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65年的基本线索：变革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线索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明显划分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重大历史分期，但仍然存在紧密联系的一条基本线索，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济实践中的变革与增长。从新中国对外贸易65年的发展历程看，变革与增长是中国对外贸易65年前后一贯的历史实践。新中国建立的前3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就既是一个数量增长的过程，也是一个变革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35年，这两个过程更加迅速，内涵也更加丰富。
一、新中国的前30年：独立自主、增长与进出口商品结构
解放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完全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解放后，中国立即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长期被外国霸占的海关管理权，取消了外国资本在金融、航运、保险、商检、公证仲裁等方面的垄断权，实行了对外贸易统制。这是当时新中国掌握对外贸易独立自主权的重要保障。随后，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外贸体制的建立，是从没收官僚资本的对外贸易企业和新建国营外贸企业；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外贸企业这两方面入手。
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依靠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并凭借反动政权的权力，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商品进出口贸易，解放前夕，官僚资本的外汇资产已被卷逃一空；所遗留下来的机器设备、厂房等实物资产，解放后即被我人民政府没收。对于外国在中国的进出口企业，没有采取没收的措施，而是允许它们在服从我国政府法令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但是，由于它们丧失了在华特权，特别是在美国及其追随者对华实行封锁禁运后，大都申请歇业，或作价转让给中国政府。此后，外资企业基本上停止了经营活动。新中国第一批的国营外贸企业，是在山东、东北、华北、华东等解放区的外贸企业基础上重新组建的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领导的国营外贸企业。
解放初，全国各口岸的民族资本主义外贸企业共4 600家，从业人员35 000人，资本约1.3亿元(按新币值计算)。其中10万元以上资本的大企业为数很少，多数都是中小企业。1950年，民族私营进出口企业经营额只占全国外贸总额的33.12%。解放后，国家采取委托经营和公私联营的办法，在职工群众监督下进行对外贸易活动，从而把它们的经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1955年民族私营外贸企业的经营比重下降到0.8%。1956年，私营外贸企业也实行全行业公司合营，全国共成立了54个公私合营的对外贸易公司。私营企业主除了拿定息之外，已经不能支配原来占有的资产。由此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形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保障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少数国营公司垄断经营体制的建立与运行。从建国初期国家面临的内外经济、政治形势来看，这种体制的建立不仅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而且也是适应当时国民经济最急迫发展的需要。
建国之初，受多年战争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是一种半瘫痪状态，处于恢复和重建状态，同时，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我国全力发展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在冷战状态的国际背景下，这一时期对外贸易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适应战时经济。面对这种情况，实行统制贸易，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新中国政府必然的政治选择。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贸易部，部内设立对外贸易司，并于1950年12月颁布了《对外贸易暂行管理条例》，后来又颁布了《暂行海关法》。1951年2月中央政府将全国各口岸已成立的外贸管理局收归中央贸易统一领导，并在审批登记各类对外贸易企业和外商机构、实行进出口商品分类管理、推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度、管制外汇及审核进出口价格等方面都作了统一规定。同时，着手组建国营外贸公司，直接经营外贸活动。1952年成立了对外贸易部，对对外贸易进行集中管理。
在1950年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对外贸易承担了组织内外物资交流，扶持工农业生产和恢复交通运输；争取所需物资进口，支持抗美援朝的斗争和粉碎“禁运”，“封锁”斗争的任务。及时进口了一些重要物资，例如钢铁、石油及其制品、化工原料、橡胶及其制品、棉花、纸浆、种畜等。我国的进口总额从1950年的11.35亿美元上升到1952年的19.41亿美元，年均增长30.8%；出口额从5.83亿美元增长到11.18亿美元，年均增长38%。对外贸易的大幅增长，对恢复发展我国国民经济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
1953年，国家开始对原有的外贸公司进行调整和改组，按进出口商品的品种和类别划分经营分工，分别成立了12个外贸专业公司。1956年，在对私人工商业的所有制改革基本完成后，管理者、计划制订和执行者、经营者三个职能都集中于对外贸易部一身。至此，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已基本确立，即全国的对外贸易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经营业务，由外贸部所属的各外贸专业公司统一进行。1958年，鉴于当时对外贸易管理和经营受“大跃进”影响而比较混乱，中央政府为了就进一步强化了在中央高度集中基础上的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度，规定除对外贸易部所属各总公司和各口岸对外贸易机构外，任何机构不许经营进出口业务。
