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与交往：创造人类历史的经纬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纬论文,人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1)03-0045-10
历史是由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而实践由不可分离的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即“物质生产劳动”，另一则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实践，即“社会交往”。那么，“劳动与交往”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如何创造人类历史？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也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一、唯物史观不等于“唯生产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个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因此，对“个人的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观。旧唯物主义将人理解为原子式的个人，人性就是这种原子式个人各自固有的“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②。这种关于个人存在方式的理解，产生了形形色色的人性论的历史观。黑格尔哲学则将人的存在理解为神秘的绝对观念的体现，由此产生的历史观将历史理解为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史在人类社会的体现。所以这些历史观的共同缺陷在于没有理解现实的“个人的存在”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一切人性、一切社会形态不是由物质本身，或者某种超物质的精神力量所预定的，而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生成的。对“个人的存在”这种理解方式产生了唯物史观。
那么，人的社会实践又是什么？首先是劳动，即人类生产自己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只有如此人类才可能生存，才可能有社会的历史。这是不容置疑的基本真理。但是，“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③人类首先必须通过人对人的实践——交往实践成为“社会化的人类”，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人对自然的实践——生产实践，从而创造历史。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实践，也在不断创造出人与人的关系的实践，因为社会分工导致人们并非只为自己生产产品，同时也为他人生产产品，从而通过产品结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因此，正是交往实践使社会生产活动不是单个人的生产活动的总和或总体，而是结成“社会化的人类”整体地对自然界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因此，人对人的实践——交往实践，与人对自然的实践——生产实践构成了人类实践的不可分割的经纬线，它们相互交织而创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那么，人类实践的这两个组成部分——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是不是彼此独立的“自变量”呢？显然不是，相反，它们是互为因果，相互生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二者的关系是这样理解的：物质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④。这种“前提”与“决定”作用应当是理解人类实践创造历史活动的理论主线。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唯物史观的这一理论主线在其后的发展中发生了偏离。“交往是生产的前提”被忽略了，“交往关系由生产所决定”被视为唯物史观的唯一原理，“交往”被完全归结为“物质生产”的派生物。物质生产活动完全决定了交往形式，然后再反过来影响物质生产活动。由此形成的历史观，我们称为“唯生产历史观”，它由物质生产劳动来解释所有历史现象，认为一切历史事实统统由物质生产所决定。这种“唯生产史观”的根本缺陷，在于必然导致机械决定论。
如果我们将人与人的交往，完全归因于人对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这就潜含如下的理论预设：社会本来是一个个没有交往的孤立的“原子个人”，只是因为人对自然的生产实践的技术性需要，才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如分工、协作，等等)。后来又产生了对劳动资料与劳动成果的分配问题，才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完全由劳动决定的技术关系与经济关系构成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关系。因而人类的全部交往关系归根到底完全可以由物质生产劳动的技术逻辑与经济逻辑来解释。因此，这种“唯生产史观”实际上暗含着“原子个人”的理论预设。
这种以“原子个人”作为理论预设的历史观，实质上是旧唯物主义历史观，它“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而正是人与人的交往实践生成了“社会化了的人类”。个人一来到世间，便处于由世世代代的交往实践所生成的，由血缘、民族文化、语言符号和各种社会交往规范等所构成的交往关系网络中，个人不断通过交往活动而被社会化，从而形成历史主体——“社会化的人类”，在此基础上进行人对自然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劳动。交往是“社会化人类”的主体本身的形成过程，而劳动则是这个“社会化人类”对客观自然界进行的物质活动。实际上，交往活动与劳动过程并行存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浸透。因此“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不仅仅是“劳动”，⑤当然更不仅仅是“交往”，而是“劳动”与“交往”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作为整体的人类实践活动。
