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99年国际传播学会第49届年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述评论文,传播学论文,年会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人而言，传播无所不在。当代，传播以它千变万化的面孔、话语、姿态、渠道、技术、观念和理论，在我们的外界存在着，在我们的身内存在着。作为会传播的个体，作为传播界的学人，我们对传播学的一点认识，无不始自我们切身参与传播的体验。
1999年国际传播学会第49届年会是我们经历的一次充满了听与看的传播，一次我们非常想传播的传播。为了特别了解这次传播的意味，冲破简单的归类与描述，我们先试取一个全景，然后，再发议论。
大会的组织者
这次大会是由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ASSOCIATION，简称ICA）组办的，会期五天（1999年 5月27—31日）。大会在旧金山湾区的希尔顿饭店举行。ICA 成立于1950 年， 现有会员3000多人，是一个非盈利、纯学术性团体。它集合全世界高等院校的学者和其他专业人员，旨在交流思想，共同探讨人类传播领域的重要问题，分享最新学术成果。其会员的三分之二为世界各地高等院校的教授和研究者（包括研究生）。ICA的经费部分源于会费， 部分源于会议注册费和各方的捐款。学会历年的当选主席在任期间主要精力放在协调与组办年会上。本届学会主席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传播系以语言与小团体互动研究见长的Howard Giles教授。年会就像ICA 一项很大的学术工程，需要精密安排与分工合作。 协助主席工作的是各分部（divisions）的负责人，他们分别在自己负责的领域，通过互联网，向学界各领域提出论文的详细要求，接受提交给会议的论文，通过组织“匿名评审”（blind review），筛选一定数量的论文，拟定参加会议者名单及安排发言，同时，也帮助主席设计大会整体格局，分配会议各部分时间。参加会议者必须在半年前向会议提交论文及论文提要，发言有一定时间限制，时间长短由会议主席根据所在会组论文数量决定，以保证发言时间的公平分配。通常，会组还会特别邀请一个对该领域有所建树者，作为评论员列席参加他们的讨论会。评论员得此殊荣，便可对该会组发表的论文评头品足，无论被评者是否资深历久，评论员都可言辞激烈而无所顾忌。人们对有建设性的批评则乐于洗耳恭听。ICA 大会已有中国香港学者入选，作为会组“评论员”（discussant）。另外年会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那就是提供一个“集合点”（venue）， 让这些平日埋头于教学、忙于课题的教授、学者们，在此轻松愉快地会友，自由沟通业内的各种信息，甚至话话家常。一边，人们在不同议题的会场内紧张穿梭，倾听各种学术之争；另一边，饭店的酒巴、快餐厅里，高朋满座，弥漫着友爱与温馨，气氛可人。 总之， ICA 的年会与全美传播学会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和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COMMUNICATION)的年会，均是一年一度国际传播学界的重要学术会议。
主题会议的讨论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传播与对立：通过对话接受差异”。主题会议的宗旨使人明显感到“对立”与“差异”在传播研究中的方法论作用。ICA大会的会议项目主席Linda L.Putnam 女士将该主题概括为：“关注于我们生活中的相反作用，关注于逻辑困惑、对立和悖论形成人类的发现与理解的那种方式。”
本届会议的主题报告共21场。主题讨论的热点内容之一是“对话”。对话成为沟通对立观点与接受差异的园地。其中“严肃对话：强调差异与创造共同基础”主要探讨了从公共领域到儿童自我组织的公平对话原则。“谈话是民主之魂吗？——对民主中政治交谈的对立性认识”是一场传播学界知名学者的对话。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系MichaelShudson教授在其挑战性的文章《为什么谈话不是民主之魂》中， 全面反驳了通常相信谈话是民主话语理想形式的观点。在该小组对民主中政治谈话的意义进行评价时，学者们看到，人们在理解谈话时，可能遇到了源自谈话本身悖论性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理论困境的状况。参加讨论的还有著名媒介与文化批判学者James W.Carey的《口语传统、 地方知识与政治谈话》；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Elihu Katz的精彩发言，以及其他人的《政治谈话的技术性》、《政治谈话的特征》、《政治谈话与公共领域》、《公共论坛的道德与情感》等题目。