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曾向红 陈科睿
【内容提要】当前在对恐怖分子激进化的分析中存在“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和“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是否必要”的争议，导致对激进化的理解存在困惑。在坚持非线性组织方式、思想与行为二分法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恐怖分子行为激进化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即对经验研究中的推动、拉动和中介因素进行了区分和统合。推动因素表现为个体或群体的失控、焦虑、羞辱、不满、怨恨等负面情绪，拉动因素表现为恐怖组织提供的“圣战”、重建“哈里发国”、“末日决战”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而人际网络、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在行为激进化中发挥着中介因素的作用。理解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可以借此探究恐怖主义的产生原因。就现实意义而言，从负面情绪、意识形态、网络与大众传媒三个方面对恐怖主义进行整合性治理，能提高恐怖主义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关键词】恐怖主义；激进化；行为激进化；整合性分析框架；整合性治理
“激进化”（radicalization）[1]这一术语兴起于九一一事件之后国际社会不断上升的研究与安全的需要：不仅学术界希望理解个体或群体是如何从普通公民变成恐怖分子的，安全部门也需要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在此背景下，激进化的概念被引入恐怖主义研究与安全领域，用来表述个体或群体在成为恐怖分子前所经历的思想、行为的变化，即接受极端思想、从事恐怖活动。[2]尽管激进化并不一定发展为恐怖主义，但最终导致恐怖主义的是个体或群体对恐怖主义投入程度的不断加深。[3]为对这种变化加以解释，学者们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开展研究，涌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这些研究成果之间也存在不少争议。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除了便于理解激进化理论范式的演变过程并厘清它们之间的异同外，还能为本文构建相应的分析框架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 激进化的理论模型及其争议
一般而言，模型主要有两种作用，一是用来代表某一理论，二是通过省略或缩小范围等方式，对现实加以简化之后再进行描述。[4]即便是对同一个现象的解释，也会因学者们在构建理论时选取变量因素及对变量因素组织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并不是说围绕某一问题领域的所有理论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不同的理论模型在经验解释力上存在强弱之分，理论的发展总是经验解释力强的理论取代经验解释力弱的理论的过程。在激进化研究领域，围绕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思想激进化”（cognitive radicalization）与“行为激进化”（behavioral radicalization）的区分是否必要这两个问题，[5]不同的理论模型在经验解释力上存在一定差别。
（一）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
最初的理论模型将激进化视为一个线性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包含若干前后相继且顺序固定的阶段，每一阶段又存在特定的因素影响个体的进一步激进化。因此，这种模型被称为“线性模型”（linear model）、“阶段模型”（stage model）或“阶梯模型”（stairway model）。例如兰迪·博鲁姆（Randy Borum）用于描述恐怖主义心态（terrorist mind-set）演变的四阶段模型，[6]库因坦·维克托洛维茨（Quintan Wiktorowicz）提出的个体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四阶段模型，[7]法萨利·莫哈达姆（Fathali M. Moghaddam）提出的通往恐怖主义的六阶段模型，[8]纽约警察局情报部门提出的恐怖分子激进化四阶段模型等。[9]虽然这些线性模型具有直观、简洁的优点，并得到了一些安全部门的认可，但从经验解释力上看，线性模型存在明显不足。
以纽约警察局提出的激进化模型为例，可以发现关于恐怖分子激进化的四阶段模型具有重大缺陷。该模型描述了西方公民演变为恐怖分子的四个阶段，即前激进化（pre-radicalization）、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灌输（indoctrination）和“圣战化”（jihadization）。前激进化阶段的个体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通常是年龄在35岁以下的男性穆斯林、为居住在西方国家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有中产阶级背景、受过良好教育等。自我认同阶段是指受经济危机（失业、社会流动受阻）、政治危机（歧视、种族主义）、社会危机（涉及穆斯林的国际冲突）以及个人危机（家人死亡）的影响，个体开始探索“萨拉菲主义”（salafism），并依据萨拉菲的哲学、价值和意识形态重建自身认同。灌输阶段是指个体完全接受了“圣战萨拉菲”（jihadi-salafi）的意识形态，认为对“异教徒”（国家或个人）使用暴力是合理的、必要的。“圣战化”阶段的个体作为恐怖组织的一员，接受了参与“圣战”的义务并自称为“圣战士”（mujahedeen）。最终，恐怖组织开始策划恐怖袭击。[10]
在该模型的第二个阶段，作者说明了经济、社会、政治及个人危机导致个体之前所持的信仰被动摇，并开始愿意接受新的世界观，即“认知开放”（cognitive opening）。但那些已经历过“认知开放”阶段的个体并不一定会“追寻宗教”（religious seeking），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等世俗的意识形态也是可供替代的选择。[11]即便默认“认知开放”的个体尝试从宗教中寻找其不满或怨恨的根源，从第二个阶段的“萨拉菲主义”到第三个阶段的“圣战萨拉菲主义”的跨越也不是自动实现的。依实践形式的不同，维克托洛维茨将“萨拉菲主义”划分为三个派别：“纯洁萨拉菲”（purists，宣教等非政治、非暴力行为）、“政治萨拉菲”（politicos，合法的政治活动）和“圣战萨拉菲”（jihadis，暴力行为）。[12]因此，“圣战萨拉菲”仅是“萨拉菲主义”的一支，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性。即使认定个体完全接受了“圣战萨拉菲”的意识形态，从事恐怖活动的个体也并不一定拥有极端思想。至少有四种动机驱使个体加入“基地”组织：寻求复仇（revenge seeker）、寻求地位（status seeker）、寻求身份（identity seeker）和寻求刺激（thrill seeker）。[13]
1.4 统计学分析 HaploView 4.2软件进行SNPs的 Hardy-Weinberg平衡、连锁不平衡水平(LD)分析。SPSS 19.0统计软件分析入组人群与其他地区人群的差异，χ2检验分析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的统计学意义，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文研究可修系统单设备在一个更换周期内的N次动态不完全预防性维护工作，维修费用主要包括事后小修费用Cf、停机损失Cd、预防维修费用Cp及预防更换费用Cr。设备在每个弹性预修周期τi内的总维修费用
除了纽约警察局提出的激进化模型，上文提及的线性模型均表现出两点不足：其一，线性模型预设每个阶段是不可逾越的，即经历过前一个阶段后才能到达下一个阶段。这也意味着如果个体通过了该模型的所有阶段，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从事恐怖活动。从现实看，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这种顺序、线性的发展过程，激进化是以非连续的方式发展的。其二，线性模型的每个阶段之间存在多种可能性，有些阶段之间的关系是微弱的，甚至是缺乏经验证据的，故将其整合为一个发展过程，既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强度，也忽视了现实可能存在的多样性。尽管有学者用“子集”（subset）、[14]“决策树”（decision-tree）[15]等概念对线性模型加以改进，但这些修正仍然停留在线性的阶段式研究中，不能对现实存在的多样性加以解释。[16]鉴于线性模型存在的诸多问题，后来的学者们基本放弃了将激进化视为一个连续演进的过程，如克拉克·麦考利（Clark McCauley）和索菲娅·莫斯卡连科（Sophia Moskalenko）提出的政治激进化十二机制[17]与双金字塔模型，[18]哈菲兹和马林斯提出的激进化拼图等，[19]就体现了超越线性模型的尝试。
（二）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是否必要
陈大勇睁圆了双眼，双手握紧鬼子的枪刺，一声虎啸，刺刀被他带着喷血拔了出来，小鬼子惊呆了，手一撒，就那么两秒的时间，陈大勇反手把刺刀扎进了鬼子的胸膛。
然而彼得·诺伊曼（Peter Neumann）明确反对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认为这样做阻碍了对于激进化的整体理解，其核心观点如下：[24]其一，暴力具有内在的政治属性，因此，恐怖主义团体及其成员是根据其意识形态界定的。如现代恐怖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展现出明显的跨国特征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anarchist terrorism）、“反殖民恐怖主义”（anti-colonial terrorism）、“新左派恐怖主义”（new left terrorism）、“宗教恐怖主义”（religious terrorism）四波发展浪潮。[25]是什么使个体选择在20世纪70年代变成恐怖分子而不是在50年代或90年代呢？是什么使个体参与远在索马里、叙利亚、车臣、伊拉克等地的恐怖组织，而不是投靠临近其原籍国的暴力组织呢？基于此，诺伊曼主张选择一个复杂的研究路径，尝试解释为什么特定的信仰体系能和特定的群体共鸣，相应地，哪些因素的结合能解释这种共鸣的缺失。其二，任何试图理解个人行为路径而不关注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理论尝试必然是肤浅的。从社会运动的视角来看，恐怖主义可被视为人类集体行为的一种类型，它可能是完全合法的、和平的，也可能是偶尔非法的、暴力的，这个界限其实是模糊易变的。[26]而作为恐怖组织的成员，也应该对组织的意识形态有所了解和认同。
尽管诺伊曼的上述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对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二分法的质疑不得要领。其一，赞同将激进化区分为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两个维度的学者认为，激进化这一概念过于模糊，对该概念的使用会削弱我们的研究和对其做出有效反应，但这绝不意味着在研究行为激进化时完全可以不用考虑思想因素，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之间毫无互动。其二，行为激进化既包括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也包括参加恐怖组织这一特殊类型的社会运动。[27]这意味着，参加恐怖组织的个体无论其行为方式如何，都表现为行为激进化，这与安全部门的努力目标一致，即阻止个体加入恐怖组织。更重要的是，恐怖组织的成员未必都具有极端思想。一是因为个体加入恐怖组织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二是因为恐怖组织并不会对每个成员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教育”，有相当一部分恐怖分子在加入恐怖组织后，就被任命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
