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性情写作：对“80后”写作的试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仅仅数年时间，不管人们笼统地称之为青春文学写作也好，或“80后”文学写作也好，以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等为代表的文学写作，包括叙事文学和散文等文学作品，颇具声势地占领了文学图书消费市场的重要一角，尽管其卷起的写作潮流不免泥沙俱下，却以一种新颖锐利的文学才华、不菲的创作实绩、鲜明的写作特征而自成格局。并且，这种倾向的文学写作显然超过了所谓“80后”这样的年代学划线，比如安妮宝贝。
我称这种新世纪文学写作为“新性情写作”。
新世纪的中国青年中存在着一种广泛的文学写作，仅从中学生作文来说，资深的语文教师告诉我，那种以议论文“八股”为主的作文时代正在逐步退去，现在的学生作文在许多时候是在给定的“话题性”文题提示下进行的，是有着很大自由表现度的、更具有文学教育训练性质的写作。“要写你心中所想的，说你最想说的”是这种青年写作新潮的关键语，而自由的表达与自我的表现，就是这种写作的方向与灵魂。毋庸讳言，“新性情写作”与这种广泛的文学性趋向的写作有着扯不断的生活与文学的基础性联系。而当“新表现作文”写作中的青年才俊已自然地成长为一种“新性情写作”，就必然地成为这个青年群体自己的文学代表，同时也给整个文学带来新的气象。
性情，指写作者的品性与感情。由于这品性乃是创作者的本色之品性，因此与“情”联系组成“性情”一语，则含有本性真情的意味，强调写作者主体的性情投射。作家的品性与情感之于文学的重要在现在已几近常识，但应该说，情感或作家的性情在当代主流文学写作中并没有给予相应重要的位置，许多主流作家首先所要书写和表达的东西，乃是由20世纪的新文学观所倡导的社会历史、哲学、思想、人性、生存、文化，或者就是文学形式、文体创造本身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性情写作才有其特有的文学价值，由于它将抒写本性真情放在首要的亮点位置，因此才会走进那些需要真情真性来感染的广泛读者。如何评价诸如安妮宝贝、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的文学写作才华和他们那部分有广泛影响的作品，如《莲花》《三重门》《幻城》《葵花走失在1890》《北京娃娃》等，消除舆论评价的歧见，使之整合到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来，并在这个大文学写作的背景下给予恰当的肯定与评析，拈出“性情”二字，实在必要。
新性情写作开掘了当代中国青年生活的新经验，尤其是当代那些处于连续不断的学校生活过程中由高中至大学这一特殊阶段的青年生活。他们处于“十几岁的尾巴上”，文学感知日益地疯长，而校园的封闭又使他们局囿于自己的天地，除了自己的青春生涯和读书生涯，其余便似乎不存在了。这也使新生代的青春生涯与读书生涯得以独立，并且被成倍地放大，以至于非有一种文学出来表现其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不可。新性情写作正是以当代青年的青春生涯与读书生涯为基本经验来源的文学，易逝的青春情感和有限的知性思考成就了这种文学的主题风尚，也自然培植了他们个性化的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除此之外，那些复杂的社会人性和宏大的社会主题、广阔的现实历史内容，并不能作为对这种文学的普遍要求而提出，相反，我倒更看重其于新世纪文学的意义，正由他们将情感的直接表现推到了文学表现的突出位置，而无论是对易逝的青春情感的把握，或者是对有限的知性的知识思考，都将被“性情”二字所渗透和化解，见情见性的真笔墨构成了新性情写作的核心特征。在性情文学的意义上，新性情写作是当代文学的别一种先锋。具体说来，其主要特征在于：
