建立一个新认同。这和欧洲国家不一样。美国为什么非要淡化族源和宗教差别，就是因为这些新生的移民国家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在来源复杂的各族移民中建立一种新的认同，而建立一种新的认同，唯一的源泉就是公民权和国民身份，美国不可能以宗教来凝聚，也不可能以族源来凝聚。这就是第二类国家的主要特点。我们今天分析中国的族群关系，分析国家凝聚力的产生机制，这第二类移民国家的经历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3.在殖民时期由大规模移民造成的新型混血国家
第三大类是另外一些与迁移密切相关的国家。当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迁移到拉丁美洲时，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的人口规模很大，新来的殖民者没有把当地土著排斥、隔离或消灭掉，而是和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混血，这些国家因此就演变成为一种新型的混血国家。这就是今天拉丁美洲各国的基本状况，可以被称为民族关系中的第三大类。宁骚教授认为，拉丁美洲“到了19世纪末，在多数国家里形成了以混血种人为人口的主体，以土生白人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以原宗主国的语言为民族语言，以国名为族名的新兴民族”。⑥宁骚教授把拉丁美洲国家与北美、澳洲国家归为一大类，我认为从迁移和族际通婚这两个因素来看，拉丁美洲与北美、澳洲国家存在重大差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拉丁美洲国家在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方面也不同于北美和澳洲，北美和澳洲原来都是英国殖民地，是由英国新教徒自行开拓和管理的，之后接受了英国政府的管辖。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开拓得到西班牙国王资助并以国王的名义去征服和管理，实行的是传统的封建统治，除巴西外，拉丁美洲各地都是西班牙国王的属地，有总督、贵族和庄园，在新大陆上重新组建了西班牙社会的那种组织与秩序，就像当年塞万提斯描写的唐吉坷德式的社会，都搬到南美洲去了。所以人们会在拉丁美洲感受到那样一种南欧情调的骑士色彩。我们阅读拉丁美洲的文学作品，会感到有一种浓厚的南欧情调，这和北美作家像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海明威作品中反映出的自由拓荒者、西部牛仔的情调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北美社会，白人跟亚洲人、黑人之间分得十分清楚，虽然事实上也出现少量通婚和混血，各族群在外观上还是一目了然的：白人是白人，黑人是黑人，亚洲人是亚洲人，容易分辨，身份上也区别得很清楚。但在拉丁美洲，各族群的差别就很难分清楚。当地社会根据每个人拥有白人血统的比例，把他们分成不同的族群，各有各的名称，非常复杂。二分之一混血是个名称，四分之一是个名称，而且在一些地方，黑人跟白人通婚，再跟当地印第安人通婚之后，皮肤变成棕色，又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在美国，人口普查也好，种族研究也好，黑人、白人、亚裔、西班牙裔等，就这么几大类，分得很清楚。⑦而在拉丁美洲社会，根据血缘划分的群体有十几类，甚至几十类。⑧所以从族际通婚和血缘混合的角度来看，这一类国家的民族问题和美国很不一样。
美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很残酷的奴隶制，也实行过非常严酷的排华法案。拉丁美洲社会在奴隶贸易年代也实行过奴隶制，但是这一制度在拉丁美洲社会中的影响似乎没有像在美国那么大。为什么呢？一个可能性就是白人移民的规模相对较小，殖民地刚建后不久就在白人与其他群体间出现了大规模的、普遍的混血。而出现了普遍混血之后，各群体之间的边界就变得模糊了，身份差别也不容易拉开了，也就不容易出现一个群体那么残酷地压迫另一个群体的现象，因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会接受。拉丁美洲在殖民地早期也有黑奴，但黑人与白人和土著印第安人之间很快就出现大规模的混血，黑人的社会地位也就没有像美国那样受歧视。在殖民地国家当中，拉丁美洲各国可以被划归为殖民地的第二类。
北美和澳洲是第一类殖民地，当地的土著居民被隔离和消灭，人口规模变得很小，在现代民族关系中变得无足轻重。现在这些国家的民族关系主要是各类移民之间的关系。白人移民与黑人移民、拉美移民、亚洲移民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混血普遍的第二类殖民地国家中，来自各国的移民和当地人混在一起，如在墨西哥人、巴西人、阿根廷人中，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血统非常普遍。在美国，印第安人的人口规模很小，而且被集中在保留地里，因此白人中具有印第安血统的人很少。在澳大利亚，土著血统也不重要。这就是两类殖民地国家的差别。由于他们过去的迁移历史不同，这两类国家的民族关系完全不一样，历史渊源、人口结构、当前的政治态势也完全不一样。
4.殖民地基础上形成的黑非洲国家
第四类国家的情况有一点像拉丁美洲，但是又不一样，这里主要指的是黑非洲。非洲很大，北非伊斯兰教文明区和南部的黑非洲完全不一样。北非处于地中海文明区，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就与欧洲文明之间有大量的交往。所以在讨论这一类国家时，我们指的只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部黑非洲。