“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对外贸易处于停滞状态，1969年全国对外贸易总额从1966年的46.15亿美元下降到40.29亿美元；1970年后，周恩来、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并整顿“文革”产生的某些严重问题；加上20世纪70年代初，外部环境开始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西方国家开始陆续同中国建交；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建交；到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正式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我国对外经济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为了适应转变，我国外贸体制开始了变革的尝试。外贸部于1974年着手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下放外贸经营权的试点，在沿海地区原有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五大对外口岸基础上，新辟江苏、河北、浙江、广西四省为外贸口岸，同时批准原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自属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直接经营对外贸易。这个时期，对外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1975年在邓小平实行整顿工作的当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47.5亿美元，创建国以来最高水平，而且从1970年以来的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26.3%。1976年以后国家政治形势逆转，对外贸易增长势头也随之下降。
尽管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外贸易受到“左”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计划(大跃进)的严重干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势头。从1950-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1.35亿美元增长到206.38亿美元，年均增长10.91%；其中，进口贸易从5.83亿美元增长到108.93亿美元，年均增长11.02%，出口贸易从5.52亿美元增长到97.45亿美元，年均增长10.79%。而且，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比较优势在不同部门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而推动了商品结构的改变和提升。
资料来源：《1988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从图1可以看出，从70年代开始，我国工业生产的比较优势开始形成，工业制成品出口和矿产品出口的比重开始明显上升，初级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的是，进口商品结构在不同时期也有明显的变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工业化刚开始进行，急需进口大量机器设备，我国积极发展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机器设备在总进口比重中一直占52%以上，这种状况持续到1960年，1961年和1962年由于受自然灾荒影响，再加上苏联援建项目的停止，机器设备进口比重呈下降趋势，这个趋势到1966年有短暂回升，随后的“文革”四年又连续下降，进入70年代情况起了变化，特别是从1972年到1977年，我国先后从美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222项，用汇39.6亿美元。主要有化肥设备、化纤设备、数据处理设备、一米七轧钢机设备、采煤机组等。1974-1976年三年间，机器设备进口比重迅速回升，1975和1976年该比重回升到30%以上。1977年和1978年该比重又下降到20%以下，1979年回升到25%。工业原料在进口中的比重一直占重要地位，而且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从60年代初期开始取代机器设备在进口比重中第一的地位，60年代后期起该比重进一步上升到50%左右的压倒地位。农用物资的进口仅仅在1963-1970年间呈现较快增长，比重有所提高，其他年份其比重都只在5%—6%左右。消费品进口比重也有较大起伏变化，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消费品进口占比重一直较低，但在1963-1966年经济恢复阶段，该比重高达36%，此后十多年又下降但稳定保持在18%—20%左右。可见，改革开放前30年进口商品结构变化主要受是否有条件进口国外技术设备和能否处理好国内生产与消费关系两方面的影响。工业原料的进口不太受政治运动和经济决策的影响，客观性比较强，当时的工业原料，主要是中间投入品，这类产品在进口比重中的增长，说明了国家工业化还在进行中，国内工业生产的配套条件还比较弱，这在改革开放30年后发生了最显著的变化。
总起来说，当时我国高度集中、国家统制、国家专营、统负盈亏、政企合一的外贸体制，是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相吻合，也是应对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和外交格局所必然的产物。解放初期，它对于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后来，这种贸易体制又使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证了国际收支和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维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毫无疑问，在这种体制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与发展受到了很大局限，愈到后来，这种体制的弊端就愈显示出其不合理、落后的一面。在70年代初期，当国际经济环境和外交格局发生新变化的条件下，就必然产生变革的要求，这种变革要求被当时“左”的政治运动所打消，它只能留待结束“文化大革命”错误之后的历史去重新提起。
二、新中国的后35年：改革开放、高速增长与结构变化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国家政治生活进入正常状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经济建设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经济体制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改革初期，邓小平等领导人就极力主张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外国技术。在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方面，邓小平主张下放经济管理权，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与此相呼应的下放外贸经营权和利用外资、设立外商合资经营企业，也为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拉开了序幕。
