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制度性根源
张家栋
【摘要】 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贫富差距问题有不同的表现和发展趋势。当前，美国贫富差距处于历史高位，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在国际地位、国内市场民主制、政治周期、金融资产主导的经济体制、政治和社会潜规则以及教育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贫富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
【关键词】 美国 贫富差距 制度性根源
当前美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处于美国历史最高水平附近
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贫富差距问题有不同的表现和发展趋势。从19 世纪末以来，美国贫富差距问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由表2可知，A2B3C4D1组合时，废水的CODCr去除率最高，达到85%以上；A4B3C2D4组合时，出水UV254值降至最低，为0.025。通过比较每个因素在各水平下的CODCr去除率和UV254值可得到最优工艺条件，即废水pH值为4、H2O2加入量为10 mL/L、n(Fe2+)∶n(H2O2)为1∶1.5、石墨烯加入量为10 mg/L。通过方差分析可知，各因素间的显著程度为：废水pH值>石墨烯加入量>H2O2加入量>n(Fe2+) ∶n(H2O2)。
第一阶段是从19 世纪末到1916 年左右，是美国古典自由主义阶段，也是贫富差距问题急剧恶化阶段。随着美国工业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美国的财富集中现象也日益显著。到1916 年，仅仅是美国最富有的0.1%群体，就占有国民财富的25%①。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美国经济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从小工厂向大规模制造的转型，资本和技术超越劳动力，成为财富创造过程中更加重要的因素。在强调自由竞争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鼓励之下，经济垄断与控制变得更加容易，导致了财富从社会向少数群体的快速集中。
第二阶段从1917 年到1929 年，是美国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政”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的贫富差距先快速下降，最富有的0.1%群体占有的财富，在1920—1923 年间下降到15%左右。但是从1924 年开始，美国贫富差距再次拉大，最富有的0.1%群体占有的国民财富，到1929 年恢复最高峰时期的25%②。这既为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敲响了钟声，也最终开启了美国政治经济的一个新时代。
第三阶段从1930 年到1978 年，是美国古典自由主义退潮的“新政”阶段，也是美国贫富差距问题得到局部控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富人拥有的财富比重下降，其他群体的收入占比迅速增加。其中，最富有的0.1%群体所拥有的财富，也从国民总财富的25%下降到1978 年的7%左右③。这一方面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提高了实体经济和劳动力的重要性。国家需要来自中下阶层的年轻人去参军，自然要在社会经济领域给予这一阶层以支持。另一方面，20 世纪20—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暴露了贫富差距扩大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破坏性。冷战爆发以后，美国面临来自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竞争，不得不增加收入再分配力度，以提高中下阶层对美国制度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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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存在着一种周期转移的现象，目前仍然处于从左向右转移的大周期之中。上世纪30 年代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政治向左转，美国政府大都把对高收入群体实行高税率当作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手段。其结果就是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收缩。上世纪80 年代里根总统上台之后，美国政治向右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盛行。美国通过税收政策和劳工政策等方面的自由化改革，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富人的政策。美国最富有阶层享受到工资、股票期权、利息和资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减税，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联邦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美国最富有5%人口的联邦税率明显下降，其中最有钱的0.01%人口的联邦税率，1990 年时比1960 年下降了一半左右。
美国实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导致美国收入差距比其他发达国家高的原因。通过研究税收数据，戴维·贾可布（David Jacobs）和约纳森·迪拉姆（Jonathan Dirlam）等人认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因素，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的主要因素。”同样被称为西方政治制度，美国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区别。美国更重自由竞争，重自由高于平等，所以是市场民主制。欧洲则更加重视公平，所以被称为社会民主制。对小政府、大社会的过度强调，使得美国政府纠正市场分配失灵的能力要比欧洲国家小得多。
