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增殖流动与明清华北平原的村落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平原论文,村落论文,明清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北平原的聚落发展与形态演变一直受到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在已有研究成果中，丛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探讨了华北平原村落的起源、规模与景观特征，对明清的基层组织与村落之间的关系也有深入的研究（注：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在此之后，尹钧科用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秦汉以来北京郊区村落发展的状况（注：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孙冬虎则通过白洋淀地区的村落研究，重点探讨了环境变迁与村落发展之间的关系（注：孙冬虎：《明清白洋淀的环境变迁与村落发展》，《河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明清以来文安洼的水灾与聚落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在村落形态演变方面，王建革从地理和社会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华北平原村落内聚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注：王建革：《华北平原内聚型村落形成中的地理与社会影响因素》，《历史地理》，第16辑。）。王庆成则探讨了晚清华北村落的规模等外部形态，认为华北村落多为中小村落，百户以上的村落并不多，从而否定了传统上认为华北多巨型村落的观点（注：王庆成：《晚清的华北村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总体而言，目前的历史聚落研究由于受到村落历史资料不足的限制，宏观分析为主，微观分析不足。村落往往被看作一个点，而不是被看作三维地理空间，对村落个体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村落内部的结构形态、人口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的发育等问题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村落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及姓氏构成的分析，探讨明清华北平原村落的生长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一 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村落的发展
研究发现，很多村落是由零星的小居民点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村落，每个村落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从零星小聚落到独立成村，再发展成熟最终达到饱和的过程。但就每个具体村落的发展而言，影响村落成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村落内部人口自然增殖的原因，也有移民以及村际间人口流动的影响。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人口自然增殖无疑是村落发展壮大的最主要原因。
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在单一宗族型村落表现得最为明显。毫无疑问，大多单一宗族的村落最初都是由一家一户的定居，逐渐发展成大家族，再分成若干户，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地理空间与人口规模的村落。对村落的姓氏构成与人口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以单一宗族为主的村落无论是华南、江南还是华北地区都是存在的，尤其以华南地区最为显著（注：单一宗族型村落的形成与其周围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地方的文化特质及村落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关，一般来说偏远与交通不便的地方易于形成单一宗族型村落。另外，村落形成的早期也多为单一宗族型村落，这在许多村落以姓氏命名这一点上可以得到反映，村落家谱中关于村落起源的记述中也可得到证明。）。
