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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西方世界频繁爆发金融危机。“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它的对立面而濒于灭亡。”(沃夫冈·斯特里克，2015)然而，我国的金融，现在却仍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不断地被推向危机的深渊。 一、我国当前金融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金融政策和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金融运行由市场机制逐渐代替行政计划管制，即各经济主体以自身利益为导向、遵循市场规律开展金融业务，金融结构也日趋多样化——有国有银行、私人(包括外资)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公司、信托担保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美其名曰，“金融深化”。这样一来，我国金融政策的利益导向就开始转向“锦上添花”了。当然，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仍然要承担国家宏观调控和国家治理的任务。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内金融学界向西方经济学理论界学习成为潮流。综观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流行的金融学教科书，大多是介绍西方当代流行的金融学理论。而西方当代金融学理论，大多又是从微观主体(如企业、家庭、甚至是抽象的个人)的角度、或者是将抽象的个人金融行为当作宏观金融行为去探讨宏观金融问题的，其所提出的建议或金融避险工具也大多是立足于微观主体私利最大化的；更有甚者，是站在国际垄断金融寡头的立场所构建起来的、反社会主义的殖民地金融理论，如金融抑制理论、金融深化理论等。 这使得，西方当代金融所具有的问题，我们几乎都有，而西方当代金融所没有的问题，我们也有。归纳起来，我国当前金融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中国市场经济金融悖论之一：囚徒困境。 金融业务的产生，起源于便利农工商业，换句话说，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业的基本职能。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出现了农村金融难题、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以及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在经济不景气，实体经济最需要资金时，反而是银行惜贷(即顺周期借贷)、市场利率高企。 从银行和货币资本家的角度讲，为了规避风险、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不景气时减少贷款、提高贷款利率是合理的。但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金融业就应该大力扶助基础性的弱势产业(如农业)、保障就业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所必需的常规性产业(如交通运输、纺织、机械制造等)以及战略性的产业(如能源、军工等)。 这也就是经济学理论界所谓的“囚徒困境”——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不能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意味着，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金融理论及其对策，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这样的国家治理目标的。 第二，中国市场经济金融悖论之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冰火两重天”。 在中国当下的市场经济中，货币资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很明显。一方面，实体经济表现出通货紧缩的特征；另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货膨胀(货币资本严重过剩)、投机行为盛行，如房地产市场、股市和古玩市场的投机等。所谓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冰火两重天”是也。金融业与农工商业，原本犹如阳和阴的关系，失去了“阴”，“孤阳”何处可依?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金融危机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阴虚阳盛”导致“虚火上窜”。 第三，中国市场经济金融悖论之三：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各行其道。 市场利率与官方利率脱钩、各行其道，货币资本过剩与高利贷并存。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再贴现率作为市场利率基准，市场利率的变化应该受其制约，这样，人民银行才能利用再贴现率工具有效调节经济中使用货币资金的成本、从而有效调节宏观经济。但现实却是：一方面近年来基准利率在下调，另一方面民间利率居高不下(甚至高利贷也大有市场)。①这是市场经济的利率悖论之一。人民银行调节经济运行中货币资金价格水平的功能，在市场经济中，已经大为弱化了，这极为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健康发展。然而，这却是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政府要少干预经济、当好守夜人。 按照主流的供求(均衡)价格理论，货币供过于求，那其价格(利率)就应该下降，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按照本人提出的谈判势力—机会成本价格理论，借贷者在贷款者面前，往往是处于弱势，哪怕整体上还有许多资金处于闲置状况，借贷双方遵循市场机制讨价还价形成的利率，往往是非常高的(刘明国，2011)。