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建设中本土资源的文学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论文,乡村论文,文化论文,资源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在是越来越重要了，如果回溯历史，中国乡村建设已经走过了漫长而崎岖的道路，有一点让人隐隐担忧的是，目前的农村建设在大部分人眼里好像就是一个经济问题，农民的利益也就是经济利益。其实，农村建设是多方面的，早在二三十年代，不管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有什么差异，文化都是他们重点考虑的方面，甚至是乡村建设的前提。农村是一个自然存在的生态场，农村不仅是农民生产的场所，也是他们生活与生命延续的地方，他们不仅在此创造物质，更要创造、寻找与获得意义和价值，因此，文化尤显重要。而一旦讨论到此，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即农村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农村文化的生产主体又是谁？从现代中国乡村建设的理念与实践看，乡村在文化上一直是作为被给予、被改造的对象。其实，如果对乡村文化进行考察，情况并不是这样。正如费孝通等所指出的，“乡土中国”在长期的生存中生成出相当强大的自满自足的具有抵御、同化、包容与自我修复功能的文化系统。相对于各个时期的国家制度，它们看似弱小，但实际上却相当顽强，从而使中国的乡土生活始终呈现二元并峙、交融与妥协的局面。不管是早年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调查，还是近年庄孔韶、王铭铭、王振忠、郑萍等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个系统被社会学家称为“小传统”，它不仅有那些抽象的隐秘的传统价值观与表面的生活修辞，更有建立在血缘宗法与宗教信仰等基础上的乡规民俗。
这种现象也在文学叙事中得到过充分的表现。毕飞宇的《平原》看上去是写文革的，但更可以看作一部特定时期的乡土文化史、乡村教育史与乡村青年成长史。文革对中国乡村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但是不是唯一的力量？它的改造与渗透程度如何？在文革这种政治程度、组织程度相当高的时代，中国乡村生活所依赖的路径是不是唯一的，如果不是唯一的，那是什么？毕飞宇“乡土中国”的知识考古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民间的社会生态。在他看来，这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否则，那一段生活迟早会被抽象化，简单化，甚至漫画化。《平原》的主人公端方的成长就是乡村文化训练的结果，我们看到他在小说中有好几场重头戏都起于家族内外的冲突，如红粉出嫁，如大棒子的溺水。端方在这些冲突中巧妙地利用乡村人的情感潜规则，利用乡村的婚丧习俗与道德规范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事实上，在乡村，谁合理利用乡规民俗，并且得心应手，谁就是乡村生活中的强者。
社会学家庄孔韶在对福建王田县调查研究之后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与权力之争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不过是一个附属地带；郑萍在对河南南和县郑村的考察后也认为：“大传统以政府为支撑力量，形成的话语空间成为其不断向基层延伸的强大后盾，而此时小传统似乎完全被大传统所淹没，突然间在历史中消失。其实这仅是表层现象，在国家强大政治压力下，表面上人人响应政府号召，而在人们内心深处仍认同小传统……国家权力在渗入地方社会时，小传统的社会力量是不可忽视的。”①这些社会力量是什么？就是亚文化的民间族群，是民间宗教、习俗乃至心理与语言，它们与大一统的基层政权、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信仰以及流行的政治语言形成潜在的对比与对峙。
