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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5-0128-09
1934年底和1935年初，在四川和南京国民政府之间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即四川军政领袖刘湘(字甫澄)初次出川、晋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四川新省府成立和蒋介石首度入川。刘湘出川和参谋团入川意味着四川军政当局一改固步自封的故态，接受中央政府之统治。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初次入川，则被四川报纸评论为“四川新旧时代之划分”[1]的标志，被《大公报》评论为“是中国和平统一的一大进步之象征”[2]。
另一方面，曾任南京《救国日报》主笔的龚德柏回忆说，参谋团入川后，“刘湘与中央之关系愈趋密切，终使中央势力能完全支配四川，奠定四川后来为抗战司令台之基础。而其原动力，则为徐向前之侵入川北。假使徐向前不入川，恐怕四川割据之局，尚难望变更，抗战根据地，恐怕不在四川，而在陕西也”[3]386。1935年曾任四川省政府顾问的雷啸岑又说，假使刘湘“不是在对日抗战初期下世的话，中央政府在重庆八年之间，恐怕多少总有些麻烦，亦未可料”[4]144。从这几方面的评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935年前后四川与南京中央间关系的重要变化对四川局势以及全国局势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即着意于重建这一时期四川与南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演化过程，分析川政统一中的中央因素，力图更深刻地揭示1930年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抗战前夕蒋介石是如何统一并经营四川这个民族复兴根据地的。
一 刘湘“剿共”失败与蒋介石的因应
在1932-1933年的“二刘大战”中，蒋介石和刘湘就为先“安川”还是先“剿共”产生了纷歧。刘湘坚持先打败刘文辉，统一四川，然后再“剿共”；对此，蒋虽不赞同，但也无可奈何。不过，当刘湘打败刘文辉之后，蒋也认为“川事亦比较进步”，实为可慰；而刘湘却发现红军的势力已大为扩张，“剿共”颇为不易①。
刘湘于1933年10月4日正式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随即将参加围攻川陕根据地的川军分为六路：以二十八军为第一路，总指挥为邓锡侯；以二十九军为第二路，总指挥田颂尧；以李家钰之四川边防军、罗泽洲之新编二十三师为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副总指挥罗泽洲；以二十军为第四路，总指挥杨森；以二十一军主力为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后由唐式遵继任)；以二十三军为第六路，总指挥刘存厚(后由刘邦俊继任)。1934年5月中旬，刘湘又把自己拜为老师的江湖术士、号称“神仙”的刘从云任命为四川“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南充代他指挥各军；自刘从云典兵后，“惟卦爻是遵，各部开拔概有定时，到达必合干支，甚至宿营遣膳，亦须卜而后可”，照此行军打仗，结果可想而知。7月下旬，唐式遵指挥的第五路被红军伤毙一万人左右，成为四川军阀对红军进攻以后在一个地方失败最惨的一次。8月中旬，第五、六两路再次遭到重大失败，“两路全线崩溃，宣汉不守，损失奇重。……此役五路损失人枪一万四五千，团长阵亡者七八人”②。随后，其他各路防线也全部失守，六路围攻计划失败。
