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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母语教育所置身的全球化时代背景
今天，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正逐步进入全球化的新时期。全球化的进程不是自今日始，而只是在20世纪末才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门话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各国经济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地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先导，是现代资本主义推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根本动力与基础的。可以这么说，世界经济的发展，使“所有事物都很快地全球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了”①，人类社会从以往各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相对独立的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彼此相互开放、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状态，以至于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时至今日，全球化早已不限于经济领域。正如英国学者J·米特尔曼所言：“全球化的概念是互相渗透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②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使得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国家间日益增强相互沟通与联系、交流与互动，以及在价值观念、生产模式、经营理念、审美方式等思想文化方面的交流都不断加强。经济上的主导力量使得文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权势，进而形成强势文化甚至文化霸权，这是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强势文化”是以较为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一种文化形态，一般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与此相对，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则成为“弱势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在各民族、国家间相互交流、相互碰撞，或相互融合而成为新的文化，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深入，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然而又不可避免地进行着交流、碰撞、相互撕扯甚至激烈冲突。这种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的交织并存，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文化多元化。
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当代中国，文化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而且还具有更为复杂的一面。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新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文化风格的形成，导致如主体意识、公平竞争意识、法制意识以及开放视野等新文化精神的张扬，导致对主体精神、多样性、平等和宽容等原则的强调，从而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道义观、生活观、交往观等。其次，我国工农业、城乡、东中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贫富文化”现象，致使我们必须同时面对原来应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及其基本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共时性的存在形态。与此同时，随着加入WTO组织，我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日益全面、深入，必然会遭遇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这更使得我国文化的发展呈现开放性、民主化、多样性并存的局面，同时也拓展了人们的视觉空间和活动领域。一方面，这为中国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更新提供了视野和转机；另一方面，又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矛盾冲突全面、充分地暴露出来。
二、全球化引发民族文化和汉母语教育的危机
1.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面临的危机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的浪潮席卷着中国大地，外来文化潮水般地冲破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枝独秀”的格局。然而，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科技手段，显示出强劲势头，以一种“强势文化”入侵者的姿态，不断冲击着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从多元文化角度而言，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华民族文化，如今正经受着如何建构自身文化而又不迷失自我的巨大挑战：一种以娱乐为主要形式、以消费为载体、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现代文化正逐步消解着具有精英文化基础的传统文化。两种各有长短的文化在当代中国激烈地碰撞着。多元文化的碰撞，尤其是多元价值观的冲突，让人们感到一种精神的迷茫和心灵的困惑：在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情感依恋和对外来现代文明的理性认同的尖锐矛盾中无所适从，以致引发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价值失范。
