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_十六大报告论文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_十六大报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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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统战理论作为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向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转型在统战理论方面的表现和标志,在理念上凸显出“立”、“建设”、“整合”、有序与和谐,而与革命统一战线理论凸显“破”、“革命”、“分化”、利用与激化社会矛盾不同。新形态的建设的统战理论,在内容上反映的是我们党在体制内依托于国家的制度等资源进行活动,并推动制度的自身建设及其功能的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不仅依靠政策,而且也依赖于国家的法律、法规和通过制度安排与制度创新实现自己的功能,统一战线不仅同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互动、互进,而且通过政治文明建设这个中介,同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互动、互进,这显然同革命的统一战线理论在内容上反映我们党在国家体制外活动,可资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主要依靠正确的政策和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发挥作用不同。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的统一战线是邓小平统一战线的直接继续,性质没有变化,总的功能和目标、内容和形式没有变,但由于时代背景与社会历史条件处在空前深刻、快速、剧烈的变动之中,这就决定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统战理论是邓小平统战理论开始的转型的继续和初步完成,因此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

一、对统战观和统战基本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一个理论体系一般都可以划分出抽象与具体两个层次。在统战理论以及政策的方方面面,有一个贯彻始终的东西,这就是统战观。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统一战线客观属性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回答统一战线“是什么”的问题,为人们提供关于统一战线的规律性、真理性的认识;二是关于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目的意义的基本观点,回答统一战线对人们的价值及“应怎样”的问题。

统战观作为统战理论体系中相对最抽象的部分,最主要地体现于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观点之中。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根本变化,对我国统一战线的性质作出了新的概括,指出我国统一战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这实质上是揭示了我国统一战线存在发展的客观基础,或者说是统一战线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实现了革命统一战线向建设的或者爱国的统一战线的历史性转变。自然,统一战线的任务、或者说功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由为革命服务转变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统战理论相对于毛泽东革命的统战理论是统战理论形态的开始转型,就是我国统一战线本身这一历史性转变的理论反映。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着空前深刻的分化与变动,概括地说就是“五个多样化”,即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物质利益、社会组织方式、社会就业方式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江泽民据此揭示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从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到十六大报告,根据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我国处于大变革进程中的阶级、阶层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充分肯定出现的六个新的社会阶层并对其明确定性,这就为我们深刻认识统一战线的存在基础即结构提供了理论根据。十六大报告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个都要”(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的大统战的总政策,以及“四个尊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大统战的总方针。并根据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规定的利益可调节性,揭示了这个总政策总方针完全能够得到落实的根据即客观基础。同时,最为显明地体现了新形态的统战理论的新特点。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对统一战线客观根据的概括,实际上就把统一战线的基本矛盾,即政治关系上同与异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具体化和深化了,揭示了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历史的存在形态。在此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而对爱国统一战线的本质、主题和根本任务作出了更鲜明、更精辟的表述。邓小平曾经把革命统一战线的本质表述为团结自己,打击敌人。在新时期依据执政党面临的新的社会条件指出“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则更明确地把统一战线的本质概括为大团结、大联合。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又提出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永恒的主题。我理解,这里“本质”与“主题”是内在一致的,只是从不同角度着眼的,前者侧重从统一战线自身的客观角度,后者侧重于从主观的工作角度来看统一战线,二者最终都是由统一战线的基本矛盾决定的。这次会议进而又明确地概括出爱国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十六大报告又提出“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这解决的是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问题,这对于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都是一个决定成败的根本问题,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或者说总路线、总任务服务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十六大报告总结十三年来的十条基本经验中的第八条,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十三年来,就是因为“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才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这个概括、这条基本经验总结对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揭示得更加深刻、精辟,更加鲜明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统战观,而且反映的是一种大统战观。十六大报告讲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的第三个“必须”,就是讲的大统战观,并为此而以大统战的总政策、总方针及其能够顺利落实的客观基础等层层深入的论证来确立这个大统战观。此外就是随社会结构的变化,对统战工作的范围不断作出新的调整,这不过是相对于大统战的小统战(或者说统战工作的重点)。基于统一战线的基本矛盾(同异矛盾)决定的统一战线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一以贯之的观点、态度,即统战观,就是围绕党领导的各个革命和建设阶段上的中心任务,尽最大可能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力量搞得大大的,以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