在“传播与对立：以比较的个案研究来接受差异”的论题中，与会者通过两个个案分析，关注在此间出现的行为理论和文本／谈话理论之间的异同，并在这两种理论的倡导者之间，展开对话。《从对话理论与实践中，探索对立与差异》，这个小组的发言分为两部分进行，讨论的中心是，如何运用有效的对话建立相互理解，形成共同认识的基础，以及对话在处理差异等问题上的方式与方法。前半场的内容有，对话的实践与对话的情境，种族对话等。后半场没有论文发言，而是自由讨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对话发生的基本前题；谈话与对话的区别；对话的目的与结果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对话不是自然发生的，对话是有意识进行与安排的，它是在问题中出现的也是传播过程中的一种选择。对话不是追求结果，对话不想将意见强加于他人，而是与他人交换意见的过程等。有人提出要“创造对话”的观点。对话具有一种力量，它使谈话得以进行，因为对话能创造一个使传播或交往得以发展下去的情境。华盛顿大学言语传播系的John Stewart教授指出，对话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连接、联系（connection）。对话理论的构架是人的构架，因为它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属于人的结构。对话不是一个人的独白，对话人离开人的关系就无法得到理解。在众多讨论中，对话研究显然是对大会主题的一个特别响应。因为对话的视野包含了对立与差异，接受与理解的眼光。学者们提及的现代对话，其理论根源早自柏拉图，晚至布伯（Martin Buber）、巴赫金（M.M.Bakhtin ）、 鲍姆（David Bohm）、罗杰斯（Carl R.Rogers）等人。
主题讨论的其他要点是：“新闻学的主流：从理论到实践”。该小组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何为主流；市场与道德关怀如何驱动新闻业，并带来何种结果；其目的在于通过理论与应用的双重配合，开拓媒介主流的概念。“敌对的传播：比较协商与叙事在处理对立紧张关系过程中的角色作用”。该题目探讨的传播现象是，在传播双方视为敌手的传播情境中，怎样处理对立双方的紧张关系。其目的在于通过协商对叙事传播作用与差异的比较，探讨发生在这种环境中的传播对策。例如人们如何运用协商与叙事的方法，使传播双方在敌对的传播情境中，能欣然接受差异。“家长控制、产业自由以及政府对儿童接触娱乐的管制”。该讨论以圆桌会议形式进行。讨论的要点在于家长、产业和政府三者间，在对儿童接触如电视、英特网、电影的娱乐管理上，所出现的诸种矛盾及背谬。
专题报告的讨论
本届年会的专题报告300 多场， 分别属于以下17 个不同分部（divisions）：
1.信息系统：该分部旨在从事信息、语言与认知系统的综合研究。其研究内容包括信息的流动；人与传播技术的互动；信息传播过程以及信息社会的生活形态等等。在本次年会中，该分部的论题主要是信息系统的精神过程；人际间的信息沟通；组织信息交换与决策中的冲突、合作与信息分享；媒介信息的记忆；叙事的真实与虚构；等等。
2.人际传播：该分部的主要研究包括家庭关系与小团体关系等在内的人际传播过程；传播规则的建构；对话的形式、功能以及讯息的多重效果。其关注点是人们用怎样一些方式创造、表达、解释和协商相互间的关系。讨论的话题有印象管理，谈话规则，社会支持，冲突冒犯，隐私，欺骗，人际关系的发展、保持、终结和自我暴露等。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之间的关系；新媒介使用者与传播者的关系；不同文化个体之间的沟通、冲突与竞争；人际冲突中的性差异；计算机在人际传播中与人的互动作用；性关系、婚姻关系中的传播行为；离婚的社会支持；劝服传播与社会影响，等等。
3.大众传播：研究不同的大众传播媒介讯息传输方式的差异，运用定性与定量研究，检测大众传播的过程和效果，评估大众传播的政策，同时也包括对国际大众传播发展的探讨。本次年会的主要论题有：新闻商业化的内容、竞争与所有权；新闻中组织文化的效果；地方报纸内容变化对发行的冲击；新媒介与市场竞争；新闻与社会问题的结构；新闻报道与社会公共事务；信息社会的文化权力与全球贸易协定的冲突；新闻、广告与娱乐的认识过程；广告与公共关系；成人使用媒介的问题；社会的人际信任；父母与儿童之间的媒介使用与传播；家庭传播模式与父母使用媒介；新闻受众的认知取向；犯罪政治的媒介影响；新闻框架对受众认知的作用；电视新闻的框架效果；国际冲突的媒介管理；性与暴力的电视内容分析；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受众经验分析。