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依然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凭借高科技特别是计算机信息网络手段，以西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为附带现象的对外征服扩张的过程。美国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今后我们应该通过网络外交的方式来实现炮舰外交不能实现的目的”③一席话，就是强势文化国家倡导文化全球化目的最露骨的表白。“强势文化”向来是凭借其优势对其他“弱势文化”进行各种各样的渗透、控制和强行干涉，他们通过在全世界推广其文化价值观念，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具有与其相似的文化制度，以便于全球化的沟通，借此来消除经济全球化的障碍。从文化方面来说，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一个文明古国；但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相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文化与经济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制约了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前进中的步伐，并且相对处于“弱势文化”的地位，在“强势文化”的冲击下其传统地位岌岌可危。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民族之根，是民族发展的坚实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就不能称其为民族或国家，它就犹如一棵无根的稻草。因此，如果民族文化出现了危机，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国家出现了危机，乃至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2.全球化背景下汉母语教育的危机
(1)母语教育“边缘化”：全民“英语热”挤占了母语学习的时间和心力，且滋生“母语自卑症”。
中小学的母语教育承担着培养学生热爱本国民族语言、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重任。然而，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是一门靠长期积累才能显示“政绩”的学科，无法急功近利，即便突击也不能有显著的提高。所以，于漪老师不无感叹地说，曾经在学校课程里排行“老大”的语文日渐“失宠”，其地位与价值一路下滑，在开设的课程中实际上已下降到小四子、小五子的地步，几乎可有可无，和英语已无法并驾齐驱。英语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后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潮水般涌向我国教育的各个阶段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直至研究生教育阶段都有“英语”的一席之地；硕士生、博士生考试、职称评定、出国留学等等都对“英语”水平有所要求。“英语”成了认定一个说汉语的中国人能否读研、读博，能否评职称、出国留学的硬杠杆。于是，有些幼儿园搞双语，小学教双语，以此作为学校的亮点与特色，作为向家长兜售的卖点；而一些大学甚至出现了将教授是否以双语授课与其业绩挂钩的反常现象。由于社会与学校对英语的双重重视，学生迫于英语考试、就业的压力及自身发展的需要，对英语学习的热情一路高涨，以致严重挤占了母语学习的时间与心力。
图1 大学生英语学习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的比例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曾于2004年10月对非英语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做过一项调查④（图1），想了解他们“在大学期间花在英语上的时间有多少”。结果有19%的同学选择了“几乎全部时间”，56%的同学选择了“大部分时间”，16%的同学选择了“正常学习时间”，仅有9%的同学选择了“很少时间”。既然有一大半同学“大部分时间”在学习英语，再除去专业课和其他科目的学习时间，留给语文的还能有多少?或许中小学的情况比大学要好一些，但从中小学生争相参加各类英语培训班、补习班的现象中也足以看出语文的弱势。
相比之下，我们的母语教育明显受到了“冷落”。一份对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初级中学、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等几所中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⑤：大多数初中同学认为“语文和英语一样重要”，所花时间也基本上差不多，但是高中同学认为“英语更重要”的比例急剧上升，而认为“语文更重要”的所占的比例极少（图2）；高中生存在明显的“重英语轻语文”现象，而有半数的初中生对英语与语文孰轻孰重没有明确的感觉（图3）。结合前面大学生的情况，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语文的重视程度与学生的年龄成反比。由此，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英语越来越受到重视，语文却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母语又怎么抬得起头?我们的母语教育又怎么“灿烂”得起来?如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又该如何传承、延续?
图2 初高中学生对英语、语文的重视程度比较
图3 初高中学生对“是否存在重英语轻语文”现象的回答比较
(2)母语教育“工具化”：弱化甚至偏废了母语的文化传承、批判和创新功能，偏重其实用工具价值。
语文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它所特有的人文品格传递着“爱国主义的思想、人格的价值观念、人际和谐的思想、社会的责任观念”。于漪老师认为，语文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应用学科，是语言的工具训练与人文教育的综合。语文教育的核心是人格教育，它能使受教育者主动地将人类科学的、道德的、审美的、劳动的等方面的文化成就内化为自身全面的素质。因此，语文教育需要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健康个性和人文精神，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
但是，现实中的语文教育并不乐观，集中体现在语文教育的工具化倾向严重，弱化甚至偏废了母语的文化传承、批判和创新功能。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轻人文素质的培养、急功近利：在高考的指挥棒下，注重知识学习，淡化能力训练，注重方法训练，淡化审美需求。这种偏重工具价值的教育观念，重视训练并培养人的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注重纯理性的由大的语言单位向小的语言单位的解析。篇章解析为段，段解析为句，句解析为主、谓、宾、定、状、补等成分。似乎每一级语言单位，都是“形”载负着“义”，“义”又依附于“形”，通过析“形”就可得出“义”。其结果是使原本充满喜、怒、忧、惧、爱、憎、欲的感人至深的文章，让人觉得似乎只是由字而词、由词而句、由句而段、由段而篇，如此逐级拼合而成的。于是，原本充满人性之美、趣味横生的语文教学，变得烦琐凌乱、枯燥死板、味同嚼蜡。事实上，“教育的过程已被异化为如同大工业生产的一条流水线”，“个体生命则被流水线整合成统一性质、统一功能甚至统一造型的某种标准件，成为丧失个性活力和生命冲动、斫平自主性和创新性的‘教育产品’”⑥。我们的语文教育已经忽视甚至摒弃了受教育者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抹杀了语文教育本应包含的人文精神、人文素质。由于缺少母语文化的滋养，青少年逐渐丧失了个性和活力，失去灵性，失去理性，最终失去人性，直至变成刻板单调的“平面人”。
三、汉母语教育的文化使命
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的危机，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进一步说，就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教育尤其是作为民族之魂的母语教育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应成为当前文化界和母语教育界一个颇值得思考的重要命题。事实上，母语作为传达思想和感情的工具，同时也是传承文化精神、价值观念和人类文化成果的载体。母语的这种文化特性及其传承功能，决定了母语教育不只是纯技术性的语言训练，而是一种文化的教育、文化的过程，有着独特的文化品性和文化传承、传播功能。因此，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塑造学生鲜明的民族性格，使其树立民族意识并形成祖国观念；批判地借鉴外来文化，并传播外来优秀文化，使学生具有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兼容并蓄的文化情怀与文化视野，从而振兴中华、确立中国在世界之林的独立地位，就成了语文教育不可推卸的文化责任与文化使命。
