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启喑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教士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启喑即聋哑人教育，属特殊教育，本非中国所固有，而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这一特殊教育随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东方古老的中国大地落户、繁衍，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兴教育学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建国以来，国内通行的中国近代史及教育史资料和教科书，均无这方面的内容；本世纪上半期几份大型调查统计资料，虽有涉及，然或因战乱统计不便，或缘未予应有重视，多有疏漏以至错讹，从中很难看出近代中国启喑教育发生发展的脉络，致令这一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研究几成空白。为此，我们根据最早在中国开办启喑教育的外国传教士的报告和纪念性文章，参较订正当时及后来中外官私编撰的有关调查统计、史志和回忆性材料，勾勒近代中国启喑教育发生发展轮廓，评述传教士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缺欠之处，尚祈方家补正，以求对近代中国启喑教育史有一较清楚的了解。
一、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启喑教育缘起
启喑教育是由外国传教士首先传入中国的，中外有关资料在这一点上并无歧异。但具体由谁何时传入中国何地的问题，则极不一致。《中华归主》谓中国第一所启喑学校由传教士“创办于益都（今青州市──引者）”①；《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说中国“聋哑学校，以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烟台启喑学校为最早”②。《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讲得稍为具体，指出“我国聋哑学校之创立，始自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美教士梅耐德夫人在山东烟台所设立之‘启喑学校’”③；原籍山东黄县（今龙口市）、现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曲拯民先生则在一篇文章中说：“郭（显德）一生两度丧偶，……继室助他创办了启喑学校，烟台市民以哑巴学校称之”④。所有这些说法，没有一种是准确无误的。
事实上，近代中国第一所启喑学校，严格讲来，是美国传教士梅理士与其继室夫人梅耐德1887年在登州（今蓬莱市）共同创设的。
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原籍英格兰温莎市。先祖塞门·梅理士(Simeon Mills)1630年迁居北美，母系始祖罗杰斯(Thomas Rogers)为“五月花公约”的第18位签名者。他本人182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加尔福德，先后就读于德拉维州维明顿私立高级中学和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拉法埃脱高等专科学校，18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神学院，并随即被布法罗评议会(the Presbytery of Buffalo)任命为牧师，同年8月20日，与纽约布法罗的麦克马斯特(Rose Anna McMaster)结婚，10月1日即携新婚妻子乘“竞争”号快船起程来中国，次年2月到达上海，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39年的传教生涯。
在上海生活了5年，由于不适应那里的气候，梅理士夫妇转赴山东登州。“档案记录表明，他从1862年起到1895年逝世，一直担任登州长老会牧师之职，此外还负责大量分教堂工作，指导一些布道员和神学学生开办农村日讲学校。”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使长老会登州小差会发展为“繁荣的教会，拥有一所男子高等学府，一所男中和一所女中，一座医院，一所启喑学校。”而启喑学校的创立，则与梅理士的聋哑儿子有着直接关系，可以说“是他自己儿子痛苦的自然结果。”⑤
麦克马斯特婚后随梅理士来中国，共同生活了18年，1874年初在登州病逝，身后留下了4个年幼的孩子，其中一个为聋哑儿。目睹自己儿子的不幸和痛苦，梅理士深切认识到教育和训练聋哑儿童的重要性，萌发了开办启喑学校的念头。但是，当时中国没有启喑师资，他只好先将儿子送到美国纽约罗契斯特(Rochester)启喑学校接受训练，在那里结识了该校女教师汤普森(Annette E.Thopson)。汤普森，纽约鲍狄吉人，认识梅理士之前，已在罗契斯特启喑学校从教数载。从她后来写的纪念性文章看，汤普森对梅理士的出身、人品，特别是对其虔诚的宗教献身精神，十分敬佩，说梅理士是“在新英格兰最早定居的英籍高尚家族的直系后裔”，“身材修长、诚挚可爱”，在中国“忠实地履行圣职”，“为了他所爱的中国人民，为了他所坚定信任的那些中国人……无私地奉献出了一切。”⑥或许是由于这一原因，或许是出于对聋哑人教育的热爱，她毅然接受了梅理士的邀请，于1884年来到山东登州，同年二人在烟台结婚。
梅理士与汤普森的结合，使创办启喑学校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和条件。婚后，二人即开始着手积极进行开办启喑学校的筹备工作，历经两年多的时间，终于1887年在登州正式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教育和训练聋哑儿童的学校──登州启喑学馆，由梅理士自任馆长，梅耐德（汤普森婚后的中文名字）任教员，另聘一名懂英语的中国人任助教。从此，作为西方近代文明产物的启喑教育，开始在中国大地落户、繁衍。