大约同时，刘湘却在向南京中央要求组织四川新省府，因为自从四川省主席刘文辉败退西康之后，四川省府一直处于虚悬状态，无人负责。7月26日，刘湘的代表邱秉彝(即邱甲，字丙乙)、傅真吾(即傅常)通过湖北省主席张群(川人)向蒋报告三件事：一是“切盼中央在陕南或鄂北增加兵力，实行会剿”；二是希望中央能救济四川财政；三是前四川省主席刘文辉败退西康后，“省府迄今虚悬，行政上渐感不便，如得中央许可，拟即进行新组织”。其时恰巧“京中对西康组府问题，颇有讨论”，且“有人主张在川藏划界问题未解决前，暂组政务委员会主持西康政务，以为过渡办法”，故张群向蒋建议，“现甫澄自愿兼川省主席，似可畀之。即以康府政务筹备事属诸自乾。庶几各宜其所”[5]170-172。刘湘也向行政院长汪精卫报告说：“前此曾请中央暂缓发表四川省府组织人选，现在时机已熟，盼即予发表。”8月4日，汪即电告蒋表示“四川省府及时成立，似有必要”[5]214。但由于不久前蒋才得到消息说，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正在策划“西南五省联防”，“对外宣传对日，其实纯为反中央”，而刘湘则派代表往两广积极“促成之”，“催西南反中央”[6]204。此后一段时间，蒋就一直把四川政局与粤桂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刘湘想组织省政府的提议并未能落实。
不仅如此，这时还有人提议罢免刘湘，或至少派中央军入川。8月3日，湖北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罗经猷向蒋介石报告：“重庆盛传中央将派兵赴川，旬日前刘湘代表傅常、邱甲仓皇飞渝，集合该部要人密筹应付之策，闻决定先请刘湘撤去刘崇云(即刘从云)之委员长，然后令刘湘晋谒委座，以冀和缓一时，已由各将领联名函推邱甲赴蓉陈述。结果未卜”。而刘湘所部二十一军虽“号称十六万，其确实可靠者，惟潘文华、唐式遵及独立兵团与各特种部队，余多貌合神离，即自兼之模范师与新收回之王陵基师，亦只有小部可供驱使，其他各军更无论矣。现潘唐各部均在前线，后方不但无可靠之兵，即地方治安亦时有捉襟见肘之虞”。而且，“该军深明大义，倾向中央，伺机而动，为经猷所确知者，不乏其人”；罗因此认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会，稍纵即逝”，“此时毅然罢免刘湘，绝无他虞，否则，拯救川民，似亦应遴派熟习川情且与川将领素有接洽之知兵大员，畀以预备军总司令等名义，率队入川，实力援助，早荡赤匪，至少亦可完成收川之第一步工作”[5]211-213。
刘湘此时确实很担心中央军入川，并力图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据报载：“刘湘日来对万源屡攻不下，颇示焦急……曾再三致意唐式遵，盼于最短期间，将该县攻下，以免中央军由下东入川，引出其他结果。”8月16日，《北方公论》对此评论道：“刘湘之焦急，不在于剿匪不利，而在于因剿匪不利致中央军入川。”该刊认为：“四川政治问题不解决，妨碍中国统一的作用，确有其严重性”，因此，中央军实有入川之必要；而且中央军入川，不但要“剿匪”，还要解决四川的政治[7]6-8。
8月23日，由于军事遭到重大失败，并因此引发四川各界的激烈批评，刘湘通电辞四川“剿匪”总司令职，并“飘然离开成都，遄返重庆，行前并未告知督署(即四川善后督办公署)人员，督署人员不知主官何在”[8]116，连蒋都不太清楚“川刘为何出走”[5]345。刘湘辞职并径自离开成都引发的后果之一，就是各方积极向蒋建议早派中央军入川。
8月31日和9月1日，川中绅耆“五老七贤”之曾鉴、方旭、徐炯、尹昌龄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林森和汪精卫，请慰留刘湘，并派兵入川。他们又数次致电生长于四川的考试院长戴季陶，通过戴将所谓“剿匪救川之应急办法”转达于蒋及南京当局[9]98[10]8[5]591[11]116。尹昌龄、邵从恩等人又力请正在守母孝的青年党领袖李璜“代表四川士绅，飞出川去，迅与中央当局说明四川险况”[12]221。9月10日，《大公报》报道：“迩来川省绅耆，业已两电中枢，请派善战而有规律之军队入川，协助剿匪，此正川人一般之希望，盖已认为川军之力，不足以了此战局矣。”[13]
川军将领也积极建议蒋早定大计，派兵入川。9月4日，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婉转地向蒋建议及早进行相应军事部署，在宜昌、沙市、武都、碧口等地屯驻数师，一遇紧急情况，即可开进四川。同时，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则向蒋报告刘湘辞职之目的有：借此要挟，使中央不责问其失地之罪，强迫中央慰留；以战败之原因，诿诸中央之不接济款弹，中央如令再起，可便要求；以辞职造成人民恐怖心理，以便再筹剿赤经费；进而认为，刘湘此举“已大失人望”，请蒋“速定大计”[5]403-405。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和驻陕南的中央军师长胡宗南也认为：“川匪须俟中央派队，方能剿灭，已无疑义”，“中央若不定入川大计，前途将不堪设想”。不过，何也指出：“赣匪正在聚歼之时，大举入川，势固不得不待诸明春，惟酌派一军入川，归刘湘指挥，以壮川军志气，使赤匪不致扩大，似又为当务之急”，何建议派胡宗南师入川[5]529-531。
