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军的编练与教育——以云南新军为中心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军论文,云南论文,清末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5315(2008)02-0110-05
在清末新军编练的热潮中，僻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也进行了编练新军的活动。新军不同于以往的旧军，不仅在于“编”，更在于“练”，“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1]544，“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不如法，与不练同”[2]28。清末的军事教育一般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部队的军事训练与教育，一是军事学堂(校)的军事教育与训练。部队的军事教育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士兵的军事教育与训练，一是官佐的军事教育与培训，而官佐的军事教育与培训主要通过军事学堂(校)进行。在编练新军的活动中，云南地方当局和陆军第十九镇针对新军部队的实际，先后拟具了三个“计划”，即《暂编陆军第十九镇教育计划》、《暂编陆军第十九镇教育方针草案》、《陆军第十九镇教育计划》①，对新军部队进行军事教育与训练。目前史学界还无人对这三个“计划”进行研究引用。本文拟在解读这三个“计划”的基础上对清末云南新军编练与教育进行探讨，目的是加深人们对清末新军编练与军事教育的认识与了解。
古代中国曾是军事教育相当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夏代，就有“以射造士”[3]1记载，揭示出当时军事训练教育的内容。“以武功定天下”的清朝，其统治者也是相当重视军事教育与训练的，一方面不断督促军队进行操练，制定了定期操练的制度，规定京师劲旅“每月分期习骑射二次，习步射四次”，骁骑营“每月分期习射六次”[3]6，各地驻军定时按期训练，演习武艺、阵法，并进行军纪教育。只是到了19世纪上半叶，清王朝国事日衰，政治腐败，军备窳劣，军队的训练教育几乎弛废，官兵视挽弓骑射为苦事，而且无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都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兵之食烟者十之八”[3]8，清王朝“军事系统显著腐败的现象，恰恰反映了清代中国的整个结构正在逐渐蜕化。政治的腐败堪与军队的腐败相比拟”[4]12。
两次鸦片战争和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中国传统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冲击和挑战，湘、淮军的编练产生，标志着军队训练、编制开始出现变化，并开始由使用冷兵器向冷热兵器混用变化。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清廷在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加强海防方面，花费巨资，作了种种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甲午中日一役，中国惨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天下震动”、“举国哗然”[5]131，154，中外臣工纷纷条陈时务，“现欲讲求自强之道，固必首重练兵，而欲迅期兵力之强，尤必更革旧制”[6]18，“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6]13，主张采用西法，创练新军。清政府也看到，日本在战争中“专用西法取胜”，其军队受过严格的新式军事训练，各级官佐大都受过军事学校系统的军事理论和技战术教育，因而得出了“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6]10的结论，并决定招募新勇，“选派洋将，用西法认真训练，成一大枝劲旅”[3]72，开始了编练新军的活动。袁世凯在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张之洞在南京编练的“自强军”，揭开了新军编练的序幕。但这一时期的新军编练，带有试办性质，并在1900年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惨遭失败。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全面改革陆军军制与普练全国新军。