黑非洲与拉丁美洲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黑非洲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混血现象，包括南非、赞比亚、肯尼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这些长期由白人统治的国家，白人殖民者和当地黑人土著居民之间没有发生像拉丁美洲那样全面的、普遍的、渗透式的混血。
历史上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部黑非洲曾有许多黑人的大部落，或者叫做部族国家。①我曾经看过一个英国人在1950年代拍的电影，其中描述了当年白人殖民者在非洲作战时的情况。使我特别感到震撼的是，十几万非洲武士进攻一个仅由几百名英国士兵防守的营地，鏖战数天，居然还没打下来。黑人那边主要靠长矛和弓箭，英国士兵手里都是现代的枪支，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过于悬殊。第一次进攻的时候，冲上来两千名非洲武士，一个英国军官就问另一个军官，为什么第一次进攻只派来一支小部队，那个军官告诉他，对方的统帅派来的第一批人全是来送死的，通过他们的牺牲来数一下英军有多少支枪，然后再组织真正的冲锋。当时英军用的是老式枪支，还不是连发的滑膛枪，发射后要停下来填充子弹才能再次发射，所以黑人统帅希望了解一下敌人有多少支枪，能够有多强的火力。果然第一批冲锋者倒下后不久，就冲上来了一万人，就这样，打了两天多，战鼓擂动，一队一队的非洲人举着盾牌长矛往前冲，死伤无数。第三天，英军的援兵赶来了，非洲部队感到胜利无望，有序地退走。这个电影是根据当时参加该战役的一名英国军官的回忆录拍摄的。这个电影给了我什么印象呢？第一就是那时非洲部落国家的人口相当多，第二就是黑人部落的社会组织相当严密，纪律严明。所以军队统帅能够命令两千人上去送死，然后再派第二批、第三批，就这样一批一批地冲锋牺牲，誓死不退。他们的酋长能有这样的组织能力，能够号令十几万人的队伍，拥有这样的权威是很不容易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那时非洲国家的组织规模是相当庞大的。
黑非洲的土著黑人没有像北美的印第安人那样几乎被杀光，也没像南美的印第安人那样基本混血。他们最后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殖民地，被不同的白人殖民政府所统治，在每个殖民地里黑人依然保持着人口的绝大多数。电影《走出非洲》显示出那时虽然各殖民地里有很多白人庄园，但附近村落里都是土著黑人部落，庄园里的工人也主要是黑人。非洲国家的很多土地、牧场、农庄直至今日都是白人拥有和经营的，白人庄园主拥有经营的经验和市场销售网络，所以这些庄园的经济效益很好。几年前当津巴布韦政府财政困难时，总统穆加贝曾经想没收这些白人的土地资产，引起极大反弹，而且没收之后，这些庄园的运作并不理想，使该国经济受到很大打击。因为白人的经营经验和市场营销网络，是后来的黑人经营者很难与之相比的。
所以，这第四类国家是历史上土著居民众多的黑非洲殖民地，白人占据了主要资源，建立了殖民政府，但各国的人口主体还是黑人，而且基本上没有发生混血。这些殖民地的白人在统治黑人的时候，考虑到了当地部族原有的组织形态和方式，也利用了当时的部族首领来推行白人统治。但是黑人人口毕竟在这些殖民地占了绝大多数。英法的国家实力在二战中受到极大打击，战后完全没有能力维持庞大军队来继续殖民统治。同时非洲的黑人精英群体也在殖民期间受到一定的现代教育，逐步成长起来并强烈地提出独立的要求。殖民主义夕阳西下，不可能辉煌再现，所以黑非洲各殖民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陆续独立了。独立之后，很多国家还保留了白人殖民者的经济成分。很多庄园和企业还是原来的白人殖民者在经营，在经济上白人依然保持了很强的势力。但是在政治方面，由于独立后黑人有了选举权，掌握了大多数选票，所以各国的领导人全是黑人。但是这些黑人国家的组织形式与行政管理的实际运行，在很多方面上还是承袭了传统的部族体系。卢旺达和乌干达的仇杀，主要是部族仇杀。双方都是黑人，在体质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别，这些冲突都是历史上的夙怨造成的。有些部族之间的仇恨还是当年的殖民政府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矛盾而种下的。
我们今天来看非洲的民族关系，一个问题是当地黑人与残留的白人或者少数侨民之间的关系，这些白人或者少数侨民曾经是当年掌权的殖民者，是不拿非洲国家护照的欧洲白人，这些人属于侨居，他们在这里经营农场，但不是该国公民，当地政府管不了他们。另一个问题就是白人殖民者当年从其他殖民地迁来的其他种族的移民与本地黑人之间的关系。如英国在经营非洲殖民地时曾引入不少来自印度的人口，印度人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当地的经济，这一现象与华人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现象有些相似。
但是黑非洲真正的民族问题，发生在那些传统的具有语言、宗族背景的部族之间，这是这一大类国家的特点。当年在确定殖民地的行政边界时，殖民者主要考虑的是彼此争夺时各自的实力，不一定考虑当地的地理因素，如河流、山脉的自然区域，也不一定考虑当地部族人口分布的特点。当然，有的时候有些部族被征服，有些部族会投靠，有些部族顽强抵抗，殖民地的划界也会考虑所征服部族原来的管辖领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殖民地的划界实际上是各殖民国家实力和利益的互相较量与妥协。例如法国人跟英国人打了一仗以后，坐下来签订条约，商定今后各自的辖区之间这条边界应当怎样划分，纬度多少，经度多少，有时为了图方便，就简单划条直线，一边是你的，另一边是我的。而当地的部族组织是无权参加这些决定的。所以，有些分界线把一些部族人口分割在边界的两边。