蒋认为虽然中央军或许最终必须入川，但如果刘湘不主动请援的话，又多所不便，一则可能引发刘湘继续和粤桂暗通款曲，再则可能诱发川军内部矛盾，引起四川内战，反而耽误剿共；而且，此时江西的剿共军事尚在紧要关头，中央军也无法多予抽调。9月13日，蒋给何应钦复电即说：“川匪诚极可虑，最后非赖中央加兵，恐不能戡定，第甫澄迄无请援之表示，前且以谣传中央将派兵援川，自生恐慌，遂派人赴粤通款，加以川军内部复杂，对于中央军之入川，不但意见纷歧，各有怀抱，且恐一迎一拒之间，彼辈反藉此而引起川局本身问题之纠纷，而置剿匪于不顾矣。现在赣乱未平，中央既不能抽派多兵，少数又不足挽回战局，故胡师遽行入川，尚须详加考虑，今只能作准备工作，或于宜昌鄂北之间，控制相当部队，以备万一耳。”[5]529-531大约同时，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也“客观的”告诉李璜：“因中央一时想不出替人，而且阵前易帅，恐复杂的川情，更要发生问题”，所以，“努力仍靠川人，中央一时所能相助者，尚无实力可以分得出来，总希望刘甫澄总司令早日复职，将责任忍耐负起，中央始能慢慢设法”[12]222-223。
此时，蒋之所以必须倚重刘湘，主要是因为：“刘湘在川将中以视邓锡侯、田颂尧、杨森辈，实力究为最强，舍彼无可总揽全局者，一也。刘湘防区概为富庶之地，其人不殖私财，自奉俭约，个人声望较佳，对商界颇顾信用，……二也。……现在形势迫切，各军群龙无首，亦在惶恐，前途归宿，非为赤匪所制，即受客军宰割，二者皆非川军所能堪。故此际慰留刘湘而为之解除困难，以策后效，或为川省各军所赞同，较之整个拆散，另起炉灶，自为易办，三也。”[14]蒋也多次致电刘湘力促其尽快复职，主持川省剿共军事，并在财政、金融与提供军械方面给予刘湘大力支持。9月13日，财政部批准运银条1000万元入川，救济金融。刘湘“呈请发给七九步弹及七生五管退山炮暨发给护照分期购备无烟火药五十吨，智利硝二百吨，钢盂一百吨，步枪弹较量机二部。手枪弹装药机一部。鲁易式机关枪弹二百万粒，法八一迫击炮八门，每门配弹一千发，七生五山炮二十四门，每门配弹六百发”，为此，蒋特于10月2日致电军政部常务次长曹浩森说，“除准由部先行发给七九步弹二百万发，山炮弹五百发外，其余请发给购备各件之护照，应由该总司令分批酌购分批给照”[11]200-201。
不仅如此，蒋还多次严厉申斥派驻川军的军事特派员或督战专员程泽润等人擅自在各军中进行“接洽”，“或擅请处罚统兵长官，或主张推举前敌总指挥，或仅据驻在各该路一面之词而仓皇入告”；进而明确表示，在刘湘“未复职之前，自不便遽行另派前敌总指挥，纵该方面一二三四各路有统一指挥之必要，亦应由甫澄电请，或商取甫澄同意，乃可进行。兄等在川乃自作主张，擅为接洽，徒惹各方之误会，增重各路之乖离，越权轻举，实属不合，凛之慎之”，“如再有此等言行，当照违背意旨，擅自主张惩处也”[11]54-55，62。
二 刘湘首次出川谒蒋
据刘航琛回忆，8月下旬，刘湘离蓉赴渝后，与幕僚们进行了两次重要谈话，谈话结果是大家“都认为要振作士气，要告诉全部官兵，使其知道我们还有帮手，帮手是谁，就是中央，中央有无军队或钱财来，关系不大，只要南京说即派兵来，我们的士气就振作起来了”。他们商定，“电召驻外代表傅常、邓汉祥、范崇实、邱用(应为邱甲—引者)等克日飞渝，并召集经常参与机密的幕僚张斯可(即张再)、嵇述庾(即嵇祖佑)、袁丞武等，同时到重庆来，共同会商今后办法”③。由此可知，刚刚辞职的刘湘已经在认真考虑向南京中央请援的问题了。
随后，刘湘派驻各地的代表都回到重庆，在刘湘家里开了一次会议。大家向他建议两点：第一，剿共是全国性的，不是四川一省之事，应该和中央连成一片，一面可以振作士气，一面对各路总指挥易于奖惩；第二，应该立刻设法整理财政。开会结果，刘湘决定到南京晋谒蒋介石请示方略。
大约同时，刘湘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9月7日，他致电蒋称“决驰赴五路前线视察整理”。9月10日，他“离渝驰赴前线，布署川东剿匪军事”，26日返渝。10月7日，他又离渝返蓉。此时，他还派代表邓汉祥、傅常、邱甲等人赴汉口，意在晋见蒋介石；但蒋因事赴洛阳、北京等地而嘱洛阳行营主任何成浚、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两人“妥为接洽”。随后即由何成浚居中接洽，商量刘湘晋谒蒋介石的时间与地点。刘湘于10月22日正式通电复职；30日，由蓉飞渝，准备入京事宜；11月13日晨，离渝赴京。