这样的对峙在许多乡土小说中成为自觉的语义追求，它们从历史事件的纠缠与当下社会阶层的关系中挣脱出来，拉开了与政治话语图式的距离，呈现出了生活的本相，从而去探究被习惯视角所忽视了的文化内涵。《白纸门》（关仁山）从现实切入，但笔触却伸向中国乡土内在的许多潜隐的文化传承，从而将现实的矛盾冲突放在现代与传统的复杂矛盾中去予以解释。作品对冀北海滨名叫雪莲湾的民俗民风进行了原生态式的呈现，并且生动地说明了这些民间文化在现代社会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发挥着作用。《福寿春》（李师江）跳出当今农村题材作品的许多俗套，规避了所谓“三农”问题的众多预设，写出了乡村的原生态，一种乡村自在型的生存状态：“温暖、父子、命运、土地、香火、传承、挽歌、舐犊、爱溺、生老病死。”②《村子》（冯积岐）虽然以改革开放二十年为背景，但是，作家是从文化、心理多层面剖析，“尽最大的努力，真诚地、真实地展示那一段农村生活，展示农村的真实面目”，去呈现“农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与世界观”。它将农村的隐型文化结构揭示出来了，确实写出了在大历史之下的占支配地位的小历史，却又没有沿着五四启蒙文学的路子对此简单地予以批判：“农民的生活是不会垮掉的，村子里的生命之火不会熄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农民回过头来反思，最终还是要建祠堂，生活中的许多难题还需要去解决，还是要跪倒在祖先的牌位前：这是农民文化结构的一个侧面。”③孙惠芬的《上塘书》以方志的叙述方式展示了乡村文化的百科全书。“在上塘，所有节外生枝的事情，似乎是自古都有，比如高跷秧歌，二十年前五十年前就有，比如红白喜事大操大办，五十年前八十年前就有，比如打卦算命烧香求福，一百年前两百年前就有。那节外的枝，是从血脉里流出来伸出来的，就像一个树长出了杈。没有一个骨节，一个枝，是突发的，是跟上塘没有任何血脉联系的。”④
二
乡村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的延续或成长的因素是复杂的，有横向的水平影响，更有垂直的线性伸展。因此，对乡村的传统文化，许多作家并不是静态的展示，而是动态地揭示其功能。如在作家郭文斌作品中，不但有大量关于民间习俗、民间节庆文化的描写，更有这些乡村文化对乡村下一代浸染作用的生动叙述，可以作为个案来解读。《大年》写过年，用的是童年视角，从写对联起笔，孩子给父亲打下手，裁纸、添墨、抻纸，比赛着背诵那些传统的吉祥的对子，然后是蒸馍、送灶、泼散（在大门口掷馍块分送孤魂野鬼）、贴对联、洗尘、祭祖、分年（给孩子们分糖果干货）、贴窗花、点灯笼、守夜、拜年、赶庙会……如果不是作者娓娓地道来，人们真的恐怕不会再把童年的年味如此这般完全地回忆出来。《点灯时分》写的是正月十五。现在的正月十五，似乎都已移到了广场上，好像忘了元宵首先是在家里的。从郭文斌的笔下，人们知道那里是要用荞面来捏灯盏的，而且要给家里的每一个人捏，活着的和死去的，每人要捏两个，一个是大家都一样的，而另一个则要捏成各人的属相生肖，而且，不仅是人，家畜、农具、庭院、院子里的梨树，都要给它们点上一盏灯。灯是用藏在高处的麦秸做灯捻，舀上清麻油，如守岁时看着灯笼一样看着自己的那盏灯，点亮，熄灭。如果村里去年哪家死了人，乡邻们都要给那家送灯祈福。……
毫无疑问，郭文斌显然承继了京派小说的一些传统。从废名、沈从文一直到汪曾祺，这是一个在二十世纪文学中虽不占主流却是绵延不断的文脉。当然，知性地与艺术性地描绘民俗风情并不是文学的最终目的。汪曾祺将风俗看作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他还说：“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互交流，融为一体。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⑤我们看到风俗的这些内涵与功能在郭文斌小说中都得到了体现。由于风俗是建立在自然、生活、劳动与血缘的基础上的，在规范与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上具有坚实而隐秘的作用，是道德、生活习惯等等的集中体现，它实际上以生活的具体方式参与了乡村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的培育、塑造、修复甚至重建。这是乡村地域文化中潜藏着的丰富教育资源。“传统的乡村教育体系正包含着以书本知识为核心的外来文化与以民间故事为基本内容的民众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外来文化的横向移植渗透与民俗文化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学校正规教育与自然野趣之习染相结合，专门训练与口耳相授相结合，知识的启蒙与乡村情感的孕育相结合，前者的不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后者来弥补。