以林耀华研究的福建省福州附近的义序为例，正如林耀华指出的那样：“义序是一个乡村，因为全体人民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域上。义序是一个宗族，因为全体人民都从一个祖宗传衍下来。前者是地缘团体，后者是血缘团体。义序兼并前后二者，就是一个宗族乡村。（注：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6月，第1页。）据林耀华民国时期的调查，义序共有居户1938家，其中黄姓1907家，其余的林姓12家，陈姓6家，刘姓、张姓3家，王姓、郑姓2家，杨、郭、庄姓各1家。黄姓占98.40%，其余各姓合起来不足2%（注：义序各姓氏的户数统计资料，林耀华的著述中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是什么时间的统计数据。据林耀华在《义序的宗族研究》导言的叙述，该书是在1932年至1934年这期间的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故这些数据大约是1932年至1934年间的统计。）。由此可见，义序是一典型的宗族聚居型村落，全体人民由一个祖宗传衍下来，也就是说，这种村落主要依靠自身繁衍而得到发展。
华北地区虽然以多姓村为主，但是这种宗族型村落依然可见。在山东，据学者的调查，山东的村落可以分为单一型村落、亲族联合村落、杂姓聚居村落等类型。济南附近的傅家庄、孟家庄、姬家庄、魏家庄等，都是单一型宗族村落，这种单一型村落在山东偏远的山区和海岛数量尤其多，象容城县大苏家村、小苏家村、高家庵村都是单一宗族的村落（注：山曼、李万鹏等：《山东民俗·家族乡社民俗》，山东友谊书社，1990年6月，第256页。）。
在河北，单一宗族型村落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新河县到民国17年时，杨十户村为杨姓一大族，东十户村只有王姓一族，徐冯召村为徐姓一大族，陈家冯召陈姓一大族，台家庄徐姓一大族，小贾家庄、贾家园为贾姓一族，护驾庄（也即傅家庄）为傅姓一大族，来远村王姓占据村民十之九，也可归为单一宗族型村落（注：民国《新河县志》地方考之三。）。这些单一宗族型村落小的只有数家，大的可以达到一百多家，如护驾庄。它们都是由当初一姓一户形成，逐渐繁衍成村。由此可见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
即使在多姓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对村落生长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类型的村落中，常可见一两姓乃至三、四姓人口数量较多的情形，这些主要的姓氏往往构成村落人口的主体。以顺义县赵古营村为例，据满铁的调查，到民国30年10月31日为止，该村共有124户749口，23个姓氏。在23个姓氏中，石姓36户，姚姓36户，赵姓19户，其余20姓的户数都在4户以下，石、姚、赵三大姓共91户，占73.4%。
在望泉寺村，民国三十年共137户，723口，17姓中其中刘姓49户，王姓28户，张姓18户，路姓13户，其余13姓都在3户以下，刘、王、张、路四大姓共108户，占村落总户数的78.8%。赵古营村和望泉寺村都属于以几个姓氏为主的村落。梅沟营村则是以某一姓氏为主的村落，该村截止民国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共有58户346口，11姓中其中刘姓44户，其余都在3户以下，刘姓占总户数的75.8%（注：满洲铁路调查局：《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第1卷《家族篇》，第60-72页。）。从多姓村落中大族户口所占村庄户口的比例来看，在多姓村落，内部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形成的影响也是相当显著的。
二 “寄居型人口流动”与村落的发展
村落的生长除了自身的人口增殖以外，人口流动对村落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人口流动不但增加了村落的人口数量，也改变着村落的空间形态、姓氏结构和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这里我们所说的人口流动，既包括省际、县际之间的移民，也包括县内村落之人口流动。
