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抑或贸易保护？——基于张夏准和赖纳特新著的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著论文,自由贸易论文,贸易保护论文,纳特论文,张夏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的评论
《金融时报》2007年7月21日
韩国和印度的对比提出了经济学中最为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发展成功了，而有些国家却失败了呢？为什么韩国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贫困跃升到丰裕？而印度的发展直到那时(1970年代以前)仍很低下，而现在却好转了呢？
赖纳特的著作《富国如何致富而穷国为什么总是那么贫困》提出了更具一般性的问题……两人(赖纳特和张夏准——译者注)的答案惊人的相似。
两人都认为发展的第一要务是快速且持续的增长。因为只有工业部门又快又持续的生产率增长才是可行的，所以只有工业化才能提供快速且持续的增长。为了工业化，国家必须提升技术和管理能力，他们两人都认为，只有通过培育幼稚部门，这个目标才能够实现，就像过去500年中每一个成功经济体所做的那样，对这些部门加以保护。
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霸权”——过去25年中有关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广泛共识——剥夺了这些有用的工具。其结果是发展的灾难，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所蹂躏的拉美和非洲，更是如此。WTO和诸多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更进一步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选择恰当政策的能力。他们认为这与战后欧洲复兴时期的马歇尔计划以及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美国对发展政策更容许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赖纳特和张夏准的新书都基于类似的世界观，但写作方式和风格却不同。赖纳特的著作较少引起人们的愤怒，而更主要的是学术性的。他一直在与自19世纪以来的学术正统——新古典经济学——进行智力斗争，他视自己为“异端”并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另类教规”。赖纳特的著作强调实践经验，反对先验推理；他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落后国家的)成功之路是抑制进口的贸易保护，而不是遵循19世纪理论家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穷国依照比较优势实行专业化，就意味着专业化于贫困。正如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所指出的，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最要紧的事情。保护是有效的解决之道，自由贸易只有在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之间才是合适的。张夏准的新书《好心办坏事》篇幅更短，观点更鲜明。他认为想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却帮了倒忙，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其中限制了他们对外国直接投资进行管理的能力，过分地沉迷于私有化，限制了知识产权的获取，过度关注金融稳定，过分强调腐败和缺乏民主，还有更为重要的是过分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与反对全球化的大部分著作不同，这两本书是由严肃认真的学者所著，值得阅读。而且，我同意两位作者关于加快经济增长的目标，认同传统经济学忽略了动态经济的演化性质这种观点。我也支持工业化是增长的首要道路。最后我也同意，某些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具有危害性，首当其冲的可能是对便利地获得知识产权的限制。
然而我还有一些重要的异议。例如，赖纳特认为当代新自由主义者信奉“要素价格均等化”，该理论认为自由贸易会使得所有地方的工资和资本收益相等。事实上，学过这些理论的人通常明白该理论的涵义是相反的：为保证结论的成立需要满足许多不太可能的条件。
新自由主义者确实相信，至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竞争性地出口制成品和相对高级服务活动的新机会出现了。确实，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的80％是制成品。
可以认为，这种成功最近是由中国取得的。但是，中国的人口是撒哈拉非洲和拉美的总和。赖纳特相信，如果一开始就以世界市场为目标，制成品出口可以产生增长和工业化的良性循环。当然，这是中国现在所要达到的目标。