当外来文化与乡村文化相对平衡时，两者能和谐地作用于个体，使其既成为外来文化的接受者，又成为本土文化价值的继承与阐扬者，本土文化价值能有效地活化、彰显于他们身上，成为他们成长的重要因素。”⑥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郭文斌的这些作品都是童年视角，都有一个父母与孩子的对话或教诲结构，都有一个感悟的语义模式。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儿童对风俗以及风俗的由来都有着好奇、神秘与想象，他们从中汲取着乡村社会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禁忌与文化理念。郭文斌小说中的孩子们每逢乡村大节总是期盼与兴奋的，充满了探求的渴望。端午节为什么门框上要插柳枝呢？《吉祥如意》中的六月跑在家家插满柳枝的巷子里，“觉得有无数的秘密和自己擦肩而过，嚓嚓响。等他们停下来，他又分明看到那秘密就在交错的柳枝间大摇大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秘密太多了。他们总是问个不停，于是，父母就担当了文化传承人的职责。在这种教育行为中，父母因社会地位和知识结构而形成了不同的分工。母亲可能是从生活说起的，而父亲则从儒家礼教加以深化。在中国乡村，风俗礼仪中的道德建构，一方面是历史的选择与积累（“老古时留下的规矩”，“奶奶的话”），一方面则是重要的儒家学说与实践的参与。在《点灯时分》里，父亲不但对儒家经典话语进行了阐释，而且提到了孔老夫子。郭文斌其实已经在暗示读者：孔子的孝的言行在乡村道德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其实，在乡村，礼俗是开放与包容的，众多可能冲突的学说都可以参与其间，比如佛教、道教，以及乡村文化对它们的世俗化阐释，都使它们得以成为功利化的训诫。有时，文化的习得就在游戏中完成了，比如在《玉米》中，婚俗就是在小红、红红与东东之间的模仿成人结婚的过家家中呈现出来的。“双双核桃双双枣／双双儿女满地跑／坐下一板凳／站下一大阵。”随着一首首儿歌，孩子们预演了自己未来岁月里的终身大事。孩子们在这样的活动中会时时领悟些什么，虽然不一定明晰，虽然歧义丛生，但正如六月所感觉到的，“心里有一个自己的‘懂’发生”。在《三年》中，明明与阳阳似乎一直没有搞清楚那每年如约而至的祭奠大礼，但他们知道了纸、烧纸、纸火，知道了祭奠的礼仪，跪迎纸火，点燃黄表、木香、金银斗、花圈、香幡，他们跟着上坟的长长的队伍，在坟院跪下，听着听不懂的“尚飨”祭辞。也许，这就够了，这里面的名词、敬词与动词，这里的实物与动作、符号与虚拟会在他们童年的心里留下烙印，留下生与死的界限，留下后人对前辈的尊敬缅怀，留下对彼岸世界的神秘和对亡灵去到另一个更好地方的美好祝愿。从本质上说，风俗就是一种仪式，是一种文化记忆，是我们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之一，相对于其他形式，仪式的记忆更加经典化。郭文斌笔下的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仪规、礼俗与程序实际上都是一些特殊的文化文本，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着丰富的象征意义，虽然五里不同语，十里不同风，但在一定区域与社群范围内，通行的礼俗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通过外在的符号、工具、程序以及组织者的权威而具有强制性，会营造出特殊的氛围，而使参与者在哀伤、敬畏、狂欢与审美的不同情境中获得行为规范、道德训诫与心灵净化。
三
然而，这些作家特别是郭文斌可能将乡村文化理想化了。当然，由于地区发展存在着不平衡，郭文斌笔下的文化风俗或还有迹可寻，但在东南沿海地区，乡村文化的稳定与自足显然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如果现在到沿海省份走一走，已经看不到所谓的乡村，这里没有了与自然的亲近，流动的人口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的人口结构与人际关系，而工业化则摧毁了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城市化与工业化所带来的消费文化甚至西方宗教等也将传统的文化样式冲击得七零八落，所以，才有所谓“乡村的终结”之说。当乡村不再存在时，遑论乡村文化？这种现实被另一些作家所书写。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在一开始展现的是楚王庄秀丽的景色与淳朴的民风，而村边的楚长城也从渊源上说明了这里乡村文明的久远与深厚。