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工业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讨会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模式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工业化高速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农村非农产业已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重要且最富生机的部门。但是，近几年来，伴随着农村工业化高速推进所积累的大量可能抑制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已日显突出。因此，对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历程以及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和经验总结，探讨在改革和发展的新背景下农村工业化的基本思路和政策选择，已成为急需理论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杭州大学金融与经贸学院、《经济研究》编辑部于5月17日至19日在杭州共同举办了“中国农村工业化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五十多位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现将会议的主要内容作一简要的综述。
一、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起始条件及其作用
蔡昉（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员）认为，改革以来，乡镇企业发展具备了四个方面的初始条件：(1)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普及，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明显的提高，并使一些生产要素得以从农业部门中分化出来，获得重新配置的机会。(2)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是国有经济的运营领域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部门，与人民生活直接相关的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这种经济发展格局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缝隙。而改革之初人们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但收入增长较快，社会对低层次的产品需求较大。容量较大的低层次产品的市场空间以及较低的市场进入的技术壁垒和必要资本量壁垒，为乡镇企业起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在产业上的错开，避免了与国有企业展开正面的“阵地战”。(3)乡镇企业很容易得到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例如，乡镇企业的社区属性决定了它们可以免费或者是以较低价格获得所需土地；传统体制下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设置的行政壁垒，积累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机会成本极低的劳动力；长期的“金融压抑”人为地把利率水平控制在较低水平，使乡镇企业可以获得较为低廉的资金；等等。(4)在改革初期，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以重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不仅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而且影响人们生活基本需求的满足。大量乡镇企业进入轻工业，不仅为自身发展获得了有利的获利机会，而且强化了产业结构轻型化调整的效果。乡镇企业的兴起正好吻合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上述四个起始条件，为整个农村发展工业提供了普惠的发展机会。但为什么东部地区抓住了这一机遇，而西部地区未能抓住这一机遇呢？这需要对不同地区的工业化的特殊条件进行分析，如东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差异所产生的市场密度差异等。
陈剑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认为，乡镇企业是在没有私有产权制度安排和市场非常不完善的情况下获得高速发展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它能够提供比较充分的激励。企业家对于整个企业的财产拥有较为完整的控制权，而社区政府和社区成员也能从社区财产的运营中享受剩余索取权。不仅如此，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家与政府谈判的能力越来越强，在制度安排的调整过程中，企业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在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社区政府的直接参与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人认为，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是因为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迫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寻找就业机会。
有的与会者特别强调地方政府对农村工业化的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他们认为，自80年代初中央政府推行财政分级包干政策以来，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通过发展非农产业来增加财政收入的内在冲动。这样，中国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体从以中央政府为主转变为以八万多个地方政府为主。无疑，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资源动员和配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具有强烈的对乡镇企业的剩余进行剥夺性索取的倾向，其结果是导致大量的生产性资本转变为非生产性资本，并出现乡镇企业普遍负债率过高现象。所以，地方政府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作用，既有积级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二、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反思
温铁军（农业部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研究员）认为，在改革的初期，不同地区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农村工业化模式，主要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起始条件存在差异。例如，温州工业化初期的国有工业几乎是空白，不可能借助于国家原来进行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时所形成的一套制度和经验，唯一可供地方政府调动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特别是经商人才。所以，浙南在工业化一开始就选择了劳动替代资本投入的发展战略，资本原始积累表现为人力资本收益的积累过程，并最终导致民营经济空前的活跃。而苏南在农村工业化初期，不仅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投入相对较为密集，而且社队企业相对较为发达。因此，对地方政府来说，成本较低且直接可利用的是国家和集体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制度模式。这对地方政府选择农村工业化模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所以，苏南形成了乡镇集体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化模式。
张仁寿（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对温州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反思。他认为，在农村工业化初期，温州经济具有三大优势：一是传统的永嘉学派的重商主义、功利主义的商业文化；二是富有冒险精神、善于经商的人力资本优势；三是“轻、小”型的工业结构优势。温州人利用这三大优势，创造了农村工业化的奇迹。在温州，重演了18世纪西方国家那种近于完全自由竞争的古典式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形成了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小城镇、供销员四位一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小企业、大市场（指专业市场）、弱政府”。目前，温州模式正处在演变之中，具体表现在：(1)在企业组织方面，正从家庭作坊、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逐步向公司制企业和企业集团方向发展；(2)在市场方面，商品市场正从以有形的专业市场为主转向无形市场为主；信息市场、技术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也继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之后迅速兴起；(3)在政府职能方面，地方政府已从“无为而治”、“想为而无所为”转变为“有所为”。1992年以来，地方政府在引导经济结构转换和企业组织创新、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治理环境污染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张仁寿认为，尽管温州模式仍然是一种不成熟的农村工业化模式，且是一种过渡模式，但温州模式比苏南模式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这是因为，温州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其制度结构基本上与市场经济相一致；而苏南模式的制度结构，带有较明显的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特征。因此，随着改革的推进，温州模式的演变不断趋于成熟、且充满活力；而苏南模式所暴露出来的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则越来越明显。