比如，为了维持生命或生活之必需而借贷，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企业而借贷，为了临时资金周转而借贷，他们所面临的机会成本是很低的，其借贷的急切程度(所谓的需求弹性低)也是较高的，也注定了他们只能接受高利贷(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也)。这是市场机制的弱肉强食特征所决定了的。 目前我国实行利率市场化，从本质上讲，不过是让高利贷合法化罢了(我国贷款利率率先取消上限，居然是融资原本就难的农村信贷)。②然而，高利贷对实体经济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是众所周知的常识。2011年以来，我国温州等地大量企业倒闭，很多与高利贷有关。 但并不是说，市场利率就一定会高。一旦实体经济崩溃，实业投资需求大幅度下降，货币资本又无投机炒作机会，那么市场利率必然下降，但此时利率再下降为时已晚，比如，2007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零利率的货币资金也没有人要的。以至于被称为“华尔街之友”的劳伦斯·萨默斯(克林顿时期金融去监管化的总设计师)，2013年11月8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论坛上坦言，“在他感觉苦于资本过剩的这个世界中，他不再希望低利率在不久的未来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沃夫冈·斯特里克，2015)。 其实这个道理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简单的——竭泽而渔是非常愚蠢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贤明的君王及其政府都是反对乃至禁止高利贷的，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楚共王、晋悼公和齐景公“弃责”——取消人民对本国政府的债务，唐代玄宗、武则天禁止高利贷——“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北宋太宗、真宗禁止高利贷——“令富民出息钱不得过倍称，违者没入之”，元代太宗、世祖规定利息不得超过本金——“一本息而至”或“一本一利”，明代英宗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清代顺治皇帝也禁止高利贷——“每银一两止许月息三分”(叶世昌，2002)。对农业和农民，我国古代从西汉开始就实行“赈贷”了，直至明清。 第四，中国市场经济金融悖论之四：实体经济不景气而银行利率高企。 中国金融业目前还面临第二个利率悖论。在经济不景气状况下，一方面，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应该降低存贷款利率、降低经济运行的货币资金成本；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资产状况已经不妙(在经济衰退时贷款不良率定然上升)、现金吃紧，需要用较高的利率去揽储(因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商业银行与各种新生金融机构之间竞争，如当下的“大额存单制度”)以及较高的贷款利率来补偿成本(如当下的“贷款利率上浮”)；再者，却又面临着投资需求下降的困扰，商业银行更是需要较高的贷款利率来补偿高企的经营成本，否则，其资产状况就只能恶化。 实体经济原本不景气，银行利率却高企，这不仅不利于实体经济恢复而改善银行资产状况，反而会加速实体经济的恶化进而使银行资产状况在长期进一步恶化，至多是银行一时的资产状况改善而已。这是由我国金融业私有化和市场化带来的一个恶果。从我国近年来的经验看，金融业的相互竞争，不仅未能降低经济运行中的货币资金价格水平，反而提高了货币资金价格水平。这不仅不利于实体经济恢复，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资产状况可持续的改善。麦肯锡最新发布的利率市场化白皮书称，“中国银行已实质进入利率完全市场化阶段，银行盈利将受显著冲击”(麦肯锡，2015)。 第五，中国市场经济金融悖论之五：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 一方面，人民币对内贬值，另一方面，人民币对外升值；一方面，国内货币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国际“热钱”还大举进入中国。 按主流经济学的供求(均衡)价格理论，既然国内货币资本已经过剩了，那外国资本进来会加剧了货币资本的过剩，货币资本预期收益率会更低，那它就不应该进入中国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货币不仅可以用于实体经济投资以赚取利润，还可以用于投机炒作在零和博弈中以赚取差价。 按照国内教科书上的金融学理论来说，“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与对内价值的变化趋势应基本上保持一致……外汇汇率是一国货币对外价值的指标，是货币内部价值的外部反映”(王曼怡，朱超，2009)。但事实仍然不是这样的。 货币不是普通商品，它有其特有的价格(价值)决定机制。货币的价值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货币数量与商品数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货币的铸造成本、货币需求者的机会成本。至于纸币在汇率意义上的价值，不过是作为虚拟商品(或价值符号)的两种货币之间的交换比例罢了。而不同货币与其国内商品之间的比例关系，那是另外一套逻辑了。 不仅是国内资金具有“趋炎附势”的特征，国际资金也是如此，否则也不会有“热钱”一说了。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中国国内货币资本过剩，出现了经济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所以国际“热钱”才趁机而来的。也正是因为外国货币的大量涌入，才导致人民币在对内贬值的同时还对外升值。 