在这些殖民地，当殖民者把地界划完之后，在同一个殖民政府统治下的土著居民当中会逐步建立起一种新的认同意识，就像安德森描述的印度尼西亚的案例一样，组合成一种“想像的共同体”。凡是这样的殖民地，在殖民者统治了近百年之后，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行政体制以及对这个地域的政治认同，一旦独立，就很自然地以原来的殖民地边界作为新国家的边界，不会因为原殖民地边界的两边都有某某族，就提出要以部族分布区域来重新划界，因为这种历史上遗留的族源认同一般都比不上百年殖民地统治所建立起来的政治认同那么强大。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东帝汶。
东帝汶是帝汶岛上的一块小小的飞地，从血统、族源、方言等等，当地居民都不折不扣地是帝汶人，在殖民者到来之前，也曾经是当地土著邦国的一部分。但这块飞地被葡萄牙人占据了很长时间，推行它的宗教和行政管理，尽管普通老百姓还是讲帝汶语，不讲葡萄牙语，但是他们坚决不肯认同印度尼西亚。因为它过去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而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所以他们的认同在整个殖民地历史上就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当葡萄牙人放弃了这个殖民地以后，东帝汶民众大多数反对这个殖民地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加上联合国的干预，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军队也不敢无视当地人们的认同差异和国际压力而把它强行占领。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以武力强行占领东帝汶已经做不到了。⑩所以东帝汶最终实现了独立建国，这就是历史进程中建构起来的认同意识的重要意义。
非洲这些国家的政治认同，基本上也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其中有很多具体的规则与做法，我们可以参考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的分析。殖民者在划定的边界中逐步行使行政权力，采取许多措施来建立新的效忠体系，如推行某种官方的语言，建立各级官员的任命制度，组织地方官员来首都参加政府的培训项目，(11)各类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各地村庄的命名，总之在长期的行政管辖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符号体系，也逐步培养出了效忠殖民政府的一批土著精英，他们对殖民地的领土、行政制度很认同，等到白人殖民者撤退之后，这些土著精英就成为新独立国家的领袖。但在国家的内部和社会的基层，部族的意识依然存在。换言之，在当地人的心目中，“表”和“里”都存在，“表”是由殖民地转换成的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原殖民地的辖地与边界，配上由新成员组成的政府。“里”则是传统的部族与宗族社会组织，这些东西也还在，而且在殖民者撤出之后，这个“里”开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引发更多的冲突和内战。过去这个“里”还有殖民政府的权威在压制着，现在部族首领进入政府，掌了权，爆发的问题自然也会更多。这是黑非洲最大和最突出的民族问题。
北京大学的李安山老师写了一本书叫《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不大赞成用“部族”和“部族主义”来分析非洲社会，(12)但是同在北京大学的宁骚老师仍然使用“部族国家”。关于怎样看待非洲的民族关系，应当如何去称呼，在这方面国内学者的观点是有分歧的，可以继续讨论。盖尔纳指出，“民族主义原则要求族裔和政治的疆界汇合在一起，撒哈拉以南的政治疆界几乎毫无例外地公然违背这个原则。黑非洲从殖民时代继承了一整套完全无视地方文化或族裔边界情况（而且往往人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划定的疆界”。(13)这是殖民主义的政治遗产留下最深烙印的地方。总之，非洲的民族主义现象是比较具有特殊性的一类，既不同于美、加、澳、新，也不同于拉丁美洲，是殖民地中另外的一大类。
5.有古代文明历史的亚洲原殖民地国家
还有一种是第五大类。在欧洲殖民者向亚非拉大踏步推进，不断蚕食建立殖民统治的时候，还是碰到了一些有悠久文明历史、人口众多和传统意识比较强的国家，比如印度。在占领并统一印度时，当时英国人还是花了很多气力的。
历史上印度各部分之间的整合程度不如中国，印度成为殖民地，而中国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可能这是原因之一。印度在其最鼎盛的莫卧儿帝国时期，除了南部一小块地方之外，几乎占领了整个次大陆。但到了1707年奥朗泽布去世后不久，很快又分裂为许多封建王公国家，(14)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最终统一还是由英国人完成的。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不太一样，印度尼西亚的统一完全是在荷兰人手里完成的。