这引出了我在以史为鉴上最大的不同观点。赖纳特认为：“美国1820-1900年期间的产业政策或许是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在通过自由贸易获益前最好的榜样”。从张夏准对19世纪例子的强调看出，他也同意这种观点。但是，这个例子对于当代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毫无意义。19世纪英美之间的技术差异，比如说与今天美国和埃塞俄比亚相比太微不足道了。即便如此，美国也用了50年的时间才追上英国。
美国还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能够吸引大量的移民劳动力，其中大部分都受过教育，产生了足够让当时技术创造的规模经济发挥作用的国内市场，同时又容许国内激烈的竞争。这可不是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所出现的情况。客气一点地说，这个发展模式可不太适合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更不用说乍得了。
今天极少数(我会说没有)发展中国家足够大或者技术足够高端，可以让19世纪的保护主义模式发挥作用。从中国香港到中国大陆，韩国到爱尔兰，从新加坡到中国台湾，日本到芬兰，这些过去数十年中的成功者，都不是自由贸易者(尽管有些是)。有些是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如中国、爱尔兰和新加坡)，有些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如日本和韩国)。
两人都将世界经济(贸易)置于发展成功的核心。这些经济体都是外向型的、幼稚产业的培育远高于保护的例子。……很明显，相似的工具有多种的用途，产生不同的结果。政策的总体目标和细节都相去甚远。不仅如此，两本书都没有很严肃地讨论现在的追赶型国家必须怎么做。赖纳特建议非洲或者拉美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高筑贸易壁垒。但是这种发展中国家之间偏向性的贸易协定，是将区域内更落后国家的收入转移到相对落后国家的一种方式。
更糟糕的是保护越重，收入转移就越多。更高的壁垒，即使是合意的，也只有当各国都朝着一个共同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时才具有政治可能性，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韩国和中国台湾是特例。只要抛弃新自由主义共识、重拾保护措施就会带来成功的说法毫无道理。但是两位作者正确地指出，那些主张只要自由贸易就行了的人是不对的。发展没有灵丹妙药，发展型国家可以发挥作用。有些失败了。但也有些成功了。
相对成功的发展中大国，比如中国和印度，必须接受并受到全球规则的限制。不能让他们搭便车。但是应该允许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选择自己的政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需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少数没有外国直接投资也可以。
张夏准正确地指出了施加于发展中国家的某些限制是不正当的，尤其是知识产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发达国家对其开放市场的好处，但是应该允许他们走自己的路，无论是自由放任还是其对立面。它们会犯错误。任其决定，这才是主权的真谛。
艾伦·温特思(L.Alan Winters)的回应
《金融时报》2007年7月24日
马丁·沃尔夫的评论切中要害。他指出了赖纳特所主张的19世纪模式，张夏准也常常作此论调。这些主张至少需要一点证据的支持，在21世纪有合理的对照，毕竟我们一般不提倡19世纪的医学和工程学。其中一个失败的对照是19世纪的增长率远慢于今天政府和人民的预期。下列数据(来自于麦迪逊)对比了1978年后的中国和历史上大国最成功的工业化的增长率。当今世界经济和全球领导者的表现可比历史上强多了。
历史时期的年度增长率：
1700-1820年：世界0.5％，英国1％
1820-1870年：世界0.9％，英国2.1％，美国4.2％
1870-1913年：世界2.1％，美国3.9％
1978-2004年：世界3.1％，中国7.5％
另一种数据来源的年度增长率：
1978-2004年：世界3.3％％，中国9.6％(世界银行)
阿尔温德·潘纳加里亚(Arvind Panagariya)的回应
《金融时报》2007年7月25日
考虑一下赖纳特提出的如下建议。非洲(或者拉美)国家之间应该自由贸易，而高筑贸易壁垒隔离区域外国家。马丁·沃尔夫对这种建议做出了猛烈的理论批判。但是赖纳特更为推崇实践经验而不是先验推理，那试问过去60年中有哪个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家是依照他主张的战略发展的呢？一个都没有。
确实，在过去的60年中每个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在大致非歧视性的基础上迅速地扩大出口的，而这种出口增加的大部分是来自于与发达国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难以想象一个非洲国家可以依靠其他非洲国家作为增长的动力。