1.汉母语教育的文化使命
(1)传承民族经典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精神。
在信息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各个国家在文化领域加强交流导致全球文化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且呈现融合趋势。那么，全球化是否就意味着民族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呢?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代社会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也必须立即遵循这种趋势。正如乐黛云所言：“一体化(unification)指的是完全一样，遵守同样的规则和同样的模式。现在，经济上正在一体化，……文化不可以，也不应该一体化。”⑦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民族文化绝不会、也不应该发生根本性的、质的变化，以致出现完全相同或一体的现象。恰恰相反，文化是凝聚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不同民族的价值观、世界观都蕴藏在各自的文化内，它具有多样性。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指出：“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着愈来愈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⑧这就是说，全球化尽管客观上带来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但不会成为各种文化的大熔炉，反而更能为各种文化体现其本色和特性提供广阔的舞台。“文化从来就是多元的，各个人类群体的生存环境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和习惯不同，文化也就不同。保持多元文化，也就是保持一种文化生态。”⑨由此可见，文化的全球化是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为基础的，它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指导，为增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与沟通制造了契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无法遮蔽或消解的民族性，它是形成不同文化特征的最为本原的东西，越是成熟的、影响深远的文化越是充满民族性。离开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没有文化的多元性。各民族、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一定会发展其自身文化。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曾因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而名噪一时，他在接受阿根廷《号角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尽管存在着推动世界相互接近的全球化力量，但各国都越来越努力寻求自己文化上的同一性。各国在未来将由于文化上的相近而重新结盟。”⑩亨廷顿所提到的这种趋向已在新世纪之初愈益凸显出来，各国都在寻求并强调各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正因为此，香港文化委员会主席张信刚才会借用计算机语言“C++”来谈中国文化的出路，他说：“在我看来，‘C’代表chinese culture，第一个‘+’是要我们有选择地继承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我认为‘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两个意思，我们要强调的是尊重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接受一切传统文化。第二个‘+’是有选择地吸收外国文化。国外的文化，包括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欧美文明中所有好的东西、适合于我们肌体的，都加以吸收。”(11)可见，以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存在为基础的全球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因此，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发展性，是应对文化全球化的前提和基础。
那么，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发展性呢?这就要依靠教育。母语教育的文化使命首先就是要传承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富有民族精神、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人。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它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特点，蕴涵着中华民族的情感与精神；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底蕴，丰富的内容。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化世界里，我们该如何选择、怎样辨别、继承哪些传统文化呢?朱自清先生曾在其著作《经典常谈》中谈到，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中国人，有义务接触本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化。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堪称经典。其中儒家经典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张岂之教授认为，儒家文化的价值核心在于孔子提出的道德伦理。在孔子之后，孟子对中国古代道德心理学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将孔子所提倡的执著精神进一步发挥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个人伦理的最高境界。(12)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价值核心已经融化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行动规范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积淀为一种遗传基因，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底蕴及其蕴涵着的强大的民族精神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价值取向，甚至超出了中华文化的范围而及于邻国异邦，形成了具有国际性质的文化圈。