在殖民过程当中，无论是印度还是印度尼西亚，都在民众中逐步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认同，但与此同时它们传统的文明和宗教的影响还相当强烈。印度尼西亚有伊斯兰教的影响，印度教在印度民众中影响也很大。黑非洲则没有那么强的宗教传统，非洲原来的文化底蕴和这两个亚洲国家无法相比。所以印度、印度尼西亚虽然也曾经沦为殖民地，但是应当与黑非洲殖民地相区别而单独划为一大类，它们有自己古老的文明，有比较统一的宗教，在独立之后，积极地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因为原来的文化底蕴很厚，有宗教传统的文化纽带，所以它的国家文化整合、行政整合明显地优于和快于黑非洲国家。印度独立后，各方面的整合很快和有效，而黑非洲国家的内部整合就很慢。像肯尼亚、索马里、苏丹的统一是不完全的，索马里的“军阀”实际上就是部族领袖，苏丹一直是几个部落之间在争斗。而我们看《甘地传》，可以感受到印度社会具有一种很强的文化传统，一种很强的文化聚合力，所以一旦独立之后，它很快地就可以整合在一起，而且内部的矛盾也不会发展到乌干达等非洲国家那样的程度。
因此这些有古代文明历史的亚洲原殖民地国家可以作为独立的第五大类，也是殖民地的另外一类。从第二大类到第五大类，前身都是殖民地国家，但是根据人口迁移历史、当地人口规模、族际通婚程度和文化底蕴，发展出来完全不同的国家形态和民族关系的类型。
6.北非、中东和西亚的穆斯林国家
这一类国家涵盖了北部非洲和亚洲的一条狭长地带，这些国家的历史进程并不完全相同。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伊斯兰教进行了两次大的扩张，先后占领了北非和西班牙半岛南部、巴尔干、西亚、中亚和北部印度，这些宗教战争与军事征服伴随着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大规模迁移以及与当地人的混血。20世纪初，穆斯林退出了西班牙，在巴尔干，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基督教或东正教成为社会主流宗教。
北非曾经是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地，二战后陆续独立。中东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在第一次大战后在中东和西亚形成了一系列独立国家。中亚地区除阿富汗外，曾先后被沙皇俄国和苏联所管辖，并在意识形态、制度、文化习俗等许多方面打上了苏联时代的烙印，如果我们把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国家排除在外，这一类穆斯林国家中包括了从摩洛哥到埃及的北非国家、阿拉伯半岛各国、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虽然也是穆斯林占主导的国家，但是与以上这些穆斯林国家相比，它们在文化传统及对待非穆斯林人口的态度上，存在一定的区别。
这一类国家最重要的特点是主流社会和人口主体具有很强的伊斯兰教宗教信仰，虽然其中一些国家的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推行了“世俗化”（如土耳其），但是在广大民众中，传统的部落组织和伊斯兰教信仰在社会政治和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亨廷顿认为“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小集团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兰信仰，一直是忠诚和义务的中心，而民族国家则一直不太重要”。(15)所以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在这一类国家中，伊斯兰教和非伊斯兰教信仰者（如基督徒）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且时常是难以调和的（如黎巴嫩），在穆斯林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不同教派之间的矛盾则成为主要矛盾（如伊拉克）。宗教因素特别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性质，使得这一类国家的国内民族关系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都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也使这类国家无法与其他各类国家相混同。
7.受到殖民主义冲击但保持了独立的多民族国家
第七大类是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而且具有深厚文明基础的帝国，而且这些帝国长期处在统一的状态，这里主要讲的是中国，也可以包括工业化进度明显落后于欧洲甚至日本的沙皇俄国。
中国有几千年统一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广阔的国土和几亿人口，过去长期是多民族统一的政治实体，具有较强的内部凝聚力和对外抗御能力。所以即使曾有被西方列强打败的屈辱历史，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曾面临一些危机，失掉了一些国土。但中国拥有四亿人口和顽强捍卫独立的社会精英集团和广大民众，这是哪个帝国主义国家也吃不下去的。
中国统一的历史有两千多年，但是真正把西藏、新疆、内外蒙古纳入行政版图的是清朝，真正在这些地区有效地行使行政管辖权的是清朝。清朝的崛起大致与沙皇俄国同步，先后时间差不太多。清朝在西藏地区设立了行政系统，在西北打败了准噶尔，开拓了新疆，外蒙古归顺，与此同时沙皇正向中亚和西伯利亚进发，两强相遇，打了一仗，签订了《雅克萨条约》，这大致是一个平等的条约。但是后来清朝慢慢衰落了，而俄国的彼得大帝奋起学习西方，两国拉开了距离。