关于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等的论述,邓小平针对长期“左”的错误对统一战线的严重破坏的情况,在新时期,再次强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当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江泽民结合新世纪的形势和任务的发展状况,既重申法宝论,又更加具体、深入地阐明了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价值。在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用“一个硬道理”、“四个离不开”、“三个绝不能”来表述,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的历史上讲得最到位的了。“一个硬道理”是引用毛泽东1948年1月15日一个讲话:“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很硬的道理”,这里就特别凸显出统一战线在80年历程中始终处于我们党的工作全局中一个极其重要方面的特殊地位。至于“四个离不开”(即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三个绝不能”(在新世纪,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就把统一战线的巨大作用、价值和特殊地位完全具体化,因此也深化了,而且更鲜明、更具体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统战观。这种阐述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更容易为人们更具体、更深入地把握,提高认识。十六大报告从“三个代表”高度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角度,既阐述了大统战的观念和理念,又从“三大规律”(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相统一的层面上,揭示了统一战线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党的事业的依靠力量和主体力量、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要地位,其“法宝”性地位与价值更加凸显,而且绝不亚于革命年代。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思想,对统一战线还要从人的彻底解放这一视角,把握其人文价值。如果说目前我们主要是从统一战线服务于党的总路线、总任务这一“法宝”性的工具价值角度,来认识其地位与作用的话,那么,统一战线对于人的彻底解放,对于人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断获得全面发展的人文价值,则需要深入地研究,而这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统战观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如果从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政治文明概念与思想这个视角来看统一战线,其人文价值就会更加凸显出来,其地位和价值就更加显著和突出。这样来看统一战线,统战观应是党的整个世界观的一部分,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人们对待统一战线、对待统战工作的态度,决定着人们从事统战工作的方式与成效,同时也是我们去深刻理解与把握我们党的统战理论包括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统战理论的一把钥匙。因此也可以说,惟有这个统战观是我们党整个统战理论中相对不变和一脉相承的东西。

二、在几个主要领域或方面的统战理论的丰富与创新

1、在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方面

在这一方面的丰富与发展,可以说是最突出的。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总结正反历史经验,充分肯定多党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明确阐明了各民主党派的性质和职能的新变化,为其在新时期充分发挥作用开辟出广阔天地,并指示刚刚上任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系统总结我们坚持多党合作制的经验。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在不断总结国内外正反经验、特别是现实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多方面的创新。如果说邓小平在这方面的理论整体上具有拨乱反正的性质,那么,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方面的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并且,特别鲜明地体现了新形态的统战理论反映的爱国统一战线更多地依靠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进行工作的新特点。

第一,将我国政党制度制度化、规范化,并且入宪,上升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政治纲领一个组成部分。这集中体现在中共中央1989年14号文件和十五大报告中。14号文件是一个集中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其中提出的参政党概念,确定的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多党合作的基本形式、内容、原则、措施等,都十分系统,因此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文件把我国政治和政党大格局确定下来了,随后又通过入宪,就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十六大报告进一步从政治文明高度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特别强调要着重加强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民主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即程序政治,因此报告的这个“三化”要求,是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的“要建立健全配套措施,使多党合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要求的丰富和发展,使我们坚持和不断完善这一政党制度的方向更加明确和具体,非常鲜明地反映了“三大规律”的客观要求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

第二,明确概括了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个概括准确反映了我国各政党之间的党际关系,反映了我国政党制度与西方多党制和一党制的根本区别,也反映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合理性与优越性之所在。把握这个显著特征,对于我们在作世界范围内政党制度的横向比较时有重要指导意义。十六大报告进一步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角度,强调“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第三,提出了衡量我国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即“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标准同“三个有利于”标准、同“三个代表”都是一致的,为我们正确认识这一制度、廓清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是非提供了重要的标准和方法论启示,也为我们不断巩固和完善这一制度指明了正确方向。

第四,揭示了我国务民主党派由其具有的政治联盟性质所决定的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特点及其具体的、历史的内涵;特别明确地、具体地揭示了现阶段这一进步性与广泛性的内涵,并指出民主党派具有的这种进步性与广泛性,就是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理由,也是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础。这就为各民主党派如何搞好自身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第五,关于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与要求。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特别从执政党角度,提出了一些重要原则与要求。一是强调广纳群言,以收众益应成为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的座右铭。这是针对坚持十六字方针,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而说的。相应地则是鼓励民主党派当执政党的诤友,敢于提不同意见,说心里话。二是提出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是多党合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当然这也是对民主党派的要求。十六大报告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围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一步强调要“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这必然相应地优化党际关系,使十六字方针得到更好地贯彻和落实。