图1 部分激进化模型的分类定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综上所述，关于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后来的学者们认为激进化是以非线性、非连续的方式发展的。关于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是否必要，部分学者认为极端思想并不是暴力行为的先导，两者之间也不存在着一个传送带。可见，激进化是否遵循线性的发展道路、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的区分是否必要这两个问题，共同构成了区分激进化模型的两个维度。它们是关于激进化研究的主要理论模型无法回避的问题，尽管有些理论模型将之明确化，而有的只是隐晦提及。
其二，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使穆斯林体验到了“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相对剥夺感是指与某一标准相比较，个体觉得自己或自己所在群体状况更加糟糕，并产生愤怒或怨恨的情绪反应，即想得、应得、怨愤于未得。[52]相对剥夺感作为一个因素经常出现在不同学者的激进化模型中，如博鲁姆的激进化四阶段模型、莫哈达姆的激进化六阶段模型等。但这些学者并未对相对剥夺感是“个体相对剥夺感”（individual relative deprivation）还是“群体相对剥夺感”（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做出界定。事实上，两者的形成机制与引发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个体相对剥夺感是指与他人进行比较时，自己没有得到所应得的，这可能会引起沮丧等情绪和盗窃、破坏等行为。群体相对剥夺感是指将自己所属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时，自己的群体没有得到所应得的，这可能会引起对其他群体的偏见和非法阻挡道路、损坏公共财产等集体行为。[53]依据这种区分，行为激进化所涉及的相对剥夺感其实是群体相对剥夺感。原因在于：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并不只针对个别穆斯林，而是对他们所在群体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对待。如据法国“紧急反种族歧视”协会的调查，有阿拉伯姓名的人在就业领域容易遭拒，也很难租到房子，进入高档夜总会被拒之门外的几率自然更高。[54]对穆斯林的不公正对待，使他们产生自己是所在国家“二等公民”的强烈感觉，并未享受到那些标榜着自由、平等的社会所应该给予的平等对待，这加剧了他们对主流社会的怨恨情绪，有可能导致他们的行为激进化。
在对恐怖分子激进化的研究成果做了简要的梳理之后，我们可以尝试构建本文的分析框架。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明确本文分析框架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第一，恐怖分子的行为是有逻辑的。这意味着精神病理学对恐怖分子人格特征（如抑郁、焦虑、疯狂等）的描述是无效的。[29]第二，这种逻辑是可以被理解和解释的。既然恐怖分子拥有正常的人格，那么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如案例研究、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来分析他们为什么从事恐怖活动，从而提炼出相应的解释机制。第三，不存在一个可以涵盖所有行为激进化现象的解释机制。由于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所以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来分析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即广义理论（general theory）的建立，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其一，有助于涉及某个复杂社会事实的众多经验数据；其二，有助于揭示未被重视或挖掘出来的因素、机制、途径之间的交互作用；其三，有助于我们衡量获得的经验和理论层面的进展。[30]尽管整合性分析框架以一种恰当的方式统合了研究领域的大部分因素，但其普适性是相对的，而非过度广义化的，更不是万能的。
对个体或群体而言，从普通公民转变为恐怖分子需要克服道德、伦理、法律、心理、情感等方面的障碍，[57]这涉及如何赋予暴力行为以合理性或正当性的问题。因此，恐怖组织需要以一种简化、具有说服力的方式重构合法化暴力活动的话语体系，并将其传递给旁观者、同情者以及潜在的支持者，进而鼓动他们积极支持甚至参与到“圣战”事业中来。就此而言，目标群众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内化是促使他们加入恐怖组织的重要原因。要实现这一目标，恐怖组织应该提供“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应该责怪谁”“需要做什么来解决它”“如何动员群众”等一系列“架构叙事”。当然，要理解个体或群体加入恐怖组织的原因，不仅需要明确其叙事内容,还需要了解这些叙事是如何对目标群众进行认同建构的。一般而言，恐怖组织实施认同政治需要塑造群体认同的边界、强化对危机的认知、建构以暴力为报复手段的解决方案。[58]最终，恐怖组织的架构叙事和认同政治可能会削弱目标群众对国家叙事的认知，甚至取代他们对国家的认同。
二 行为激进化的推动因素：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
一般而言，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主要指以下两种类型：其一，个体的负面情绪，主要来自于家人或朋友的死亡、理想或现实的挫折、暴力或创伤的经验等；[34]其二，群体（或处于群体中的个体）的负面情绪，主要来自于结构性改革的迟缓、地区的持续动荡、外部势力的干预、主流社会对特定群体的排斥等。个体的负面情绪自然非常重要，但他们基于群体认同而体验到的负面情绪才是恐怖组织得以形成和具有凝聚力的基础，因此下文将从来源上分析第二种类型的负面情绪。
（一）本体不安全与失控感、焦虑情绪
全球化影响恐怖主义的机制之一，是其引发的社会变迁导致大量民众体验到强烈的“本体不安全感”（ontological insecurity），这为恐怖组织提供替代性的身份或公共产品进而招募成员提供了机会。[35]“本体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时间上连续和有序的感受，这关乎人们习以为常的惯例、信仰、价值观等攸关身份内容的稳定。[36]在社会环境大体如常的情况下，人们的本体安全不会遭遇挑战。而当出乎意料的情况打破了人们日常的认知和行为，就会引发人们对现状的失控感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情绪。因此，要理解本体不安全的个体或群体加入恐怖组织的原因，就需要分析他们的失控感、焦虑情绪从何而来。
绝大部分线性模型（博鲁姆的理论模型除外）[20]将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视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延伸。基于此，这些理论模型希望通过揭示个体或群体接受极端思想的根源与路径，来理解和预测恐怖主义行为。反映到定义上，这些学者界定的激进化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原因（接受极端思想）与结果（从事恐怖活动）。依此逻辑，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或机会（如获取武器等），具有极端思想的个体或群体就会从事恐怖活动。因此，如果能阻止这些人在思想上变得激进，那么也就能阻止其从事恐怖活动。然而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这种观点都存在一定问题。从理论上看，个体或群体拥有极端思想与其从事恐怖活动之间并无必要关系，极端思想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引发暴力的政治行为。[21]同样，恐怖主义行为的产生，可能受、也可能不受极端思想的影响。[22]然而，这种“思想-行为”的偏见，忽视了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多种动机。从实践上看，由于忽视了没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体或群体也有可能从事恐怖活动，从而给安全部门预防与应对恐怖活动造成了重大困扰。为弥补这些缺陷，部分学者认为有必要将激进化区分为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两个维度，并尝试提出各自的解释机制与两者的互动模式。[23]例如，博鲁姆的理论模型、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的理论模型、哈菲兹和马林斯的理论模型等。
在中东地区和阿富汗，结构性改革的迟缓、地区的持续动荡是导致这些地区民众体验到失控感以及焦虑情绪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各国为顺应全球化趋势，推动了结构性改革。这种改革在破坏该地区原有社会结构的同时，未能有效地向民众提供安全、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从而使他们经历了严重的本体不安全感。[37]中东各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所导致的本体不安全感，实质上是社会环境失常所导致的失控感、焦虑情绪。更重要的是，中东变局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美国发动的战争、国家内战导致的地区动荡结合在一起时，会引发更强烈的失控感和焦虑情绪。以伊拉克为例，美国入侵伊拉克破坏了原有逊尼派穆斯林占主导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该地区持续的动荡。与此同时，新组建的马利基政府也未能向民众提供有效的安全、社会服务等公共产品。为缓解失控感和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性，许多逊尼派穆斯林开始支持恐怖主义，或直接加入“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以反对马利基政府。在“伊斯兰国”招募的人员中有许多前伊拉克复兴党（Baath Party）的成员，如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两位地区代理人——阿布·穆斯利姆·图尔克马尼（Abu Muslim al-Turkmani）和阿布·阿里·安巴里（Abu Ali al Anbari）——是前伊拉克复兴党的成员。当然，如果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后，不能重建该地区的社会结构并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客观环境失常所导致的焦虑情绪可能升级成怨怼，甚至演变成仇美情绪。
（二）身份遭到蔑视与羞辱感
外部势力的干预不仅会引发中东地区和阿富汗民众的羞辱感，也会激起世界其他地区穆斯林的“道德义愤”（moral outrage），这有可能导致他们的行为激进化。[38]羞辱感（humiliation）不同于羞耻感（shame）。羞耻感来源于自我叙事的不统一或自我的言行分裂，[39]而羞辱感是身份遭到蔑视后所产生的情绪反应，它“紧密地与关于‘荣誉’与‘尊重’的观念和认知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极大地贬低一个人的自尊（或他人对你的尊重）从而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的社会过程”。[40]羞辱感在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存在，致使其形成了一种影响深远的“羞辱文化”（the culture of humiliation）。尽管并非产生羞辱感的个体或群体均会从事恐怖活动，但羞辱文化构成了许多穆斯林被恐怖主义所吸引的深层原因。[41]因此，要理解恐怖分子“为承认而斗争”的行为逻辑，就需要分析外部势力的干预是如何导致伊斯兰世界存在普遍的羞辱感，这既包括苏联、美国等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入侵，也包括西方价值观念的传播。