其中，媒介全球化与文化同一性的问题，引起较普遍的关注。来自丹麦、荷兰、比利时、苏格兰等地的欧洲传播学者对于美国战后的文化外交、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的再造与趋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问题均涉及到国家媒介政策以及相关的组织、政治、经济策略，乃至社会文化的历史传统。在当今全球市场趋向一体化时，探讨传播和文化的同一性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组织传播：其研究对象为信息在组织行为中的角色和意义。综合性的组织传播研究还广泛地涉及到信息环境、社会文化趋向等组织符号和话语的研究，信息技术和跨文化传播在组织建构中的作用研究等。本次年会的成果体现了在组织传播的行为、过程与效果方面，所出现的新的研究取向。如传播与组织变化的结构关系、网络上的组织传播、技术作为组织传播的环境等。
5.跨文化与发展传播：主要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理论与实践，比较不同文化、国家、种族之间的传播系统，并着眼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在本届年会上，该领域所关注的焦点有3 个方面：①全球化与地方化，包括信息时代的国际传播；90年代进口电视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国际信息流向与世界系统理论；国际媒介报道的内容比较分析；公共和私人广播业主关注点比较；全球信息系统中的议程设置的效果：5 个国家的电视新闻，等等。②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研究，包括伊斯兰社区的传播、政治与宗教；外国媒介在亚洲、欧洲的影响；多元主义或帝国主义——网络连接国家的语言权力等。③种族与政治实践，包括美国拉丁妇女杂志研究；北非英特网的扩张；民主非洲的传播；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策略；人际冲突的跨文化研究；巴西娱乐电视的社会与民主影响；媒介在多元社会中的整合作用；德国、以色列的媒介与少数民族社区。
6.政治传播：重在研究传播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包括公民内部，公民和政府之间，政府内部机构之间的关系，着力于多元理论的视点。本次年会的主要议题是：媒介对政治意见的影响；政治谈话电台对大选的影响；政治信任的媒介效果；电视和政治信任的下降；克林顿、政治危机与传播；政治丑闻与媒介民主；克林顿性丑闻的公众意义；竞选活动中的媒介使用习惯、受众期待与媒介效果；政治传播中的二元危机：现代总统竞选中的媒介表现；新媒介创造的公共形象；新媒介环境中的政治；新媒介民主的言论自由；利用网络技术的地方管理是更民主还是更强化管理？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与国家；香港政权交接后从西方到中国的新闻自由；以色列大众媒介与军事检察50年；新俄国的公共新闻业；公众舆论的运用；国际新闻与外交政策；公众的政治态度与媒介效果；媒介政治——种族与文化。
今天，由于政治传播经常发生在小组、个人和组织中，发生在媒介、文化与国家中，致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显得很宽泛。
7.教育与发展传播：该领域研究指向与人的学习与教育过程有关的传播。这一类别研究既关注传播与不同教育环境的关系，也关注于发生在跨越不同生命阶段的传播活动的作用。研究旨在推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及教育技术的发展等一系列普教过程中的传播理论与实践。本年会的主要议题是：暴力卡通对儿童的不良影响；跨越生命阶段的传播过程；青春期；母女关系；晚年生活方式的选择；儿童的媒介使用；利用大众媒介推进儿童早期教育等等。
8.健康传播：重在探讨传播理论与实践在社会健康推广与健康关怀中的作用。其研究领域包括医学伦理、社会支持系统、健康信息系统、、健康政策与健康推广。本次年会重点在于公共健康推广；社会支持功能与身心健康；社会支持与AIDS；毒品问题；戒烟与妨碍戒烟的因素；戒烟的社会支持；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健康控制与自我调节；消费者与健康传播，传播与健康关怀；关于烟草的争论；社区的健康传播；等等。健康传播60年代在美国兴起，是一种将传播理论应用于社会保健系统的研究。
9.传播哲学：其研究重点是以当代哲学关怀为背景，拓展传播研究理论及政策探讨的空间。本届年会主要讨论了政治与公共领域；（新媒介）技术再造文化价值；电视、文化研究与受众；卫星技术；新闻专业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对立与理论贡献；法兰克福学派；全球化理论的文化研究；商业主义的影响；社会理论与媒介研究实践行为的断裂等问题。目前，传播哲学研究者拟建立一个“接触圈”，以探讨他们所关心的一个较有意思的问题。他们发现，人们正在使用一些理论，探讨文化研究领域的特殊话题。他们需要对这些理论怎样和为什么被运用到文化研究的不同领域，如媒介表现与受众，流行音乐，历史编纂学，新传播技术与全球媒介等，做出恰当的评价。