对刘湘来说，作出晋京请援的决定也是必然的。首先，如果他不复职，中央必定派所谓的知兵大员入川，甚至可能委派一位他昔日的对手来担任“剿匪总司令”，主持川省军政，而他就很可能从此结束自己的军政生涯；另一方面，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军政实力又无法成功“剿匪”，只有依靠中央的支持与帮助。所以，从个人政治前途计，刘湘必须复职。其次，刘湘虽为“剿匪总司令”，名义上可以指挥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部，但实际上邓、田各部对刘的作战计划都是阳奉阴违，而且“一向在骨子里嫉忌”刘湘，害怕刘湘。就像《大公报》社论所说：“诸将虽不利于刘湘之遽去，却未必甘与共牺牲，故中央纵倚畀刘湘，而刘湘与诸将相互间能否诚意合作，共同生死，实是绝大疑问。”[14]同时，刘湘的直属部队中内部矛盾也很大。曾是川军士兵的循实就说：“刘湘这次到开江去，(二层)将领们竟演出老头子还没落气，五子先要分家的喜剧。刘湘如果不努力设法把这个大集团，用某种水门汀似的可以黏合同一物性的东西的新原素加进去，大大洗炼，重新团结一下，那他这部队今后的前途还是决不容乐观的。”[15]9加之蒋派驻各军的督战专员又在各军中间挑拨离间，使得刘湘很难指挥川军各部和控制自己的直属部下。所以，刘湘也想借重蒋的信任与支持，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
再次，全国舆论和川中各界的敦促也使刘湘下了决心。川中商界和金融界是刘湘所发行的几千万公债的最大买主，如果刘湘就此甩手不干，他们将会血本无归，所以他们肯定会大力敦促刘湘复职并请求中央的援助。民生公司经理卢作孚的代表何北衡即在汉口、南京、上海等地积极活动，打探消息，并力促刘湘出川。根据何北衡给卢作孚的书信可以发现：何成浚、张群“均赞成甫出川晤蒋”；刘湘的代表邓汉祥、傅常也致电刘表示出川“有百利而无一害”；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宋子文、教育部长王世杰、交通部长朱家骅、交通部常务次长张道藩、组织部长陈立夫等人也希望刘湘出川晤蒋，且“甫如到汉或赣晤蒋，立夫、道藩，可分一人到汉、赣与甫一晤，并赞助一切”；时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则告诉何北衡，“只要甫能将川事做好，蒋必乐于为助也”，他“亦盼望甫出川晤蒋，必能商得剿匪有效办法，并借中央之助，而使四川政治入轨”；同时，清末曾任四川劝业道、署理四川按察使等职，在旅外川人中有重要影响的周善培等人，也希望刘湘出川晤蒋；何北衡特将上述各方意见专函告知了刘湘[16]337-343(按：引文中的“甫”，即“甫澄”，指刘湘)。而四川各界促刘复职的函电，也“如雪片般飞来”。可以推断，这些意见对刘湘下决心出川谒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刘湘于11月16日到达汉口，与何成浚、张群等人有所商洽。11月17日，蒋致电刘湘说，已令海军部“派舰在汉迎兄”。11月20日，刘湘和何成浚等人一起抵达南京，蒋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川人)、宪兵司令谷正伦、军政部常务次长曹浩森等人在码头迎接，现场并有旅京四川同乡百余人，场面可谓隆重。刘湘当天下午即晋谒蒋介石和汪精卫。晚间，刘湘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作出如下表态：“四川为中央之四川，本人负川省善后责任，一切惟中央之命是听。川事威迫至今而极，惟有整个在中央指挥之下徐图挽救。本人更为打破历来四川与中央之局面起见，特趋首都面谒政府当局，请求主川方略。大致不外：①请中央派大员入川，统筹剿匪大计，川省各军在蒋委员长指挥之下，限期剿灭赤匪。②川省庶政亟待整理，如何打破防区恶习，组织强有力之省府，渐纳川政于正轨。此盖有待于中央力量之统驭。”[17]2接下来几天，刘湘多次晋谒蒋介石和汪精卫，并和财政部长孔祥熙等人几度商洽。11月30日，刘湘离京赴沪，会见宋子文，并赴杭州、苏州等地参观。12月10日，刘湘离京返川。