因此，以“社会化人类”为立足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主张“交往”与“劳动”相互交织创造着人类历史。有人说，这是历史的二元论。不对！劳动与交往是作为同一整体的人类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历史由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一元论，真正的全面的唯物史观。只强调这个整体实践中的一翼，乃是片面化了唯物史观，实质上是历史“半元论”。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在没有劳动的动物世界，也存在着复杂的交往关系。交往是人类从自然进化而来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而不是完全由劳动所派生的实践活动。作为人类前身的动物一直处于种族内部的交往关系和整个种族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的交织之中。进入人类社会之后，这两种关系同时转变为人类社会内部的交往关系、人对自然界的劳动关系，它们共同组成人的生命活动——实践。人一出生就处于由语言符号、血缘关系符号、心理环境与伦理环境等组成的交往关系中，在这种交往关系下生存，并且带着这种关系投入自然界的实践——劳动，从而使人类劳动成为有组织的社会劳动。当生活在一定交往形式中的“社会化人类”投入到劳动过程之后，会使这些交往形式承载由劳动所产生的实质性交往内容——技术关系与经济利益关系。这并不是完全由劳动派生出了“交往”关系，而是劳动实践与交往实践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与相互生成。
恩格斯晚年曾经批评那种用物质生产活动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的观念，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⑥他同时也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⑦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有可能使其后继者产生这样的误解：唯有劳动才是最根本的实践，交往关系完全由劳动所派生和决定，这种“唯生产史观”将唯物史观沦为恩格斯所批评的“技术决定论”与“经济决定论”。对于这些误解，马克思曾经一再申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曾经五次转述过马克思的这一申明。⑧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家当中，哈贝马斯注意到了“唯生产史观”的缺陷，认识到交往活动并不能全部由生产来解释，他说：“世界之所以具有客观性，是因为对于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而言，它永远都是同一世界。抽象的世界概念是交往行为的主体相互之间就世界中已经存在或应当存在的一切达成共识的一个必要条件。通过这种交往实践(kommunikative Praxis)，交往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明确了他们共同的生活语境，即主体间共同分享的生活世界。”⑨因此，由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生活世界”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前提，而物质生产实践只有在交往实践生产的共同语境中，在“主体间共同分享的生活世界”中才能进行。
哈贝马斯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他肯定“交往”实践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的独立价值，这是十分宝贵的思想。然而刚刚迈开这一步之后，他便走到另一极端，他用“交往”来取代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劳动”，力图在这种“交往活动”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似乎隐含着某种“唯交往史观”的倾向。正是基于这个理论主张，他认为恢复人类的“交往理性”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基本途径。他认为如果人们能够普遍地遵循交往实践的“商谈伦理”，以实现语言交往的理想状态，便会相互理解而使社会朝着合理化方向前进。然而他忽视了：由劳动实践所产生的技术关系和利益关系，必然产生出社会的复杂权力结构。他的“商谈伦理”一旦触到这种权力结构的坚硬礁石便会撞得粉碎，从而成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空想。⑩
二、实践能力：生产力与交往能力的总体
既然“劳动”实践和人与人关系的“交往”实践构成人类创造历史活动的两大基本活动，那么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力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实践活动能力——这就是“生产力”和“交往能力”，它们是人类本质力量在同一实践过程的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人类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以实现其物质利益的能力，另一是人类创造彼此之间的精神文化关系，并组织为整体社会力量的能力。这两种能力的发展水平，成为衡量“社会化人类”总体能力的基本指标。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不但包含“社会生产力”标准，而且包括“综合国力”的标准，后者实际上是国家内部交往能力、组织能力的一种表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不但提出执政党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后者实际上与社会的交往能力密切相关。而“和谐社会”的思想，则直接体现了社会的交往能力。