10.传播与技术：探讨现有的媒介传播技术形式与人及信息源间的互动。本届年会的话题主要有：线上（online）的互动行为及效果研究；线上的群体特点；电脑的教育用途与功能；政治网页的信息效果；网页与印刷媒介的交互研究；空间控制的社会交流；电讯工业；国家与新媒介技术；美国无线电话工业的经济分析；新的人际传播服务；拉美电讯；新媒介研究的方法论；网络研究与主体性；媒介与公共空间；技术所形成与再造的社会关系；教育技术的变化；新媒介环境的选择性；技术与社区等。
其中，电讯业、电脑业与广播电视行业的融合和集中及其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意义，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焦点。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有：通过对欧盟统一市场的共同管制框架，日本的集中与数字化，美国的集中与管制等研究，学者们形成了有关电讯、电脑、广电行业政策变革和合作战略的多元论点。
11.流行传播：着眼于当代流行文化中的传播符号、传播行为、 传播过程和传播产品以及价值系统的研究。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包括：电视符号学和意识形态取向；电视真实的详谬——MTV中的黑人； 流行文化中的女性；科幻电视文本的文化解读；死亡的流行话语：流行音乐与可选择的媒介——卡拉OK；跨文化庆典的流行结构；广告批判——耐克广告中的非洲美国人、英国广告中的美国人形象；电视购物频道分析；家庭媒介使用、家庭环境的媒介符号和意义生成；媒介暴力与儿童；流行文化中的种族与国家；体育运动的文化表达；新闻作为流行传播；青年文化；等等。
12.公共关系：探讨组织与特殊公众之间的传播理论与实践。 本次年会重点是，公共关系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与专业准则；公共关系的价值；公共关系策略的选择与效果；亚太地区的文化对立与公共关系理论；等等。
13.女性主义研究：其展示的是媒介、 非媒介传播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旨在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观照传播现象与传播文化，同时也探讨国际传播与阶级、种族、性别差异的关系；并以个案的形式，研究了作为女性表达渠道的女性媒介，以及作为活跃的受众的有色妇女。在本届年会上，女性主义学者们以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的视点，对以下论题进行了讨论：新网络世界的女性主义边界；作为一种社会技术力量，个人电脑的家庭化及文化的性别控制；女性生存批判；参与、专业主义与职位；女性与职业领域；媒介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家庭价值、国家利益和英国媒体；媒介、广告和日常生活中的性别边界；流行文化中的女性；等等。
14.传播法与政策：着眼于传播系统中法律与政策的制订过程， 广泛探讨的是言论自由、版权、隐私保护、传播技术管制、广告法以及政府职能部门在传播政策制订中的作用。在年会上，其主要话题是：当前版权政策的问题；言论自由；媒介法与政策；1996美国电讯法与广播的商业兼并；网络上的音乐版权；世界英特网的管理；传播政策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电讯政策的国际视点——全球化时代的电讯政策制订；广播与有线电视政策的历史分析；新媒介政策；全球大众传播时代的技术悖论——再进化的管制需要；等等。
15.语言与社会互动：运用哲学、语言学、符号学理论， 探讨人类话语和人际互动中的种种问题。本届年会主要探讨文化与传播的相关法则以及传播文本的符号分析等等。
16.视觉传播：研究视觉形象在传播活动中的作用， 探讨视觉表现的创造、过程、功能、意义以及批判。本届年会的主要论题是：知觉－认识取向的视觉传播研究；人类的视觉习惯与媒介经验；社会经验与视觉传播；图片、形象和话语；数字化形象的视觉思维；图形设计的文化；图片新闻的形式和内容；真实主义——叙事与形象；等等。
17.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研究：研究者关注的是对性系统、 话语与社会反应的分析和批判。探讨发生在机构、社区、流行文化产品等各种社会与文化实践中的性问题。本次年会的重点，仍然是从传播活动与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出发，探讨信息传播与社会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两位著名传播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Daniel C.Hallin 教授和新墨西哥大学的Shane Phelan教授参加了关于大众媒介对不同历史时期同性恋运动的描述与报道，以及对社会转型、政治与文化变迁的作用。此外，该分部还探讨了电视体育与同性恋；隐私；电影中的同性恋等问题。