赖纳特和张夏准两人主张幼稚工业保护都主要是依赖于韩国的经验。但是他们都误读了韩国经济史。1963-1972年间，韩国年增长率为9.5％。除极少数的例外，这一时期韩国的政策大都是产业中立的。幼稚产业保护论者影射的重化工业(增长)驱动力直到1970年代初期才开始。接下来10年，1973-1982年，年经济增长率下滑至7.2％。
不仅如此，韩国支持重化工业驱动力的各种措施导致了韩国1970年代后期的宏观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使得韩国最终放弃重化工业驱动力，在1980年代初实行系统的自由化。这些措施最终使得韩国重返增长的高速通道，1983-1990年增长率重回9.9％。
如果幼稚工业保护正如两位作者所宣称的那样灵验，那就必须解释为什么印度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表现得如此糟糕。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印度和韩国年增长率都为4％。1960年代初韩国放弃进口替代政策，选择外向型经济并取得了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印度在1960年代中期失败的自由化短期实验之后，转向了激进的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印度试着禁止一切产品的进口，发展国内生产。1965-1981年间，印度的年增长率才区区3.2％。
自由贸易的批评者喜欢论述仅仅自由贸易并不是发展问题的答案。这好比击倒一个稻草人一般：几乎没有自由贸易的提倡者会认为自由贸易本身足以将一国送入高增长的轨道。我自己就要出版的著作《印度：一个即将出现的巨人》之所以长达500页，是因为我详细说明了印度为了实现并维持两位数的增长在各个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如果自由贸易是改革所需要的全部内容，那么，我可以用不到100页就可以完成这本著作。
马丁·沃尔夫的回应
《金融时报》2007年7月30日
我同意外向型经济对成功发展的重要性，也同意19世纪美国经验对当代发展的意义不大，而不同意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明智的倾向性的贸易协定以及导致报酬递减的进口替代。
我想“我方”——当然是正确的一方——的同仁还要认识到如下几点困难。
首先，工业化确实一直都是繁荣的成功之道。因为这个部门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所以具有生产率的较高增长率。制造业的高生产率推动了总体的实际工资增长。不仅如此，报酬递增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性：它们是正反馈效应的结果，这是单纯的工业主义者所忽视的。同时，如果没有巨大的竞争压力，工业化也发挥不了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进口替代模式最终都归于折戟沉沙。因此，正如克鲁格评论道，一国不可能仅仅专注于工业，更不是强调保护本国市场就可以成功实现工业化的。但是仍然可以继续关心如何推动有效的工业化政策。
其次，世界级的企业绝非横空出世。我知道有些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起步时并没有借助政府的支持，最好的例子应该就是印度的软件业。但是丰田、现代和三星可不是这样。假如没有政府的早期扶持，日韩那时能建立世界级的制造业企业吗？
再次，确实所有的成功国家都是从丰富的劳动力起步并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开始的，而印度则是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起步。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对待那些拥有丰富的要素禀赋且初始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呢？他们应该怎样进入真正的发展过程呢？
最后，我们也要承认，在通过激进的自由化获得巨大成功(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同时，也存有很多的失望，此时我想到了巴西和墨西哥。明智的人应该从这些经验中领悟到什么呢？
我知道绝对不能重返过去失败的进口替代政策。但是我们十分清楚自由贸易的局限性。所以还是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吧。
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的回应
《金融时报》2007年7月30日
1950-1960年代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我同意经济增长肯定是穷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工业化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不二法门，因为将工业化置于经济政策的核心极可能是错误的。所有部门机械化和增加生产率会导致工业部门比其他部门更为快速的增长，但这只是恰当政策的结果。因为很可能是农业生产率增长——整体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部分——会将收益转向引导农业工人转到工业(和服务业)活动，因此，关注工业化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结果，即使不出现停滞，也会导致低增长。