2、在民族宗教方面

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恢复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说法,明确指出,我国各民族已经结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十二大报告还把发展这种民族关系视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一项重要内容,还指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1982年,根据邓小平关于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中央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在这个文件指导下,宗教工作拨乱反正,走上正轨。第三代领导集体依据90年代伴随前苏联、东欧解体、民族、宗教问题日益演变成为一个严重影响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全球性问题的新形势,在坚持邓小平的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的基础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丰富和发展,也表现出相当的系统性、完整性,也特别鲜明地体现了新形态的统战理论的新特点。

第一,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凸显出这一问题在特殊的国际大背景下对于国家的团结、稳定和统一的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意是说,有关民族、宗教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小看,一定要小心,认真地当大事来对待,否则,搞不好,一个芝麻点小事,就会变成大事,天大的事。这就要求充分注意到并尊重民族差异,信教与不信教的差异,千万不能人为地扩大这些差异,或者稍微不小心和不注意存异而变成大事。

第二,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强调加快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并指出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做好民族工作、搞好民族团结、维护稳定的核心问题。同时特别注意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利益关系。这可以说抓住了新时期民族问题的根本,也深刻而正确地反映了处于社会大变革进程中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与特点。

第三,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升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纲领一部分,这同把政党制度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纲领一部分一样,是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反映和表现。

第四,基于对宗教长期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的认识,指出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要久远。在对宗教进行科学(二重性)分析基础上,提出广大信教群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党同宗教界要在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明确提出并诠释了积极引导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引导宗教界为维护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作贡献。这是富有创新性的命题,是对宗教发展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反映。

第五,在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处理中,根据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了“四个维护”的原则,即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原则。这些原则对反对民族分裂与宗教极端势力有重要意义,对世界也有启示意义。

第六,十六大报告把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放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标题下来加以强调,虽然在政策的内容方面没有变化,但这种安排却显出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新的意义,这就是意味着我们党处理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要逐步走制度化、规范化之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部分加以对待。这也鲜明地反映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特别凸显了新形态的统战理论的新特点。

3、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下,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加以正确引导的方针,并由此才产生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才有经济领域里的统战工作的发生。伴随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日趋显著,对它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又是邓小平所未能遇到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发展以及体现新形态的统战理论的新特点也十分突出。

第一,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明确地确定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对象,提出了“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并把这个工作主要交给了工商联。近年来又进一步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开始建立党、团、工会组织,深入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活动,以及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把自身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把遵循市场法则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帮助和促使其健康成长。这都是一些开创性的工作,适应了我国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新变化的客观要求。

第二,明确确定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十六大报告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鲜明地提出包括“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并且要求把这两者“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这既是对其性质的明确定性,也是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定性并对其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基础;同时表明,党和政府将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高度与角度,给予非公有制经济以更为公平的对待,报告明确地指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强调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这将在政策和法律上实现一个重大的飞跃。

第三,在上一点基础上,从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到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明确地定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一个具有科学性和巨大包容性、统战性的正确概括,澄清了许多理论、思想是非,并且以宽广的胸怀确认对其中的优秀分子还可以吸收进中国共产党,以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4、关于知识分子问题

邓小平在拨乱反正中,基于“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这个时代特点,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摘掉了长期戴在他们头上的“臭老九”的帽子,改变了长期处于被改造的地位。同时结合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知识分子在新时期施展才能创造了基本前提和良好的社会氛围。并且特别强调统战部门要研究、反映知识分子情况,知识分子工作既是全党的工作,又是重要的统战工作。在两“尊重”方针指导下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集中起来就是“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第三代领导集体结合90年代“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新的历史条件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以综合国力为中心的竞争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的新的时代特点,围绕知识分子问题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

第一,进一步深化和强调了知识分子问题的阶级属性与极其重要的地位、作用,指出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和知识的传播者,是工人阶级中科技文化水平较高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们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与民族的兴衰。