关于本届年会的观察与思考
写罢已经很冗长的所谓全景式的概要，我们可以边走边看了。我们明白，ICA大会的权威意义与价值， 不仅在于会上所提出的诸多问题或话题，还有其研究成果将对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力。在ICA 大会上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可以代表当前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最新趋向。一般，会议上提交的论文都会在近期内变成公开出版物，并对今后一个时期的研究走向产生相当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从与会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及话题里看出，什么样的问题是当前传播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这些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此外，结合我们自己的领会，粗略地将大会的若干特点及趋向概括如下。
一、针对现实，崇尚深化而有新意的研究。传播学研究进入90年代以来，不像70、80年代，有许多重要理论产生，如议程设置、涵化理论、框架理论等。但人们也不会否认，近10年来，来自文化研究动力的议题，结合新技术发展所不断带来的现实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等，从更深的层面上，丰富与拓展了旧有的研究成果。文化与媒介研究及批判理论的影响已使学者们开始对原有理论及概念作进一步阐释、修正和改变。如在涵化理论的基础上，人们用符号学对电视暴力的反应机制进行分析；在信息系统中，讨论以电脑环境为基础的媒介与真实生活的关系；进行政治演讲的功能主义研究；对新闻客观性的结构主义研究；从文化政策的角度对公共广播的公平原则的探讨；用心理学解读大众传播理论的“第三者效应”（third-person effect）； 以及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动机与媒介使用的社会心理学分析，和对于“新闻制作”（news making）这样的原初概念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拓展；等等。
深化还包括对原有理论框架做进一步多层次的分析。就议程设置理论而言，研究者不断在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等不同层次上对其进行重新探讨。如政治传播研究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推进，媒介通过突出报道，形成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与观点的“先入之见”（priming ）与第二层次的议程设置；议程设置与劝服效果；议程设置原因的行为含义；“先入之见”和议程设置作为政治传播认知效果的另一视角；等等。又如框架理论（FRAMING）在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信息系统、 社会互动、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等不同研究层次上的运用，等等，均体现出同一理论在多层次探讨上的深化，以及旧有理论从诸多方面再次受到了检验。
年年岁岁，ICA都有一任新的主席， 且每届大会各有其自身的面貌，大有“不类前人”的新意追求。但这并非刻意求新，而是不得不适应社会现实需要的一种变化。1997年ICA的大会主席Stanley A.Deetz教授在3年前的大会发言时指出，对于传播学界， 传播研究不仅是一项重要而有趣的专业行为，而且还是我们对一系列新而变化着的社会现状，做出当代回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这表明传播研究在时刻关注新的社会问题。研究者的使命之一，也是由新的问题联系到新的研究，发展成新的见解，甚至能从旧有的现象中寻找新的机制、新的联系。如研究者不满足于使用原有的理论来探讨甲事物（现象）导致乙事物（现象），而是向更新意、更具体、更细致的方向发展，用多元的理论架构，深入寻求甲事物（现象）为什么会导致乙事物（现象）的内在联系和社会机制。如人际传播研究从人际关系的实用主义特征，越来越转向文化与传播的关系法则，从传播的人类学的强势观点出发，寻找人际关系与文化传播之间的相关性等。又如，从媒介效果与受众到新传播技术与国际传媒，在这些广泛的领域内运用文化理论进行研究，其价值在于寻求传播活动和社会机制之间新的关联。此外，研究的求新也是适应社会新的变化及问题。由于新技术媒介越来越多地进入人类传播领域，讯息的容量变得更大，特征也更丰富了。因此传播的研究分析方法也越来越多地面临新的问题，如视听信号和跨文本所带来的困扰，信息社会广泛传播的全球化信息的复合特征等问题。在本次年会上，用内容分析方法来描述电子控制空间的结构特点，分析传播环境中的移动目标，探讨新媒介话语、新媒介技术对修辞形式的影响，以及对电脑软件的内容分析等研究，都是新的尝试。
