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了解贵州省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健康教育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与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对全省18个监测点的15～69岁常住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对调查对象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进行测评。结果：2017年贵州省健康素养监测共调查7088人，用于分析的有效问卷为708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9.94%。其中，城市人口占50.1%，农村人口占49.9%；男性占49.5%，女性占50.5%。2017年贵州省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为13.2%，城市居民为14.4%，农村居民为12.9%。25～34岁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最高，为18.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传染病防治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城乡分布、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城市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文化程度较高，家庭年收入较高，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也较高。结论：贵州省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总体较低，农村居民、文化程度较低者、老年人、低收入人群是健康教育的重点干预对象。
【关键词】传染病防治素养；贵州；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752（2019）02-0236-02
传染性是传染病与其他类别疾病的主要区别，传染病意味着病原体能够通过各种途径传染给他人。传染病病人有传染性的时期称为传染期。病原体从宿主排出体外，通过一定方式，到达新的易感染者体内，呈现出一定传染性，其传染强度与病原体种类、数量、毒力、易感人群的免疫状态等有关。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1]。其中，传染病防治素养是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解贵州省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现况，项目组依据2017年贵州省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对贵州省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贵州省18个监测县（市、区）中15～69岁常住人口。
1.2 方法
1.2.1抽样方法 采用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整群抽样（PPS）抽取18个监测县（市、区），9个城市点，9个农村点；每个监测县（市、区）以PPS法抽取3个街道（乡镇），每个街道（乡镇）抽取2个居委会（村），采用随机抽样法，在每个居委会（村）抽取65个家庭户，每户抽取15～69岁常住人口1人开展调查。
1.2.2调查方法 采取面对面调查的方式，使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编制的《2017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调查。传染病防治素养部分共包括9个题目，其中判断题2道、单选题3道、多选题2道、情景题2道。采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公布的统一评分标准进行赋分，单选、判断题正确为1分，错误为0分；多选题和不定项选择题全部答对得2分，错选或漏选均为0分。总分为12分，累计得分10分及以上（即正确率达80%及以上）视为具备传染病防治素养。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是指具备传染病防治素养的人在总人群中所占的比例。知晓率是指调查人群中某问题正确回答的人数占总回答人数的百分比。
1.2.3统计分析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和统计分析。使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复杂抽样加权调整，样本加权为基础权重、无应答权重、事后分层调整系数的乘积。所有分析均使用样本权重，统计描述主要是样本率和加权率[2]。传染病防治素养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
2.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7088人，有效问卷7084人，问卷回收率为99.94%，其中城市3546人，占50.1%，农村3538人，占49.9%，男性3507人，占49.5%，女性3577人，占50.5%。男女比例为0.98:1，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45.8±12.8岁，年龄以45～54岁最多，占30.1%；文化程度以小学文化最多，占31.7%；职业以农民居多，占69%；家庭年收入以低于1万元最多，占45.1%。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
2.2传染病防治素养知识知晓情况
贵州省传染病防治素养知识总知晓率为48.6%，其中知晓率最高的题目是“暂缓给儿童打疫苗的情况”，知晓率为73.8%；知晓率最低的题目是“咳嗽、打喷嚏的正确处理方法”，知晓率为19.7%；其次为“预防流感最好的办法并非服用抗生素”，知晓率为40.9%。详见表2。
表2 传染病防治素养测评题目知晓率（%）
2.3 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其分布
本次调查对象的传染病防治素养为13.2%，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分布、不同年龄组、文化程度、职业和家庭年收入人群的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城市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χ2=38.886，P＜0.001），25～34岁人群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最高，为18.0%，详见表3。
表3 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差异分析
2.4 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以是否具备传染病防治素养为因变量，将城乡、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作为自变量进行赋值，见附表4，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分布、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年龄是影响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的主要因素。见表5。
表5 传染病防治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3.讨论
健康素养是促进人群更好地控制自身健康和改善个体、社会和环境健康决定因素的能力[3]。大量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面临传染病与慢性病防治的双重压力，而传染病防治的形势依然严峻。传染病防治素养是健康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居民对传染病发生、预防、治疗的理解及应用。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贵州省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为13.2%，低于2012年全国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16.52%）[4]，高于2012年贵州省传染病防治水平（10.6%）[5]。在传染病防治素养测评题目知晓率的考查中，我省居民对咳嗽打喷嚏和流感的正确处理方法知晓率较低，而这些都是呼吸道传染病的危险因素。在今后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中，应实施针对性较强的健康知识宣传和干预。
本次调查显示，城乡分布、年龄、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是影响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城市居民的传染病防治素养高于农村居民，25～34岁年龄组传染病防治素养最高，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传染病防治素养最低，文化程度高、家庭年收入高的群体其传染病防治素养素养也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城区居民接触到的健康教育或健康宣传较多，而25～34岁年龄组接受到网络等现代信息传播媒介的情况较普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居民的传染病防治素养较高，这与大多数健康素养调查结果是一致的[6]。本次调查显示，农村地区、文化程度低、老年人、家庭收入较低的人群是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应加强这部分人群的传染病宣传与相关知识普及。
【参考文献】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Health promotion glossary[M].Geneva:WHO,1998.
[2]聂学琼，李英华，李莉.201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数据统计分析方法[J].中国健康教育，2014，30（2）：178-181.
[3]严丽萍，魏南方，解瑞谦，等.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健康教育，2012，28（1）：8-11.
[4]李英华，毛群安，石琦，等.2012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J].中国健康教育，2015，31（2）：99-103.
[5]喻小青，谢晓芳，柳村，等.2012年贵州省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分析[J].中国健康教育，2015，31（2）：213-221.
[6]黄相刚，李长宁，李英华，等.中国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健康教育，2015，31（2）：112-11.
论文作者:张人华,周萌雯（通讯作者）,李亚非,喻浩
论文发表刊物:《医药前沿》2019年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3/27
标签：素养论文; 病防治论文; 贵州省论文; 居民论文; 水平论文; 健康论文; 因素论文; 《医药前沿》2019年2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