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与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缺陷论文,领导集体论文,理论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2)01-0021-04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它标志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当今时代，现代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作为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总结同时又对这一进程发生巨大影响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从50年代产生后，伴随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拓展尤其是美国现代化的迅猛推进而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由于该理论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等种种缺陷而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责难。当前，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来临之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时代的最高点，开拓进取，不断创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理论，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不足，为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缺陷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本质上是以美国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西方知识界对二战后国际环境变化的一种反应。战后，东西方处于尖锐对峙状态，国际关系也极为紧张。亚非拉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为摆脱殖民统治，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新兴的独立国家纷纷诞生。这些国家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对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从它的“全球战略”出发，积极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策略，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美国学者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的理论架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现代化理论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面前，暴露出种种缺陷：
1.意识形态的“西方中心”论
从历史角度看，现代化最初在西欧孕育，然后通过殖民化形式扩展到世界各地。正因为如此，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家把现代化定义为“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17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8世纪至20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他们大多从西方社会中抽象出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然后以之为标准来衡量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这些学者大多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繁荣而兴奋，认为在民主、自由、理性这些现代性要素框架下构筑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图景是多么令人神往，以致于他们断定美国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最后归宿，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典范，是欠发达国家学习的榜样。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展模式是普遍适用的，欠发达国家只要按照美国的民主、自由、理性等基本精神及有关制度架构去推行现代化，一定可以达到美国的发达程度。所以，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乐观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是战后“美国第一”的自大狂思潮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概念主要是一个美国式的概念”。[2]正因为如此，它遭到了不少人的批判，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就是把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奉为理想类型，或者说它们代表了新的乌托邦”。[3]
2.理论架构的主观臆想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的学者主观上为欠发达国家设计的一个发展模型。在模型的设计上，多是以一些早发型现代化国家为范例，从中总结出多项现代化指标特征，作为后发国家努力的方向。他们在构建这一理论时，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传统与现代两分法。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是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功能上对现代性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4]在两分法的条件下，传统性和现代性成为“非此即彼”的对立概念，凡不属于现代的一切东西都被贴上了传统的标签。传统社会是静止不变的，是同一的，即均是非现代社会。如果说它们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向西方经历的工业社会方向变化；在政治领域中，简单的村社权威系统让位于以普选制度、党派制度和科层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在教育领域中，减少文盲，增强经济生产技能；在宗教领域中，世俗化的信仰系统代替传统的宗教；在家庭领域中，扩展型的亲缘纽带失去控制作用；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上，地理和社会的流动趋向于失去固定的、裙带关系的等级系统，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三种类型的变化，即结构的分化或功能更加专门化的、自主性更强的社会单位的建立。[5]他们认为，所有后发型国家只要按已经现代化的国家所具有的那些同样特征发展，并且在高度发达的现代西方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一定可以达到目标。事实上，因其抹煞了传统社会不论其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都存在的特殊性和多样性，这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3.实践发展中的指导无力
德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家沃尔夫冈·查普夫指出，现代化就是从简单的、贫困的农业社会向复杂的、分化的和富裕的工业社会发展。[6]他认为现代化的中心就是工业化，只要建立了工业经济体系，就能给社会带来进步，从而为人们展现出一幅“工业神话”的图景。尽管其观点并不能为所有学者接受，但西方现代化理论学者大部分是对“工业主义”持乐观态度的人。就象美国学者库马所说的那样，“由于战后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拥抱工业主义的全球性狂热，在五十年代里，工业主义与进步理念的重新结合，几乎达到了百年之前的程度。后期工业繁荣与闲暇社会的理念，乃开始得到阐述，并且获得接受”。[7]在西方现代化学者看来，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性这些现代性要素基础上构筑起来的现代社会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但是随着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便是环境污染、贫富差距、道德沦丧。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人类一直以为人类可以借助知识的增长而控制自然，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直到意大利罗马俱乐部揭示出了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全球性环境问题才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是否有极限问题的普遍关注。同时，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旗帜之下，一些低级、粗俗、污秽的文化在许多国家蔓延开来，吸毒、地下娼妓、黄色书刊在社会上泛滥。所有这一切现代化通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行，对我们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发出了巨大挑战。在这些问题面前，西方现代化理论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芒，显得无能为力。
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
1.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
作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现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弥散扩张性质。“现代化一经在任何一地展开，其影响便无可避免地渗及全球各处，不管这种影响靠的是武力还是人心所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8]历史正是如此，现代化最初在西欧孕育，然后通过殖民化形式扩展到世界各地。在其霸权威胁和文明示范的影响之下，现代化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极大成功。正因为此，现代化又被人们称为“西化”、“欧化”。但“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9]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作为一种制度，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它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民主化等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体，涵盖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人类的永恒追求，是人类渴望全面解放和真正自由发展的表现。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这也是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基石。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改变了其发展方向，改变了其失败的命运。“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世界现代化大潮的发展趋向、中国独特的国情与发展背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百年历程，所有这一切内在和外在的因素都使得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了社会主义基本导向”。[10]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的经验总结。与毛泽东、邓小平一样，江泽民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我国现代化的前提。但我们必须“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11]
