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二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立健全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人类的文明史展开以来，人类的一切活动就始终伴随着对真、善、美永不倦怠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明史或东方文化史，都曾有过关于知识问题、伦理问题和美学问题的经典论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境遇的人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寻求着真善美的谐和。然而历史似乎总是喜欢给人类出一些百思不解的谜题，至今为止的文明史上，尚无一人一国能够完全解决真善美的契合问题。旧日的谜题流变到今日，已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深刻涵义，然而现实的选择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今日中国的建立和完善，急需求真、追善、逐美的原则。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急需求真原则
求真原则即知识原则，也即科技理性原则。可以说，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并为之奋斗，这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之一，也是科学作为一项认识活动所体现的最根本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不是新的，它几乎像人类自身一样古老，它充满了整个科学的发展，从早期人类极其简陋的实验直至现代物理学家最大胆的演绎”（注：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96页，华夏出版社，1987。），而且，这种精神比科学带给人类的物质利益更为重要，它是“科学的生命”。事实也的确如此。科技理性的品质不仅在于它所提供的物质手段，“除此之外，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不那么具体，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注：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542页，商务印书馆，1982。）
的确，科学作为一种显著地表现出对人类主体力量的关心、显著地具有创造意义的人类活动，正在以知识体系的形式变革人类的世界图景，在追求知识、真理的同时也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培育无论从物或从人的尺度都急需科学原则的支撑与鼓励。物的方面自不待言。一方面在充满知识竞争、信息竞争的世界格局中，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直接驱动力的经济行为必然呼吁捍卫求真原则，以获取最大最多最有效最实际的物质力量；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建构中一切市场行为也要求坚持求真原则，不再以伦理代替法律，世俗代替公正，也不再固守道德尺度的固执与浪漫，促进制度化、法治化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全面铺陈；同时，在对待中西的问题上，求真原则也势在必行。艰难的历史警示我们：21世纪的中国必须把引入消化“西学”成就作为一项基本策略。在当今世界对传统商品经济文化的批判和超越成为主导浪潮的形势下，一个不发达国家若想从头走原始积累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更何况现代化的历史选择只能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世界历史已使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摆脱工业文明精神而隔绝和孤立地发展。然而就人的方面，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方面而言，求真原则还远未确立。应当看到，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极广泛极深入的程度上还参与着现代人的塑造密切相关。
西方走过的历史向我们昭示：科技进步不仅为工业化提供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和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超越狭隘经验主义，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以可计算性和数量化为特征的科学思维，这已成为现代理性化社会的内在机理和现代人的根本素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必须确立科技是生产力、社会发展以生产力进步为尺度的思考原则。邓小平早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十五大报告也突出强调：“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具体地讲，求真原则在现阶段中国建设中的运用即邓小平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运用，即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急需追求善、美原则
善和美的原则即价值与审美原则，也即人本原则。西方自从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以来，弘扬人的主体性便成为时代的一股最强音，人们称之为“主体性的凯旋”。然而曾几何时，“主体性的凯旋”转化为“主体性的黄昏”。这一转向意味着，人的发展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全面发展，任何一个向度的缺失或倾斜都将导致人的片面化甚至崩溃。杜威以最通俗而简洁的语言道出了这一真理：“人不仅是靠面包生活的”（注：杜威：《自由与文化》，29页，商务印书馆，1964。），人更是一种文化动物，需要饮食人本精神。所谓人本精神，即一种坚持人本原则，一种以人为无价值，为本体，立足于人的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主旨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以人为终极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原则。它重视主体，强调主体的参与意识、批判意识、创造性和自由自律。尊重人性构成其核心内涵。