中国作为一个老大帝国，在“康乾盛世”之后各方面因循守旧，止步不前。而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二世，都是非常开明和能力很强的君主，俄国在地理上靠近西方，很容易受到西欧工业化国家的影响，所以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迅速建立大学，建立科学院，建立海军，这套学自西欧的制度使俄国后来的发展势头远远超过了清朝。但是这两个帝国在18世纪时的基础曾经是相似的，沙皇俄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亚、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地区都有很多非俄罗斯民族，这些民族在臣服于沙俄之后，也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与宗教传统。二者之间还是多少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当然从地理上看，一个在东亚大陆，一个横跨欧亚，各自在族源、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是很不一样的。
这两个国家最后都面临帝国主义强国的冲击与压力，两个国家也都被迫进行国家整合和试图改革。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致力改革制度，推行“洋务运动”，振兴实业，在边疆地区加快推行“改土归流”和实行“新政”，努力整合本国各民族和各阶层，以图自强保土。而沙皇俄国虽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曾经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也曾被列为欧洲军事强国之一，在近代也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但它的社会基础远远落后于西欧工业化国家。沙皇俄国在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交战时，也曾遭遇惨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打败，在旅顺口被日本打败，曾经受过不少羞辱和损失。沙俄面临来自西方的压力也在努力进行社会整合和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沙皇俄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实际是被打败了，十月革命后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再次进行国家的全面整合。
大致地讲，俄罗斯跟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欧和日本相比都是相对滞后的，这两个国家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大帝国，在过去的传统当中保存下了相当多的旧时代的因素，有很强的保守势力，都有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历史，都在探讨现代化的道路，在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都先后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并由共产党掌了权，然后发展出来一个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相互结盟。在“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中，它是其中之一的主体。在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下，两个国家分别继承了沙皇俄国和满清帝国的领土版图和复杂的民族成分，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重新进行政治整合。由于两国的现代化道路特别是在20世纪的经历具有不少共同点，所以我觉得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第七大类。
最后再返回来谈谈第一大类在近些年里所发生的新变化。
第一大类国家在工业化和殖民主义时期曾经是人口的输出大国，美国人哪儿来的？澳大利亚白人哪儿来的？都是从欧洲来的。但是在二战之后，人口迁移的方向就完全改变了。在二战后西欧经济复兴的过程中，由于欧洲人不愿意生孩子，造成劳动力短缺，但是发展经济又需要劳动力，所以从上世纪60年代之后，西欧国家变成了人口输入大国，从原殖民地国家和同盟国引进了大量来自南亚、中东、北非的劳动力，使本国人口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目前这样一种人口民族构成多样化的新现象。据说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已经达到全国总人口的10%，在英国的某些城镇里，来自南亚（印度、巴基斯坦）的人口及后裔已经接近当地人口的30%，这样一种人口民族结构就把欧洲国家的民族关系引入了一个新轨道。