就流动人口与原来村庄的关系而言，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情形是，居民迁出原来的村落，在离迁出村落较远的地方建立新的村庄，在行政上与迁出的村庄没有什么联系，具有移民的特征。例如隆尧县白家庄，据该村白氏家谱：明永乐二十年，该白氏祖由山西交城县徙于直隶赵州隆平县乡观社，立祖者为白仁亲，明洪熙元年（1425年），部分白氏民复迁于此，村以姓氏而得名（注：白家庄白氏家谱，引自隆尧县地名志办公室：《隆尧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年8月。）。又如隆尧县的莲子镇公社的辛庄，据该村杨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载：明永乐间，杨氏民由内丘县张马村迁于隆平县张汪村，后又由张汪徙此新建村落，遂名村为“新庄”，后演变为辛庄（注：辛庄杨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引自隆尧县地名志办公室：《隆尧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年8月。）。明代隆平县与唐山县是相邻的两县（民国时合为尧山县），白家庄与辛庄虽然离迁出地不远，但是却属于跨县人口流动，行政上肯定不受原来村落的管辖。
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在一县内也同样存在。如盐山县杨集公社崔刘杨村，据崔氏家谱载：崔氏五世祖与刘氏一家由盐山县城北崔家园迁此立村，以其姓氏取名为崔刘庄，后又有杨氏由杨呈赵迁此定居，遂改称崔刘杨（注：崔刘杨村崔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杨集公社驻地在盐山县县城东南偏北22.5里处，而崔刘杨又在杨集公社驻地东北偏北5公里处，新立村与迁出村落崔家园的直线距离近20里，行政上也不可能受原来村落管辖。因此，这类村落和甘布尔所说的“卫星聚落”不同，甘布尔所说的“卫星聚落”(settlement satellite)，主要是由于受空间的限制，部分村民迁出村落的核心部分，在原来村庄的边缘形成新的聚落，这些新形成的聚落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上仍然是原来村落的一部分（注：Sidney D.Gumble:North China Lillages Social、Political and Economica Activities Before 1933,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P12.）。
但是，不是说这类村落不受迁出村落管理就是完全独立的，这些新立村落并不能游离于国家基层管理组织之外，据嘉靖《获鹿县志》：“有远乡附籍或寄庄婿户不肯入甲，初时俱开作畸零户者，夫甲首积多又当并聚为里分矣，畸零户积又当分列为甲有矣。”（注：嘉靖《获鹿县志》地理第二《乡社》。）从获鹿县的事例中，可见明代的流动人口被归入到附近的里社中，由于许多人不愿入甲，被当作畸零户处理。
另外一种管理形式是代管，当这种移民聚落形成以后，由于规模较小，常常由附近较大村落代管，新河县尧李庄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尧李主始建于明代，具体年代不详，据《尧李庄图》附文“故事”条：“明沧头庙（属冀县）有李姓者，佣于沙井崔宅，东（家）伙（计）甚睦，主人以女配之，给地三顷六十亩，遂落户于此，因名李家庄而附属于沙井村。关帝庙前有古香亭，上刻‘万历二十八年，沙井村代管李家庄’诸字可证。后人口渐多，遂脱离沙井改名尧李庄。”（注：民国《新河县志》地方考之三《尧李庄图》。）从古香亭碑刻“万历二十八年，沙井代管李家庄”这一条来看，该村始建应在万历二十八年之前，并且接受距离较近且有亲戚关系的沙井村代管。
到了明中叶以后，代管村这一形式可能已经逐渐取代在里社下“开作畸零户”的管理方式，原因是里社编审制度到明代中叶以后已经衰驰，村庄逐渐成为实现赋役的主体。所以这类新立小村在纳税和承担差役方面就可能和附近村落发生联系，并接受附近较大村落的管理，成为这些村落的“代管村”或“附属村”。到了清代，代管村或附属村这一形式已经被广泛使用（注：民国时期村政改革，在一个行政村内分主村、副村，大致还保留了代管村的遗绪，过去的代管村，大多成了附近大村的代管村，例如白神首行政村由白神首村与小铺村组成，白神首为主村，小铺村为副村，而小铺村是由白神首部分村民外迁形成的，属于白神首的代管村。）。
以唐县为例，据光绪《唐县志》载，整个唐县这样的代管村有87个，例如西旦里村的代管村有刘家沟、墨眼村、黄眼村。木兰村代管村庄有尖梢村、西沟村、小山河头、满心里、羊角里。代管村庄较多的村庄是上苇子村，其下代管村庄有梅家沟、大寺沟、皂角沟、马庄儿、梁家沟、平房庄、韩白里、桃沟门、台子村、上下黑角、枣儿沟、墁石道、西石门、吴儿庵、郭庄儿、土沟门、令公铺、六亩园、东石门、塔子沟共23个村庄（注：光绪《唐县志》卷2《舆地志·村庄》。）。实际代管村落的数量可能远不止87个，因为这87个代管村仅仅是采访册上记载的数量，当时编志者实地调查却发现有很多遗漏，例如小山、南庄三村“采访遗漏又有田家沟、果庄、鹞子岭、米家楼、岳沟、李家庄、三道冈、阎家庄、杨家庵等村庄，亦未详道理方向”（注：光绪《唐县志》卷2《舆地志·村庄》。）。
一般来说，这些代管村的道里方向县志和采访册记载都不完备，表明这些村落在当时规模还很小，应属于较晚形成的村落。光绪《唐县志》记载的一些代管村人口数量为我们理解代管村的规模提供了线索，表1列出了倒马村所代管村的户口情况（见上页表1）：