但是，一哄而起的旅游业改变了这里的一切。作品的主人公暖暖曾想以乡村的方式来经营它，以乡村的民风与伦理来规范它，但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当“赏心苑”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必须以现代服务业的模式来经营它，这时的楚王庄也就不可避免地转型为旅游产业，它也就不可能再回到“湖光山色”了。作品中一方面有对乡村精神家园的守护，但更大的力量则来自异己文化的入侵与诱惑，对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来说，文化建设远比经济建设艰难得多，这恐怕才是目前乡村的真实景观。
如果我们对乡村的建设都按照单一的现代化与城市化来进行，如果乡村的土地上已不存在真正的农民，如果我们倡导的价值理想完全悖离了乡村的传统，如果我们的乡村教育毫无乡村的本土资源，教育的目的也不是让孩子们如郭文斌小说的五月、六月那样热爱自己的长辈、乡邻和从乡村游戏与童谣开始的民俗风情，那怎么可能重建真正的乡村？孙惠芬在《上塘书》以及其后的《吉宽的马车》中都描述了这样一种现实，乡村的理想就是与远方的城市一样。左右上塘村的是进城的打工者，打工的成功程度决定了其在上塘村的地位。《吉宽的马车》中的吉宽本不想进城，这个脑子有些木的“懒人”并不认为城市就怎么好，但是在歇马山庄，一个男人不去城里打工就会被村里人瞧不起。换句话说，现在的乡村与城市在文化上已经同质化了。如果这样，问题就不仅仅是乡村一极的生存危机，而同时关系到它的另一极城市，并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化的生态，即它的多样性与生成性。要知道，乡村文化的价值不仅在它自身，同时也在与城市文化的对立与对话中给后者以滋养。礼失而求诸野，乡村文化一直是社会文化变异的最后底线。难怪赵本夫的《无土时代》在对当代社会发展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之后依然保留了乡村与城市对立性的存在，并且以乡村作为更典型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病的城市的挽救者。赵本夫的“地母”系列长篇具有土地崇拜的情结，按照赵本夫的叙述，城市也是从乡村、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但是，现在的城市却进入了“无土时代”，很显然，“无土时代”中的“土”已不仅仅是实指意义上的土地，而是指足以承载人们生存的生命之源、精神之基。谷子在孤儿院时金阿姨解释为什么给她取这个名字的一段话或可以表达作品的这一旨趣：“‘土气’是个好东西，土气土气，是说大地是有气息，有灵魂，有生命的呀！一个人有了‘土气’，人就厚了，就有了根基，就有了营养，就会不怕风雨。”⑦这种思维在作品中显然是作为一种根本性的哲学层面的价值观来演绎的，它成为小说中许多人生命行为或潜或显的动因。因此，书中木城的出路也就只有回到土地，接通与乡村的气脉。于是，石陀成天拿着铁锤去敲击水泥地，以便让深藏的土地回到城市人们的脚下；草洼儿村则与木城遥遥相望，成为人们理想中的家园；而从草洼儿村走出来的农民石柱，则承包了木城的绿化，他最匪夷所思的举动是将木城的绿地种上了麦子，直接将乡村植入都市。这当然带有荒诞的艺术成分，但它无疑象征了人类文明史上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也以文学的方式展现了当代文化救赎中乡村的地位以及乡村文化重建的母体意义。
乡村文化如何生存，乡村建设的路又在何方，相信文学会一直关注下去。
注释：
①郑萍：《村落视野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北京〕《读书》2005年第7期。
②李师江：《福寿春》《创作札记（代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③冯积岐：《村子·后记》，〔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330页。
④孙惠芬：《上塘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⑤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⑥刘铁芳：《文化破碎中的乡村教育》，〔海南〕《天涯》2007年第3期。
⑦赵本夫：《无土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