一是情感化的生活经验。应该说，情感是“80后”写作的基本面，他们的许多作品都可以说是一个“情感体”。我们在《萌芽》上的性情文字中，多次注意到这样的表白：“既不能载道，又不能言志……我们的文学观是刻在骨子里的。”其意思很明白，不求文以载道，也不言说理想志愿，那么你要书写什么呢？答案只能一个，就是“情感”，就是“性情”。以“80后”为主体的新性情写作的主要作家大都具有散文与小说两副笔墨，这两副笔墨由情感或性情得以贯通。散文的文体本性恐怕最擅长抒发情感，80年代左右出生的作家也大都从新概念作文写作进入文学写作，其写作可以说是从直抒胸臆开始。他们自己的学生时代、青春生涯与读书生涯，在如徐敏霞的《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高三夜未央》、韩寒的《那些事、那些人》、郭敬明的《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三个人》《生活在别处》、张宗子《菊花之墙》、洪烛《经典爱情》、小饭《另外，我们倾其所有特立独行》、吴科迪《双城记》等散文中得到了情感化、性情化的融会，成长为一片性情的树林，那是一些令人们陌生的、于他们又是日常而庸常的生活经验，从寝室到教室，从书本到电影，都能飞翔出趣味、泪水和梦想的灵性之鸟。那些总体上积极的生活并不因个性的、特立独行甚至反叛式言行而受到削弱，反而使他们陶醉其中，体验着富有内容和深意的情感，升华为对理想的追寻与憧憬。这是一些文字华丽轻盈而不拘格套的散文笔墨，其成长进入小说的叙述文体，必然给小说文体也带来轻松和解放，这一些由作者的独抒性灵、自然抒情所造就的小说叙述文体，它们是由美的青春心灵而生成的自然而然的美文，再炫耀的词句也显得可以接受，再奇幻的情节都成为可理解的审美想像。
二是个性化的张扬。性情，是人的品性与情感融合而成的。即性情，成“性”之情。性情文学于是也是一种十分个性化的文学。在这个意义上，80年代左右出生的作家，他们已不是从前唯唯诺诺的“文学青年”，而有着饱胀的性情和飞扬的个性。他们的作品无不体现新时代个性化的张扬。人的真性情建立在身心对立统一的结构之上，欲望之性和精神情感之性综合杂陈，形成富有魅力的人性呈现。韩寒的《三重门》、春树的《北京娃娃》等在此都可以视作性情之作、率真之作。《三重门》中的林雨翔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性情学生，严格而繁重的学校体制生活被他的主观性情所改装，变成一种性情的生活了。人们在评价这部作品时，往往用“思想锐利”、“智慧”和“幽默感”来判断其内容，但都不如“性情”二字来得真接和切中要旨，它就是“性情中人”的韩寒发愤而为的“性情之作”，一部愤世嫉俗、锋芒闪烁的具有叛逆性和激情性的性情之作。韩寒所秉持的写作动力，正在于所守持心灵中的真人真性的“童心”。这种有真性情的“童心”，在韩寒最近的长篇小说《一座城池》中，闪现在作品中的“我”的眼睛中，这双眼睛观察着他和别人逃离一座城池而又不知觉地构造的另一座人性和人世的围城之中，不时地发出富有性情的感慨和忧伤。《北京娃娃》中的那个“春树”，是一个更为个性化的“我”，她“奋不顾身而盲目”地追求爱情，一次一次地进入而又逃离，其实她从未弄懂爱情是个什么东西，性情和自由付给青春以痛楚，但她依然故我，孤独前行，为了追求自由而付出了非常代价，不仅任性，而且任情，没有理性深度，而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性情之子。至于张佳玮的《凤仪亭·长安》，则以“知性写作”而在“80后”中闻名，但仔细阅读，他的“知性写作”早已拆掉叙事的完整性，将凤仪亭边的貂蝉故事任性任情地打乱，使得一场风花雪月的古典爱情相逢变成一种天马行空、议论风生的“文学秀”。这无疑是性情笔墨使然，倒也由任性任情成就了一种独特的、有趣的文体，却从来不是先锋文学写作意义的“文学实验”。