1.“生产力”与“交往能力”：贯穿历史的人的本质力量
由于劳动与交往的相互交织，也由于劳动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反过来渗透到劳动过程之中，所以现实的“劳动”是非常复杂的实践过程，各种因素渗透其中。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不仅生产出人类社会生活所必须消耗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在不断地生产着社会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因为这些社会关系内容渗透在全部物质生产过程，渗透在其生产的物品之中。例如，在等级制社会中，工匠们生产各种产品，从食品、器皿、礼品到建筑物，等等，不仅是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而且也是维护整个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等级制的符号系统：劳动过程及其产品中处处烙印着平民、各级官吏和皇家的等级森严的符号。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劳动生产的产品，不仅是人们生存所必需，而且也体现着各个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符号，甚至连生产过程也处处渗透着资本意志。因此，物质生产实践(劳动)已经完全被“生产关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然而尽管如此，为了分析其中的因果关系，唯物史观对劳动进行了抽象与剥离，抽去这些烙印于其中的复杂因素，分离出人类对自然界的实践所具有的本质力量——生产力。故宫辉煌的建筑处处体现着等级制度的皇权思想，但撇开这些意识形态内容，可以分离出中国古代工匠的卓越技能，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利用与改造自然的能力。
人们的交往实践也是如此。一方面，交往实践处处渗透着由劳动过程衍生而来的技术逻辑和利益关系，处处打上了反映利益关系的意识形态的烙印，然而正像可以从现实的劳动实践中分离出生产力一样，当然也可以从现实的交往中分离出人类的“交往实践能力”，这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在人与人的交往实践中的表现，它与“生产力”相对应。例如，我们抽去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本身，可以分离出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再例如，我们抽去电视和互联网上的形形色色的“交往内容”，可以得到社会承载这些交往内容的交往能力，这就是电视系统、国际互联网系统本身的传播能力。各个国家与政治组织都具有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都可以采取共同的交往手段，它们正是交往能力。总之，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各种利益关系，如生产关系、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构成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内容”。这些“交往内容”总是要负载到该社会所拥有的“交往形式”上，交往能力正是这些交往形式所具有的能力。因此，正因为“劳动”与“交往”这两项实践活动是交织整个历史的经纬线，而作为这两种实践能力的“生产力”和“交往能力”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能力，是创造历史的人的本质力量，其发展水平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2.交往实践能力的构成
我们已经熟悉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那么，构成“社会交往能力”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
首先是社会交往的符号体系的生成能力与表达能力。正如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所说，符号体系的核心不是其组织结构，而是“特殊语言中句子借以生成的原理和过程”，是用有限的规则生成各种句子的能力。(11)语言和文字、血缘符号系统(姓氏规则)、权力机构内部的命令，密码系统等符号体系，其核心是用有限规则生成无数符号串的生成能力与表达能力。
其次是交往的基本价值准则和协调机制。人类社会在交往过程中会逐步形成社会公认的交往准则，包括价值标准、礼仪程序、市场法则、冲突的协调机制，等等，以作为社会认同的交往基础。所有这些交往规则与协调机制，以传统习俗的形式世代相传，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由此构成社会交往能力的历史积累与发展。
其三是社会关系网络系统的运行空间与运行能力。上述符号系统、交往规则和协调机制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通过现实交往过程而形成“社会关系网络系统”，例如遍布整个世界的以血缘和文化符号为纽带的华人圈，企业在长期经营中形成的营销网络系统，政府机构在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关系网，所谓“人脉”，等等。而这些网络系统的运行空间与运行能力(包括扩张能力)是人与人关系的实践能力——交往能力的集中表现。
其四，所有以上的交往能力，最后还必需相应的技术载体来实现。各种符号要有相应的物质载体，如纸笔、印刷术、存储器等。而符号传输需要技术系统，如电视系统、互联网系统，等等。各种交往规则也需要特定的“礼器”来实现。这些“交往技术”作为交往工具，是人类社会“交往能力”的组成部分。而作为物质性技术，它又属于“生产力”范畴。因此，“交往技术体系”处于“生产力”与“交往能力”的交界领域，沟通着人类这两大实践活动：生产力通过这个技术体系而促进“交往能力”的发展，而“交往能力”通过这个体系也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正是通过这个交界领域，“生产力”与“交往能力”各自通过对方来实现。