二、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启喑教育的发展
从我们所见资料看，近代中国启喑教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1887-1907年、1908-1936年、1937-1945年及1945年以后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87年登州启喑学馆的创办，到1907年烟台启喑学校女生部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启喑教育的开创时期。
梅理士夫妇虽然创办了登州启喑学馆，但却举步维艰，能否开办下去，尚难逆料。因为在此之前，启喑教育在中国为闻所未闻之事，一般百姓对此不理解，大部分人那时正常子女都读不起书，哪有心思去送聋哑儿上学？而传教士办学教育聋哑人，更难免引起人们诸多疑虑。因此，登州启喑学馆开办后，入学者“寥寥无几，开始只收到一名贫苦木匠的儿子”，为了吸引学生，当时“衣食全由校方供给”⑦。尽管如此，整个登州时期，也总共只有4人入学。当时办学经费，由梅理士所属美国北长老会拨发。
1895年，梅理士病逝，长老会不再供给经费，学馆暂时停办。为了恢复办学，梅耐德不顾丧夫之痛，四处奔走，多方求助，结果先是得到了美国罗契斯特启喑学校以停止传教为条件资助试办一年的许诺，继而陆续获得“聋哑人和他们的美国及英国朋友们志愿捐助的”经费，以及“其他得知此事的人捐赠的”设备⑧。在初步有了办学条件之后，梅耐德于1898年在烟台暂租房屋两间，因陋就简，恢复了启喑学校，随后又“用病夫逝世后所得的人寿保险”和部分“高利”贷款购地建校⑨，并邀请其在美国卫生部工作的外甥女卡特(Anita E.Carter)来开设女生部。卡特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在掌握了汉语及“布莱尔(Braille)和贝尔(Bell)的可见语言(Vissible Speech)符号”⑩之后，于1906年来到烟台，“翌年开设了女生部”(11)，定校名为“梅理士启喑纪念学校”，又名“中国烟台启喑学校”。至此，启喑教育在中国经历了20个年头的风风雨雨，可说是结束了极其艰难的开创时期，基本上立住了脚跟。
在这一时期中，除烟台启喑学校初具规模外，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省，有英人（未知是否传教士）于1890年创办的一所残疾人学校，初名不详，抗战胜利后定名为“台湾省立台南盲哑学校”(12)，何时招收聋哑学生不得而知，对近代中国启喑教育的发展亦无甚影响。
第二阶段，从1908年烟台启喑学校师生大规模宣传活动开始，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前的1936年，为近代中国启喑教育的稳定发展时期。
烟台启喑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早在1909年，已有“来自全国9个省份的40名聋哑儿在校学习”，并“有3名男教师和2名女教师（正常人）一直在校接受训练。”(13)这说明，梅耐德于烟台恢复启喑学校之初或更早些时候，即有在中国大力推广启喑教育的思想。以那时的大众传播手段和交通条件而论，从烟台启喑学校“完全是基督教性质的学校”(14)的情形及民众经济状况和心理推论，若非是传教士及其信徒们多方广泛活动，烟台海滨之地要在全国招收到9个省份的聋哑学生，是难以想象的，可惜我们没有发现有关这方面的翔实史料，这里仅以烟台启喑学校的活动为例略作说明。
1908年，烟台启喑学校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是年冬季，梅耐德率师生“长途跋涉3000余英里，访问了16个城市，召开了50多次会议”，目的是不仅要通过宣传办启喑学校这一事实，向人们“证明启喑教育是可能的，而且要通过实际示范，证明这种教育将使聋哑人本身受益。”(15)因此，这次活动所经之地，尽可能都安排聋哑学生进行“示范表演”。当时中国大陆除烟台之外尚无启喑教育一说，聋哑人能说话、会唱歌这一新奇事，吸引了上至学部侍郎、总督，下至一般民众的广泛注目，结果促使清政府“制定了试办启喑学校的计划，各教会学校也将选派正常学生到中国烟台启喑学校接受训练，以为开设这类学校的师资。”(16)随后，山东巡抚还亲临烟台启喑学校视察，“对所见到的一切非常感兴趣，表示希望在中国其他地方开设一些同样的学校。”(17)
1908年活动所取得的极大成功，进一步激发了梅耐德在中国推广启喑教育的热情，她与葛爱德（卡特来华后的中文名字）等人一起制定为各地培养启喑师资的规划，拟“从西方国家引进有数年教学经验的最优秀教师，让他们掌握汉语”，以便顺利地进行教学，同时着手“制做图表，编撰教科书”，计划“建立一套完整体系，该体系的教学方法将适合中国各地方使用。”(18)为了落实这一规划，葛爱德在烟台主持教学，梅耐德则赴欧美各国游说，为该校“谋取合法地位，募集改善办学条件的捐款。”(19)经多方努力，烟台启喑学校终于在1910年正式划归“美国（北）长老会本部照管”(20)，“得以永久开办下去”(21)。
有关资料表明，在日本全面侵华以前，烟台启喑学校除了集中开办正规师范班培训启喑教师外，平时也接纳各地有志启喑教育者入校学习，或派出本校教工去外地帮助开展聋哑人教育，从而在全国发展了十数所启喑学校(22)，使该校成为近代中国启喑教育的中心。遗憾的是，由于资料阙如，这些启喑学校与烟台启喑学校特别是传教士的具体关系，很难搞清楚，兹就有关资料，将1936年以前全国开办启喑学校的情况，列简表展示如下：
1936年以前全国开设启喑学校一览表*
注释：*本表资料来源：Mrs.Charles Rogers,“School for ChildrenChinese Deaf Children,Chefoo”;Anita E.Carter,“School for the Deaf and Dumb”;“shool for the Chinese Deaf ,Chefoo,Report for 1912”;“NewSchool for the Deaf”，见D.MacGillivray前揭书(1915),PP.41-42;“the Charles Rogers Mills Memorial School for the Deaf,1914”；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及所附佚名“调查材料”，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一辑；民国教育部编：《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第650页；《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总第1201─1209页；A.G.Ahmed 前揭书，PP.149-150。本表不包括日本人于民国六年在台湾开设的“木村盲哑教育所”及其他个别年代不详者。