其一，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美国在中东地区驻军、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在阿布格里布监狱虐囚等现象，均会使穆斯林认为，外部势力在占领自己的领土、掠夺自己的资源、打击自己的同胞，从而引发他们强烈的羞辱感，这具有驱使被羞辱一方使用暴力进行报复的行动倾向。2001年“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的恐怖袭击，就是恐怖分子试图消除美国对穆斯林的羞辱，同时羞辱美国所做的尝试。[42]同样，“伊斯兰国”也宣称穆斯林受到了美国的羞辱，理应还击以重新恢复尊严。如阿布·穆萨卜·扎卡维（Abu-Musab al-Zarqawi）在阿布格里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尚在发酵时，发布了一条录像并说道：“当我们的宗教遭人践踏，一个自由人如何能不理不睬？眼见我们的信仰‘流血’，眼见我们的男女同胞在阿布·格莱布（阿布格里布——引者注）监狱中遭遇羞辱与非人折磨……我向你（美国总统——引者注）发誓，阿布·格莱布监狱里男女同胞的尊严，必须要用血与灵魂偿还！接下来，你会看到很多副血肉模糊的身躯，很多装载尸骨的棺木。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像这样死去。”[43]
其二，西方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的传播，也会引发伊斯兰世界普遍的羞辱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看来，自身的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价值规范是“新文明标准”（new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而伊斯兰世界的价值观念则是“非文明”的，是需要依据“新文明标准”治理和改造的对象。基于此，美国给某些阿拉伯国家贴上了“流氓国家”“无赖国家”或“邪恶轴心国”等标签，在伊斯兰世界积极实施“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策动“颜色革命”。[44]而在伊斯兰世界的民众看来，西方国家区分的“文明国家”与“非文明国家”，并不是真的基于某些价值规范，而是以是否支持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划分的。
（三）身份冲突与不满情绪、怨恨情绪
为弄清哪些因素能导致冲突区域之外的人们加入“伊斯兰国”，学者们使用定量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国家内部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和“外籍战士”（foreign fighters）这一全球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分析，研究指出融入主流社会的困难和意识形态因素是这些“外籍战士”加入恐怖组织的主要原因。[45]从现实来看，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大多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他们同时拥有两种文化身份或认同（bicultural identity），一是所在国的主流文化身份，二是由原籍国继承来的身份。即使文化期望（cultural expectations）确实不同，但他们可以在两种身份之间切换作为避免冲突的策略。然而对于某些问题，身份之间的切换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履行与一个身份相关的期望是以牺牲另一个身份为前提的。[46]对一些穆斯林而言，管理这两种身份的困难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和危机。因此，要理解西方国家本土恐怖主义（homegrown terrorism）产生的主要原因，就需要分析穆斯林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为何对后者持有不满、怨恨等负面情绪。
其一，西方国家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简称“恐伊症”）会导致穆斯林的不满。“恐伊症”指的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不加选择地持以消极态度或负面情绪,如反感、恐惧、愤怒、仇恨等。[47]尽管“恐伊症”在九一一事件之前就已经存在，但西方国家在恐怖袭击的阴影下，使“恐伊症”进一步扩大。自九一一事件以来，在美国至少有160名穆斯林从事恐怖活动，虽然这只是美国每年发生的数千起暴力行为的一部分，但政府的起诉和媒体的报道加深了民众对穆斯林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印象。[48]作为“嫌疑群体”，当西方国家采取安全措施来识别潜在的恐怖分子时，穆斯林“理所应当”地成为了被怀疑和监察的对象，这加剧了他们的不满和抵制行为。如美国的部分穆斯林曾组织起来反对联邦调查局的网站，该网站曾刊文指导教师和学生识别那些与暴力极端主义有染的穆斯林。[49]更糟糕的是，当西方国家的“恐伊症”与“恐外症”（xenophobia）结合在一起时，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的猜忌和厌恶情绪急剧上升，甚至演变为反对穆斯林群体的民粹主义浪潮。[50]事实上，西方国家持有的“恐伊症”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遭遇猜忌的穆斯林有可能出现更多的行为激进化现象，如此形成猜忌——暴力回应——猜忌的恶性循环。[51]
在诊断式框架和处方式框架的基础上，“伊斯兰国”需要激励目标群众参与到“圣战”以及建设“哈里发国”的事业中来，同时警示他们不这么做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在调动目标群众对平民发动“圣战”方面，“伊斯兰国”建构的促发式框架赋予了“圣战”多种价值和神圣性，如参与“圣战”不仅是无罪的，而且是一种赎罪的方式，是每个逊尼派穆斯林应尽的义务，是一种恢复伊斯兰世界荣誉与尊严的手段，是一项得到真主祝福的事业，是一个进入“永生天堂”的门径等。[67]同时，对拒不响应号召开展“圣战”的逊尼派穆斯林，“伊斯兰国”领导人警告他们将会受到真主的惩罚，甚至威胁对他们实施塔克菲尔原则。在调动目标群众参与建设“哈里发国”方面，“伊斯兰国”领导人将“天启”（apocalypse）叙事和“哈里发国”的出现联系起来，认为预示着“古兰经式的国家”（Qur’anic state）的迹象已经出现，需要通过努力加以创立。[68]同时重构“末日决战”的理念，宣扬末日审判之前将在一处名为达比克（Dabiq）的地方和“罗马军队”进行决战。所以“伊斯兰国”在占领土地之后，只需等待“罗马军队”的到来，接受末日决战的胜利。[69]而对于“哈里发国”的出现无动于衷，不迁徙至伊拉克和叙利亚作战的逊尼派穆斯林，“伊斯兰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将会被“异教徒”和“叛教者”所玷污，以致认识不到自己的信仰和同胞。[70]
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作者并不否认思想激进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前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极力鼓吹对平民开展自杀式恐怖袭击、质疑并试图颠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原则，从而决定了国际社会与宗教极端主义之间几无对话的可能。大体而言，与行为激进化相比，思想激进化更难进行识别和研究，安全部门也难以对其进行治理，这主要与极端思想内在、私有的特征相关。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们难以把握极端思想的表现形式，更遑论通过观察现象来构建理论。从实践上看，极端思想难以去除，这给去思想激进化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28]与之不同，行为激进化是能够被观察的现象，这极大地便利了学术研究和安全工作的开展。从动机上看，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可以提炼出多个解释机制（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的理论取向）。鉴于此，有研究者建议从理论综合的角度分析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而非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各异动机（哈菲兹和马林斯的理论取向）。从实践上看，行为激进化能被识别，因而安全部门也容易实施各种反行为激进化措施，如挫败实施恐怖袭击的图谋、阻止人们参加恐怖组织等。同样，基于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的各异动机，对其实施针对性的去行为激进化措施也方便得多。
当然，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不只是上文提及的几个方面，美国基于利益考虑支持“独裁”政权、在反恐过程中伤害无辜平民等，均在伊斯兰世界引发了普遍的愤怒、怨恨等情绪。[55]虽然这些负面情绪的表现不尽相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负面情绪带有一定的反美主义色彩，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的诸多不公所做的反应。此外，关于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还需要做出两点说明：其一，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能通过开放的系统——如“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等——得到调节。[56]如果这些负面情绪缺乏温和的释放渠道或既有的温和渠道不奏效的话，那么他们才有可能从事包括恐怖活动在内的反社会行为。其二，尽管前文似乎在某一具体类型的负面情绪与行为激进化之间建立联系，但体验到负面情绪的个体或群体并不一定从事恐怖活动，两者之间没有必然性。如体验到本体不安全感的个体或群体至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抛弃已有习惯或观念，接受新的现状，形成新的身份；另一种是维持原有身份，抗拒变化。即便个体或群体选择通过加入团体或组织的方式以获得本体安全感，但现实生活中存在多种多样的团体或组织，加入恐怖组织只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可能性较小的选择。
三 行为激进化的拉动因素：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