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对中华民族弘扬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树立民族形象、确立本民族在世界之林的地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遗憾的是，儒家经典经过“五四”运动的批判，经历十年“文革”的洗礼，改革开放后又受到外来文化的过分冲击，它在绝大多数国人心中已失去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对儒家经典的正面评价，也是近几年才取得共识的。国人，尤其是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小学生，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少之又少，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积淀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看到。因此，近年来，国学又重新受到重视，不仅学者、媒体谈国学，大学办“国学班”，连民间也自发办起了“私塾”。但是，这些毕竟不是最有效的传承文化的方式与途径。文化，最终还是要靠教育去传承与延续；文化，应该在潜移默化地浸润过程中在学子内心慢慢生根发芽，以至根深蒂固。如是，我们的母语教育必将担负起这一重任，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作为自己永恒的使命。
(2)传播外来优秀文化精华，尊重并发展多元文化。
民族文化的发展固然要以母文化的自觉认同为前提，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固守民族的传统文化，抵制其他文化的做法，将会使民族文化因失去活性因子而逐渐干枯、萎缩。“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特殊的、地方性的文化必然要和其他的文化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在促进各自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全球文化的共同发展”。(13)这个道理也可以从历史上得到印证。人类文明是在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中发展的。在人类历史上，古希腊文化通过十字军东征，在欧亚非得到广泛传播；中国的儒家文化，自秦汉以来，在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周边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明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谈到西方文化的发展，他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14)到17、18世纪西方又曾吸收过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欧洲文化发展到今天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它能不断地吸收不同文化的某些因素，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更新。因此，民族文化只有主动参与到与其他优秀文化的对话中去，“从中不断地汲取新质，才能保有进一步发展的生命活力，亦才能以‘不同’的姿态与其他文化形态和平共处，而不被强势文化同化”。(15)
意大利著名思想家恩贝托·埃柯曾在1999年纪念波洛那大学成立900周年的大会主题演讲中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脊梁。一个民族没有文化，它就是‘劣等民族’。文化问题，我觉得很大的任务应该落在教育，实际上也是对教育的一个检验。”(16)教育，尤其是母语教育，以其民族文化情感、民族精神建构的固有本性，决定了如何在全球化的文化坐标中正确定位，这不仅是教育的头等大事，更是关乎民族文化兴衰的重要命题。母语教育的文化使命，并非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在批判继承的同时，积极吸收并传播世界文化的精华，在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先进的外来文化整合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本民族教育的文化使命、文化支点。这就要求母语教育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觉，在坚持改革和创新的同时，与世界各民族文化展开积极互动的多边对话，实现文化的互补与共享。
2.新世纪语文新课程改革的文化诉求
在国际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潮中，我们迎来了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我国的母语课程在顺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了诸多国外教育新理念和母语课程改革的经验，积极调整了课程的内容和结构。在2001年6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布后，《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义教课标”）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高中课标”）相继于2001年7月和2003年4月公布。诞生于新世纪的这两份“语文课程标准”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它们充分考虑到了语文作为人文学科的特点，注重语文的文化内涵，特别强调了作为母语教育的语文课程在知识层面的文化传递，在教材层面的文化浸染和教学过程的文化追求，凸显了语文教育的文化使命。
(1)语文课标：凸显文化理念。
新颁布的两份语文课程标准都无一例外地对“母语课程”做出了一致的定性：“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前一句“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的“载体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语文作为人文学科的认识，更准确地揭示了语文与母语文化的关系；而后一句首次提出语文学科的人文性，首次将“工具性”与“人文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显然比“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的“工具说”更强调语文学科的人文内涵，更接近语文学科文化“化人”的本质，这是语文教育界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除此之外，课标提倡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热爱民族文化，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厚植民族精神。“义教课标”指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培植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高中课标”直陈：“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通过阅读和鉴赏，深化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冶性情，追求高尚情趣，提高道德修养。”课标还提倡尊重、理解多元文化，努力使学生形成开放的文化胸怀和文化心态。“高中课标”明确指出：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关注当代文化生活”，应“增强文化意识，重视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积极参与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2)语文新教材：追求文化内涵。