必须强调，这里所说的人本原则绝不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中心主义。伦理中心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特征之一，它以道德为本体，以寻求人类的道德自觉、确立人类道德的主体性为根本，表现为“道德人文主义传统”。它以礼俗代替法律，国家变为社会，关系重于是非，调解优于判定，具有敌视变革和新生活方式的保守性，从而把传统文化演绎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压抑个体发展的处世哲学，无论如何与市场经济要求的主体的平等、自由、人权，弘扬个体解放与发展的精神联系不到一起。21世纪新价值观念首先应当是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的，以达到“人类同自然界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296页，人民出版社，1984。）， 应提倡自由、自主、个性、独立、怀疑、批判、权利、责任、竞争、效率、进取、创新，以新的价值观念引导现代人的诞生。
必须看到，随着工业化的大踏步前进，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历史的与伦理的、科学的与价值的冲突也日益广泛而深刻地显示出来。文明发展中的“文化堕距”、历史的获得与失却的逻辑背反以深沉的悲剧冲突的形式撼荡着人们的心灵。所谓“文化堕距”，是指在社会进程的总体运演中，文化层面的进步落后于物质层面而出现的滞差。文化作为经济、政治的对应体系，本来应该与之协调发展，共同进步，方能为之提供智力支持，文化的相对滞后则不可避免地造成人类心灵的巨大冲突和创伤，并为个体与类带来无尽的困惑：如何调整被纷扰的物质重心打破的心理平衡？如何看待心理的超越性与生存的非超越性？如何实现个体与类的高度统一等等。
三、求真原则与追求善、美原则合璧断想
人类文明史始终伴随着真、善、美的冲突，科学与价值的对抗与轮回，这似乎已成为人类本身的宿命。它们的两极对立的确有着深刻的人文根源与历史根源，这已被西方文明演进过程显著昭示。伴随科技革命的脚步日渐成熟，另一方面是社会价值观的整体衰落，难道这才是黑格尔“文明在亚细亚升起，在西方落幕”的本意么？
科学，必须与价值永恒地冲突么？这似乎要回到人类史上的两对基本关系。
一是人与物的关系。在这重关系的演化中，物欲的追求曾超越了一切。此时人们的信念、理想是积极乐观、蓬勃向上的。人们挥舞着科学这把锋利有效的武器，与天搏斗，攻克着自然。文艺复兴时期正是这一观念在欧洲漫长中世纪过后的一次最鼓舞人心的演习。科学原则，在解决人与物、人与天的冲突中宣告了一方克服另一方的矛盾解决方式的胜利。
另一对基本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看到，这对关系的展开无论从学理或现实层面考察，都比上一对关系复杂得多。一方面是把人作为手段的急功近利（如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把人作为终极旨归的人本主义（如西方工业文明精神）。二者在人类文明史中交叉、碰撞甚至势不两立。在这对关系的解决中，我们似乎一致认同：单纯以一方克服取代另一方不再可能，法西斯已为此做了一次性的充分论证。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其中又以人本主义为核心。
然而，这就是最佳的解决途径么？似乎这并不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原则。
正在人类为科学与理性百般自豪、欢呼雀跃的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彻底打碎了科学万能的神话。它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为人类带来幸福、完满与和谐；而是恰恰相反，在人类高扬主体性的终端，是人类主体性的全面丧失，它造成了世界史上最最深重，范围最广，影响力最持久的痛苦、灾难与冲突，一场超越了阶级、民族、地域关系的世界性浩劫。于是，人类开始意识到：
1.科学，并不必然地为人类带来福利。它在创造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会带来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在人与物的关系上，我们再不能搞类似于科学沙文主义的远征；单纯依靠知识原则，忽视价值原则，对大自然肆意地掠夺必然导致大自然无情的报复与惩罚，这是典型的弹簧效应。
2.理想，在使人类陷入自欺欺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类的自我封闭、狭隘保守和依附惰性。我们无法再坚守道德尺度的惟一，而应实事求是，用现代化意识催生激励21世纪的新人类。
理性的思考难以自足，现实的紧迫更令我们清醒。中国现代化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迫在眉睫，我们不可能在充分的理性论证之后再去行动，世界历史没有留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已没有理由再瞻前顾后，犹豫徘徊，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而在知识与价值之间，我们也不可能舍鱼而取熊掌，你死我活的方式早已终结。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以求真原则为第一原则的前提下，兼顾价值原则的渗透与辅佐，这与我们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并行不悖。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历史的参考作为佐证。
我们的确经历过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融合、协调时期，马克思曾盛赞它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45页。）。 现代主义精神象一根主线， 从16世纪开始贯穿了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展现出内在的张力，它们相互一致，构成了以理性至上、人性至善为核心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从而极大刺激和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在一定时期内支撑着工业文明以极强的内驱力向前发展。