本文尝试将导致恐怖分子行为激进化的因素区分为三类：推动因素、拉动因素和中介因素，其划分标准是作用方式的不同。[31]推动因素即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其作用方式是“排斥”。在激进化的经验研究中，这些负面情绪主要是个体或群体的失控、焦虑、羞辱、不满、怨恨等情绪。拉动因素表现为恐怖组织提供的“圣战”、重建“哈里发国”、“末日决战”（an end-times battle）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其作用方式是“吸引”。人际网络、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在促进情绪感染和意识形态灌输中也发挥着中介因素的作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个体的行为激进化路径一定是推动因素、拉动因素、中介因素三者合力的结果。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既可以以任意组合的方式发挥作用，也可以单独发挥作用，这取决于具体案例。如参与2005年安曼拉迪逊酒店爆炸案的恐怖分子萨吉达·里莎维（Sajida al-Rishawi）是为死去的兄弟报仇而行为激进化的（负面情绪和人际网络的作用）。[32]参与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恐怖分子哈西卜·侯赛因（Hasib Hussain）则是“误打误撞”加入恐怖组织的（人际网络的作用）。[33]在这两个案例中，都没有涉及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而对恐怖组织来说，要想招募到更多成员，就需要构建能调动目标群众负面情绪的“架构叙事”（framing narratives），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人际网络与虚拟网络的作用。所以，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在理论归类上位于图1右上方，与哈菲兹和马林斯的理论取向相同。当然，由于激进化这一术语兴起于九一一事件之后，所以本文选取的推动因素、拉动因素和中介因素的举例均在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激进化天然地与宗教等因素相联系。
（一）恐怖组织的架构叙事
尽管以架构叙事来分析激进化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议题，但与激进化理论的其他因素相比，它有两方面的优点：其一，由于恐怖主义研究的特殊性，使得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严重缺乏，但恐怖组织的架构叙事则相对比较容易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者既可以确定叙事中的哪些内容具有说服力，也可以确定哪些目标群众更容易接受其信息；其二，恐怖组织的架构叙事与相对剥夺、歧视等因素相比更容易采取应对措施，因为后者难以操作，也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来解决。[59]从社会运动理论的架构视角来看，恐怖组织的架构叙事建构了三种框架（frame），即“诊断式框架”（diagnostic frame）、“处方式框架”（prognostic frame）与“促发式框架”（motivational frame），不同的框架所承担的功能有所不同。诊断式框架需要恐怖组织提供对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诊断，指明其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应该责怪谁；处方式框架在诊断式框架的基础上，回答如何为实现替代性的社会秩序而采取行动；促发式框架则提供各种激励和警示叙事，尽可能多地动员旁观者、同情者以及潜在的支持者参与到恐怖活动中来。[60]事实上，不同的恐怖组织所建构的三种框架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如“基地”中央与“伊斯兰国”在架构叙事上就存在明显的差异与竞争。[61]下文以“伊斯兰国”为例，具体分析恐怖组织的架构叙事及其实施认同政治的机理。
其次，人际网络有助于降低脱离激进团体的可能性。激进团体指示个体不要向家人暴露自己的意图、组织个体参与非法活动、派遣个体去往国外的训练营、要求个体录制宣称从事自杀性恐怖袭击的视频等，是人际网络提升个体或群体对恐怖主义投入的表现。[84]一方面，对恐怖主义的投入使得个体或群体形成惯性；另一方面，投入增加了个体或群体脱离人际网络的代价。由于人际网络是基于家人、朋友、志同道合者等社会关系形成的集体身份，脱离人际网络，可能意味着亲情、友谊等社会关系的丧失，这将会使背叛者付出严重的心理成本和情感代价。更重要的是，个体或群体对恐怖主义投入的加深，使得其带有犯罪记录或“双手沾满鲜血”，对他们而言，脱离人际网络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既面临不确定性，也可能被主流社会所排斥；既容易遭到激进团体的报复，也避免不了被国家安全部门所监视。[85]总之，人际网络通过提升个体或群体对恐怖主义的投入，不断赋予从事恐怖活动以正面激励，赋予脱离激进团体以负面激励，人际网络自我强化的特征最大程度地降低个体或群体脱离激进团体的可能性，使得他们在恐怖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与“基地”中央建构的诊断式框架相同的是，“伊斯兰国”将伊斯兰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归咎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世俗阿拉伯政权。如西方国家曾通过各种手段征服伊斯兰世界，迫使其签署《赛克斯-皮科协定》，破坏了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外来观念的渗透和传播使穆斯林不再虔诚，反而追求物质享受，以致堕落成非真正的穆斯林；一些阿拉伯国家鼓吹民主选举，试图以人造之法凌驾在“沙里亚法”（shariah，伊斯兰教法）之上，严重亵渎了真主的权威；缺乏一个“哈里发国”，偏离了先知的道路，等等。[62]但与之不同的是，“伊斯兰国”建构的诊断式框架结合形势的变化做了一些调整，具有明显的“在地化”（localization）特征，这尤其体现在“伊斯兰国”对中东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的敌视态度上。如“伊斯兰国”领导人认为什叶派穆斯林是“叛教人员”，其“卑劣”“残暴”程度要超过“异教徒”，并用“拉菲达”（rafidha，不从正道的人）一词来蔑称什叶派穆斯林。扎卡维就曾表示：“有史为证，几个世纪以来，什叶派就以反叛与狠毒著称。”尤其是“伊拉克什叶派与美国占领军走得很近”，前者甚至想要摧毁逊尼派的信仰根基。[63]
与诊断式框架相对应，由于“伊斯兰国”将伊斯兰世界和自身所承受的苦难归咎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世俗阿拉伯政权以及什叶派穆斯林，所以其建构的处方式框架要求对这些“异教徒”和“叛教者”发动“圣战”或实施“塔克菲尔原则”（takfiri，不受伊斯兰教法保护并实施死刑）。如扎卡维曾言：“我们要进行两个层面的战争：一种战争是公开的，即与侵略者敌人公开作战，以清除异教徒；另一种是与扮成朋友的诡计多端的敌人作战，这种战争困难而且尖锐，他们表面同意，呼吁团结，但不断地掩盖其邪恶与阴谋”。[64]扎卡维所说的第二种战争的敌人其实就是什叶派穆斯林。此外，“伊斯兰国”建构的诊断式框架将缺乏一个“哈里发国”视为偏离先知道路的表现，所以“伊斯兰国”还要求立即打破中东各国的边界，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65]为此，“伊斯兰国”制订了具体的行动路线——“迁徙”（hijra）、“集合”（jama’ah）、“推翻异见统治者”（taghut）、“巩固”（tamkin）、建立“哈里发国”。具体而言，迁徙在于将世界各地的逊尼派穆斯林召集到特定的“圣战”据点，以扩充力量；集合在于对这些迁徙者进行“圣战”前的培训，以提高他们从事“圣战”的技能；推翻异见统治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异教徒”和“叛教者”发动暴力攻击，以制造尽可能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力图填补暴恐活动留下的权力与秩序真空，以巩固其治下领土、扩充支持基础；建立“哈里发国”是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高阶段的目标，此时可以严格执行沙里亚法，贯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这一“认主独一”（tawheed）的原则。[66]
综上所述，广州市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知识认知水平较以往有所提高，各级医疗机构医院感染认知水平差异正逐渐减小，但仍存在较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需要有针对性的加强重点人群的医院感染知识相关培训，增强医院感染意识，进一步提高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知识的认知水平。
（二）恐怖组织对认同的建构
前文从架构视角分析了“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但就目的而言，这些叙事旨在建构目标群众对其意识形态的认同，进而鼓动他们积极支持甚至参与到“圣战”事业中来。为此，“伊斯兰国”通过其架构叙事，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实施认同政治。首先，通过歪曲宗教理念塑造群体认同的边界。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指出，“差异需要认同，认同需要差异……解决对自我认同怀疑的办法，在于通过建构与自我对立的他者，由此来建构自我认同”。[71]基于此，“伊斯兰国”需要提供一套标准来对“内群体”（in-group，也称作自群体）和“外群体”（out-group，也称作他群体）进行区分。从其架构叙事上看，这套标准主要是伊斯兰激进主义，即是否认同重建伊斯兰世界和“哈里发国”的理想。一方面，“伊斯兰国”利用宗教信仰将自己塑造为伊斯兰世界的代表，如重建伊斯兰世界的先锋、恢复“哈里发国”的“卫士”等；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将不符合其标准的国家或个人视为“异教徒”和“叛教者”，这不仅包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世俗阿拉伯政权、中东地区的什叶派穆斯林，还包括俄罗斯、逊尼派叛军、雅兹迪派和库尔德人等。如巴格达迪表示，“今天的世界确实已被划分为两个阵营或两个战壕，没有第三个阵营：一个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信众阵营，另一个是不信道者和伪信者组成的阵营；前一个阵营由全世界的穆斯林和“圣战”者组成，后一个阵营由犹太人与其同盟以及其余的民族和宗教组成，它由美国和俄罗斯领导，并由犹太人进行动员。”[72]
其次，以危机认知来增强对内群体的认同和对外群体的仇视。按照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观点，处于群体中的行为体会经常表现出对内群体偏爱（in-group favoritism）和对外群体歧视（out-group discrimination）的态度。[73]内群体成员会对其所属群体持有亲切、信赖、忠诚等积极评价和认同，而对外群体则表现出怀疑、厌恶、仇恨等消极评价和反向认同。为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体内认同和对外群体的仇视心理，“伊斯兰国”需要强化目标群众对危机的认知，这就需要宣传他者的负面属性、传统价值的崩塌以及群体命运的不确定性。[74]在宣传他者的负面属性上，“伊斯兰国”主要通过“污名化”（stigmatize）或“妖魔化”（demonize）来突出外群体成员的“邪恶”本质。如扎卡维表示，“什叶派，就是障碍，就是恶毒的蛇、狡猾的蝎。什叶派就是四处渗透的间谍，就是蚀人肌肤的毒液。”[75]在宣传传统价值的崩塌上，“伊斯兰国”指出了伊斯兰世界曾经的辉煌以及当前的衰落，这既是对穆斯林“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的回溯，也暗示着同样的悲剧随时可能会发生。在宣传群体命运的不确定上，“伊斯兰国”主要通过夸大外群体的威胁来渲染不安全感和焦虑情绪。如巴格达迪表示，“不信道者削弱和羞辱穆斯林，在世界各地宰制他们，掠夺他们的财富和资源，剥夺他们的权利，攻击和占领他们的领土，用代理人的方式统治他们，并传播诸如文明、和平、共存、自由、民主、世俗主义、复兴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耀眼的、欺骗的、虚假的口号”。[76]事实上，无论是宣传他者的负面属性、传统价值的崩塌还是群体命运的不确定性，“伊斯兰国”都在利用其诊断式框架提供的“受害者叙事”（victimhood narrative）来加强内群体成员对危机的认知，进而鼓吹破坏性行为的合理性。
共振解调技术具有以下特点[7]：①每一次冲击都对应激发一次共振解调波，不遗漏任何一次由故障引起的冲击，即一一对应性；②只有故障冲击才能激发共振解调波，正常振动不能激发共振解调波，即选择性；③微小的故障冲击就能激发很大的共振解调波，即放大性；④共振解调波的幅度与原始故障冲击幅度成正比例关系，即比例性；⑤原始故障冲击波经共振解调后被展宽，且展宽的程度与共振频率和冲击的频率无关，即展宽性；⑥共振解调将故障冲击的高频能量调理为低频信号的形式出现，即低频性；⑦共振解调波的频谱为等间距的梳状谱线，即多阶性。以上特点能够保证该方法有效地将故障特征频率从复杂的干扰信号中提取出来，准确的实现故障诊断。