不仅如此，正如赖纳特和张夏准那样，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把贸易保护作为一种主要的政策工具，企求通过推进工业化来实现快速增长。很多惨痛的经历表明并非如此。许多国家采用“进口替代”政策，利用进口限制或者高筑贸易壁垒(无限制地)保护新生工业。大量经验表明为什么这种战略失灵。沃尔夫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充分。
并不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而主要是“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导致了令人失望的低增长率。各国前仆后继，各个产业相继建立起了高成本的垄断或双寡头垄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保护壁垒之后却是高昂的成本。长期以来，因为每次新工业潮流都比前一次消耗更多的资本和更高的成本，导致了增长率的下滑。但是新工业一旦建立起来，政治家不能或者不去降低保护，工业主义者的政治权力增加了。有趣的是就业的增长也不明显，因为大部分的生产者选择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工艺。
毫无疑问，外向型的贸易政策本身不会导致令人满意的增长。但是如果政策制定者决定要这么做，那么，外向型经济会导致在政策制定时考虑基础设施、低关税(促进必需投入品的进口)和相对灵活的劳动市场，以及其他能够刺激增长的经济活动领域。
我想提到某些国家，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因开放而快速增长。沃尔夫提到在中国之前取得举世瞩目增长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确实韩国在快速增长时期(1960-1990年)并没有完全放弃保护，但是关税率大幅削减，取消了数量限制，对与进口品进行竞争的生产者的保护力度没有大于出口激励。也要注意到出口的激励是“一刀切”的，对所有的出口者都一视同仁。因此，我们很难判断，究竟是保护主义导致了成功，还是尽管有保护但仍然取得了成功。
最后，在具有相似要素禀赋和商品价格的国家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或关税同盟)，人们已经尝试过这种做法，但最终都没有发挥作用。虽然世界经济体系的某些方面不利于穷国的快速增长，但所需要的答案是必须认识到国际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为穷国提供潜在有力的支持，并且支持WTO的变革将会进一步改善世界经济的运行。尽管当前的世界经济并非尽善尽美，但是相对于自给自足或者大多数贸易都是在具有倾向性的贸易集团内部进行的世界而言，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给予了穷国更为美好的希望。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回应
《金融时报》2007年8月2日
我很赞赏两位作者(指张夏准和赖纳特——译者注)解答这些大难题的想法。但是我们不应该同意他们的这种观点：因为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部门，因此，制造业总是最好的赌注，就像过去总是这样一样。这种观点忽略了有些打算进入服务业生产的国家，沿着均衡轨道，服务部门相对价格上涨会准确地补偿该部门生产率增长的缺失和不足。如果有人不相信，那么就没有人投资服务部门了。
新古典主义的“处方”是不要考虑所谓的产业发展最佳方向问题，把它留给市场去解决：市场在短期内就能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是什么。我曾经讨论过中国发展的理论问题：中国转移西方在过去几十年中领先的技术，同时出口西方在技术上几乎没有什么进展的服装等产品。当中国越来越接近前沿时，其工资水平上涨将导致制成品出口出现令人失望的局面，最终或多或少要复制美国模式。先前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西方到目前为止仅获得少数技术收益的领域。更广泛一点讲，一国的比较优势完全是人为创造的，特别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创新史。
但是，更深入一点，很明显一国——如果给定了任务，就是它的市场——必须考虑到外国长期经济发展的方向。比如说这种前景取决于市场给各种各样企业资产确定的价值——商业空间、设备和各种员工等。这没有确切的答案。
当一国创新时——建立或者以某种速度采用新产品和(或)新方法——它可能(幸运地)创造了它不曾有过的比较优势。因此，看起来我们已经找到了发展之道：让每个人都关心他能在哪些方面以全球市场为目标而创新，以便获得最佳的经济收益和个人成长的机会。
问题是一国的国民或许缺少对不同于自己国家的外国市场的认识。他们的落后是因为他们发展滞后。因此，两位作者可能是对的：最不发达国家从事的大概是那种传统的、标准的和没有风险的制造业，但是，即使他们在这些工业上做得最好，他们也无法摆脱欠发达状态。发达国家可以给予欠发达国家资金和专家支持，以帮助它们提升效率，或许它们的技术实践能够上一个台阶；也可能有助于减少疾病。但是，除非或者直到一国之人对良好的投资机会具有老到的直觉或者天赋，否则这个国家就无法摆脱欠发达状态。