至于说人民币在国内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与其他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其对内价值决定机制与对外(币)价值的决定机制，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认为汇率是货币内部价值的外部反映，实在有些牵强。 第六，中国市场经济金融业的异变。 在中国当下，证券市场成为大赌场和圈钱的场所，纷繁复杂的金融工具成为骗取民众金钱的道具。③中国时下的金融业不仅脱离了实体经济，而且异变成了一个危险的怪物。戴金平等人对欧洲金融衍生品——“信用违约互换(CDS)”的评价或许也可以用在中国当下的金融业上，“……这样庞大的金融怪物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即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风险之下”(戴金平，2012)。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金融危机频发，美国、日本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东南亚、拉美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未能幸免，2007年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还引发了欧盟诸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于危机不断的西方国家而言，称为“发达国家”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发达”绝不应该与“脆弱”和“危机”相随。 我国当前主流的金融理论与金融界，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热衷于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人们一般认为金融衍生品是风险管理的工具，其实并非如此。一是市场实践中从来都鲜见谁使用衍生品工具对冲了风险而躲过灾难，倒是不断有西方金融百年老店要么因衍生品交易被断送，要么有被重创的噩耗传来。”(张云东，2015) 这不仅是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市场(经济)出现了失灵，而且也还是个人主义主导下的政府(管理)出现了失灵，同时，也是西方个人主义金融学理论在国家治理面前异常苍白的表现。 个人主义的金融学理论，怎么可能解决立足于国家公共利益的宏观经济问题呢?这不仅有利益出发点存在偏差的问题，也还有理论构建思维(方法论)上存在偏差的问题。立足于国家公共利益的金融学理论，需要宏观思维(即系统、整体性思维)——关注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是否阴阳调和、货币资金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人群之间的循环流动是否稳定(或者说社会经济结构各成分之间是否表现为协调互助)、国内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否得到提高，而不是货币资本家如何实现私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应该回到立足于实现可持续的国强民富和国泰民安的国家治理目标改革我国金融的时候了。 从目前来看，中国金融业虽然问题很多，而且不安全因素也在不断累积，但仍然没有爆发金融危机，这或许与中国金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行政计划管制有关，比如说，对汇率和人民币兑换的管制、对国际热钱的打压、国家政策性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扶持等。中国金融的改革应该在这些方面加强，而不是弱化。 二、我国改革开放时期金融演变的逻辑 中国金融当前之所以出现上述种种问题，与中国改革开放是密切相关的。我国金融的演变大体有以下三个逻辑： 逻辑一：为了向实体经济输血，而牺牲金融系统的健康。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意识形态影响下，随着公有制企业管理实行厂长负责制和承包制，“富了和尚穷了庙”的事情成为常态。在“保增长”导向下，国有银行就向其不断融资输血(以及各种财政补贴)。但是，在“富了和尚穷了庙”的企业管理制度没有根本性转变的条件下，实体性的公有制企业就是一个无底洞，国有银行向它们无论输血多少也无济于事，而且还造成了政府的巨额不良信贷资产和财政负担(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最终还是要转化为财政负担)。 在财政负担难以承受的情况下，我国进行了金融变革，开启了公司发行股票(债券)的融资方式。但是这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那些已经变革了的公有制企业，原本就是因为“效益低下”才需要融资的，投资者怎么可能去购买它们的股票呢?中国股票等证券融资从一开始就被扭曲了——效益好的企业不上市，上市的企业大多效益不好。但为了让国有企业解困，默许证券公司采用诱骗的股票发行策略——只要你买上了新股票，那就意味着你赚钱发财了——新股票上市一般会在短期内暴涨的。这实际上是证券公司和股票发行公司联手操纵股票价格。 紧接着的问题又产生了：证券公司抬高股价，最终是需要套现的，那谁去接它们的盘呢?这就需要股市不断地上涨下跌，以吸引投机者去接盘。所以，中国股市至今不是一个健康的证券市场，买股票不是为了分取红利，而是为了赚取股票的价差——投机。 但是，公司要上市毕竟还是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说，一定的经营规模、盈利率连续几年超过多少等。那广大的中小企业、弱势产业自然被限制在外了。以国有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以及债券)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仍然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所以，政府在对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制的同时，也开始放宽对金融的管制，允许民间资金进入金融业(实际上是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化)，私人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典当行、信托担保等具有融资功能的机构出现。