在编练新军的热潮中，1902年，僻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也开始了编练新军的活动。但在编练初期，进展缓慢，成效甚微。1905年，丁振铎接任云贵总督，继续进行新军的编练。鉴于云南军队的现状，丁奏称：“窃维滇省地当边隅，时事日艰，练兵诚非缓图。惟素称贫瘠，饷项不充，近则协饷多半停解，尤觉异常支绌。势不得不酌量变通，以期济事。且免与旧有各营过形轩轾。”[6]267故仅搞了一些改旧军练新军的活动，两年后仅编练成步队一协、炮队两营。清政府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本欲大力裁减旧军，以便集中更多的军饷用于新军编练，达到以新军代替旧军的目的。但是，各省因财政困难，不能如期完成新军编练的任务，已编成新军又不敷分防，各省督抚“深以地方治安为忧，率请酌留旧营，以防内患，于是部臣始有改编巡防队之请”[7]9685。1907年6月，陆军部根据原练兵处奏议，拟定了《巡防队试办章程》，指出“旧有之防练各营以及杂项队伍，原定规制彼此分歧，积习相沿，殆非一日，而各该省防务紧要，原设营队大都分扎已久，一时未便议裁，前经练兵处奏明，统改为巡防队，使其名实相副，与新军有所区别”[8]74。于是清廷在编练新军的同时，对旧式防军进行改编，以便建成一支与新军互为声援的地方武装，即巡防营(亦作巡防队)。“盖陆军所以防外，具国军之雏形，巡防营所以保卫地方，如警保军队之设置。惟巡防营兼有清乡守土及镇制政治反抗之作用耳。至于巡防营之编成，或于旧绿营挑选精壮，或就练勇—即勇营—拣择锐良，而加入招募土著民丁补充编组而成”[9]13。由于清政府财政拮据困窘，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新军编练，巡防队经费得不到保障，军队编制与训练新旧掺杂；所用武器参差不一，杂乱无章；官兵来源混杂，其素质较之新军更差。
1907年，清政府正式提出编练全国新军36镇的方案，云南“控制西南边徼，亟宜厚集兵势，以资防守”[6]75，计划五年之内编练两镇。锡良继任云贵总督后，致力于对云南已练就新军的整顿、扩编与训练。锡良认为，“滇省之根本，而为今日至要至图者，莫如练兵、铁路两端”[10]661，而“练兵一事，盱衡时局，滇省至少非练成陆军一镇，驻扎适中，无以备缓急而资镇慑”[10]662，“滇民颇不乏朴实刚劲之材，堪备兵格。无如各营将领，积习太深，不惟旧军视缺额侵饷为固然，即新军亦视罔利营私为得计，营垒未建，腐败已形，实为各省所少见。若再不认真整顿，旧军固等虚糜，新军万无进步，设边场偶有缓急，直难收一兵之用，思之可为痛恨”[10]681。锡良到任后，首先对新军严厉整顿，先后查办、撤换了四名管带和一些队官，并参劾了统领云南新军的候补道柳旭。锡良表示：“此外各营，仍当随时考核，如尚有缺额及不职之员，查明后即行奏请从严惩办，以肃军政”[10]682。为扩大新军编练，对新军士兵的年龄、身高、品行、文化程度等，都按照清政府《新订营制饷章》的规定，“汰弱留强”，以期“化散为整，转弱为强”[6]56。同时，订购军械，加强训练，并请求陆军部派一批军官充实云南新军，还致电陆军部请求先练新军一镇，称“查滇省编练新军，常年经费并元岁筹底款，仅由司局展转腾挪，每月拨交督练公所银三万两。合之大部(指陆军部)所拨之十二万，每年共四十八万两，开办经费尚不在内。若练成一镇，则常年不敷已在百万之外，两镇则更无论矣”，而“法瞰其南，英伺其西。五年之期迫何能待”[6]，因此请求“先练一镇，俾得支持危局”[6]270。到了1909年，云南新军编练成一镇，按当时全国陆军编列的序号，定为陆军第十九镇，下设三十七、三十八两协，每协设两标，即步兵七十三标、七十四标、七十五标、七十六标，另有炮兵一标、马兵一标、工程兵一营、辎重兵一营、重机枪一营、宪兵一队、军乐一部。与此同时，云南巡防队也改定营制，编成南防十营、西防十一营、普防三营、江防五营、铁路巡防十四营及开广边防二十营。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总计官兵19097名，巡防营24442名，合计35419名。云南陆军第十九镇不仅是当时各边省中唯一满额的新军镇，而且如论者所言，“云南新军之编练，较之南方及西南各省为早且多”[9]370。
新军不同于旧军。新军是采用西式械备，按照新定编制，吸收当时先进的军事思想，为适应近代战争而建设起来的。防营也与过去的绿营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新军士兵的训练教育就成为新军编练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新军士兵的训练教育，最早始于新建陆军和自强军时代，但新建陆军对士兵的训练教育，主要着重于士兵的外场操练和战斗演习。随着全国普练新军的开展，清政府对新军士兵的训练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求进行严格的操练和军事演习，而且还要求掌握浅近的军事理论知识。练兵处在《陆军学堂办法》中规定：“各营头目亦须粗知兵学，应由各省各军在营队内考选聪颖兵丁，聚集一处作为学兵营，专派教员，授以浅近兵学暨训练新兵各法，专备拔充头目之选”[3]103-104。其后，新军各镇、协，也相继设立了各种形式的兵丁教育机构，教练各营兵丁，以提高其军事技能和兵学知识；对于部队操练，练兵处和后来的陆军部都作了统一的规定和要求。如1905年2月，练兵处统一编定了《打靶章程》，5月又颁布了《操典》，12月颁布了《赛枪暂行章程》。1906年，陆军部颁布了《步兵暂行操法》，以后又对其进行修订，重新颁布了《新订步兵操法》，作为陆军操练的典范令，从而使清末新军的训练教育逐步走上统一化正规化轨道。