改革开放35年来，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前赴后继，不断深化，经历了下放外贸经营权改革；进出口商品计划管理体制改革；外贸企业两轮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设立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关税管理改革；沿江、沿边对外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配套改革；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改革等在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深刻变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制度框架，有力地支撑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对外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3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5 616亿美元，年均增长17.43%；其中出口额从97.45亿美元增长到14 285亿美元，年均增长18.08%；进口从108.93亿美元增长到11 331美元，年均增长16.74%。在这个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经历了三次重要变化。
1.从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实现了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向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转变。
从表2可以看出，到1990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比重已达到80%，但在工业制成品中，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产品。
2.从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实现了以轻纺产品出口为主向机电产品出口为主的转变。
1995年，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到29.5%，开始大幅度超过纺织品和服装的比重，首次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一大类商品；到2000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达到42.2%。出口机电产品的主要商品是：收录音机及组合音响、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钟表及零件、集装箱、电灯及照明装置等，这表明我国在低端机电产品中的比较优势已经形成并具有国际竞争力。
3.21世纪以来的头8年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高级化，正经历从普通机电产品出口为主日益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导向的新变化。
从2000年到2008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从42.2%提高到57.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从14.8%提高到29.1%。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前5个月我国进出口贸易比上年同期下降24.7%，出口贸易同比下降21.8%，但出口商品结构基本没有变化，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还提高到58.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仍然达到29.2%。说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改善的总趋势没有改变。
2009年到2012年这四年间，中国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外贸增长出现波动，但增长的势头仍然没有改变。2012年中国进出口总值达到3.87万亿美元，对比2008年年均增长依然达到12.4%，出口贸易达到2.05万亿美元，对比2008年年均增长达到10.9%，进口贸易达到1.82万亿美元，对比2008年年均增长达到14.2%。
实行改革开放也使我国的进口贸易发生了数量增长与结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由于引进外资和利用国外技术，使机器设备在进口商品结构中的比重迅速提高。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利用外资见到成效，机器设备进口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超过30%，到1993年，我国吸收外商投资超过百亿美元，以当年为起点，机器设备进口就一直成为我国进口商品的第一大类商品，除1990年，其比重始终超过40%，只是到2008年其比重略微下降。中间投入品的比重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80年代初期和中期，比重曾超过40%，后来也一直保持30%以上，这种状况到21世纪初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其比重降到25%以下，说明我国工业生产的国内配套条件已有很大提高，对中间投入品的外部需求已经大为下降。进口商品结构的另一显著变化是矿物资源产品比重的不断上升，2001年其比重超过10%，2008年其比重超过23.8%，超过中间投入品，成为我国第二大类进口商品。说明我国已成为工业加工大国，对外部矿物资源品的需求和依赖度已经很大。消费品进口虽然稳定增长，但其比重在进口总额中比较低，进入新世纪后，情况也有所变化，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商品进口的关税保护和非关税保护愈来愈弱化，加上国内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对进口消费品需求的增长，消费品进口增长加速，其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也有明显上升。农林产品进口在我国的进口商品结构中呈现总体下降趋势，从80年代初期的30%以上下降到90年代中后期的10%以下。此后的比重一直比较稳定。农林产品进口比重的下降是在我国扩大开放，实行贸易自由化措施后发生的，因此其比重下降与我国的进口政策没有关系。其主要原因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业生产不仅产量较为稳定增长，而且农业基础条件进一步增强，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安全保障程度较高，对国外农产品的需求比较稳定。在正常年景下，农林产品的进口不会出现大幅度起伏波动状况。