* *指该校确切中文名称、何时停办或系何校前身等情形不详，因1934年及以后统计资料无此学校。
第三阶段，从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始，至1945年抗战胜利，为近代中国启喑教育的停滞和衰落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日寇大举侵华，铁蹄所至，腥风血雨，欧美传教士（德、意除外）及其他人等，大多也难逃厄运，如山东烟台及其他日占区的英、美等国商人及传教士等，即被遣送潍县集中营。结果，原有教育和训练聋哑人的学校，或关闭，或辗转迁移(23)，小数保留下来的也无法发展。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后期虽然有些地方也成立了几所聋哑人学校，但规模极小，根本无法与1937年以前的情形相比，整个中国启喑教育，总体上可说处于停滞和衰落时期。
第四阶段，抗战胜利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近代中国启喑教育恢复时期。
抗战胜利后，抗战时关闭的聋哑人学校“多已恢复”，且有不少地方“正在筹设”开办(24)，启喑教育事业呈现出恢复发展的势头。然而，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严重影响了这一事业的发展。聋哑人教育的真正健康发展，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三、结语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曾长期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80年代以后，有些学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传教士某些活动的客观作用，但总体上仍然认为他们“大都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对那些在中国辛勤一生的传教士的来华动机，以及他们活动的客观内容与社会历史效果，缺乏冷静的个案研究和具体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以坚船利炮为先导，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因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是与侵略者的殖民扩张活动联系在一起。然而，传教士与侵略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尽管有部分传教士参与了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或依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肆虐乡里，为害地方，但不可否认，有相当数量的传教士，完全基于一种信仰，毕生在中国从事单纯的宗教工作，或致力于文教、医疗、慈善等事业，既没参与任何侵华活动，也没有挑动过激烈的民教冲突。对这些传教士及其活动的评价，简单地说他们是在贩卖精神鸦片，培养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是一批“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未免过于武断。
以本文所叙为例，梅理士夫妇开创近代中国启喑教育；梅耐德为近代中国启喑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她不但将私人钱财全部用于中国的启喑教育事业，而且不辞辛劳，数度作欧美之行募集捐款，“结果美国二百处哑校19000多名聋哑学生，发起了援助中国聋哑儿童的活动，每人每年节省零用钱两角，每年可捐助3800元左右，还有数位聋哑学校的教授也慨解义囊，这些捐助一直持续到1941年”(25)；梅耐德的外甥女葛爱德舍弃优越的生活，刻苦学习启喑教育“语言”、方法和汉语，自1906年来中国，直至1939年“期满回国”(26)，一生基本全部献给了中国启喑教育事业；作为近代中国启喑教育中心的烟台启喑学校，在1910年划归美国（北）长老会照管之前，虽然经费全部由梅耐德自筹，但也“完全是基督教性质的学校”，“无论是基督教哪个宗派，还是异教徒出身的孩子，都予接收。”该校确立这一招生原则纯粹是基于宗教信仰，即要通过这种作法，使“人们更清楚地知道它在散播基督之爱，基督从未忘记这些聋哑儿中的任何一个”(27)。1910年归属长老会后，招生原则一仍其旧。
据东北佚名氏1940年前后的一份调查材料说，聋哑人教育，“中国数十年来，仅有南京市立盲哑学校一处，其余十余处，皆系西人集资或教会信徒私人设立者共十七校。”(28)与本文前面所列“1936年以前全国开设启喑学校一览表”对照，这里所谓“西人”应是西方传教士。如果说教会开办私立大学，目的是要培养为资本帝国主义侵华服务的人才，训练奴仆和爪牙，尚有某种根据的话，那么，开办启喑学校，教育训练聋哑人，“给他们一种用语言或文字同伙伴交流的方法；教他们一些实用的手工艺或是训练他们做一名看家的人；教给他们一些人生责任的观念和救世的知识”(29)，则很难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在封建的中国，广大残疾人不仅遭受着生理缺陷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而且被剥夺了受教育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承受着社会歧视的重负。这一事实反映了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说明近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差别和距离。因此，传教士将启喑教育传入中国，可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绩。此后，启喑教育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发展，终于成为具有一定基础的教育学科，对改变长期以来残疾人受歧视的状况，提高残疾人的社会地位，推动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其历史作用无疑值得肯定。