这些新的移民潮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当中，使这些历史上的人口输出大国变成了人口输入大国。而且这种人口输入是相当短视的，没有看到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潜在危机。由于这些移民的第二代不满于自己在这些西欧发达国家中被歧视的社会地位，这些国家出现了新形式的民族与宗教冲突，民族关系演变的新形势与这些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态势很不一样。现在西欧国家正面临着一种新的、没有预想到的人口和种族、宗教、文化多元化的局面。所以，第一类国家的民族关系因此完全转变成一种新的模式了。
在当年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这些西欧国家曾对本土的不同群体进行了成功的整合，建立起了民族国家，各族民众对新民族国家建立起新的政治认同，以此凝聚了国力对外发展。但这些国家在二战中损失不少人口，战后生育率长期低于替代水平，于是只能引进大量外国移民，造成了新的民族关系问题。西欧国家出现的这种移民问题和美国的移民问题是不一样的。美国是传统的移民国家，主流社会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也有很多制度、政策和措施来消化和凝聚这些新移民，美国主流社会自60年代“民权运动”后一直在积极反对种族主义，努力使移民尽快地融入美国社会。而西欧社会在战后接受外国移民是解决本国劳动力短缺的短期政策，主流社会实际上并没有把这些新移民和他们的后代看成是与自己平等的公民，有的国家不给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公民权，这种歧视态度必然引发移民的反弹，引发尖锐的民族冲突。
美国人过去能够平等地看待来自白人国家的移民，到了现在可以平等地看待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包括中国人，今天的美国社会大致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欧洲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德国到今天都不给土耳其移民国民待遇。因为德国的国籍认定原则是语言和血统，移民的子女即使出生在德国，也不能成为德国公民。(16)欧洲各国政府和居民对待外来移民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包括在公民权问题上也存在歧视，各国有各国的一套处理民族关系的传统方法，而且存在较强的种族主义观念和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所以西欧国家现在面临的民族问题非常复杂。从目前情况看，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这些西欧国家仍不大可能做到像美国那样平等地对待所有移民，使他们迅速建立起对这些国家的政治认同，然后成功地把他们变成为本国公民和爱国者。在美国，许多新移民很快就愿意参加军队，并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战。所以西欧的民族问题跟美国的问题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讨论各国的民族问题，或者是分析各国民族关系的发展模式，也许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分为这七大类。而这七大类发展到今天，各自的民族关系模式都有不同的历史和特点。而且，之所以出现这几大类国家之间的重要差别，都是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和现在的全球化潮流分不开的。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对于这七大类的划分以及对每一类国家特点的描述，都是很粗糙和不严谨的，有些国家如日本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就没有被归入这七类之中。世界上现有19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与特点，如果想把这近二百个国家的民族关系特征进行分类，必然有些因素无法考虑在内，分类边界也可能是比较牵强和不周到的。由于我们的目的只是想把现今世界各国的民族关系梳理出一个基本的框架和大致的脉络，这七类的划分仅仅作为我们思考有关问题时的一个粗略参照系而已。
通过对这七大类国家民族关系发展历程和特点的比较，我们也许可以获得某些启示，有助于理解和认清中国的民族关系。客观世界、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发展规律、许多重要的特征，都是在不同对象、不同体系之间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自己习惯了的场景中跳出来，左顾右盼，前瞻后顾，就可能把社会的结构、历史的脉络看得更清楚一点。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之一是进行类型分析，但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实地调查和“实事求是”，这是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需具备的最本质的科学精神。类型归纳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梳理思路，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分析中进一步系统地认识我国各族群演变历史的差异和各类特征方面存在的差异，但是真正符合客观实际的类型归纳是要经得起实践与历史的考验的。而且同一类型中的各个民族也仍然可能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在制定具体政策时，这些特点也是不应忽视的。
