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中国城镇化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社会最明显的特征是处于转型时期。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城市社会转型；第二是市场转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种转型对于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城市化现象，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将深受转型社会所带来的制度创新和结构变化的影响。因此，本文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出发，探讨这种结构转变在经济、社会和地域空间上的作用机制以及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1 传统的二元结构
理论上而言，二元结构的概念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贝克（Baker ）[1]提出，而后希金思（Higgins）、赫希曼（Hirschman）、 缪尔达尔（Myrdral）[2～4]从技术部门， 地域结构和政策效应方面作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然而，集大成者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 ）提出的二元部门模型（dualsection model）[5]，试图解决一种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及“城市—工业”的导向模式，使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然而，集中体现社会二元性结构的是城乡关系，工业与农业发展速度、质量的不平衡性可以说是城乡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内在形式是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在物质技术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性。从建国初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实施了一系列城乡分隔制度，如农产品购销制度、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铸就了“城市—农村”的二元社会模式，加固了城乡壁垒，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乡交流与融合，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2 二元经济结构向三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农村的农业部门与城市的工业部门，构成了中国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的主体。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给这种传统结构带来新的冲击。事实上，当今中国最富有特色的发展现象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可以这样说，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是中国经济，而当前中国发展最快的是乡镇企业经济。1992年，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32.5%，增长指数超过30%，1995年它的产值已经超过社会总产值的40%，增长指数超过60%[6]。 虽然近年来乡镇企业在改革调整中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经济总量与效益仍然平稳提高。1997年全国乡镇企业完成GDP 为20740亿元，比上年增长17.4%，高于全国8.6个百分点，占全国GDP 的27.7%，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0.3%[7]。
乡镇企业的繁荣发展，是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产物，它的经济实力的高涨，就业人数的不断增加，表明一个新的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已经从传统的农业部门中逐渐独立出来，并初步形成了与农业部门，城市产业部门相互联系又相互分离的另一种独立的经济力量。正如厉以宁教授指出：这一部门（指农村工业部门）既不同于现代工业部门，又区别于传统的农业部门，成为介于两个传统部门之间的新兴部门，从而使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又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社会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又衍生了三元经济结构[8]。的确，1978 年这三部门总产出流量之比为1∶0.28∶2.76，三元结构还没有形成，1992 年这一比值变为1∶1.5∶2.58，三元结构已经形成[9]。
三元经济体系的作用模型可以表现为三个子系统的关系：
（1）农业与城市产业部门： 一般而言，农村向城市产业系统提供劳动力和食品以及其他的工业原料，而城市产业部门向农业提供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可以这样说，农村仍然是城市发展的原料地，又是城市工业的市场。另一方面，两者的商品交换引入了市场机制，工业、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正在逐步消减，但是仍不可否认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不合理价格制度的存在，所以城市产业部门发展变相地从农业中抽取资本，进行自身的扩张，这种不平衡发展模式影响仍然存在。
（2）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产业部门：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 农村工业部门向城市提供中间产品，而城市产业部门则向农村工业部门进行技术、人才的扩散，并且转移一些初级产业。
（3）农业与农村工业：由于两者之间巨大的比较利益和落差， 因而导致了土地、劳动力、资本从农业部门向农村工业部门流动。另一方面农村工业部门也向农村提供农具与日用品。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三元经济结构大系统下，农村内部的农业与农村工业存在小二元经济状态，这符合刘易斯所提出的无限劳动力供给条件，也是促使农村工业部门不断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构建一种独立的经济体系（三元经济结构模型）来解释当代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因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强大经济实力，构成农村工业部门的微观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不同于农业部门和城市产业部门的新的制度特征，按照西方经济学观点，它起初产生于一种“非正式”（informal section）活动中，在传统体制的“正式”（formal section）组织中，以市场为导向在短期内得到迅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正式”产业部门[10]。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它的发展速度之快，预示着中国体制变革的一种方向，应该作为中国经济变革中一股创新力量受到充分的重视。
3 社会结构的转变
经济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结构，在社会生活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结构从传统的二元特征：农村社会阶层与城市社会阶层，转向三元结构：农村、小城镇和城市社会阶层。这种转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就业结构上，乡镇企业的发展已使一大批人进入非农产业，虽然现在对乡镇企业中的部分人来说未必是永久性的职业，但就其全体而言，无疑是一个有别于农业和农村的新的产业、新的社会集团。
其次，在经济实力上，1995年全国农村经济总收入64401.66亿元，其中二、三产业份额达到74.7%[11]。农民中一部分人的收入增长，已使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进入城镇，进入新的消费领域。
第三，在思想意识上，由于经济收入的提高，就业方式的转变，现在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的职工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追求，已经有别于传统的农民，只不过由于传统的体制使他们被迫称之为农民而已。
因此，农民中这种在职业、收入、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社会分化与流动（stratification & floating ）（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更为显著），但同时他们由于受到地方基础设施条件、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和限制，各方面与城市居民相差一个档次，所以他们将形成一个新的有别于传统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集团，可以叫做城镇社会阶层。在消除农村自给自足经济与城市发达市场经济差距及促使农村走向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他们无疑是先行者。