最后，建构以暴力为报复手段的解决方案。随着内群体成员对危机认知的加深，“伊斯兰国”需要建构起相应的解决方案，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诱导他们采取解决危机的行动，二是为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提供辩护。因此，与受害者叙事相反，解决方案需要宣传自我的正面属性、传统价值的回归以及如何追求确定性。在宣传自我的正面属性上，“伊斯兰国”将内群体成员描绘成纯洁的、正义的以及不畏生死的象征，是拒绝屈辱与征服的“卫士”和“战士”，是为“解放”伊斯兰世界而殉道的“烈士”，这就和外群体成员邪恶的、非正义的、贪生怕死的形象形成了强烈对比。在宣传传统价值的回归上，“伊斯兰国”认为应该恢复到《古兰经》和“圣训”所描绘的伊斯兰世界。为此，“伊斯兰国”要求立即建立“哈里发国”，并重新执行沙里亚法。在宣传如何追求确定性上，“伊斯兰国”驳斥了宣教、参与政治活动等非暴力手段的有效性，认为对外群体成员发动“圣战”或实施塔克菲尔原则才能消灭威胁，重新恢复确定性。为此，“伊斯兰国”赋予“圣战”以多种价值和神圣性，同时警示不参与“圣战”可能面临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伊斯兰国”通过其建构的处方式框架与促发式框架来引导目标群众对外群体成员采取暴力的报复行为。需要指出的是，恐怖组织对认同的建构是循环往复、自我强化的，当建构以暴力为报复手段的解决方案之后，是否使用暴力手段推翻异见统治者，就成为区分内外群体的一个标准，同时再次加剧对外群体的危机认知，因而采取暴力的报复行为也变得更加紧迫。[77]
在本文的系统模型中，当中继天线数N→时，由于K≪N，根据式(32)，源端到中继间的信道矩阵G1有以下逼近准则：
四 行为激进化的中介因素：人际网络、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
前文分析了行为激进化的推动和拉动因素。需指出的是，具有负面情绪的个体或群体在与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接触之后，才会从宗教中寻找其不满或怨恨的根源，仅就此而言，人际网络、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在行为激进化中扮演着中介因素的角色。人际网络指的是先前存在的社会关系，虚拟网络即互联网，基于人际网络、虚拟网络形成的行为激进化分别叫做“面对面的激进化”（face-to-face radicalization）、“线上激进化”（online radicalization）或称“自我激进化”（self-radicalization）。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也会促进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激进化。虽然人际网络、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都是行为激进化的中介因素，但它们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直接导致三者招募效果的不同。[78]因此，下文将具体分析人际网络、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在行为激进化中的作用。
（一）人际网络的作用
恐怖组织通常在教育和信仰机构、社区中心、书店、宗教学习团体、运动队、工作场所、专业协会、社会运动组织、当地慈善机构和监狱等先前存在的人际网络中寻找到有利的招募环境。[79]这些先前存在的人际网络被称为“激进环境”或“风险场所”。在这些激进环境中，监狱往往是风险性最高但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场所。现有研究成果表明，服刑的恐怖分子往往不会轻易在监狱中放弃恐怖主义，反而会在狱中培育或组建恐怖网络，带动普通罪犯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如伊拉克的布卡监狱。[80]关于人际网络在行为激进化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人际网络有助于形成集体身份。马克·萨格曼（Marc Sageman）指出，基于人际网络导致的暴力和恐怖活动是一个集体决定，而非个体决定。[81]这意味着，人际网络作为一种团体动力能影响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如研究发现，大多数去往伊拉克、叙利亚的“外籍战士”，至少是两个人或三个人构成的小团体。[82]由于亲情与友谊等社会关系本身就带有信任、忠诚等群体内认知，一般不会产生防御、戒备的心理，再加上亲人、朋友等经常沟通，只要这其中有一名恐怖分子或“风险个体”，那么其他人从事恐怖活动的风险将会显著提高。如2013年波士顿爆炸案、2015年查塔努加枪击案、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均表明亲情在恐怖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动员作用。[83]与亲情、友谊等真实的集体身份不同，个体与具有相似遭遇或抱负的人们更容易形成想象的、虚幻的集体身份，这是因为基于同质性构成的集体身份，要比重新建构一个身份容易得多。那些持有负面情绪的人们、想要改变不公正世界的人们、寻求报复美国的人们、渴望自我救赎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时，他们的情绪与认知往往会相互感染和渗透，这可能导致他们负面情绪与政治理想的强化。所以，个体动机并不总是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从事恐怖活动，因为动机可能存在于他们形成的激进环境中。
“恰好这时，他给我发了私信，我看了他的照片，胖胖的，觉得比较有亲和力。”张伦靠外形攻下一垒。再看专业，“我学动画，他也学动画。”专业再加分。从私信到微信，从陌生到熟悉，一切似乎顺理成章。
（二）虚拟网络与大众传媒的作用
恐怖组织对虚拟网络的利用，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迁。从恐怖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粗糙的网站和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目标群众传递“圣战”信息，到“基地”组织在网络聊天室、论坛上发布冗长的布道和声明，再到“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制作并散播电子刊物——《启迪》（Inspire）。[86]当前“伊斯兰国”对网络技术的娴熟使用，包括制作《达比克》、《罗马》（Rumiyah）等电子刊物，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极大地改变了先前恐怖组织只是单向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促进了目标群众与恐怖组织的沟通。
不考虑不同集料类型影响的情况下，研究不同轮胎花纹对路面抗滑性能的影响，三种级配类型对应四种不同轮胎花纹的试验结果如图3所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与国家自信的关系最为紧密。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的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当时的中国仍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成，标志着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历史起点都先于新中国的成立，只有制度自信的历史起点与新中国的成立是同步的。在现代意义上，建立一个国家，必然要相应地建立一套制度体系，离开一定的制度体系，国家是无法存在。所以在“四个自信”中，制度自信与国家自信的关系最为紧密。
一般而言，虚拟网络在行为激进化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87]第一，虚拟网络能传递恐怖组织的架构叙事。恐怖组织在网上频繁地发布电子刊物、电子书籍、音频视频等吸引了目标群众的关注，并推广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如“伊斯兰国”向全球范围内的同情者和潜在支持者传递了“哈里发国”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描述治下的“哈里发国”如何体面，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国家和阿拉伯政权的替代性政治秩序。[88]第二，虚拟网络能提供上网的机会。这就使得个体能发现志同道合者并与其互动，虚拟网络将这些人动员起来进行实际攻击。在聊天室和网站，人们不仅能接收恐怖组织的架构叙事，还会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与政治理想等，这有助于他们形成一种想象的集体身份。第三，虚拟网络能提供相关信息。恐怖组织往往会在网上发布如何获取与使用武器、如何采取行动以袭击平民、如何加入恐怖组织等信息。虽然这些信息可能不涉及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但其指向性十分明显，即“教育”个体或群体如何从事恐怖活动。
(1)研发方面 产品生命周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能够促进研发设计流程优化、数据积累和模式创新，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当前，我国有31.0%的企业实现了网络化协同研制，开展了众包设计研发、网络化制造、公共云制造等服务，另外，7.3%的企业开展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定制研发，通过建立数字化研发平台，对用户个性化需求进行快速响应和有效对接，并将用户定制需求快速转化为研发需求，开展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定制和按需生产，有效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
除此之外，电视、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也能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尽管这些媒体机构并非有意支持恐怖组织，但它们却形成了相互提供给养的关系：媒体需要戏剧性的、骇人听闻和令人惶恐的消息，用以吸引观众、听众和读者，以提高电子媒体的排行和印刷媒体的发行量。恐怖组织则需要宣传其活动，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89]如九一一事件后，媒体加大了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的曝光度，除了加剧民众的焦虑、恐惧等情绪外，同时也散播了恐怖分子的不满情绪，以及本·拉登袭击美国是为了“处罚”其在中东地区的“非正义”行动和提升伊斯兰世界的地位等内容。由此带来的客观后果是，人们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了解到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不满情绪、政治诉求，进而博取目标群众对它们的理解、同情甚至是支持。还有一些电视台、电视网直接播放恐怖分子录制的音频视频，审讯和采访恐怖分子的音频视频等，这些都会在无意间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扩大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影响。尤其是以采访合法政治角色的形式来采访恐怖分子、记者参加恐怖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在报道中引用恐怖组织发言人的言论及“公报”等，会有意无意地为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做了宣传，严重时甚至可能建构了恐怖活动的正当性。[90]
五 总结与启示