2009年，我国商品进口贸易比上年同期下降16%，进口商品结构也有所变化，主要是受国内需求收缩的影响，再加上与上年同期相比，矿物资源类产品价格下降，因此矿物资源类产品进口下降幅度达到45%以上，而中间投入品进口下降幅度较小，因此造成矿物资源类商品进口比重下降，而中间投入品进口比重上升的暂时现象。
总之，与改革开放前30年相比，后35年我国进口商品结构有以下重要变化：机器设备进口比重持续上升，成为我国第一大类进口商品；矿物资源性产品进口比重大幅度上升，成为我国第二大类进口商品；中间投入品比重的大幅度下降。这说明中国正在并继续成为“世界工厂”，工业加工制造能力已经明显增强，工业体系已经相当完备。同时，消费类产品进口比重的上升也说明人民生活改善后对进口需求的增加。这些都反映了中国经济面貌的深刻变化。
三、增长与结构变化：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
新中国建设初期，冶金、煤炭、石油、机械、电子、化纤、化肥等大型成套设备的进口对于扭转我国工业落后面貌，改善民生就曾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鲜活实例，但在封闭条件下，出口贸易增长并不显著，成为一个教训。改革开放后，出口贸易增长迅速，得益于实行对外开放，特别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外商投资的过程，既是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数量增长的过程，也是促进我国比较优势发挥的过程。改革开放头十年，是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初步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就已经显示出外商投资企业在对外贸易发展中的意义。
1990-1994年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外贸企业第二轮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已经完成，对外贸企业的财政补贴已基本取消，外贸企业已基本成为市场主体，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外汇调剂市场已演进为全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原先的双重汇率已变为单一汇率。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导向特征已基本形成。
199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迈上了两千亿美元大关，更重要的是，通过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成长，我国出口贸易的比较优势已经形成，并能够连续创造贸易顺差。
第三阶段是从1995年到2001年，在这个阶段中，我国外贸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告一段落，而且提出了恢复关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的申请；在出口贸易中，由于多元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的竞争，出口产品中新的比较优势得到积累和发展。
1997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跃上三千亿美元台阶，2000年再跃上四千亿美元、2001年跃上五千亿，七年间连续上三个台阶，这与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贸易中新的比较优势形成有很大关系。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中国对外贸易在7年间快速跃上万亿、2万亿、2.5万亿美元台阶，迅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我国出口贸易的58.3%，2008年和2009年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但其出口比重仍然达到55%以上。从2010年以后，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开始有所下降，这说明，内资企业经过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竞争力增强，中国出口贸易竞争力对外商投资的依赖性开始下降，而这正是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产业带动和技术外溢所产生的结果和贡献。
四、增长与结构变化：加工贸易的贡献与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生产和贸易获得飞速发展，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垂直型的分工链，利用本国在生产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专门从事某种产品某一工序的生产，从而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许多有影响的西方学者认为，近30年世界贸易增长的70%来源于这种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蓬勃发展。在这个发展机遇中，中国成功地利用了加工贸易方式，使本国的加工能力和比较优势进入了全球专业分工的价值链，从而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加工贸易方式实际上就是全球专业分工与中国产业体系相联系的重要方式，它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对外贸易数量的增长，而且也促进了中国工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贸易增长方式的改变。
1981-2004年，我国加工贸易年均增速高出对外贸易约13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出口占全国总出口的比重由5%提升到55%。
上表可以看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加工贸易方式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就已经占据重要地位，此后加工贸易比重不断上升，2008年和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进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都有所下降，但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仍然达到47.3%，受影响更大的是加工贸易进口，可见，矿物类资源产品进口的下降主要在加工贸易领域表现得较为突出。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加工贸易方式仍然在对外贸易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各类外贸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和与国际市场联系更加紧密，其他贸易方式也更加活跃，加工贸易比重在我国对外贸易总体格局中已经呈现下降趋势。