根据蒋、刘等人商谈的结果，12月18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任主席，甘绩镛任民政厅长(原二十一军之政务处长)，刘航琛任财政厅长(原二十一军财政处长)，杨全宇任教育厅长，郭昌明任建设厅长(原二十一军参谋长)，邓汉祥任秘书长(原刘湘之驻沪代表)，省府委员除上述六人外，还有一位谢培筠(旧隶二十八军)，但未兼实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军是否入川的问题。11月23日，有记者问刘湘“此来曾否向中央请求派兵入川剿匪。刘答：此本系商洽剿匪计划中之一部分也”[18]5。刘的回答颇堪玩味，因为他并没有直接回答是否主动请求中央派兵入川。我们也大致可以推断，刘湘应该并没有主动提出这样的请求，但并不能拒绝中央的相关提议。12月19日，蒋正式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而不是派大军入川。1935年1月12日，贺国光率领参谋团抵达重庆。
其时，蒋把改组川省政府和参谋团入川都视为“国中要事”[11]674。而且，在刘湘还未离京的时候，蒋已预定在“(四届)五中全会后，即入川督剿”[19]。同时，他预定1935年重要工作包括：经营湘黔川桂；剿除川匪；收黔平桂、定川统湘[11]599-600。可以清楚地看出，蒋是把四川问题当作整个中国问题中的重要一环来处理的，而且有着大致清晰的处理步骤和目标。
刘湘这一次出川晋京，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刘湘出发前，《川报》就发表社论说：“川省十数年来，以夔门之紧闭，与中央每多隔阂，而过去握政者又多固步自封，凭其代表之传说，以致地方与中央，形成漠不相关，今刘氏能毅然出川，共商国是，其毅力之伟大，令人敬仰，而吾川今后能因刘氏此行，步入于政治之正轨中，更不胜其馨香祷祝者也。”[20]11月18日，《大公报》社论也指出：“二十年来川省对于中央，多处不即不离状态，谓其立异乎？则通电之拥戴，政令之响应，代表之周旋，虽亲信同志，无以过也。谓其忠实乎？则反政府方面，随时皆有四川代表奔走结纳，或以文电示同情，或以金钱达诚悃，要以预防政局变动，保持割据地位为惟一之鹄。”[21]两篇社论都指出：此前的四川军阀对于国民党内争夺全国政权的两方一直都是依违两可，从未真心诚意地接受过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故这次刘湘出川的一大重要意义就在于表明四川接受中央政府的统治。
刘湘出川的另一意义就是表示四川军阀一改固步自封的故态，开始走出夔门，了解全国的事态和发展状况。1934年6月，中国银行经理张公权在发表游川感想时就说：“尤盼向来足不出四川一步之军政当局，多到外省游历，使各省与南京上海，多与四川沟通，则四川之进步与建设，更当迅速。”[22]136而此次刘湘出川，果然引起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国闻周报》就报道，由于“刘此次东来系首度到京，故至中央饭店时，各界争欲一睹此初次出川之剿匪军人”[17]2。贺国光在对四川军政界发表谈话时也特别强调，此后刘湘“遇事应以国家为前提，……不可仅就局部着想”[23]271。此语表明，在外面的人看来，此前的四川军阀是缺乏国家观念的。其实，这一点是当时全国舆论界的一个共识，一直到1936年4月，《成都快报》的社论还在说：“四川民族性的缺点，最显著的是民族意识淡薄，……因为民族意识淡薄，遂无国家观念，而发生狭隘观念之谬解。”[24]
参谋团入川同样是打破四川与全国隔阂的重要标志。正如贺国光所说：“(四川)与中央脉络不通者，近二十年。中央之有正式机关入川，殆自参谋团始。”[23]272参谋团入川确实对四川政局发生了重要影响，影响之一就是使四川的“剿共”军事获得了重要进展。当时的报纸就形容：“四川局面，自刘湘氏晋京述职，参谋团入川协赞以来，颇趋好转。最大之证据为川军剿匪，竟著勋绩；……川军居然能于温水、鰼水、土城、赤水、古蔺、叙永一带，击破赤匪主力，某次战役，得枪至达万数，而徐匪在北路亦受重创，此皆出乎一般人预料之外。可见川军非不能战，川事非不可为，只以从前指挥不一，赏罚不明，遂致劳师纵匪，历久无功。”[25]
三 川政统一
1935年2月10日，四川新省府在重庆正式成立，此举被认为是四川“拨乱反治之机已动”的标志，是一“新纪元”[26]；而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更是当时四川的一件大事。3月6日，《川报》发表社论称：“今蒋委员长之来川，其意义之重大，不特开数千年来，中枢元首巡视西陲之创举，抑且足以破除历来视西隅为化外之故习。”[27]3月7日，《大公报》的社论指出：“刘湘一出夔门，晓然于天下之大，返川之后，襟度为开，而蒋委员长飘然飞渝，中央亦一变从来放任漠视之政策，使中央四川打成一片，殆为民国肇造以还所仅见。”[25]