当然，正因为温州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所以，从一开始，温州模式与外部体制环境的不协调现象就普遍存在。温州模式推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量的所谓“非正规经济部门”。而部分“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形成，恰恰反映了外部的体制环境已经远不能适应温州较为超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以温州民间金融市场为案例，剖析了非正规金融部门的成因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官方部门的经营活动总会留下大量的空隙。非正规金融部门正好填补了这些空隙。不能简单地把民间借贷斥之为“高利贷”而加以否定。他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分析了民间信贷利率调节借贷风险组合或过滤借贷风险的功能，并提出，农村信贷市场的分割以及利率在非正规信贷部门能保持高于正规部门且稳定的水平，是农户和农户组织对农村金融市场上关于还贷风险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分布状态的一种理性反应。因此，在改革正规金融部门的同时，应积极引导而不是抑制农村非正规金融部门真正进入市场。
在按苏南模式推进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乡镇企业发展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少数企业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企业，而绝大多数企业由于地方政府的行政性介入过多以及其他机制方面的原因，普遍出现了高负债与低效率同时并存的现象。目前，苏南地区正在进行以产权制度变革为突破口的“二次创业”。对此，万解秋（苏州大学财经学院教授）认为，无论是从苏南模式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还是从现实矛盾着眼，苏南模式都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一模式的市场适应性日益减弱，而其行政干预的反市场性日益增强。他主张在“二次创业”过程中要重视地方政府职能的转换，要逐步用企业家和市场的资源动员机制来替代政府的资源动员机制。地方政府的职能应转向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协调、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有效维护等方面。
与会代表还就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问题展开了讨论。陈永杰（国务院研究室）认为，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所有制演变，对我国整个社会乃至整个所有制结构、政治体制都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因为今后农村的非农产业的职工人数将大大超过城市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我国农村非农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变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我国未来的所有制结构演变趋势。于祖尧（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认为，走产权明晰化道路不等于变相地搞私有化。这不单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中国国情和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在中国搞全盘私有化是不可取的。私有化的结果只能是滋生新的官僚资本，而这种新的官僚资本，可能比旧社会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还要腐朽。西方发达国家的私有制，实际上已进入了社会化的新阶段。私有产权正在逐步模糊化，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所有权的分离程度不断提高。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走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时的那条路，我们的改革就有可能要走弯路。乡镇企业改革的关键应该解决政企合一问题，逐步实现乡镇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对接。
陈良彪（农业部政策法规司）认为，在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要在法律上确保资本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鼓励投资。目前世界上虽然出现了私有产权模糊化倾向，但资本责任、资本权利是越来越明确了。地方政府应该为改制后的乡镇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而不是对乡镇企业“生杀予夺”，侵犯资本权利。有些与会者对改制过程中集体资产严重流失、集体资产转让后的资金难以到位且大量资金被地方政府转化为非生产性资金等问题表示忧虑。
三、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的模式选择
改革之初全国各地普遍享有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机遇，为什么东部地区能够成功地抓住这一机遇，而中西部地区却未能抓住？蔡昉研究员认为，主要是因为一些东部地区所特有的条件中西部地区不具备。比如东部地区的集体资产积累的基础较好，承担贷款责任的能力较强，所以更易得到低利率的贷款；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密集，农村与城市市场的贴近度更高；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较大，市场聚集需求的规模较大，发展产业容易取得规模经济；等等。
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靠政府把温州模式或者是苏南模式照搬到中西部地区，成功的可能性要小于失败的可能性，因为推动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所面临的条件已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产生时的条件大不一样。由于中西部地区的政府部门和民间部门的观念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地区发展市场经济要比东部地区艰难得多。尽管如此，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中西部地区只有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才能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把潜在的资源优势（农业优势、矿产优势、旅游优势）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发展优势。至于应选择政府力量主导型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还是选择市场力量主导型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与会者对政府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一问题展开了较为激烈的争论。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学者比较强调政府应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曾令华（湖南财经学院教授）提出，启动和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工业化，需要依靠两只轮子，一是充分发展民营经济，二是依靠政府的直接投资和政策倾斜。他主张政府在三个方面积极发挥作用，一是切实制定鼓励民营经济大力发展的政策；二是在税收政策上对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实行特别优惠；三是中央政府积极参与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然资源开发项目的投资。来自东部地区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借鉴苏南模式，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农村工业化要慎重行事。
关于目前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机会，与会者也展开了讨论。蔡昉认为，过去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是在超常的机会下取得超常发展的。现在，这种超常的条件已不存在，随着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和国有经济运营领域的战略性调整，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阵地战”在所难免。迫于竞争压力，乡镇企业的资本替代劳动速度必将加快，这就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必要资本量门槛将大大提高。在东部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已转入常规发展阶段的前提下，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是否还有很多的发展机会，值得怀疑。他认为，当超常规的机会变成了常规机会之后，必须用常规的办法来发展中西部地区经济。他主张从第三产业入手启动和推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因为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会产生很大的平衡地区差距的效果，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基础设施等条件对工业发展的制约也大大高于对第三产业发展的制约。陈剑波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工业化面临着资本短缺、技术水平低下和人才缺乏三大问题，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的关键是改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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