以英特网和电子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为重点的新媒介技术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中，由于英特网的全球化和大众化，出现超常规增长，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文化批判分析力求对此做出新的解释。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英特网建构了新的电子传播社会，并通过增强个体的力量，破坏组织体系，瓦解商业关系，向传统的媒介力量挑战，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国家权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英特网至多是一个有限的新媒介，对传统的媒介模式和传播关系的挑战性也必然是有限的。在本届年会上，几乎所有的类别都包含有这一类新的话题。如组织传播中，对于内部网络组织变化的批判研究；通过英特网技术的组织内部网络与合作系统研究；有关内部网络的使用如何改变组织及企业伙伴之间的传播关系研究；又如政治传播探讨新媒介创造的公众形象和公共生活领域的关系的研究等。
二、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与共论，形成多元视角与多维框架的传播观。学界人无不承认，没有多学科知识的滋养，就没有今天的传播学。培养传播学的源流来自科学、人文与社会诸多学科。这次年会的研究成果要归于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以及受各种知识所锤炼的传播研究。如传统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与后结构主义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等等，一直是构成传播学思考的理论背景和思想来源。这种状况与传播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因为传播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和社会系统密切相关。传播现象本是无法从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中，单纯地剥离出来的。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传播首先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作为一个社会实践的学科而存在。传播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当代世界里，其意义之丰富是不易想象的。我们不仅人人经历传播，人人也都可以从不同角度透视传播，言说传播，传播研究无法不成为一个多学科的“公共论坛”。多学科的融合似乎永远都是传播研究“理论的元话语”。但就另一面而言，传播也好像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的纽结。它能把这个多样的社会和被文化鸿沟分离开的我们，连接到一起。这也是我们强调多元与多维构成传播本色的一个意味所在。因此，当我们说传播研究是一种多学科的结晶时，我们还要看到，传播学也有自身的前途。传播学一方面太多地得益于多学科的滋养，这个过程好像鸡对蛋的孵养；或者我们从另一方面说，今日的传播研究已露出鸡声报晓后的黎明。传播学自身正在逐渐成熟，自成一格、一家，成为一个很有生机的学科。因为传播正在不断向社会提供观察现实的角度和方法。例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各个分部的话题无一不是从传播的观点出发，站在传播立场上的别样的思考。如教育与发展传播的研究对电视来说更多的是研究娱乐手段而非教育工具的批判；组织传播领域对于在当代组织传播理论中的女性话语、行为、生活经验、价值认同的研究，对当代组织、生产与再生产行为的作用以及向当今生活经验挑战的探讨；大众传播研究对于作为流行文化的MTV 这一特殊电视种类对全球文化影响的讨论等，这些问题与现象都是在传播的视野中显露的，都是用有多元背景的传播观念看世界的结果。