张夏准的答复
《金融时报》2007年8月3日
虽然我们之间存有分歧，但马丁·沃尔夫如此认真地看待拙作并深思熟虑地撰写评论，本人感到高兴。然而，他对我关于贸易的观点的论述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令我颇为悲哀。
首先请让我澄清我并没有宣称“彻底的进口替代”(across-the-board import substitution)，可是马丁看起来多处隐含这一点。我想他不是这个意思，但从温特思、潘纳加里亚和克鲁格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的误解给我的观点蒙上了不妥的印象。我在拙作中花费了很大的篇幅解释为什么贸易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我敢说我比上面提到的几位同仁都更为支持贸易，但这并不等于自由贸易是促进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最优方式。
从18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后期的韩国和中国台湾，成功的经济体长江后浪推前浪，起先运用多种政策措施(虽然不是每个经济体都采用过，最主要的就是贸易保护)，为他们的生产厂商创立空间，在能够与海外更好的生产商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出口市场展开竞争之间，以帮助它们提高生产能力。有些情况下保护比较简短，有些则比较漫长——日本的汽车产业在最终成功地在国际市场赢得一席之地前，需要将近40年的保护和补助(但这种保护不只是对日本人而且对每个人都是好事，因为这些政策最终创立了世界上最高效、最环保的汽车产业)。然后，成功的保护主义背后的真意常常是为了更好地对接世界经济。
有些国家过去实施过的“彻底的进口替代”和我提倡的有意图的(虽然不一定是更弱的保护主义，你只要看看平均关税率就会明白)保护主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并不是所有的保护主义国家都获得了成功。很多国家表现差强人意。但是，我在拙作和学术著作中用证据说明了大部分成功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保护主义。较有代表性的是有些国家在丰裕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进行了贸易自由化。大部分过早采用自由贸易的国家都已经失败了。我所指的不仅是最贫困的国家。有许多中等收入的国家也有相似的经历——最近最好的例子就是墨西哥和巴西，马丁本人在回应他人的评论时引用了这两个国家。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殖民主义和不平等条约时期采用了自由贸易，曾有过可怜的增长(如果它们还有增长的话)。近来，拉美和撒哈拉以南发展中国家在保护主义的“旧社会”增长，可比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自由贸易)的20年增长快得多。拉美在1960-1970年代“凄苦的旧社会”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是3.1％。在新自由主义1980-2004年的“灿烂新社会”只有0.5％。即使我们排除1980年代调整的10年，1990-2005年拉美的增长率也仅为区区1.5％。不仅如此，最近拉美的增长率已经下跌了(2000-2005年仅为0.6％)，而这时应是拉美收获改革(有些国家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成果的季节。
当论及(所谓的没有意义的)以史为鉴时，马丁几乎只关心美国的案例。这不难理解，这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实施了百余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头子”确实令人震惊，因为它后来一直被认为是自由贸易的化身。和克鲁格在评论中所言一样，马丁认为美国“尽管”是保护主义的，但美国的成长却是个例外。我不同意这种解释，但是即使是那样，他又怎么解释今天所有的富国过去都曾经实施保护主义的事实呢？或许美国尽管实施保护主义但仍然成功是因为庞大的市场，但是台湾和芬兰这样的微型市场又如何解释呢？如果大规模、高素质的移民抵消了美国保护主义的弊端，像瑞典或者德国这些在19世纪晚期高素质人才流失但实行保护主义的国家又怎样解释呢？也许把美国看成一个“特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还有其他几十个国家都当成“例外”，这个理论就明显是漏洞百出的。
我承认马丁说我没有充分说明穷国应该怎么做。这是我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但是，我想提醒马丁，韩国1961年人均收入是82美元，连加纳179美元的一半都不到，韩国在1950年代后期被美国国际发展署(USA ID)称为“无底洞”。如果韩国可以做到，为什么其他国家就不能呢？我承认今天最贫穷的国家比1960年代的韩国面临的挑战要大得多。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富国和多边机构无法容忍韩国过去曾使用的“民族主义”政策。拙作恳求改变这种状况，应该允许(发展中)国家选择他们所需和所希望的东西，正如我前文有言，这种选择通常能产生更好的结果。马丁在他的评论的最后比我还好地总结了这种观点，所以我就不再展开说明了。