表1 倒马村所辖代管村及其规模
资料来源：光绪《唐县志》卷2《舆地志·村庄》。
从表1可以发现，很多代管村的户数在1-5户之间，这些只有一两户的村落毫无疑问是后来移民的结果，大多形成于道光前后。人口较多的柳家沟村成村的年代较早，新编《唐县志》认为大约明嘉靖二十九年始有居民，因当地有柳林而得名（注：河北省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唐县志》第2编《乡村概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这种说法基本上应该是可靠的。校场沟与柳家沟的情形有所不同，光绪唐县志“校场沟”条下“自校场沟至大大沟门40户”（注：光绪《唐县志》卷2《舆地志·村庄》。），它的户数较多是因为它实际上包括从校场沟到大大沟门这一段距离上的数个居民点。
唐县的代管村较多与它的山地较多有关，直到今天代管村这种管理形式仍然存在。平原地区代管村虽然没有唐县多，但代管村也是存在的，例如青县，到民国时期仍然有许多零星小村在发育，“此外尚有新立小村多处，虽或有一名，然类皆附入它村一牌应管，且为县局册表所不载，姑从阙”（注：民国《青县志》卷1《区村》。）。这些新立的村庄附入其它村应管，实际上也就是代管村或附属村。由于新立小村规模较小，一般县志对这种村落都不载，但是这种村落在村落发展过程中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由于记载较少而被人们忽略了。
从这种类型人口流动的影响来看，它往往会短暂地改变迁入村庄的空间结构与姓氏结构，随着自身规模的发展，最终要独立成村。由于它们只是短时间内附迁入地附近的村落，具有寄居的特征，本文称之为“寄居型人口流动”。它的发展对村落数量变化有很大影响，同时，随着它的独立，也加速了村落的裂变分化以及一定地域内村落密集化的过程。
三 “融入型人口流动”与村落发展
和“寄居型人口流动”不同，另一种情形的人口流动是，一个村的人口迁移到另一个村庄里，成为这个村庄的一部分，彼此结合比较紧密，并且不会再独立成村，我们可称之为“融入型人口流动”。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在一个村落开村以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对村落的发展壮大有很大影响。
例如盐山县孟店公社夏庄，据该村邢氏家谱记载：其先祖邢氏于明永乐末年迁来，其时即有夏村之称，后夏氏失传，郑、潘、张等氏相继迁入，村名仍称夏庄（注：夏庄邢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邢、郑、潘、张四姓就是夏氏立村后迁来的移民。另如新河县后梁家庄，据该村焦氏家谱称，焦氏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桐县老鸦窝枕头村迁来，焦姓是该村较早的居民。在焦氏之后，程姓由冀县东午村迁来，徐姓由本县徐十户村迁来，黄姓由姚村迁来，成姓由马庄迁来，此外还有张、王、李、陈、姬、贾、申等姓（注：民国《新河县志》地方考之三《后梁家庄图》。）。后梁家庄由焦姓立村，徐、黄、成等姓都是后来迁入者，最终没有独立成村，属于融入型的人口流动。
这种类型人口流动对村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也不断改变着村落的宗族与社会结构。研究华北的学者都注意到，华北的村落以多姓村为主，但是，实际上，就今天的多姓村落而言，许多村落早期都是由单个家庭建立的。研究发现，今天的多姓村落很多都以姓氏命名村庄，表明这类村庄最初是由单一家庭发展而来的。村落家谱中关于村落起源的记载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盐山县望树公社魏庄，据魏氏家谱载：明永乐二年，魏氏奉诏由山东栖霞县迁此占产立庄，故名魏庄（注：魏庄魏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又如隆尧县小曹庄，该村曹氏家谱载：该族的曹氏祖于永乐间自山西洪桐县迁至隆平县户曹村，明成化间复由户曹村迁此，以姓氏命名为曹家庄，为与村西一大曹家庄相区别，遂更为小曹庄（注：小曹庄曹氏家谱，引自河北省隆尧县地名办公室：《隆尧县地名志》（内部资料），1983年8月。）。这些村落都当是最早移徙到此地的家庭姓氏命名的，故以姓氏名村，但是由于受到融入性人口流动的影响，到今天都已经变成了多姓村落。
村落早期由单个家庭开村的例证，还可见于那些以人名为村名的村落。在盐山县于环珍村，据于氏家谱称，明嘉靖五年（1530年），于氏先祖于环珍由山东登州府文登县大水波迁此立庄（注：于环珍村于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又如李振宇村、李振环村，据李氏家谱：李氏先祖李振宇、李振环永乐年间奉诏由水平府滦州（今滦县）李家楼迁此分别立庄，各以姓名名村（注：李振环、李振宇村李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盐山县类似的例子还有刘洪宇村、王可忠村、孙良广村、张益吴村、李化斗村、王复娥村、崔凡村、韩才风村、刘振隆村、李芳庄子、李分乾村、刘春奎村、李士道村、卢少刚村、李梦飞村、刘武家村等，都是以最初立村者的姓名名村，表明这些村落建立之初只有一家一户而已。