三、登高一呼：亚洲传播研究自有心声。在年会提交论文的近1800名学者和研究生当中，来自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等地的亚洲学者约占10 %左右。中国传播协会（CHINESE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简称CCA）和韩国传播协会等学术团体，也借此分别举行了自己的专题报告会。CCA 圆桌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学者们从政治、历史、社会心理和文化批判等不同角度，对海外媒体是否“妖魔化”和如何“妖魔化”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思考。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朱立教授从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妖魔化”现象，并提出一些思考的方向，认为从历史上看，“妖魔化”是一种媒介的相互行为。美国传媒“妖魔化”其他国家的因素是来自多方面的。“妖魔化”是纵横交错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个人以至组织各方面因素的结果。我们要从这种妖魔式的对立关系中，寻求解决的办法。如在报道中采取“多观点”的方法，尽量展示各个阶层的不同看法；通过大学新闻教育，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人文素质，培养他们的批判能力等。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系赵月枝教授认为，我们应多层次地看待“妖魔化”问题，不能孤立地、单纯地只看到这是媒介所为。媒介只不过是把这种现象表现出来而已。我们不能忽略隐藏媒介背后的各种利益的交织。此外，韩国传播协会的专题讨论是对韩国传播现象的文化、政治、经济的文本分析；台湾学者则对不同历史与政治阶段中的台湾性政策进行了研究，这是一份较完整的关于公共结构和个人隐私领域关系的个案研究；香港学者也提出了关于跨边界电视对亚洲文化价值的影响等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
然而尽管亚洲学者和亚裔海外学者通过特别的“兴趣小组”、“圆桌会议”等形式，讨论他们所关心的亚洲传播的种种问题，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注目；我们仍然发现，ICA 始终是一个由美国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机构，会议的“国际化”程度是十分有限的。虽然为防止ICA 成为美国传播学的一统天下，至少在地理上使ICA走出美国本土， 学会规定，每四年会议的会址要变更到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但是，美国是传播研究的大本营，学术方面自然优越而有其强势。历届ICA 主席和分部负责人大都是美国人，参与前期论文匿名评审的也多为美国学者。因此美国的传播研究现状必然地成为ICA的“主流”。 亚洲传播研究仍然处在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艰难过程当中。
四、注重差别、张力、对话：传播学研究的新趋向。ICA 大会项目主席Linda Putnam在致欢迎辞时，不无赞美地说，大会的主题会议看起来完美无比！因为主题会议的设计集合了不同研究兴趣的学者，使他们能在差异与对立中，究诘问题，增进对话。主题会议始终紧紧地围绕着大会主题：“传播与对立：通过话语接受差异”。这次大会也确实显示了这一特点。它表现为，当代传播研究的视野处于拥抱、领悟、接受、包含差异和理解之间的张力地带。也就是说，传播研究正在通过接受差异，寻求一种方法论上的转变。以前传播研究更多地关注，如何通过传播的功用解决差异，使差异消失；而非通过对话，去更多地领悟，甚至接受差异。通过对立的张力，寻求新的见解。大会的这一主题是否也是正视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一种选择呢？