本文源于如何从理论层面分析恐怖分子的行为激进化现象。大多数线性模型只选取少量因素，依据单一、线性的原则加以排列，并将接受极端思想视为前奏，把采取暴力行为视为后继阶段。由于线性模型存在的诸多问题，后来的学者基本放弃了构建线性模型的努力，开始转向多种因素、非线性组织方式、思想与行为二分的研究方法。在新近出现的摆脱了此前研究取向的成果中，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界定了那些可以解释政治激进化的不同机制，哈菲兹和马林斯构建了能整合具有不同方面影响的概念框架。当然，本文构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也体现了兼顾多种因素、采用非线性组织方式、坚持思想与行为二分的研究趋势，但更接近于哈菲兹和马林斯的理论取向。一方面，本文无意在推动、拉动与中介因素间建立线性关系，而是按照作用方式的不同区分并统合了激进化研究中的三种动力：负面情绪的推力、意识形态的拉力、网络与大众传媒的作用。另一方面，整合性分析框架的普适性是相对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忽视维持习惯、寻求刺激、获取物质收益等动机的问题。
本文对个体或群体为什么从事恐怖活动这一问题的研究，既可以借此探究恐怖主义的产生原因，又能为恐怖主义的整合性治理提供一定借鉴。首先，恐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结构性条件。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广泛传播，对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文化提出挑战甚至破坏；中东变局、外部势力的干预导致地区局势的持续动荡；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的猜忌、歧视等，引发了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的对立。体系、地区与国家三个层次上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了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因此，要消除或减少个体或群体的负面情绪，就需要从三个层次入手加以应对：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反思对中东地区和阿富汗的外交政策，稳定中东地区和阿富汗的局势，恢复或重建中东国家的社会结构，减少对穆斯林的歧视与“恐伊症”，实行宽泛的社群社会融合项目等。
两组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中途改变手术方式者，术中均未发生血管、神经根、硬膜囊和内脏损伤等严重并发症。两组围手术期资料见表1。MEDAR组与PTED组相比在手术时间、切口长度、手术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手术切口均一期愈合，无感染，未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尿潴留等并发症。
其次，架构叙事是恐怖主义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恐怖组织建构的叙事内容，往往与目标群众的文化背景、生活体验相一致，这能极大地调动目标群众的负面情绪、发挥恐怖组织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在阿布格里布监狱虐囚等现象，都会为恐怖组织构建相应的架构叙事提供口实。反对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需要指出恐怖组织的架构叙事是对经典宗教文本的歪曲解读，极端思想在本质上是反社会、反人类的；另一方面，安全部门应该与宗教权威、专业人士合作，推进宽容、温和的价值观，构建反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叙事内容。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应该反思对中东地区和阿富汗的外交政策，这既是出于减少个体或群体负面情绪的需要，也是削弱恐怖组织架构叙事的途径之一。
最后，网络与大众传媒是恐怖主义能动员的资源。恐怖组织通常利用亲情、友谊等人际网络资源招募成员。由于人际网络往往是隐蔽的，这就需要加强情报收集、使用恐怖主义网络分析方法、[91]与“风险场所”进行合作等方式，摧毁可能存在的恐怖主义网络。在虚拟网络方面，恐怖组织依赖互联网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招募信息。通过关闭或封锁恐怖组织创建的网站、账户等方式，能削弱恐怖组织的网络宣传。在大众传媒方面，有些恐怖组织直接向媒体机构提供音频视频。因此，发挥大众传媒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功能，能遏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
[1]需要说明的是，“激进”（radical）这一词语并不总是与恐怖主义相联系，也不意味着它是一个需要被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相反，部分西方国家所指的“激进主义”（radicalism）与“主流”“保守”相对，通常是一个积极的、革命的概念，它支持政治体制、社会制度朝着“进步”的方向改变和革新。鉴于激进化这一术语的“语境依赖性”（context-dependent），本文使用的概念为“恐怖主义激进化”（terrorist radicalization）。参见Peter R. Neumann, “The Trouble with Radical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9, No. 4, 2013, pp. 876-878, 885-891。
[2]“激进化”是一个定义不清而又充满争议的概念，其定义随着不同的理论模型而有所差别，因而也能反映出不同模型的理论观。鉴于此，这里给出一个折中的定义。
[3] Alex P. Schmid, “Radicalisation, De-Radicalisation, Counter-Radicalisation: A Conceptual Discuss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ICCT Research Paper, March 2013, pp. 5-11, https://www.icct. nl/download/file/ICCT-Schmid-Radicalisation-De-Radicalisation-Counter-Radicalisation-March-2013.pdf.
[4][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5]依据穆罕默德·哈菲兹（Mohammed Hafez）和克赖顿·马林斯（Creighton Mullins）的定义，思想激进化包括获取与主流社会相背离的价值、态度和政治信仰；行为激进化包括参与一系列激进活动，无论其是合法的还是秘密活动。参见Mohammed Hafez and Creighton Mullins, “The Radicalization Puzzle: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Homegrown Extrem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1, 2015, p. 961。
[6]Randy Borum, “Understanding the Terrorist Mind-Set,”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Vol. 72, No. 7, 2003, pp. 7-10, https://www.ncjrs.gov/pdffiles1/nij/grants/201462.pdf.
[7]Quintan Wiktorowicz, “Joining the Cause: Al-Muhajiroun and Radical Islam,” Syracuse University, May 2004, pp. 1-29, http://insct.syr.edu/wp-content/uploads/2013/03/Wiktorowicz.Joining- the-Cause.pdf.
[8]Fathali M. Moghaddam, “The Staircase to Terrorism: A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0, No. 2, 2005, pp.161-169; Fathali M. Moghaddam, From the Terrorists’ Point of View: What They Experience and Why They Come to Destroy, Westport, C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9]Mitchell D. Silber and Arvin Bhatt, Radicalization in the West: The Homegrown Threat, New York, NY: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 Intelligence Division, 2007, pp. 1-90, https://sethgodin.typepad.com/seths_blog/files/NYPD_Report-Radicalization_in_the_West.pdf.
[10]Mitchell D. Silber and Arvin Bhatt, Radicalization in the West: The Homegrown Threat,New York, NY: The New York City Police Department, NYPD Intelligence Division, 2007, pp. 19-54, https://sethgodin.typepad.com/seths_blog/files/NYPD_Report-Radicalization_in_the_West.pdf.
[11]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The Two-Pyramids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72, No. 3, 2017, p. 207.
[12]Quintan Wiktorowicz, “Anatomy of the Salafi Move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9, No. 3, 2006, pp. 207-239. 需要指出，维克托洛维茨区分的“萨拉菲主义”派别只是理想类型，不排除某些行为体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而灵活调整“萨拉菲主义”的实践形式。如在中东剧变后的突尼斯，其国内的萨拉菲政治力量——“觉醒与改革温和协会”（Moderate Association for Awareness and Reform）、“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Ansar al-Sharia）等曾一度参与突尼斯的政治转型进程，只因过早地展现了暴力倾向，以致它们遭到突尼斯当局的打压。参见Ann M. Lesch, “Troubled Political Transitions: Tunisia, Egypt and Libya,”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1, No. 1, 2014, pp.70-71; Amel Grami, “The Debate on Religion, Law and Gender in Post-Revolution Tunisia,”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 40, No. 4-5, 2014, pp. 393-394。但在现实中，的确存在非暴力的“萨拉菲主义”派别。
[13]John “Matt” Venhaus, “Why Youth Join al-Qaeda,”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May 2010, pp. 1-20, https://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SR236Venhaus.pdf.