钢件未经过预热比经过预热电阻率低，与爆炸焊块相比，最低电阻率(151～210μΩ.mm)略高于爆炸焊块的电阻率(130.5μΩ.mm)。钢件预热由于表面生成氧化膜，增大了电阻率。
关于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学术界有多种解读，其中主要的有全球化假说、技能偏好的科技革新说、顶端优势假说、机制和规范变化说以及政治右倾化说等。但很多假说是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美国并非特例。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其参与国际制度的特征、国内政治制度和政治潜规则。
霸权地位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外部因素，市场民主制是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制度性根源
金融危机都无法真正削弱金融资本对国民经济的统治力。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首先是在金融产业内部爆发的，本来应该削弱金融资本在美国的优势地位。但危机发生以后，美国中低收入群体的家庭财富因房价下跌而大幅缩水，很多甚至因失去房产而失去了再度分享资产价值增长的红利；少数富人、尤其是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人则大多受益于政府的救市计划，继续享受金融资产带来的收益。据美联储数据显示，到2018 年初，美国家庭资产116.3 万亿美元，负债15.6 万亿美元，净资产创历史新高。但问题是，美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也回到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水平：早在2013 年时，美国人口中的前0.1 %拥有的资产与后90%一样多。这表明美国经济金融化，不仅打击了其实体经济，也损害了其依赖工资生活的中产阶级。
霸权虽然使美国获得了霸权红利，但霸权也是一种垄断，也会产生垄断效应。一方面，霸权实践扩大了美国精英层的影响能力和受益范围，扩大了与只能在本国和本地活动的中下阶层民众之间的财富差距。在美国霸权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掌握着知识和资本优势、拥有全球行为能力的美国精英层成为美国全球扩张的排头兵，也成为美国霸权地位的主要受益者。美国精英通过全球化进程，把本来局限于美国国内的经济支配体系，全面扩大到世界范围，获得更高的收益比。从上世纪80 年代末到现在，美国大学本科以上精英的工作岗位增加了1 倍以上，收入水平也大幅上升。与此同时，美国的中下阶层没有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能力，反而要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相应阶层民众的竞争。美国中下阶层的工作岗位和相对工资水平，不增反降。另一方面，霸权需求也改变了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使经济资源日益向直接服务于霸权目标的金融、军工和信息产业等低就业、高收益的领域转移，霸权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更多是由美国工薪阶层和底层民众承担。因此，在发达国家群体中，美国的国际地位是最高的，但是贫富差距也是最大的。
总体来看，在过去近90 年的时间里，美国贫富差距问题经历了一个U 型转折，目前仍然处于贫富差距扩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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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更替本身导致的政策变化，也会导致收入差距的变化。目前，特朗普总统的税改计划已经通过，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新一轮的“劫贫济富”，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的最新税改计划将使得收入分配处于中间的1/5 民众税后收入增加1010 美元或1.8%；但10%的美国富裕阶层将享受近110 万美元的平均税收减免或超过税后收入14%的税收减免。
美国的政治周期因素、金融资产主导的经济体制对贫富差距的变化影响很大
第四阶段是自1979 年开始的新自由主义阶段。这一阶段以里根总统上台为标志，美国贫富差距进入再次扩大阶段。在1979 年到2007 年间，最富有的1%美国人占有收入增加部分的53.9%，增长了18.9 倍，而其他99%的美国人的收入只增长了1%。这一问题在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更加严重了。在2009 年到2013 年间，最富有的1%美国人，占有了收入增长总额的85.1%，增长了17.4%，而其他99%的美国人只增长了0.7%④。2013 年，最富有的0.1%美国人占有国民财富的22%左右⑤。虽没有达到美国历史最高水平，也相差不多。
美国的政治与社会潜规则也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之一。尤其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政治文化问题，是导致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纽约时报》发现，白人家庭与黑人家庭的平均财富是20：1。经济政策研究所（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发现，有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是零资产或负资产，白人家庭中只有十分之一。美国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发现，在1983—2013 年间，黑人家庭财富的中位数从6800 美元下降到1700美元，下降75%；拉丁裔从4000 美元下降到2000 美元，下降50%；而白人家庭则从102000 美元上升到116800 美元，增加14%。不同族群劳动积极性和方式的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族群间财富差距扩大的原因。事实上，美国政治经济中的一些规则甚至是潜规则，在缓慢而有效地剥夺有色人种增长财富的可能性。例如，上世纪30 年代罗斯福新政（New Deal）时，美国联邦住房局建立了住房贷款项目，以帮助更多的美国人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本来是好事，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这一项目把“邻居”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审指标：如果邻居是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评分就会非常低甚至是负分，有色人种就很难获得联邦政府提供的贷款。这一评审标准一方面使大部分联邦优惠贷款被给予了白人家庭，在1934—1962 年间占98%；另一方面还导致美国社会的碎片化和分化，很多家庭选择离开自己的有色人种邻居。这在事实上限制了有色族群通过财产投资来分享美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