5月26日，蒋在巡视滇黔之后飞抵成都，四川舆论界更是不吝吹捧之词。5月27日，《川报》的社论说：“全国最高军事领袖蒋委员长已于昨日抵蓉，欢迎之盛况，为鼎革后所仅见，象征统一之完成，鼓舞川民之复苏，其意义之重大，盖尤甚于滇黔之行也。”[28]5月31日，《川报》社论又说：“自行营参谋团到渝以后，四川政象民风，突然开始好转，及蒋委员长到渝，转变得更迅速，更进步，最近到蓉，简直有‘齐一变至鲁，鲁一变至道’的气象。一干军阀、贪污、土劣，大都已自知敛迹，而社会风俗民情，又一天一天的不同了，昔人说‘磨光刮垢如日重轮’，真是有些仿佛。”[29]的确，参谋团和蒋介石先后入川对四川的政象民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对川政统一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可以说，川政统一就是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由省政府和参谋团共同完成的。下面略予申述。
新省府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完全打破防区制，统一省政。因此，省府成立当天，刘湘首先宣布把二十一军防区的所有权力归还省府。随后，在蒋介石和参谋团的严令督促下，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等人也相继交出防区，由省府统一管辖。
其间，参谋团积极协调各方关系，协助刘湘彻底打破防区制。贺国光就回忆说，杨森“原据有嘉陵江上游一带，促其放弃，颇费周折。杨氏最初亦不愿意离开防地，谓中途将遭刘湘袭击。余挺胸担保，绝无其事，杨氏始带领军队前去宜宾。由于双方历来之不合与误会，刘湘果然中途扣留杨氏运船数十艘，余知此事必将引起不良后果，亲自责问刘湘扣船之理由。刘湘称杨森部下搬走了他的机器。实际并无其事，余从中解释，促其放行。初时刘湘以为余偏袒杨氏，实际余冀其互相礼让，避免战争。终获刘之谅解，交还船只，杨森部乃得顺利通过重庆，前往宜宾”[30]31-39。
在各军交出防区之后，蒋又采取多种措施抑制军人的权力，防止他们干政，并借此树立中央的威信。3月12日，蒋下令：“田颂尧总指挥督饬不严，失守苍溪，着记大过一次，令罗泽洲戴罪立功；以李部固守仪陇，奖银五千元。”[31]3月16日，蒋又直接颁令给各川军“指示改革川政初步办法”，将下列五事悬为厉紧：禁止以武力干涉行政诉讼；禁止现任官佐兼任县局；禁止地方团队人员由驻军指派；禁止军政长官与民争利；禁止征收员丁需索。《川报》社论对此发表评论说：“此手谕不独为今后扫除军人恶习，增高川省民众人格之开始，抑且为川省前途政治澄清之总枢纽。”[32]4月2日，由于田颂尧擅自退却，放弃嘉陵江防线，蒋再次将田撤职查办，此举使“中央之威信，更为之一振，剿匪军事，遂亦益见顺利”[33]100。可见，蒋的种种举措对川军各将领实有很大震慑作用，使他们不得不支持川政统一。
为了彻底打破防区制，新省府又实行各县县局长互调，即将刘湘防区的县局长分别和其他川军防区的县局长互调，以使他们脱离原来的环境，忠实执行省府的命令。随后，参谋团又和省府共同开办县政人员训练所，招收符合一定资格的人员，或调现任县长、县佐治人员及区长等，分期入所受训。该所由刘湘兼所长，参谋团政务处长王又庸任副所长。训练科目主要包括：精神讲话、军事训练、关于“剿匪”省份行政制度、关于民众管教养卫各项法令、关于各县地方财政交通司法各项法令、关于行政机关之管理方法、公文程式。训练时间为三个月。到1936年5月，训练所共办3期，毕业1000余人[23][34]59-60。为了增加政治效能，促进省政，参谋团又积极在川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全川被划分为十八个行政督察区，参谋团还从江西等省抽调了一些有经验的行政督察专员来川任职，“以资表率”。同时，参谋团还在川积极推行合署办公制度和分区设署制度。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贺国光就说，采取这些措施后，“川省各级行政机构，于以大备。数月之中，顿改旧观。是以一切政治设施，亦渐能与先进各省，齐头并进，皆撤销防区、改革政制之功效也”[23]510。
另一方面，蒋入川之后，对四川的官场风气、军人习气的改善也产生了积极影响。1935年6月，《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就观察到：“自蒋到成都后，成都的烟娼和本地军人的滋放，都稍为收敛了一些；警察和卫戍司令部的军队都赶制了一套划一的新制服。成都的街道也讲卫生了，机关也要到时办公了，学校也都讲整齐清洁了。某大学的礼堂甚至于连屋梁瓦盖都雇工用水洗了一遍。”[35]7月，四川人陈铨回重庆后发现：“从前‘云霞春’‘谈心处’‘上林苑’‘吐雾轩’等等大规模的烟馆，通通没有了。从前政府的公务人员，办公后都在烟馆休息，谈论政治，图谋差事，会识朋友，现在通通不能不移到别处，而且就在家里也不敢抽烟，因为受不了同事的攻击，侦探的报告，为维持饭碗起见，只有戒烟。”[36]161936年春，游历四川的黄炎培也记载：蒋到川后，四川“各军人不敢用汽车”，且“听人民控告军阀”，而“田颂尧、刘存厚、刘湘都被控”[37]129。