第二,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三句话,这是政策上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知识分子整体转向其中的“人才”。从落实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待遇,转变为对于人才的培养、使用与吸引,这是80年代与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时代特点转变的反映。这“三才”政策中,培养是基础,吸引是重点,用好是关键。最近这些年来,国家出台一大批相关的措施,体现了这“三才”政策。

第三,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四个尊重”(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是对“两尊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的重大发展,它既是一个知识分子方针,更是一个全面对整个统一战线中各种政治力量和所有统战成员的总方针,是对转型中的我国社会进行全方位整合的大统战的总方针。

5、关于人民政协

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已有明确定性、定位,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的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进一步明确了政协在我国政治体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政协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的体现和实现形式,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造、一大特色、一大优势。并因此具体地明确确定民主和团结是人民政协两大主题,政协工作方向更具体、更明确了。

第二,对人民政协的职能作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这即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并强调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为国是建言,为民族发展立论,这是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政协履行职能必须围绕国家中心任务进行,做到尽职不越位,帮忙不添乱,切实不表面。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发挥政协的职能作用,并且从共产党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角度,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和政协关系的原则,这必将对人民政协的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6、关于祖国统一

在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思想指导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其中特别突出的是除了邓小平曾经提出并实行的通过经济利益纽带,为解决台湾问题奠定基础外,还提出了通过中华文化这个纽带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适应新的形势,特别是面对港、澳回归及台湾岛内出现的新情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继承邓小平遗志,坚持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第一、对于港、澳,坚持两制长期并存,保持港、澳稳定、繁荣和发展,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发挥示范作用。第二、对台湾,则确立“一个中国”的根本原则不动摇,对广大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拥护祖国统一,无论什么人,我们都要团结、联合,以致力于祖国完全统一;为此,要充分调动和发挥统一战线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各界人士(海内外)共同反对“台独”,反对分裂;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而这又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和搞“台独”阴谋的。十六大报告在重申以上这些基本方针和原则的基础上,“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暂时搁置某些政治争议,尽早恢复两岸对话谈判”,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并更加具体明确地提出,“可以谈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可以谈台湾地位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空间问题,也可以谈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问题”。报告在重申“两岸统一后,台湾可以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不变,高度自治”的同时,特别还满怀血浓于水的情谊指出,“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不变,他们的切身利益将得到充分保障,永享太平。台湾经济将真正以祖国大陆为腹地,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台湾同胞可以同大陆同胞一道,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荣誉”。充分表明了全国各族人民真诚期盼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强烈愿望。这些都是针对港、澳回归和台湾问题发展态势而提出来的,是对邓小平祖国统一思想的创造性发挥与发展。

三、加强和改善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

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一以贯之地强调的一个根本问题,江泽民指出,“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坚持党的领导,是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但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这也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的实际进一步深化与具体化了加强和改善党对统战工作领导的内涵,使其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加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

1、提出加强和改进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是实现“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是党政领导干部政治上成熟的主要表现。对此,不只是一般地讲一讲就完了,而是;第一、提出了省及省以下党委统战部长,由于工作需要而又有条件的,要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第二、提出建立健全由党委统战部负责协调的机制,这种机制的要求是“精干、统一、高效”,以利于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统战系统的协调配合,以利于及时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重大问题。第三、要求全党全社会都来重视做好统战工作,特别强调“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做好统战工作”。

2、特别强调改进统战工作的工作作风与工作方法。这当然是毛泽东、邓小平一贯重视和强调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党的领导的实质和统战工作的对象和职责,特别是根据我国社会转型进程提出的新要求,文明进步的新趋势,十分强调统战工作的方式是一种协商的方式,因此,统战工作的工作作风必须是民主的作风,这既是对我们党的光荣传统的发扬光大,又是富有时代特色的。

3、强调加强统战部门的建设,结合时代特点与要求,提出了新世纪合格统战干部的“四条标准”,即“坚定的立场,民主的作风,广博的知识,创新的精神”。

4、强调加强基层统战工作。

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统战理论的丰富和创造性发展,完全是他们所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新变化、新要求的理论反映,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第二、第三两个层次上的丰富与发展则更具体地、更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统战观,因此,我们也只能基于对他们所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的新变化、新要求的准确把握,学习和研究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统战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并且要着重地领会和把握贯穿始终的马克思主义统战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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