云南新军在成镇过程中，不仅“兵格不免杂糅，军械未臻完备”[6]296，而且军纪散漫，素质较差。“兵丁昼夜嬉游街市，出入无禁，在旧日勇营之稍讲纪律者尚不至此。军纪不知，遑言训练，且将校中本罕通晓陆军学术之员，势亦无从训练。即名为炮队，实只演习枪操。新炮固未订购，并原有旧炮亦不能运动。殆亦由精于炮学之无人。……故名新军而仍无新军之实际”[6]296。巡防队之素质较之新军更差。有记载指出：“至于各路之巡防队及铁路巡防队，其弊尤不可胜言。夫固练兵与不练同，有兵直与无兵同”[6]296。其实，当时各省的新军状况都差不多。针对当时新军和巡防队的实际状况，云南地方当局和陆军第十九镇按照练兵处和陆军部的要求，分别于宣统元年(1909)拟订的《暂编陆军第十九镇教育计划》、宣统二年(1910)拟订的《暂编陆军第十九镇教育方针草案》、宣统三年(1911)拟订的《陆军第十九镇教育计划》，重视和加强了对新军士兵及下级官佐的军事训练与教育。
第一，充分认识到部队军事训练与教育的重要性。军队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组织。军队要担负起它的社会职能，必须加强军事训练与教育。在1910年拟订的《教育方针草案》中首先指出：“从来强国之道，以练兵为要图，而战胜之方以教育为先务，未有平时学术不精，而战时忽(勿)能指挥如意，战克攻取者，亦未有平时精神未肃，而战时忽(勿)能视死如归，勇往直前者。”[11]1“草案”拟订者还以东西各国加强军队的训练教育以致国家强盛为例，强调军队训练教育的重要性。而对当时列强环伺的险恶环境，在1911年拟订的《教育计划》中强调：“国于环球者犬牙相错，亡于历史者项背相望，类皆强者存而弱者亡也。然转弱为强之法非战胜不可，战胜攻取之法非练兵不可，训练将士之法非教育不可。”[12]1借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强调：“晚近各国，兵学愈发达，亦愈研求；器械愈精良，亦愈改革；日新月进，了无穷期。吾人处此文明世界，对此庞大列强，苟欲奠国家于磐石之安，济苍生于袵席之乐，则宜日夜兢兢与戎讲武，不倦不厌养成敌忾心，以为强国之具。”[12]1
第二，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军事训练与教育切忌纸上谈兵，空阔迂远。针对云南复杂的地形地貌条件，陆军第十九镇编练有一支特殊的“输兵”(即运输兵)。《教育方针草案》指出：“我国营制无输兵名目，查滇中道路崎岖，辎重不能用车，改用骡马输送。然一营骡马平时且不能负担全镇辎重，势不得不临战征发。苟不筹备输兵则将来之运送殊困难也。”[11]1因此，结合实际，专门设有“输兵教育”一项内容。在训练教育中，特别是在学科(军事理论知识)教育中，“授课之时，由浅近而入深沉，避虚空而就实学；不偏于大，不泥于小；不偏于粗，不泥于细”。一切训练教育皆针对部队实际、官兵实际，“要在实事求是，不务虚远也”，特别强调“教育之法，必须徐徐引导。一则半施教育，一则半开风气，似此情形，各种学术课程必须由浅入深，方可达教育之宗旨。盖教育之事，能以切实施行而后军队始可深恃”[12]1。
第三，强调精神教育和军纪教育。军队不同于其他的社会组织，军队的精神和军纪是军队的生命，是军队战斗力的源泉。“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军纪之消长，近之则关系于军队之强弱，远之则影响于战争之胜负。故平日教育以严秩序重服从为首务。长官，部下之模范也，自应身先士卒为之表率。涵育军人之精神，养成第二之天性，一旦从事疆场，将军一呼，千营立应。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协力同心，动作一致，然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也”。陆军第十九镇非常重视部队的精神教育，无论是在讲堂，或是操场，或是野外训练，都要进行精神教育，逐步养育军人的气质和精神。“战争之胜负纯视乎军人精神之振否，此各国战史之例证也。故平日官长教育务以修养此精神为主”[11]2，3。不仅重视士兵的精神和军纪的教育，也重视官长的精神和军纪的教育。