至于艾伦·温特思和阿尔温德·潘纳加里亚的评论，如果他们用刺眼的字眼(潘纳加里亚说“难以令人信服的”，温特思把我的观点比作“19世纪”的医学)，我希望他们至少应该认真地阅读一下拙作(除了贸易领域，马丁对我的评论还是很公正的)。我的观点在他们的漫画中变成了这种情况：仅仅关注贸易，建立在过时的模型上，缺乏经验证据，对此我是不能接受的。
艾伦认为我的论述建立在“19世纪模式”上，所以不够严肃。艾伦的这种观点非常不幸。如果他阅读过拙作，他就不能批评我提倡19世纪的模式——因为我的讨论紧跟当代实践，比如直到1980年代美国还给予本国产业大量的R＆D补助，以破坏日本和芬兰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严厉管制。如果这场讨论中有“19世纪”的思维，那就是艾伦盲目地认为人类知识的进步是线性的。这种观点在自然科学领域业已被证明是有问题的，但是，当这种观点进入社会科学时，今天没有科学哲学家愿意严肃地对待之。有趣的是如果人类知识真的是线性进步的话，那么新理论就总是更好的，艾伦就会面临更大的麻烦，因为保护主义理论要新于自由贸易理论。最后，我认为将对手的理论贴上贬义词(“19世纪”)的标签是不妥的。假若我将艾伦及其同仁表述成“美国奴隶主和做鸦片生意的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竭力主张自由贸易理论的辩护士”，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阿尔温德认为韩国重化工业的失败验证了自由贸易的智慧的观点，如果是在1980年代初——那时许多的重化工业都出现了问题(伴随着世界衰退的早期问题)——就像伊恩·利特尔(Ian Little)那样第一次提出来的话，或许还有些意义，但是今天看来就不严密了。直接先摆事实吧。韩国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确实经历了一些不顺，但是这部分地归因于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及相继出现的全球衰退，不仅仅是因为重化工业化计划。而且正如阿尔温德自己所说的，韩国在这次危机之后也没有放弃重化工业化计划。韩国重组并关闭了一些预期表现不佳的企业，但是仍然支持表现不错的企业。最后，如果重化工业化是失败的，那么，阿尔温德又如何解释，1980年代之后大多数的领先工业——钢铁、造船、汽车和电子——都是通过重化工业建立和促进的工业呢？重化工业可是有悖于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建议的。
对于阿尔温德把印度作为一个例证来说明幼稚工业保护是不好的，我可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保护主义政策都将成功，特别是1970年代以前印度的保护主义都没有很好的管理。无论采用什么战略，他们都将归于失败。我在拙作所论述的是与传统智慧相反的观点，即保护主义战略比自由贸易战略获得成功的胜算更大。引用印度放弃幼稚产业保护的例子，好比说因为有个五十多岁的人还靠父母过活，所以要放弃父母的养育。
安妮的用词比艾伦和阿尔温德两君有礼貌多了，但是反对意见可不见少。她说当韩国“在快速增长时期(1960-1990年)并没有完全放弃保护，但是关税率大幅削减，取消了数量限制，对与进口品进行竞争的生产者的保护力度没有大于出口激励”。这种认识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被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否定了。请让我为她补充一些证据。20—30％的平均关税率在当时仍然是较高的水平。而且平均关税率掩盖了巨大的变化——韩国有些产品免税，有些关税高达100％(这也与她所说的“无差别对待”政策不符)。数量限制就更为普遍了——明确的数量限制可比安妮和她的同仁们知道的要多得多，许多数量限制因为通过国内法的方式实施(比如监管国有铁路公司的法律)，所以不是很明显。最重要的是，直到1980年代韩国都进行严格的外汇配给。许多商品的关税在纸面上是相对低的，但是却因为在政府优先完成的规划上排在后面，所以难以付诸实践(好比面对有效的无限关税率)。
最后，我同意费尔普斯在他的评论中提出的大部分观点。虽然表述不同，但他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几乎和我完全一致。正如他很简洁地论述的那样，我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完全是人为创造的”。换言之，经济体依照特定的方式发展，因为某地的某人有意识地决定在特定的领域“为获取技能和知识而投资”。同样地，企业的管理者做这种决策时，常常明确地违反市场信号(诺基亚的电子业务亏损曾长达17年)，政府可以，也应该经常反着市场信号决策。但是，如果永久地将一国和国际市场经济隔离，将会导致朝鲜那样的灾难，但是至于终极目标是完全对接国际经济，(像日本1970年代前那样)保护汽车产业长达40年，或者(像韩国1970年代初那样)不按照世界银行的建议，设立国有钢铁垄断工业也许是正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