以上各个因素构成了社会的“交往能力”，这种交往能力创造了各个社会的交往形式，而社会的交往形式正是这些交往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为由劳动实践所产生的以“利益关系”为中心的交往内容提供了载体。
人类的实践能力正是“生产力”与“交往能力”构成的总体。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基础是人的这两种能力的发展，因此社会发展水平不仅由生产力所决定，也同样由“交往能力”所决定。只重视生产力的发展，而忽视“交往能力”的提高，会使社会冲突难以协调，社会运行秩序难以维持，社会关系网络难以运行和扩大，人们的幸福感难以得到提高(因为社会交往是人类幸福的重要源泉)，并且也使生产力的发展、人和社会的整体发展会受到限制。因此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其生产力发展程度，而且要看其社会和谐与整合的程度。
三、实践能力与社会有机体生成
1.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交织：社会有机体的生成
生产力与交往能力相互交织，产生了人类历史整体中的两个世界。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不断扩张的物质生产系统和人们的物质生活系统，它渗透到交往系统中，生产出人们的劳动关系与利益关系，总而言之，创造了物质生活世界。这是一个理性的世界，因为物质生产实践行为与人们之间劳动关系必须服从技术逻辑才能成功，由此产生了人们的技术理性。同时在有限资源约束下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所产生的物质利益是有限的，这必然要求人们理性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且理性地进行利益博弈。如果社会发展完全由生产劳动所决定，那么，理性的因果定律成为劳动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的基本逻辑，整个人类社会将是由客观因果规律决定的一部理性化的机器。社会的“交往能力”则创造了一个不断扩张的、把单个人的精神世界融入到整体人类社会的交流网络系统，这是一个基于人类非理性情感的价值符号世界，或称为社会文化系统。它起源于以情感为载体的非理性力量，它是人类交往活动的非物质功利的原始驱动力。它承载着物质生活世界的内容，提供了物质生活世界的表达形式。
于是，劳动实践与交往实践相互交织，就表现为物质生活世界与价值符号世界(社会文化系统)的交织，劳动实践的理性要求与交往实践的非理性力量之间的交织。由统一的人类实践的这两种能力——生产力与交往能力所创造的这两个世界，构成统一的社会有机体，而不是一部服从理性法则的机器。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2)他在批判蒲鲁东时也指出：“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13)如果社会仅仅是由劳动实践创造的物质生活世界，必然会成为一部服从理性法则的机器。正是因为源于非理性情感力量的交往实践注入人类社会中，注入历史发展中，从而一方面使人类社会总体上遵循客观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但又不是一部决定论的机器，而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既含有遵循技术逻辑与经济逻辑的物质生活世界，又含有人与人之间心灵交往的价值符号世界(社会文化系统)的鲜活的有机体。这两个世界只是这个统一的有机体的不同方面：
劳动实践所遵循的理性法则(技术逻辑与经济逻辑)必须通过交往实践的非理性力量来实现，于是劳动实践及其产生的物质生活世界逐渐被赋予社会文化色彩；由交往实践所产生的社会文化符号不仅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为物质生活服务的劳动产品中，而且渗透到人们的劳动过程与劳动方式中。与此同时，交往实践所创造的价值符号体系必须服务于劳动实践所创造的物质生活世界，因此社会文化也就日益被赋予物质利益的内涵，形成了为特定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例如，龙本来只是交往实践所创造出的一种文化符号，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皇权”的符号，从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整个物质生活世界全部都由交往实践所创造的文化符号来表达。因此，由劳动实践与交往实践交织而生成的社会，是物质生活世界与价值符号世界(社会文化系统)的统一体，由劳动实践决定的物质生活世界是这个统一体的实质内容，而由交往实践所产生的价值符号世界(社会文化系统)提供了这个统一体的表达形式。
在这个统一体中，劳动实践起着本质上的决定作用：这是因为劳动实践及其产生的物质生活世界是由客观的技术逻辑与经济逻辑决定的理性世界。而在与交往实践的交互作用中，这些技术逻辑与经济逻辑等理性法则必须不断渗透到交往实践中，使交往实践的非理性的情感力量服从于理性的客观规律，因此交往实践也不断地理性化：交往行为及其所形成的价值符号世界必须不断修正自己，以适应劳动实践所蕴含的客观规律。由于一切非理性力量最终要服从于客观规律，所以物质生产实践在社会发展中最终起决定作用，交往实践及其产生的社会文化系统最终服从于物质生产实践的需要。劳动及其生产的物质利益对于社会文化系统而言是劳动实践向交往实践的不断渗透的过程。
2.各层次社会现实的生成
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的上述交织过程是各个层次上复杂丰富的社会现实的生成过程，其中包括劳动组织结构、生产关系结构和上层建筑结构的生成过程。
在劳动和日常生活层次上，人类追求相互理解的社会交往能力(语言、符号、血缘等交往规则)渗透到生产力系统中，产生了社会的劳动组织结构。生产力系统的基于技术逻辑的理性规则与社会交往系统中奉行的非理性意志与情感，如血缘、人情、习俗、道德等方面的规则与情感，常常形成我们通常说的“理”与“情”的冲突、规律与习俗的冲突，造成了同一生产力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劳动组织形态。同样，生产力体系也渗透到日常交往领域，如消费、交友、恋爱婚姻等领域，使这些交往领域的进行方式发生了技术化的改变：互联网导致消费方式、交友与恋爱的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由此生成了一个被技术化的精神交往世界。