美国把政治也视为一种市场竞争，使得富人有了比穷人更多的政治机会。这也使得美国民主选举的结果，与所应该出现的结果之间有了本质性差异。一般来说，民主选举应该是多数人说了算。但是，对政府不满的穷人不仅不积极投票以改变现状，反而选择待在家里，投票率比富人要低得多。候选人出于筹集资金的需要，也更多地关注有产者的利益。由于美国的选举制度设计，在最终进行选举时，那些左派的候选人早就出局，剩下的基本都是不主张财产再分配的右翼。因此，长期以来，尽管政治制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收入不平等与政治参与能力之间，存在清晰的联系。
金融本来应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是在美国，金融资本过于强大，成为一个自服务体系，不仅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还经常剥夺实体经济所产生的财富。据统计，截止到2018 年初，美国金融资产（只包括债券和股票）为世界总量的40%，远远高于其GDP 占比。这在客观上扩大了有能力参与金融活动的上层精英与依赖实体经济的中下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金融资本日益增长的优势地位主要来源于金融资本的高收益率。据研究，在1870—2015 年间，“资本收益率是国民经济增长率的两倍左右”。这在客观上使金融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对实体经济的统治能力也越来越强，也使股票等金融资产的持有者拥有更多的财富。
霸权体系的不均衡属性导致霸权红利与霸权成本的不均衡分配，是导致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冷战结束以后，两极格局终结，美国领导之下的全球化进程席卷世界。作为霸权国家，美国把自己的政治模式扩大到全球层面，美国的统治阶级成为全世界的统治阶级，并从世界范围内谋取利益和权力。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美国通过参与、领导全球化进程，把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从年平均1%提高到1995 年以后的2.5%。但是，这一增长并没有在美国国内产生普惠效应。
政治与社会潜规则和教育机会不平等也是美国贫穷差距扩大的重要根源
提出了一种基于需求响应模型的利用分时电价引导电动汽车有序充电的双层优化调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求解该模型可以获得合适的分时电价，引导电动汽车调节各时段充电功率，减少系统负荷峰谷差，平滑负荷曲线；(2)具有较分散充电时间范围的电动汽车在分时电价引导下的负荷转移效果更好。
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导致美国贫富差距代际传递的主要原因。美国虽然基本实现了免费教育全覆盖，但是在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富裕地区教育与贫困地区教育的水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富裕阶层可以通过私立教育体系来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发展机会。而在常规教育以外的领域，富裕群体的机会更多。据统计，美国穷人的孩子参加夏令营的比例是7%，而中产阶级和富人的比例则是40%。教育产业的市场化以财富为界线区分了教育机会不平等，最终强化了美国社会的阶级化特征。并且，美国的教育不平衡问题还在加剧。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称：“接触好的教育，越来越依赖父母的收入、教育和财富”。据统计，1970 年，富人中的40%和穷人中的6%在24 岁时获得一个学位。这一数据在2013 年时分别为77%和9%。
4．现代学徒制企业师徒关系具有矛盾性。现代学徒制成功的关键在于学徒能够通过企业导师的教导建立起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的桥梁，获得从事相关职业的职业技能。实践中，企业导师将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来指导学生，对其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企业导师也会产生“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顾虑。企业导师在工作中形成的实践经验属于个人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传递往往依赖于师徒之间的互动，企业导师是否愿意参与项目，能否全身心投入项目，对形成稳定的师徒关系至关重要。此外，学徒能否认可现代学徒制、能否全身心投入该制度对于形成稳定师徒关系的作业也不可忽视。因此，现代学徒制企业师徒关系具有矛盾性。
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着其浓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根源。并且，美国政治制度与贫富差距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随着美国人在经济收入的差距日益扩大，不同群体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蓝者（民主党人）越蓝，红者（共和党人）越红。这种政治极化效应，导致美国政治达成共识的难度上升。
【注释】
①②③⑤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The Stanford Cente for Poverty and Inequality.
④Estelle Sommeiller， Mark Price and Ellis Wazeter，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S. by state，metropolitan area，and county”， June 16，2016.
【中图分类号】 D55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责编/ 胡秀文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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