蒋也非常重视培养川人的国家观念，他多次在总理纪念周等场合宣讲国旗制作的标准、悬挂和升降国旗需要注意的事项等等。在蒋的督促之下，从1935年7月1日起，川省开始执行“升降国旗礼”。这也是民国四川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川报》就此评论说：“国家本为一国人民最大之团体，其权力至高无上，安内攘外，须利用其力以实行，人民不能尽明瞭国权之伟大也，示之以国旗，则其意义，较为明白易晓，朝而升旗有礼，夕而降旗有礼，日日习之，行之，爱国之心，油然而生，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于复兴民族，认识国权，确有最大影响，且由党政人员，躬亲力行，示范立则，人民尤易仿效。”该报认为这预示着川省新局面的到来[38]。上述这些政象民风的转变应该对军人思想的转变也有重要影响，对完成川政统一有着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在采取上述各种措施之后，四川基本上达到了“凡川省军政各费，统由新省府核定筹发；各项收入，亦完全由新省府统收；各县长征收局长及其他一切行政官吏，均由省府甄别任免，各军不得再行就地派捐筹款及委派行政官吏”[23]473。这表明川政已基本统一。
四 结语
防区制度实为影响此前四川发展的关键性制度，其重要特点在于各军割据，各自为政，且互争地盘，混战不断，这对四川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影响非常之大。到1932-1933年“二刘大战”的时候，不仅是全川人心思治，期盼川政统一，就是全国舆论也同声谴责军阀内战。“二刘大战”被刘湘称之为“安川之役”，但刘湘在打败刘文辉之后，并没能实现真正的四川统一，防区制依然存在，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等其他军阀依然占据着相当的地盘，因此并没有能够实现“安川”。而且，接下来进行的“剿共”战争也进展不顺利，战事进行一年多不但没能剿灭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反而有相当的发展。于是，全国舆论再次将“剿共”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防区制，归结为各军互相观望，不能协同作战，于是又有民间人士发起以“安川”为名称的组织，积极推动取消防区制，协助“剿共”。蒋也把对川局的处置视为“安川”。蒋的“安川”和刘湘的“安川”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彻底打破防区制，实现川政统一。但对统一之后的川局走向，两人又有着很不同的设计。
1934年8月，在刘湘领导的剿共战争遭到重大失败之后，蒋盱衡时局，也只有继续倚重刘湘以稳定川局。一直到1935年5月31日，即在成功控制贵州、稳定云南之后，蒋仍然坚持这种观点。他在当日所作的“本月反省录”中说：“四川内容复杂，军心不固，后患可忧，当一本既定方针，扶助其中之一人，主持川政。而中央除整理金融，统一币制，筹备其经济实业之发展以外，对于军事，不宜植势，以示大公。”[39]174此前，他确实采取多种扶持措施，协助刘湘实现川政统一，巩固刘湘的军政地位。
但是，1935年6月中下旬，即在蒋逐渐掌控川局和“剿共”军事获得重大进展之后，蒋开始加紧对川军的整编和控制，加紧对川局的控制。蒋的这些举措导致了蒋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双方之间的互相防范和戒备越来越多，冲突越来越激烈，直接影响着此后川局乃至全国局势的发展。1936年4月，蒋介石再度入川，发现“川军川政川俗无甚进步”，乃至“焦灼不堪”④。6月，两广事件爆发，蒋又发现刘湘几乎“响应”两广；刘湘也确曾“派张表方调查桂方”⑤。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刘湘也是态度暧昧，和张学良之间密使往来，并反对南京武力压迫张学良，据说还派兵包围了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等处的中央部队。