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现代化的道路也是不同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我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指出，共同形态的现代生产力作用于不同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国际条件下，形成具有不同特点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权力结构形式，聚合成为新的多样化的发展模式——现代化模式。他按经济形态将现代化道路分为三种类型：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和混合型。[12]建国后毛泽东、邓小平为探寻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作了努力，尤其是邓小平开辟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更说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江泽民强调中国是后发国家，对于现代化道路，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从这样或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13]“走自己的路”，[14]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江泽民指出，“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15]但在现代化理论发展中，至少在早期有不少学者进行现代化研究时仍局限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对非资本主义社会，要么被认为是畸形或不正常，不值得去观察和分析，要么就是泛泛而论，一笔带过。这种亲西方偏见严重影响了现代化研究的科学性。所以A·R·德赛教授指出，“现在是学者们坦率地承认现代化过程有两条路线(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候了”，在实践上，“不少国家所采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正将他们引向一个特殊的‘不由自主’的趋势，也就是‘现代化的中断’”。[16]这从实践上又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2.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于19世纪30年代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了世界上第一次现代化浪潮，“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7]无疑，这是人类史上最巨大的转变，它改变了整个世界。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纽带，将世界联结起来，建立起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处于中心的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早发型现代化国家，这些国家凭借其经济特权和军事实力将亚非拉广大地区变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而亚非拉国家因远离中心区而渐渐沦为边缘或半边缘地位。虽然这些国家或地区在西方现代化的传导和本国社会革命中走向现代化，但由于现代政治经济秩序完全由发达国家支配，不平等的交换和各种经济、非经济的干预，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很难摆脱这一束缚而真正实现现代化。针对这一问题，以劳尔·普列什比、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依附论者认为，由于传统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向心性、统治性等特征，工业化总是集中在中心区而不会扩散到边缘，边缘只能扮演被动、从属的角色，这种依附性增长永远无法摆脱落后的局面。也就是说，第三世界的落后，不是由于内部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造成的，一句话，是依附的结果。第三世界要获得发展，只有同西方中心国家完全“脱钩”。不容否认，在目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格局中，一些欠发达国家参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中，或多或少存在某种程度的依附，这无疑是这些国家欠发达的重要原因。但东亚地区一些新兴工业国的崛起以及拉美许多国家单纯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证明依附论者的观点有失偏颇。
从历史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而进行。江泽民一直都非常重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迁。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平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18]即南北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在不断加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贫富差距扩大。就象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第三世界是一组关系——一种支配的宗主国中心与依附的边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地区过去是殖民地，今天是新殖民地式的“独立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单单是第三世界的欠发达，而且还是第一世界的过度发达或畸形发达；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19]所以江泽民一直强调要建立民主、平等、合理、公正的新型国际政治经济新关系，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人类共同繁荣。他指出，国际社会一方面要“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另一方面，“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20]
与依附论者要求斩断与西方联系以获得发展的观点相反，江泽民强调要对外开放，将中国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中。世界现代化进程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作为主权国加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其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说明边缘地区只要顺应世界潮流，参与世界经济事务，寻找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性发展道路，其现代化一样可以获得成功。二战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现代化进程进一步突破了国界的限制，呈现出全球化趋势。江泽民站在时代潮头，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没有理由关起门来搞建设，要实行对外开放。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能力”。[21]当前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将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事实上，中国为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融入主流文明之中，这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的必然要求。
3.确立现代化进程中的整体协调发展观
发展是文明社会永恒的主题，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各国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性的大旗之下，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这一时期同样也是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最为严重破坏，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道德水平急剧沦丧的时期，对人类当代的现代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性的生态、文化、社会危机再次提醒人们要反思传统的发展观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理性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
从工业革命开始之后，人类为进入工业时代而欢欣鼓舞，但在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在给我们带来财富的同时，却又使人类花费几十倍的代价去恢复被人类破坏的生态平衡。针对环境问题，在上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极限的悲观预测，引起了人类对工业化道路的反思。1989年第15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在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21世纪议程》，将这一概念推向行动，这标志着现代化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政府也相当重视。在1994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强调中国的发展将不只是经济的发展，而是要走一条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2]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都把经济的增长作为首要的目标。在他们看来，只要把经济馅饼做大了，其他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事实上，在当前许多国家，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风气日趋恶化，道德水准也开始下降，出现了罗荣渠教授所说的“发展综合症”。[23]“见死不救的人情冷漠、人心死亡症，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贪婪症，权钱交易、金钱万能的良知泯灭症，知识贬值、精神无用的文化贫血症，……种种精神瘟疫，正弥漫于我们的社会。”[24]对这一问题江泽民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要确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为精神文明建设确立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只有这样中国现代化才能走上健康的道路。“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5]他认为在当前要加强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江泽民认识到其最后的归宿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是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在经过多年的探索后得出的结论。事实上，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程度，不仅要看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看其思想道德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看人的现代化。从世界现代化发展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西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希望能使本国经济获得飞速发展，但结果往往令人沮丧。在这些失败教训面前，他们认识到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就象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英格尔斯所讲的那样，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26]只有这样，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才能变为现实。
收稿日期：2001-11-26
标签：现代化理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道路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