在生产关系层次，对剩余劳动的争夺与分配机制决定了生产关系本质，如等级制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等等。而人们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交往能力与方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人类精神交往世界，决定了生产关系所采取的交往形式。西欧日耳曼人在原始社会战争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依附型”交往方式及其产生的精神交往世界，承载了封建生产关系而生成领主制封建社会，农民依附于领主并向领主贡献劳役地租。而中国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形式及其形成的精神交往世界，承载了这种生产关系，而形成地主制的封建制度，即按照一定比例交纳实物地租的农村自治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是如此：有美国式资本主义、德国式资本主义、日本式资本主义，等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不同民族的社会交往形式所承载而形成不同的制度形态。具有阶级性的生产关系负载于超阶级的社会交往形式中，这些交往形式之所以超阶级，因为它本身并不以某种物质利益为目标，而是遵循社会公认的价值准则与交往准则，如重视亲情、人格尊严、交往礼仪，等等。当然，统治阶级总是努力用自己的权力把交往形式作为实现其阶级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它决定着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为掌握政权的阶级与阶层服务，其内部冲突则是其内部各种利益力量代表的冲突。这些都是由劳动及其生产的物质利益的分配方式所决定。然而这种政治上层建筑的意志总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为载体，通过人类精神交往世界来实现，这就使上层建筑必然要采取历史上人们在交往实践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作为其表现形式。例如，移民社会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所产生的交往形式，是平等的个人之间通过选举的投票机制。而在长期定居的农业社会，人们所采取的交往形式是由族长召集全族共同讨论，最后由族长决策的制度。这些处理公共事务的各种交往形式决定了各个时代上层建筑所采取的形式。
在意识形态领域，源于劳动实践所产生的生产关系与政治上层建筑，必然产生各个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阶级意志，而这些意志必然要通过社会的交往形式，通过文化生活世界，通过人们内心的精神活动，才能进入人心，由此产生了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乃是劳动及其产生的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关系向人类精神文化世界渗透的产物，是阶级化、功利化了的精神文化。
因此，意识形态并非是精神文化世界的全部，不是承载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本身。语言文字、血缘群体、真挚的爱情与伦理情感、美学情感，民俗民风、民族文化符号等，原本不是意识形态。苏联学者马尔(1865-1934)曾经提出：语言不是没有阶级性的交际工具，而是上层建筑，它和后来的文字一起都成了统治阶层手中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荒唐的“理论”连斯大林也难以容忍，他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不是上层建筑，没有阶级性。语言属于社会现象，是人们用于交际，达到互相了解的手段。语言及其规律与创造和使用语言的人民相联系。(14)不仅语言如此，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至今都含有这些超阶级的成分。而只有将“交往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才可以吸收这类超阶级的社会交往现象，完成唯物史观对社会现象的概括。
由此可见，单纯用劳动解释历史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单线历史观是机械而贫乏的历史观。而用“劳动”与“交往”两翼相互交织而构成的完整的人类实践来解释历史现象的生成，则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满的鲜活的历史图景。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
③同上书，第67-68页。
④同上。
⑤景天魁：《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⑦同上书，第698页。
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5页、第21卷第541页附录、第37卷第432页、第37卷第446-447页、第22卷第81页。
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⑩米夏埃尔·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章国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11)Chomsky,N.,Syntactic Structures,The Hague:Mouton,1957,p.11.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3页。
(14)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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