“义教课标”和“高中课标”均倡导一种科学的教材编写理念，即教科书编写应“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选文应“具有时代性和典范性，富于文化内涵、文质兼美”，从而帮助学生“开阔眼界”“增强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感”，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虽然新时期的语文教材百花齐放、形态万千，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各种语文新教材有着追求文化内涵的共同特点。仅以高中《语文》（必修）（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第2版）为例，不论从选文数量、文化选择，还是选文的价值取向上来看，都极大地体现了语文教材的文化品质。就选文的数量而言，文学作品占选文总数的80.5%之多，古代文学作品占选文总数的32，7%，占文学作品选文总数的40.7%。由此可见，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极其重视文学的育人功能，注重中外文学并重、兼容并包，同时，又突出强调中国传统文学的地位；就选文的文化选择而言，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注重多元文化的选择和整合，文本内容丰富，包罗万象，题材、体裁多样：包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古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消息、通讯、图片、日记；还有著名演说家、各国政要的演讲词，著名作家所写的序言；在第三册、第四册和第五册里有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学论文、文化随笔、哲理随笔；还有与生活实际联系比较紧密的辩论实录、电视访谈实录、广播节目等。就选文的价值取向而言，该教材着重强调选文的多元化和人文性。其中的多元文化主要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现异域风情的外来文化和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现代意识的现代文化；人文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关注自我、关注精神境界的追求和关注自然、追求和平与自由。
(3)语文新课堂：创设文化氛围。
在传统的语文教育中，教师的身份被过分尊崇，教师始终被看做是“代圣人立言”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拥有者，是文化的唯一传播者，而学生则被看成是接受文化的容器，对文化没有任何的解释权与发言权，因而，本该充满文化意蕴的教育过程被异化成一种单纯的“文化搬运”或“文化复制”的过程，本该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犹如死水一潭。在新课程理念的倡导下，传统的师生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现代教学理论张扬“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的理念，从文化的角度来说，语文教学应赋予学生学习文化、传播文化、探究与创造文化的权利。“高中课标”中“学习对文化现象的剖析，积极参与先进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注意观察生活中出现的各种语言文字现象，思考从现实中提取出来的文化问题，积极参与本地区文化建设”的表述就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一种确认，凸显了学生作为文化解释者和创造者的地位。
语文新课程改革提出了现代语文教育一个最重要的教育目标，即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从而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要想促成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和生命个性的发展，既需要以感悟、体验为主要方式的感性教育，也需要以探究、创造为主要方式的理性教育，两者的有机统一才能形成一种完整教育。从“高中课标”的具体表述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进行文化研究的两种互为补充的方法：一是文化感悟；二是文化探究。对于前者，“义教课标”和“高中课标”都不约而同地在附录中建议学生诵读古今优秀诗文，跨越时间屏障与古人对话，在品味语言形成良好语感的基础上，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感染，实现人类文明精神火种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后者，“义教课标”鼓励学生“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运用语文”，“利用图书馆、网络等信息渠道尝试进行探究性阅读”；“高中课标”也鼓励学生“借助工具书、图书馆和互联网查找有关资料”，“通过多种途径，开展文化专题研讨”。两份语文课程标准还提倡通过自主和探究的方式学习、研讨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审慎的文化反思和富有创意的文化建设，从而使学生养成敏锐而深刻的思维，增强自觉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形成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深切洞察和理解。
注释：
①乐黛云《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化与全球化——人文讲演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②⑥潘涌《创新与立人——全球化视野中的教育现代化》，《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第252～260页。
③［法］阿芒·马特拉著 陈卫星译《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页。
④⑤调查结果及数据来自：方林建，傅岑《母语，你为何受冷落》，《当代学生》2005年第12期，第26页。
⑦⑨乐黛云《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化与全球化——人文讲演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⑧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⑩《美国将不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号角报》1998年4月22日。
(11)张信刚《让昨天与明天相遇在今天》，《中国文化与全球化——人文讲演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12)张岂之《张岂之教授谈中国传统文化》，《西安晚报》2007年7月30日。
(13)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
(14)罗素著 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15)曹明海 陈秀春《语文教育文化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
(16)陈乐民《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谈起》，《中国文化与全球化——人文讲演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