[14] subset，用以表述处于某一阶段的一部分人会进入到下一阶段，另一部分则不会。
[15] decision-tree，用以表述处于某一阶段的个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进入到下一阶段。
[16]Michael King and Donald M. Taylor, “The Radicalization of Homegrown Jihadists: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Models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Evidenc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3, No. 4, 2011, pp. 604, 606.
[17] 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Mechanisms of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Pathways toward Terrorism,”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0, No. 3, 2008, pp. 415-433; 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Friction: How Radicalization Happens to Them and U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The Two-Pyramids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72, No. 3, 2017, pp. 211-215.
[19]Mohammed Hafez and Creighton Mullins, “The Radicalization Puzzle: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Homegrown Extrem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1, 2015, pp. 958-975.
[20] 除了博鲁姆的理论模型，其余的几个线性模型都将个体从事恐怖活动置于模型的最后一个阶段，而前几个阶段侧重于描绘个体是如何接受极端思想的。博鲁姆虽然将恐怖主义心态的演变视为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但他明确表示意识形态可能是影响动机的一个因素，但绝不是必要的因素，其他重要的因素也应该被考虑在内。因此博鲁姆主张分别研究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参见Randy Borum, “Understanding the Terrorist Mind-Set,”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Vol. 72, No. 7, 2003, pp. 7-10; Randy Borum, “Radicalization into Violent Extremism I: A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Journal of Strategic Security, Vol. 4, No. 4, 2011, pp. 7-36。
[21]尽管不直接涉及宗教极端主义，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已经表明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微弱的。对这些研究成果的简要介绍参见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The Two-Pyramids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72, No. 3, 2017, p. 211。
[22]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为研究“没有极端思想的激进行为”提供了七个解释机制：滑坡谬误（slippery slope）、爱（love）、寻求冒险和地位（risk and status）、解冻（unfreezing）、极化（polarization）、竞争（competition）、隔离（isolation）。参见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Friction: How Radicalization Happens to Them and U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3] 这其中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的是行为激进化对思想激进化所产生的影响，参见Marco Nilsson, “Jihadiship: From Radical Behavior to Radical Belief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018, pp. 1-17,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1057610X.2018.1538092?needAccess=true。
[24]详见Peter R. Neumann, “The Trouble with Radical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9, No. 4, 2013, pp. 878-885。
[25]David C. Rapoport, “The Four Waves of Modern Terrorism,” in Audrey Kurth Cronin and James M. Ludes, eds., Attacking Terrorism: Elements of A Grand Strategy,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6-73.
[26]关于社会运动的行为方式，参见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p. 163-192。
[27]麦考利和莫斯卡连科明确将参加恐怖组织界定为行为激进化。参见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The Two-Pyramids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72, No. 3, 2017, p. 206。
[28] 激进化可以区分为思想激进化与行为激进化两个维度，相应地，“反激进化”（counter- radicalization）也可以区分为反思想激进化、反行为激进化两个维度，前者指预防个体或群体接受极端思想，后者指预防个体或群体从事恐怖活动。同样，“去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 也可以区分为去思想激进化、去行为激进化两个维度，前者指使个体或群体放弃极端思想，后者指使个体或群体脱离恐怖组织或不再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一般而言，了解恐怖分子的激进化机制就能实施相应的反激进化措施，因为两者的逻辑是一致的，但了解恐怖分子的激进化机制未必能实施相应的去激进化措施，我们还需要考虑个体或群体“放弃”激进化的原因。参见John Horga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5。此外，反行为激进化、去行为激进化可能分别与反思想激进化、去思想激进化交叉，这时就需要考虑行为激进化是否由极端思想引起的。
[29]相关研究成果参见Andrew Silke, “Cheshire-Cat Logic: The Recurring Theme of Terrorist Abnormality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sychology, Crime & Law, Vol. 4, No. 1, 1998, pp. 51-69; Jerrold M. Post, “Psychology,” in Peter R. Neumann, ed., Addressing the Causes of Terrorism, The Club de Madrid Series 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Volume I), The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Democracy, Terrorism and Security, March 2005, pp. 7-12, http://www.clubmadrid.org/wp-content/ uploads/2017/10/Volume-I.pdf。
[30]唐世平：《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李思缇译，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4期，第67页。
[31] 推动和拉动因素是激进化研究领域常见的概念，参见Jessica Stern and J. M. Berger, ISIS: The State of Terror,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15, pp. 81-85; Rik Coolsaet, “Facing the Fourth Foreign Fighters Wave: What Drives Europeans to Syria, and to Islamic State? Insights from the Belgian Case,” Egmont Paper 81, March 2016, pp. 29-42, http://aei.pitt.edu/73708/1/egmont. papers.81_online-versie.pdf; 李捷、雍通：《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转移与回流对中亚和俄罗斯的威胁》，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2-113页。
[32] [美] 乔比·沃里克：《黑旗：ISIS的崛起》，钟鹰翔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220页。
[33]Peter R. Neumann, “The Trouble with Radical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9, No. 4, 2013, p. 883.
[34] Clark McCauley and Sophia Moskalenko, Friction: How Radicalization Happens to Them and U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3-20, 75-88.
[35]曾向红：《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150-152页；周明：《恐怖组织的群体实体性与国际动员能力——基于“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比较》，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第32-35页。
[36] [英] 安登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4页。
[37] Catarina Kinnvall, “Globalization and Religious Nationalism: Self, Identity, and the Search for Ontological Secur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5, No. 5, 2004, p. 745.
[38]参见曾向红：《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恐怖主义、暴力与承认斗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2期，第35-40页；Marc Sageman, “A Strategy for Fighting International Islamist Terroris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8, July 2008, pp. 225-226。
[39] Brent J. Steele, Ont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 M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52-55.
[40] Paul Saurette, “You Dissin Me? Humiliation and Post 9/11 Global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No. 3, 2006, pp. 506-507.
[41]Evelin Gerda Lindner, “Healing the Cycles of Humiliation: How to Attend to the Emotional Aspects of ‘Unsolvable’ Conflicts and the Use of ‘Humiliation Entrepreneurship’,” Peac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Psychology, Vol. 8, No. 2, 2002, pp. 125-138.
[42]Evelin Gerda Lindner, “Humiliation as the Source of Terrorism: A New Paradigm,”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 2, 2001, pp. 59-68.
[43] [美] 乔比·沃里克：《黑旗：ISIS的崛起》，钟鹰翔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74-175页。
[44]曾向红、陈科睿：《国际反恐话语双重标准的形成基础与机制研究》，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第3-15页。
[45] Efraim Benmelech and Esteban F. Klor, “What Explains the Flow of Foreign Fighters to ISIS?” February 2018, pp.1-42, https://scholars.huji.ac.il/sites/default/files/eklor/files/isis_february_ 14_2018.pdf; Tamar Mitts, “From Isolation to Radicalization: Anti-Muslim Hostility and Support for ISIS in the West,” March 2017, pp. 1-45, http://www.voxpol.eu/download/article/SSRN-id2795660.pdf.
[46] Benjamin Giguère, Richard Lalonde and Evelina Lou, “Living at the Crossroads of Cultural Worlds: The Experience of Normative Conflicts by Second Generation Immigrant Youth,”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Vol. 4, No. 1, 2010, pp. 14-29.
[47]Erik Bleich, “What Is Islamophobia and How Much Is There? Theorizing and Measuring an Emerging Comparative Concep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 55, No. 12, 2011, pp. 1581-1600.
[48] Alejandro J. Beutel, “Data on Post-9/11 Terror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Muslim Public Affairs Council, June 2012, http://www.mpac.org/assets/docs/publications/MPAC-Post-911-Terrorism- Data.pdf.
[49]Laurie Goodstein, “F.B.I. Tool to Identify Extremists Is Criticized,”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 2015.
[50]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大多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些穆斯林移民既是经济负担，也是文化“威胁”。参见Mohammed Hafez and Creighton Mullins, “The Radicalization Puzzle: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Homegrown Extrem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1, 2015, p. 962; Zuhal Yesilyurt Gündüz, “The European Union at 50 - Xenophobia, Islamophobia and the Rise of the Radical Right,”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30, No. 1, 2010, pp. 35-47。
[51]Alastair Reed, Johanna Pohl and Marjolein Jegerings,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Foreign Fighter Threat: Making Sense of an Evolving Phenomenon,” ICCT Policy Brief, June 2017, p. 8.
[52]孙灯勇、郭永玉：《相对剥夺感：想得、应得、怨愤于未得》，载《心理科学》2016年第3期，第714-719页。
[53] Heather J. Smith and Yuen J. Huo, “Relative Deprivation: How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f Inequality Influence Social Behavior and Health,” Policy Insights from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Vol. 1, No. 1, 2014, pp. 231-238; Heather J. Smith and Daniel J. Ortiz, “Is It Just Me?: The Different Consequences of Personal and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Iain Walker and Heather J. Smith, eds., Relative Deprivation: Specifi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1-115.