随着技术、经济、文化的变迁，也伴随全球化的出现，差异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可以说，多样性的增长是与全球化同时到来的。当“全球化”已成为一种新的人类标准，当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试图扩大自己的全球市场时，他们也面对跨越代际、种族、年龄、性别、等级和文化差异的挑战。于是他们竭力改变自己的地方性、国家性的观念，他们需要在不同的人之间建立联系。以美国为例，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多文化、多语言、多种族、多宗教。也许，这早已不是美国人的问题，而是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问题。我们还有谁没有觉出，在我们的熟人当中，同学、朋友、同事、邻居当中，差异都在不断地增长呢？令人有些困惑的是，全球化是要降低差异性的，但大多数人对于异质性的体验却无不在增长。在今天，虽然有全球化的理想，但人们非要克服那些差异，限制差异增长，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全球化试图使人类趋于同一，但传播的发展却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面孔，新的人。虽然我们知道传播技术早已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但在另一面，电子传播技术却又加快与扩大了差异的到来。传播技术日益简单地把我们与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联结起来，我们周围遇到越来越多的是具有不同文化差异的人。正如Linda Putnam指出的那样，人们对待差异的态度常常是用“不是…就是”这样的思维模式，做简单的取舍处理，以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差异，使之不存在了。殊不知，这种简单的方式反而会加大差异。差异越是被排斥、被忽视，它越是顽固地存在；处理不好，就越容易给人们造成麻烦。因此这次大会并不强调达成一致的意见，或寻求一致的看法，而是试图通过对“对立”概念的再认识，通过对话，使差异得到广泛的理解。所谓对立，并非新的观念。在我们的语言中，二元对立的人与事物特别多。如男人—女人，黑人—白人，好—坏，个人—社会、行为—结构等。然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对立”不是一根独独的绳索，只危险地连接着两个端点。对立是一块具有相反特征的张力地带，它是一种保持在这两端之间的张力。我们正是在这块具有相反特征的张力地带，把握各种问题，有所思考、有所发现、有所理解的。传播学者需要找到这种新的对立的眼光，新的思想方法。传播与对立不是为了解释那些表面上看来不言自明的现象，而是为着洞察那些根植于复杂传播环境中的各种事物的相互关联。研究者需要在对立中保持一种思考的张力。正如linda Putnam的具体分析。她说，当人们研究媒介在社会冲突中的作用问题时，往往乐于使用公共的，或官方的以及“有计划的”政治与社会争论报道一些词语，分别作为思考的起点。选择这种思想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是，媒介表面上看来，是作为强大的机构而存在的，或者说这是媒介向社会现状的挑战，或者说这是把关人负责筛选信息。其实不然。当研究者把目光放在私有的，镜头背后的，导致新闻产品生产的各种因素时，我们的解释就会变得复杂了，全面了，研究所能揭示的东西也就变得多起来了。这是因为媒介角色是在不断地转换的，而非固定不变的。媒介是通过生产产品，参与建构社会冲突的。产品生产过程及其各种影响因素的参与，可能会是媒介行为的重要动因。就是说，我们不要急着做简单的取舍式分析，而是要学会在公共—私有、正式—非正式、有计划—自发等对立因素之间，运用对立的观点，将对立视为思考的张力，在这个地带有新的发现，综合各种因素，做出富有新意而更为全面的解释。通过对对立的理解，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大会主题的真正意义之所在。这种将“传播与对立”相联系，倡导接受差异的做法，其实是一种研究的思想方法的转变。它意味着研究者要在差异和对立的张力之间面对传播问题。不要把差异仅仅看做是一种对立冲突，而是借对立而显现各种转折，在对立中有新的发现。我们相信，这种传播与对立的思想将构成与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一个传播研究的方向。
面对ICA年会，面对这样纷繁的传播，我们不能不感到， 思想无穷而人有限。我们虽然说出了一些，但仍有大量的未及话题，被我们忽略着。我们无力也无法举一纲而张万目。因为每个人都带着不止一个问题而来，陈言新声交织，千百篇文章，千百种观点，等待传播。恐怕，临近本世纪末的国际传播论坛上，再不会有像ICA 这样热闹的学术研讨会了。然而，ICA年会本身不正张显了传播研究的本来面目么？ 多样问题，多种声音，多元视角，多维框架。无论怎样，我们知道，现代传播的话题与传播的思想观点总是因时而变、与日俱增的（尽管有时理论观点并非越多越好）。也许，面对这篇文章，我们的潜心揣摩，到底都是无奈的。更何况眼前的这些话不久便会被更为深刻的议论所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