1937年上半年，四川和中央之间再度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双方一度进入正式备战状态，几经折冲，终于化解，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一直到1938年1月刘湘逝世后，蒋仍然未能真正掌控川局，蒋和刘的部属及其他川军将领之间又发生了新一轮的争夺川局控制权的博弈。可以说，蒋刘二人所形成的这种四川与中央的互动模式，为此后地方军政领袖处理与中央的关系提供了某种遵行的范式，直到1949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宣布彭县起义，正式背弃蒋介石，走到人民民主阵营。
从刘湘一方来说，他本来极力避免引中央军入川，但是在1934年8月“剿共”军事遭到重大失败之后，综合考虑各方情势，他又不得不出川晋谒蒋介石，并被迫接受中央军入川。此举无疑是四川正式接受国民政府统治的标志。但中央军入川的后果则是四川军阀自己解决内部纷歧与冲突的格局从此被打破，中央势力从此直接介入川局，川政和川军的一举一动都在蒋介石和参谋团的监控之下。刘湘虽然在蒋介石和参谋团的协助之下，终于实现川政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已经不是他此前期待的统一，更不是他能直接掌控的统一。蒋介石此时已把四川当作民族复兴根据地来经营，并具体落实了多项措施，这就使得蒋介石和参谋团必然较多的介入川局，并力图使川局朝着他们预定的方向发展。但在刘湘看来，这不是他所希望的，也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他更感觉到了他的权力被压制乃至被剥夺。贺国光即回忆说：“参谋团入川后，非常意外的产生种种流言，刘湘认为中央即将削其兵权，另以他人代之，意颇不怿。情势天天演变恶化，误会难释。”[30]31-39蒋刘之间对四川地位的认知不同，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以及双方分工合作的方式等方面的认知不同，造成了双方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对川局乃至全国局势都发生了重要影响。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川政统一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曲折、复杂的事情，比如行政督察专员和县长由谁任命，县政人员由谁来主导培训，入川的各中央要员如贺国光、杨永泰、康泽等人之间又如何协调各自的利益，以及由此引发的“川人治川”与非“川人治川”之争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但限于篇幅，笔者拟另文探讨。
注释：
①详细的论述请参见黄天华《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4期。
②详细的论述请参加匡珊吉、杨光彦主编《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306页；周开庆编著《民国刘甫澄先生湘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6—98页。
③本段及下段参见《刘航琛先生访问纪录》，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访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49-51页；《戎幕半生》，刘航琛口述、章君榖执笔，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117-119页。刘航琛回忆说刘湘与各地幕僚的会议在10月中旬召开，但是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和《民国刘甫澄先生湘年谱》中的相关资料来看，应是在此前，因为只有作出了相关决定，刘湘才可能到前线视察或到成都复职，再出川晋京。从10月8日到22日刘湘正式复职这段时间，刘湘都在成都而不在重庆。
④⑤分别参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的未刊《蒋介石日记》，1936年4月14日；6月13日、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