三是幻梦的世界，或者说性情寄托。张悦然也是一位擅于在幻想的世界寄托真性情的写作者，比如小说《葵花走失在1890》和《残食》。前者借助女巫的力量而奉献深爱于神圣美丽的葵花，后者在鱼缸中的鱼之间发现了一场残酷的生存性绞杀，其间作者所寄托的悲楚性情令我们隐隐作痛，正如张悦然在其小说集《十爱》中提到的“陀螺”：“爱和人的关系也就像鞭子和被抽起来的陀螺，它令它动了，它却也令它疼了。别去看它在那里疼，你们要和我一样，都闭上眼睛，只静静听那飕飕的风声，那是鞭子和陀螺在一起唱歌。”应该说，在那些寄托性情的幻想作品里，新性情写作表现出新世纪文学中难得的浪漫精神和执著的理想主义。
四是不泯的童心，或者说性情的解放。就目前“80后”写作的成功作品而言，无论是散文或者小说，它们最可宝贵的价值恐怕在于其具有一颗不泯的“童心”。他们已不是儿童，已“站在十几岁的尾巴上”，但他们却要顽固地守持着“童心”。“童心”作为一种真性情是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格坚持、理想的表达。郭敬明说：“我是一个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会仰望天空的小孩，望着那个大太阳，望着那个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满泪水。而我笔下的那些东西，那些看上去像是开放在水中的幻觉一样的东西，它们也是真的。”尽管人人都要长大，80年代左右出生的作家们现在也都是成人了，但我们却不能用一种成人的口吻，说你们的写作不能耽溺于“未成年人”状态，应该勇敢地走出封闭，走向更广阔的社会人生。如果这样，显然南辕北辙。因为他们的“童心”坚持，显然是在审美的、文学意义上的坚持，“童心”是他们文学写作的本初动机，本色性情，并不能用一般的成长社会学来要求。新性情写作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童心的率真，而这率真的童心，在文学审美领域并不能用年龄或成人社会学加以现实化还原，相反倒是应该给予理解和首肯的。郭敬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正面谈到：“永远长不大其实是一种清澈的‘柏拉图’……而现在，当我站在孩子这个称号的尾巴上时，我想我已原谅他了，一个永远也不肯长大的孩子也许永远值得原谅。”如果我们的文学中果真有一群永远不肯长大的孩子，我们的文学中始终能有一片童心的未泯所在，那么对于文学来说，也许并非全然是坏事。
直抒胸臆，率真率性，无论在内容表达上或者形式上，新性情写作都不拘格套，呈现了极为丰富多样的自由状态。《三重门》《北京娃娃》等以各不相同的性情文学方式所表达的，是一种解放了的性情，解放了的想像力和情感爆发力，是新世纪时代人们自由心灵的摹写。新世纪不仅提供了性情解放的物质和精神的基础，而且，在一个不断强化现代性的体制化力量，乃至不断地强化全球化趋势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技术理性和科教体制对人们尤其青年也有其压抑生命本性的一面，因此性情的解放在新世纪就有其来自正面或反面的动机与需求。张悦然在谈到郭敬明的《幻城》时说：“他的幻城找到了许多和他一样忧郁的孩子，他们将围坐取暖，赶走孤独的风，然后去邂逅他们的春天……他说，赶走孤独的风，冲破忧郁的墙，我们都去自由的上空吧。”性情本色原来在于自由的精神。
新性情写作在新世纪这样蓬勃地兴起，并不依赖于旧世纪的文学习俗，它表明我们时代的精神自由状况已有了明显的改善，“市场经济”的文化选择开辟了文学发展更加广阔的新空间，乃是时代之赐。当此之际，应客观地、理性地反思被我们带进新世纪的上个世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观”，客观地、理性地评价新性情写作的现象，以及它所取得的若干实绩，超越历史的成见，在走向一个新的“新文学观”的视野下，使中国新世纪文学成为一个具有包容众多文学风格与不同层面文学意义的所在。无论如何，追求一种“真”的文学，为大家所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