继1887年登州启喑学馆创立后，美国传教士1891年在广州创设了“明心学校”培养训练盲人，中华圣公会1898年开办了“灵光盲童学校”(30)，都为开创近代中国残疾人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华归主》（中），1985年版，第426页。
②民国教育部：《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店民国23年版，第650页。
③民国教育部：《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民国37年版，总第1201页。
④（台湾）山东文献社：《山东文献》第11卷第1期，第25页。
⑤以上均引自Annette T.Mills,“Rev.Charles Rogers Mills D.D.”,见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comp.and ed.,shantung,the Sacred.Province of China[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12],PP.192─195.
⑥Annette T.Mills.“Rev.Charles Rogers Mills D.D.”
⑦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见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烟台文史资料》第1辑。
⑧Mrs.Charles Rogers Mills,“School for Chinese Deaf Children.Chefoo,”见Robert Conventry Forsyth 前揭书，PP.280-281.
⑨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
⑩A.G.Ahmed com.,ed.,and pub.,Pictorial Chefoo,1936,P.150.
(11)Mrs.Charles Rogers Mills,“School for Chinese Deaf Children,Chefoo.”
(12)《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总第1203页。
(13)Mrs.Charles Rogers Mills,“School for Chinese Deaf Children,Chefoo.”
(14)Mrs.Charles Rogers Mills,“School for Chinese Deaf Children,Chefoo.”。
(15)Mrs.Charles Rogers Mills,“School for Chinese Deaf Children,Chefoo.”
(16)Mrs.Charles Rogers Mills,“School for Chinese Deaf Children,Chefoo.”。
(17)Anita E.Carter,“School fol the Deaf and Dumb,Chefoo,”见D.MacGillivray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0)〔Shanghai:Christian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P.384.
(18)Mrs.Charles Rogers Mills.“School for Chinese Deaf Children,Chefoo.”
(19)Anita E.Carter,“School fol the Deaf and Dumb,Chefoo.”
(20)“the Charles Rogers Mills Memorial School for the Deaf .1914,”见D.MacGillivray前揭书(1915),PP.541-542.
(21)见Robert Coventry Forsyth前揭书，P.281.“Note”.
(22)A.G.Ahmed ib.,PP.149-150:Anita E.Carter,“School for theDeaf and Dumb.Chefoo”:“Schoo for the Deaf ,Chefoo,Roport for 1912,”见D.MacGillivray前揭书(1913).PP.404-407: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据"Pictorial Chefoo"一书称，1936年时，全国共有启喑学校13所，其中12所是由烟台启喑学校“发展起来的”，但其他资料所述与此说有出入，有待进一步考证。
(23)参见《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总第1201-1204页。
(24) 参见《中国第二次教育年鉴》，总第1201-1204页。
(25)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
(26)A.G.Ahmed前揭书，P.150；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
(27)Mrs.Charles Rogers Mills,“School for Chinese Deaf Children,Chefoo.”
(28)王立夫：《烟台启喑学校简介》。
(29)“School for the Chinese Deaf,Chefoo,Rport for 1912.”
(30)《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第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