本文围绕着若干因素所进行的关于世界各国民族关系类型的讨论仍是十分肤浅和不够系统的，仅仅是一些最粗浅的探索，我非常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关心并参与有关世界民族关系的特征要素和类型分析的讨论。
注释：
①安东尼·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②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82-314页。
③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盖尔纳曾试图归纳“民族主义的类型”，他强调的因素依次是：(1)权力，(2)能否获得教育或者一种可行的现代高层次文化（这在殖民地是一个特殊的重要因素），(3)认同与文化的多样性（特别体现于宗教因素）。他根据各种因素的组合归纳出了8种“民族主义”（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16-124页）。这里更加侧重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而不是以国家为单元的民族关系类型。
④宁骚教授认为欧洲民族国家是由三个方面的变革而得以孕育、形成和巩固的，这三个方面为：(1)民族语言取代部族语言、地区方言和外国语言，(2)代表民族的王权在形成中的近代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完成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3)民族意识的形成。参见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82-285页。
⑤Michael Hechter,Internal Colonial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⑥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95页。
⑦在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有97.6%的人口回答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的“种族”，其余的申报了两个或以上的种族。参见Farley and Haaga,The American People:Census 2000,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05,p.335。
⑧如在巴西，除了“白人”(Branco)之外，其他的人根据肤色深浅、头发颜色与形状、五官特征等可被分为7大类，各地区还有更细的分组与特定的名称。参见Marger,Race and Ethnic Relation,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sixth edition),Belmont:Thomson Wadsworth,pp448-469。
⑨《黑非洲史》一书对15世纪欧洲人大举入侵前非洲大陆的种族和部落格局有详细的介绍。参见西克·安德列：《黑非洲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⑩在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积极努力收复在法国、葡萄牙统治下的小块殖民地，一部分殖民地是通过居民投票公决，法、葡殖民地政府认可而回归印度的。果阿则是1961年印度军队直接攻占后葡萄牙总督投降而回归印度的。当时虽然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与舆论压力，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大势的发展（参见林承节：《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第230-232页），其主要原因是这些殖民地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愿意回归印度，这与东帝汶民众的情况是不同的。
(11)安德森称之为“朝圣之旅”。参见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135、142、148页。
(12)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96-197页。
(13)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
(14)1931年，英国殖民政府承认并以礼炮欢迎其首领的土邦就有81个。参见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795-798页。
(15)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
(16)Sassen，《客人？外人？》(Guests and Aliens)，台北：国立编译馆、巨流图书公司，2006年，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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