4 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作为一种文明社会的标志，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共生现象，在我国体制转型与社会高速发展时期，应该受到更大的关注。事实上，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也低于当今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全球平均城市化指标为42%，中国为28.5%，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滞后现象。这种滞后现象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很不相称。但同时根据城市化发展轨迹与经济增长指标来测算， 两者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从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93.74%来源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进一步分析得出我国人均GNP名义上升10%，城市化水平提高0.44%[12]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滞后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是一种“反城市化”现象（antiurbanism）[13]，这是不全面的。另一方面，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那么经济结构的转变对于我国城市化发展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它决定了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即是走农村城镇化道路。而这样一种道路的选择，它的经济基础就是农村工业部门的发展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也是未来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认识到，它一方面对于推动农村工业化与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1）严重地浪费了土地资源；（2）加剧了环境污染；（3）缺乏规模经济效益。事实上，由于农村工业的“村村布点， 户户冒烟”的分散布局，粗放外延式的发展，是难以适应今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所以这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从农村工业化向城镇工业化的飞跃，从而保证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所谓城镇工业化，并非是指所有城镇都要以发展工业为主或建成工业城镇，而是特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应该向城镇地区适当集中，即机器工业在城镇地区的集中化过程[14]。城镇工业化使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使得它们变得更加有效率和获得较大的聚集效益。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能够获得一些服务系统如商业、金融、交通、运输系统和科研教育系统的有力支持，从而使得企业发展获得最大的外部经济性。所以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走向“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城镇工业化，既是农村工业化本身从外延向内涵的一次飞跃，也是我国从一次工业化走向二次工业化的新的质变[15]。
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工业化走向城镇工业化，将为城镇建设提供大量的资金。据上海市郊不完全统计，1981年小城镇投资1.6亿元， 其中70%来自乡镇企业。另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为小集镇建设投资52亿元，使我国6600多个小集镇建设初具规模[16]。此外，城镇化本身就意味着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吸引大量劳动力，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所以两者是互为依托，相得益彰的动态促进过程。
此外，社会结构的分化，将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主要的行为主体。由于一个既有别于农村，又不同于城市社会阶层的新的社会集团的出现，他们的思想、意识、行为、价值观念都介于农村与城市两者之间，他们本身的经济实力促使他们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进入城镇，进入新的消费领域，他们将构成农村——城市的社会转型主体，成为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对象。
5 小城镇空间——新的地域结构转型主体
经济结构的演化，带来社会结构的转变，而它们在地域空间上的投影，则是由小城镇，这个特殊的地域结构所反映。我们认为小城镇空间，是一种农村——城市的边缘地带（rural－urban fringe）。 正如普利尔在1968年所定义：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城市建成区与外围几乎没有城市居民住宅及非农土地利用的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和乡村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地区，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17]。
小城镇与城市、农村将构成地域空间结构的三个主体，而在这个特殊的空间结构里，城市要素与农村要素逐渐过渡，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各种边缘作用明显，功能互补强烈，形成不同于典型城市，又有别于典型农村的中间地带，是在传统的城市——农村二分法的地域体系中构筑的新型地域单元，既体现城市——农村过渡性的区位特征，又是城市化的边缘地，农村现代化的先导区，城乡关系的协调区[18]。
小城镇的发展，是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具体地域空间表现形式，它为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提供新的途径。首先，从经济上而言，小城镇是市场经济在农村的主要载体，同时又是城市工业与城市经济向农村传播的枢纽。因此，农村经济要实现现代化，从小农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不仅要考虑城市本身的影响，还要依靠农村的“自成长因素”，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其次，小城镇建设是新型农村生活方式的积极尝试，因为它既是商品交换的枢纽，更是农村文化、教育、科技、信息中心。在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既是城市文明的接受地，向农村传播现代文明的“中转站”，同时其本身的发展，将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力和文明，既受农村与城市文化的影响，又有自己独到特色的小城镇文明，最后，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收入悬殊的差距，提高广大农村生活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水平，为我国城乡一体化提供现实的模式。
6 结语
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刻的两个主题，一个是转型，一个是发展。而我们的目标则是“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19]。未来之路该如何走下去，“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的理论告诉我们：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20]。所以传统结构对于今天发展的影响深远，我们必须回顾传统的二元体制；另一方面，今天新的时代特征我们不能忽略，从二元结构走向三元系统，以及由此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地域空间转换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给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我们认为，农村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方向，正如马克思在100 多年前指出的那样：“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21]。因此，农村城镇化，建设小城镇，将是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需要，对于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人口与资源矛盾提供现实的有效途径，更是对我国未来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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