美其名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但是，建立在个体利润(或管理者个人收益)最大化基础上的金融体制，资金流动的倾向是“锦上添花”、“趋炎附势”，而不是“雪中送炭”，这也就注定了我国金融必然陷入上述的悖论。私人银行是成立了，但到现在为止，“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和“农业融资难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又要准备实行公司股票上市注册制了，只不过，打的旗号不是为国企输血，而是让那些无资产抵押的好公司获得更强的融资能力。这是在进一步拆除金融监管的栅栏。 逻辑二：为了“保增长”、满足政府资金需求，而牺牲金融系统的健康。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变革了的公有制企业经营不善，原本以其上缴利润为收入支柱的财政就恶化了。为了避免中央财政恶化而引发财政破产，于是在1994年，我国实行了中央和地方财政分税制，中央占据了税收分配比例中的大部分，而地方政府却需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等耗资量大、公益性的支付责任。1995年，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各级预算不列赤字(近年来此禁令已经松绑)。由此，使得我国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创投新融资体制来增强财力(戴金平，2014)。 另外，中国经济在1995年出现了相对过剩、1996年“软着陆”后，困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需不足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扩张的关键性制约因素，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更是恶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就成为中国各级政府“保增长”的重要手段。然而，在1994年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特征已经显现，中央政府就只有采用赤字财政、发行国债融资，地方政府也只有通过自己的融资平台(如形形色色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向银行贷款、发行企业债券和中期票据等手段融资。 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各种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往往是以政府划拨的土地和股权(大多以土地为主)为注册资本，本身没有资金实力和主营业务，其融资也只能够是以政府划拨的土地和股权资产做抵押、以地方政府财政为担保。说白了，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就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平台。地方政府原本就是因为缺钱才要融资的，财政担保不过是一句空话。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真正能利用的，是政府划拨的土地和股权(其中大多又以土地为主)。 由此，地方政府想要融得更多的资金，(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就需要更高的土地价格；而土地价格要不断攀升，就需要房价的不断上涨为支撑。“土地财政—房地产泡沫—城市化”三位一体的经济增长模式，从2003年开始在中国形成。而之前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所超发的巨额货币(以及外汇占款超发的货币)，也为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准备了货币资金条件。以至于戴金平等人不得不说“政府才是房地产价格高涨的幕后推手”(戴金平，2014)。很显然，这种依赖于房地产泡沫的经济增长模式和金融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由此，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和我国的金融安全问题高度关联在一起了。④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所融资金，大多并不是用于培育社会生产力、可持续性地改善地方财政收入的生产性投资，而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甚至是一些需要淘汰的产业，乃至挪作他用。这就注定了地方政府债务大多是偿还不了的，金融风险随着地方债务的不断增加而累积。 逻辑三：对外开放，外国货币大量进入中国，中国货币发行独立性和中国经济主权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金融系统安全性恶化(王楚明，2013)。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我国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外资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这让中国的金融出现了新的特征。 从表1中可以看出：(1)我国的外汇储备在1980-1993年间增长比较缓慢，1994-2002年间增速有所上升，2003-2013年间增长最快；(2)非外贸外汇(相当于是进入中国的外资⑤)，从1980年开始一直呈增加态势(虽然1990年、1997-2000年、2012年外资有撤出的迹象)，1993年和2003年是开始加速增长的拐点；(3)至201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累计约3.82万亿美元，外贸顺差累计约2.11万亿美元，进入中国的外国货币资本累计约1.71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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