也有一些村落由两三户集中居住发展而成，如前文所说的盐山县的崔刘杨村，最早开村的是崔、刘二姓，村庄的名称即为崔刘庄，后来杨姓迁来了，又改为崔刘杨庄。又如盐山县刘郭铺，据马氏家谱载，明永乐二年，马云奉诏由永平府栾州石门寨迁此占产立庄，因与杨家铺相邻，冠以姓氏取名马家铺，后刘郭二姓迁此居住，子孙繁衍，而马氏人丁不旺，改村名为刘郭铺（注：刘郭铺村马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从这些村落的名称及其变化中，也可以发现早期村落的姓氏构成与人口的流动状况。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村落形成的早期，大多为单一宗族型村落，随着村落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尤其是“融入型人口流动”改变了村落原来的姓氏构成。而且，村落的规模越大、历史越悠久，其姓氏构成就越复杂。以顺义县为例（见下页表2）：
表2 顺义县第一区管村落性别户口数
资料来源：满洲铁路调查局：《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第1卷《家族篇》，第60-72页。
说明：该表据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1卷《村落概况》编制而成，户口、男女人口数大多是调查所得，部分采用的是户口册上的数据，所有数据以民国三十年十月三十日为限，部分空缺是因为《农村惯行调查》没有数据纪录。
从顺义县的各村户口以及姓氏数的情况来看，到民国三十年，大部分村落属于多姓村庄，且村庄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姓氏的数量也就越多。例如衙门村有274户，村内共有30姓；马卷村189户，有36姓，而人口较少的妙尔巷村52户，有6姓，姚卷村23户，有9姓。小孙各庄35户，有9姓。这说明，随着村落的发展，“融入型人口流动”逐渐增加，村落的姓氏构成越来越复杂，使村落发展成为多姓村。
而且从各村落中不同姓氏的户数来看，各姓的户口数是不相同的，有的姓氏达到几十户，大多姓氏只有一两户。以沙井村为例，沙井村民国三十年十月三十日共有70户居民，16个姓氏，其中李、杨二姓有13户，张姓12户，刘、杜二姓各7户，赵姓5户，孙姓3户，王姓2户，其余的崇、任、柳、景、柏、傅、吴、周各一户（注：满洲铁路调查局：《中国农村惯行调查报告》第1《概况篇》，第61页。）。如果不考虑灾害和人口外迁，村落各姓氏的人口处于相同繁衍速度的情况下，理论上人口越多的姓氏，移居的时间就越早。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在村庄发展的过程中，外来迁入人口的影响相当显著，村落的人口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村际间、县际间乃至省际间的人口流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四 余论
村落发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但是村落发展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村落，不管它形成于哪个时代哪个区域，也不论它是多姓村落还是宗族村落，都要经历从零星聚落到村落的发展过程。研究注意到，聚落形成的早期，无论是移民形成的聚落还是村民向外移居形成的“卫星聚落”，总是和周边的聚落发生联系，或被代管，或与其它聚落共同构成一个村落，零星聚落也被纳入到国家基层管理体系中。在村落发展过程中，人口自然增殖与流动是村落发展的动力。寄居型人口流动为村落的裂变分化提供了基础，并直接推动了村落的密集化过程。但是，如果说“寄居型人口流动”为村落的裂变分化提供了前提的话，这种由“寄居型人口流动”形成的聚落其自身规模的发展，才是村落裂变的真正动力，而聚落的规模生长则要依靠人口的自然增殖与“融入型的人口流动”，三者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研究也注意到，人口流动所形成的聚落究竟是“寄居”还是“融入”所依附的村落，取决于村落的空间结构以及村落内部宗族组织与地缘组织的竞争态势。村落结构的不稳定性是聚落产生离心倾向的根本原因，村落内不同聚落间的空地、山丘、河流等自然界限加剧了聚落间的离心倾向，使村落分成两个或多个地缘团体，在华北有时被称为街团。这些街团在宗族竞争以及地缘组织竞争等外力作用下，最终促使那些原来附入附近较大聚落的、具有离心倾向的聚落分化出来，独立成村，从而影响村落的规模、数量以及一定区域村落的密集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