卡西尔从人类之初入手，探寻二者契合的人类学根源。他写道：“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比肩而立；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注：卡西尔：《人论》，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论证了二者合璧的可能性。
贝尔在谈到资本主义文化时认为，人类既需要利用科学了解和征服自然界，也得依靠宗教来把握自己的文化。科技的发达，虽然膨胀了人的自我意识，扩大了他的自由范围，增强了他对自然的控制，毕竟没有能够让他变成超人。相反，传统宗教的核心命题，即人性的善恶之争，与历史同步前进，在经济与科技的推动下升腾入云。
瓦尔纳指出：“现代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这两个世界无所不包，彼此间紧张的关系与矛盾对立决定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形态”（注：弗里德里希·瓦尔纳：《当代的基本课题“科技整合——两种文化造成的世界性问题”》，《人与现代化》，（孙志文主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探寻科学与生活世界的整合问题及意义。
法国的弗郎索瓦·佩鲁在其《新发展观》中阐述的观点应该说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他论述了两个要点：“1.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并且，2.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它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尽管有最为机灵巧妙的智力技艺，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经济概念都不可能得到彻底深入的思考”。（注：佩鲁：《新发展观》，165页，华夏出版社，1987。 ）佩鲁在这里给我们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科技理性与人本精神的分裂是虚假的，二者的和谐相融才具有真实的合理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二是现实的经济目标、科技含量必须与一定的文化精神契合且符合现实理性的要求才能转化为发展的现实动力。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在佩鲁那里得到了合理伸张。
我们要重视科技，发扬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从科学那里寻求自信心和理智的信念；又要发扬民主、倡导自由，从人文文化中吸取朝向人的情感、价值观念，促使文化向着健康发展。人类文明不能没有自己理想的超越境界，科学也需要灵感、顿悟、美与道德观念的人文视野，所以才有中国传统文化将超越人间秩序与一切价值的源头统称为“天”，而西方文化将人的理性所不能达到的一切价值之源归为“上帝”。我们应力求科技理性与人本精神的合璧，促成科学与人文的互融互补。既克服自身结构上的贫血偏食症，又克服研究视野上的偏执症和学术胸怀的孤独症；既要与蒙昧主义、神秘主义做斗争，又要向披着科学外衣的现代迷信做斗争，用真正的科学与理性精神武装自己。
无疑，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但市场经济下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分散的，同时作为一种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就它仅由物质利益趋动这一点来说，它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因此，经济活动本身不可能自觉实现社会的协调与整合，它需要我们在跨世纪的时代际遇中审慎选择，坚持以价值审美原则巩固、丰富求真原则，舒缓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出现的背离、失调和差距，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健康、有序地发展。
是的，假如我们不能把对生命的真切感悟抽绎凝结为对生命、特别是对人的生命做出解释的生命哲学，那么我们就撑不起理性的荣光。科学的确为现代化事业打下坚固的物质基础，但它也是一种有限，它使人的需要与情感离异，“技术机械迫使大家感受相同，爱同一个东西，享受同样的快乐，思考同一个问题；因此，社会开始具有溶解个性的自动化的特点。而现在，实际上，人们没有给个性提供产生的条件”（注：〔苏〕尼·瓦·贡恰连科：《精神文化》，148页。）， 从而证明科技图腾只是一厢情愿的妄想。历史与现实一再告诫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求真原则置于人类文化进步的宏观格局中。生产的潮汐看得见、摸得着，精神的潮汐不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人们是不会有深切的感受的。而这种稳定流动的气韵一经散发，就更具有深刻的说服力和感召力。人本原则，将永远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经济体制的转换同时也是价值体系即社会价值取向的转换。若没有人本原则的辅佐与支持，人们就会因为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力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经济体制改革，使之无法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应建立的新的秩序和规范，就会因为缺乏以新的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文化精神依托而建立不起来或建立之后也难以巩固和发展。对于正走上现代化之旅的中国，我们若想克服单纯强调经济增长而造成的资金短缺、泡沫经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政治腐败、社会分配不公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综合症”，就必须在坚持求真原则的同时，也坚持人本原则，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散发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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