[54]《对穆斯林的偏见和隐性歧视使欧洲穆斯林难融主流》，观察者网，2015年1月16日，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5_ 01_16_306507.shtml。
[55]David Sobek and Alex Braithwaite, “Victim of Success: American Dominance and Terrorism,”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2, No. 2, 2005, pp. 135-148.
[56] Fathali M. Moghaddam, “The Staircase to Terrorism: A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60, No. 2, 2005, pp. 163-164.
[57] Bert Klandermans and Dirk Oegema, “Potentials, Networks,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 Steps toward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2, No. 4, 1987, p. 520.
[58]关于极端主义组织实施认同政治的机理，参见李捷：《极端主义组织与认同政治的建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83-105页。
[59] Michael King and Donald M. Taylor, “The Radicalization of Homegrown Jihadists: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Models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Evidenc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3, No. 4, 2011, p. 617.
[60]Robert D. Benford and Davi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6, 2000, pp. 611-639; David A. Snow and Scott C. Byrd, “Ideology, Framing Processes, and Islamic Terrorist Movement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Review, Vol. 12, No. 1, 2007, pp. 119-136.
[61]参见Daniela Fejtová, “Comparison of Al Qaeda and ISIL Jihadist Narratives,” May 2017, pp. 1-51, https://theses.cz/id/ 6xbitw/zaverecna_prace.pdf; 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80-111页；周明：《恐怖组织的群体实体性与国际动员能力——基于“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比较》，载《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第29-41页。
[62]“伊斯兰国”与“基地”中央的架构叙事存在诸多相似性。这是因为从时间上来讲，“伊斯兰国”曾作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l-Qaeda in Iraq）存在过一段时间（2004年9月至2006年1月）；从逻辑上讲，“伊斯兰国”与“基地”同属于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都受到“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影响，所以两者的认知存在相同之处。参见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80-111页。
[63][美]乔比·沃里克：《黑旗：ISIS的崛起》，钟鹰翔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
[64] Islamic State, “The Rafidah: From Ibn Saba’ to the Dajjal,” Dabiq, No. 13, 2016, p. 41.
[65]虽然“基地”中央建构的诊断式框架也将缺乏一个“哈里发国”视为偏离先知道路的表现，但其并不赞成立即建立一个“哈里发国”，一是因为美国有能力摧毁它，二是尚未获得穆斯林群体的普遍支持。参见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104-106页。
[66] Islamic State, “From Hijrah to Khilafah,” Dabiq, No. 1, 2014, pp. 34-41.
[67] Abu Bakr al-Baghdadi, “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Al Hayat Media Center, July 1, 2014, pp. 1-6,https://scholarship.tricolib.brynmawr.edu/ bitstream/handle/10066/14241/ABB20140701.pdf.
[68] Cole Bunzel, “From Paper State to Caliphate: The Ideology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Analysis Paper, No. 19, March 2015, p. 15,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The-ideology-of-the-Islamic-State-1.pdf.
[69]关于“哈里发国”、“末日决战”等叙事内容、演变与存在问题的讨论，参见William McCants, The ISIS Apocalypse: The History, Strategy, and Doomsday Vision of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5。
[70] Islamic State, “To Our Sisters: The Twin Halves of the Muhajirin,” Dabiq, No. 8, 2015, p. 32.
[71] William E. Connolly,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 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x, 转引自李捷：《极端主义组织与认同政治的建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92页。
[72] Abu Bakr al-Baghdadi, “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Al Hayat Media Center, July 1, 2014, p. 4, https://scholarship.tricolib.brynmawr.edu/ bitstream/handle/10066/14241/ABB20140701.pdf.
[73] Henri Tajfel, ed.,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74]李捷：《极端主义组织与认同政治的建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97-98页。
[75] [美] 乔比·沃里克：《黑旗：ISIS的崛起》，钟鹰翔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
[76] Abu Bakr al-Baghdadi, “A Message to the Mujahidin and the Muslim Ummah in the Month of Ramadan,” Al Hayat Media Center, July 1, 2014, p. 4,https://scholarship.tricolib.brynmawr.edu/ bitstream/handle/10066/14241/ABB20140701.pdf.
[77] Haroro J. Ingram, “A ‘Linkage-Based’ Approach to Combating Militant Islamist Propaganda: A Two-Tiered Framework for Practitioners,” ICCT Policy Brief, November 2016, pp. 1-21, http://psc. bellschool.anu.edu.a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attachments/2016-11/icct-ingram-a-linkage-based-approach-nov2016.pdf.
[78] 招募效果由高到低排列：人际网络>虚拟网络>大众传媒。参见Sean C. Reynolds and Mohammed M. Hafez,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German Foreign Fighters in Syria and Iraq,”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February 2017, pp. 1-26。
[79] Mohammed Hafez and Creighton Mullins, “The Radicalization Puzzle: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Homegrown Extrem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1, 2015, p. 964.
[80]Mohammed M. Hafez, “Jihad after Iraq: Lessons from the Arab Afghan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2, No. 2, 2009, pp. 73-94.
[81] Marc Sageman, “A Strategy for Fighting International Islamist Terroris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8, July 2008, p. 227.
[82] Mohammed M. Hafez, “Martyrs without Borders: The Puzzle of Transnational Suicide Bombers,” in Marie Breen-Smyth, ed., The Ashgate Companion to Political Violence, Surrey, UK: Ashgate Publishing, 2012.
[83]Mohammed M. Hafez, “The Ties that Bind: How Terrorists Exploit Family Bonds,” CTC Sentinel, Vol. 9, No. 2, 2016, p. 16, https://ctc.usma.edu/app/uploads/2016/02/CTC-SENTINEL- Vol9Iss210.pdf.
[84]Mohammed Hafez and Creighton Mullins, “The Radicalization Puzzle: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Homegrown Extrem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1, 2015, p. 965.
[85]Mohammed Hafez and Creighton Mullins, “The Radicalization Puzzle: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Empirical Approaches to Homegrown Extremism,”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8, No. 11, 2015, p. 965.
[86]Yannick Veilleux-Lepage, “Paradigmatic Shifts in Jihadism in Cyberspace: The Emerging Role of Unaffiliated Sympathizers in Islamic State’s Social Media Strategy,” Journal of Terrorism Studies, Vol. 7, No. 1, 2016, pp. 36-51.
[87]对虚拟网络作用的归纳，参见Michael King and Donald M. Taylor, “The Radicalization of Homegrown Jihadists: A Review of Theoretical Models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Evidenc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3, No. 4, 2011, p. 613。
[88]Jad Melki and May Jabado, “Mediated Public Diplomacy of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Syria: The Synergistic Use of Terrorism, Social Media and Brand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 4, No. 2, 2016, p. 94.
[89] [美] 布丽奇特·那克丝：《反恐原理：恐怖主义、反恐与国家安全战略（第4版）》，陈庆、郭刚毅译，北京：金城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75页。
[90][美] 布丽奇特·那克丝：《反恐原理：恐怖主义、反恐与国家安全战略（第4版）》，陈庆、郭刚毅译，北京：金城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74页。
[91]V. S. Subrahmanian, ed., Handbook of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to Counterterrorism, New York: Springer, 2013, pp. 269-359.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al Radicalization of Terrorists: An Integrated Analytic Framework
ZENG Xianghong and CHEN Kerui
[Abstract]In the current analysis of terrorist radicalization, controversies still prevail over two issues: “whether the radicalization of terrorists follows a path of linear development” and “whether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ideological radicalization and behavioral radicalization is necessary”. This has led to a confused understanding of terrorist radicalization. Based on the non-linear structural model and the ideology/behavior dichotomy, this paper intends to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analytic framework to differentiate and integrate the push, pull and mediating factors in empirical researches on the behavioral radicalization of terrorists. The push factors have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such negative emotions of individuals or groups as loss of control, anxiety, humiliation, discontent and resentment. The pull factors are synonymous with the extremist ideologies propagated by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such as “jihad”, “rebuilding the Islamic Caliphate” and “the apocalyptic war”. In addition, the interpersonal networks, virtual networks and mass media play important intermediary roles in the behavioral radicalization.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ral radicalization of terrorists bear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oretically speaking, the root causes of terrorism can be further explored. Practically speaking, it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global governance of terrorism through an integrated model which includes three perspectives: negative emotions, ideologies and networks/mass media.
[Keywords]terrorism, radicalization, behavioral radicalization, integrated analytic framework, integrated governance
[Authors]ZENG Xianghong, Vice Dean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fessor of Institute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CHEN Kerui, M. A. Student,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作者简介】曾向红，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陈科睿，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兰州 邮编：730000）。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4.001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9） 04-0003-27
【修回日期：2018-11-19】
【来稿日期：2018-10-0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专项项目“中亚五国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17VDL003）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涉疆反恐形势、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5AZD018）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2019年度兰州大学人文社科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欧亚秩序与一带一路研究”（项目编号：2019jbkyjd005）及其他类别项目（项目编号：2019jbkytd002、2019jbkyzy029）的资助。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期刊匿名评审专家中肯的评审意见，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谢 磊】
标签：恐怖主义论文; 激进化论文; 行为激进化论文; 整合性分析框架论文; 整合性治理论文;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论文;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