第四，强调责任。教育训练中，强调各服其职，各尽其责，努力提高教育训练的实效。教育训练的责任首先在各级官长，因此，第十九镇要求，在教育训练中，“各协统、标统、教练官及独立营管带有教育部下官长之责任。先进官长对于后进官长有教育诱掖之责，后进官长对于先进官长有心悦承教之责。故先进者宜躬行率先以端表率，后进者宜敦品励学以重秩序。庶几可以发挥我军人之精神以图军事之进步也”[11]3。第十九镇要求各级官长明确责任，独立自主地开展部队的训练教育。“欲专责任，当先划清权限。例如营官定一要求与队官，不干涉队官赴此要求之手段；队官定一要求与排长，不干涉排长赴此要求之手段；惟监督之，以纠其失。而排长对于队官，队官对于营官，自负其责任，以期达于此要求，斯权限清而责任专也”。层层督导，下级对上级负责，以使权责分明，不致互相推诿。而且特别指出：“责任者，成功之母也。上自统帅，下至士卒，各尽其责，军队之能事毕矣。反是尚圆滑，巧规避，临难处烦不肯身任其责，则军队之腐败无有过于此者也。”军队必须强调纪律、强调责任，因为它关系到胜败，关系到生死存亡，故平时的训练丝毫不能松懈，“责任一事，临战最为吃紧，观人之责任心可判断其军队之精神与教育之程度”[13]3-4。
第五，教育训练计划周密、内容充实、层次分明。1909年，云南新军甫一编练成镇，就根据陆军部的要求，编制了教育计划。我们现在见到的《暂编陆军第十九镇教育计划》就较为周密，教育训练的内容较为充实、层次亦较分明。该计划第一章为官长学科，第二章为官长术科，在其学科、术科下，又分为步队、马队、炮队、工程队、辎重队、机关枪队官长的具体学科、术科课目；第三章为头目学科，第四章为头目术科，在其学科、术科下，又分为步队、马队、炮队、工程队、辎重队、机关枪队的具体学科、术科课目；第五章为兵丁学科，第六章为兵丁术科，在其学科、术科下，又分为步队、马队、工程队、辎重队、机关枪队的具体学科、术科课目；各兵种不同，其学科、术科的课目不同；其官长、头目、兵丁的学科、术科课目也不相同[12]。《暂编陆军第十九镇教育方针草案》则提出了军官(官长)教育的目的、要求；军士(头目)教育的目的、要求；兵丁教育的目的、要求；还制定了特种兵教育如号兵教育、护兵马弁教育、医兵教育、伙夫教育、喂养夫马夫教育、通信教育、军乐队教育、输兵教育等的目的、要求。如对医兵教育，就指出其重要性：“医兵教育关于军人卫生者大，且为将来担架兵教育之基础。故各标营长官宜指定军医担任教育。”“伙夫教育”条指出：“伙夫虽非兵种，然饮食于兵丁强弱大有关系，宜教以清洁卫生并风纪礼式等事。”“通信教育”条阐明：“声息灵通始克协同一致。为战术战略上最重之原则，故各标营皆以通信敏活确实为要图。然欲通信敏活确实，则不得不教育之，使其言语简明、动作敏捷。”[11]除了白天的训练教育之外，还专门制定了“夜间教育”的计划、要求。《陆军第十九镇教育计划》制定了详细的教育训练实施次序、时间安排、报告程序等42个表格，以便实施和对照检查，使教育训练的计划更为周密、内容更为充实[13]。
第六，教育训练与演习相结合，考核严格。陆军第十九镇要求：“标营长官于每教育期间，随教育之程度，以一任务授部下，俾各官长演习独立指挥部下，各官长于演习后四十八点钟内，将演习所经过之实施加以详图立说，报告标营长官讲评。标营长官择其佳者呈统制，步标经协统讲评后转呈统制。”[11]4在《陆军第十九镇教育计划》中专门制定有“野外演习表”和“野外演习实施报告表”，规定十分详细，要求也十分严格。这样就把平时训练教育与野外演习结合起来。陆军第十九镇认为，“军队之教育以计划精密实施严正为要诀”[13]2。为此，制定有官长考绩表、军士考绩表、目兵考绩表，尤其对于官长的考核更为重视和严格，“官长考绩表者，明官长一身之关系，以为升降之实际也”[11]6。此外，还制定有校阅制度，规定了校阅时间，以考核检验部队的训练教育状况。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与教育，加强考核，目的还是想练成一支劲旅，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滇省兵士性素纯朴，教育易施。苟负担教育者能热心体照所颁诸表实力而奉行之，则恒恒劲旅计日可成。值此强邻逼处，边防孔亟，不有训练之师，何以为攻防之具。凡职膺教育之责者，当如何愤勉力图”[11]21。
清末云南新军的编练及其军事教育较之于西南、甚至全国相当部分省区，应该说是较有成效的。辛亥昆明“重九”起义的成功与云南新军的编练有着直接的关系，民国初年更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14]25之说，反袁护国起义首先爆发在云南，也绝非偶然。护国运动后，滇系军阀的逐渐形成以及纵横称雄于西南或南方大部分省区，影响及于民国时期的军阀政治，这与清末云南新军的编练及其军事教育都不无关系。但这已非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笔者拟另文探讨。
注释：
①这三份材料均为石印本，云南省图书馆有藏。1.《暂编陆军第十九镇教育计划》，封面有“清宣统元年排印本”字样。2.《陆军第十九镇教育计划》，封面有“正参谋官殷承瓛著，宣统三年，镇司令参谋处石印”字样。3.《暂编陆军第十九镇教育方针草案》，无排印时间，但比较前面两个材料，可以确定为宣统二年(1910年)拟订。据笔者所知，这三份材料史学界目前还没有人研究引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