从实践上看，我国的加工贸易，即便是沿海发达地区，仍然主要处在OEM的发展形态上，甚至是比OEM更原始的形态。典型意义的OEM，虽然加工方要根据委托方的设计和其他商业要求进行“贴牌”生产，但原料和中间品的采购完全是由加工方自由决定和市场化交易的。而我国的加工贸易是从来料加工装配起步的，即生产原料和中间品也是委托方提供的，国内没有生产配套条件，为了促进来料加工，因此采取了海关对该生产原料进口的免税优惠政策。随着国内生产配套条件的逐步提高，加工贸易逐步从来料加工单一形式演化为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两种形式，后者虽然也享受海关免税优惠，但它的意义在于加工方进口原料是付费的，这就意味着加工方对原料采购有了较大的商业选择机会，从而就为国内配套生产提供了需求和拉动。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还属于完善OEM形态，但却是富有成效的，它首先是从进料加工方式在整个加工贸易中比重的上升和来料加工贸易方式比重的下降起步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根据海关统计，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早期是以来料加工为主，直到1989年进料加工进出口额首次超过来料加工贸易额，达53.1%。此后进料加工一直是加工贸易的主要形式。到2004年，已是来料加工贸易总额的3.5倍。从2004年到2008年四年间，来料加工在整个加工贸易中的比重从22.2%下降到19%，下降了3.2个百分点，2007年和2008年进料加工进出口额的比重都达到80%左右。
其次它表现为加工贸易，特别是进料加工对国内产业配套能力的带动和促进。从2004年到2007年三年间，来料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率从28%提高到30%，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来料加工出口下降，其国内增值率降为22.6%，但2012年又上升为39.6%；说明来料加工贸易的生产附加值或国内配套生产有较大提高，更有意义的是，2004-2008年进料加工贸易的国内深加工结转率提高，其国内深加工产值达到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20%以上，平均结转2—3道左右；进料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值率从54%提高到95.9%，到2012年，进料加工的国内增值率仍然维持在92.6%。这个数据的经济含义可以解释为，2008年或2012年与2004年相比，进料加工贸易对国内产业的带动作用大大增强。据有关专家研究，1993年我国进料加工方式加工贸易的国内配套值为41.6亿美元，2004年国内配套值已达到776.89亿美元。1993年来料加工方式加工贸易的国内配套值为25.1亿美元，2004年这一数字已提高到126.21亿美元。2005年全国深加工结转1 392亿美元，增长24.2%，相当于加工贸易进出口的20%，平均结转2—3道左右。如按照当年价格与汇率估算，2004年进料加工贸易带动国内产业配套的产值约为3 678亿元人民币，2008年超过万亿元人民币。
再次它表现为加工贸易产业面的延伸、扩展以及产品结构的优化。我国加工贸易从服装、玩具、鞋类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开始发展，逐渐延伸进入家电、电气机械、电子通讯设备、运输设备以及各种信息服务产品等行业领域。从产品结构来看，加工贸易出口产品逐步从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2006年，加工贸易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分别出口3 913.2亿美元、2 458.4亿美元，占加工贸易出口的比重分别为76.7%和48.2%，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6、1.4个百分点，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的71%和87%，轻纺类产品仅占加工贸易出口的13%，化工产品、矿产品占比不到1%，生铁、铁合金、电解铝、皮革等产品的加工贸易出口大幅下降。这主要是2006年以来，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先后对695种“两高一资”产品取消出口退税或开征、提高出口关税；提高了加工贸易企业准入门槛，将环保、能耗、用工、设备水平等指标纳入审核范围，部分商品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不批准外资进入炼钢炼铁、氧化铝等国家限制的高污染项目。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加工贸易还不断向产业链中的上游制造环节、零部件配套环节以及自主研发环节延伸。特别是研发中心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07年底，外商已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超过750家，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近40家。随着加工贸易在我国国内加工环节不断增多，国内的配套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在少数发达地区和少数先进企业中也出现了加工贸易的比较高级的形式，如ODM和OLM等其他形态，这虽然在我国加工贸易大潮中还寥若晨星；也有个别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长期积累，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因此具备了充当原始品牌制造商(即OBM)并进行国际化生产的主要条件(但还不是全部条件)，这都表明，加工贸易必将随着自身的发展不断转型升级，从而推动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进一步变化。
五、结论与趋势
变革与增长是新中国对外贸易65年发展的基本线索。新中国建立后，制度变革的主要内容是用社会主义经济贸易制度和计划管理体制取代旧中国半殖民地的经济贸易制度和维护帝国主义、官僚资本特权的管理体制，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经济贸易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这种封闭的、高度集权和垄断经营的体制愈来愈不适应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但是它的变革，需要结束“左”的错误倾向和思想解放之后才能出现。改革开放35年，成功实现了第二次深刻的变革，成为新的历史性巨大进步。
65年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且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明显的。新中国建立的前30年，中国对外贸易突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从无到有，从数量极其有限发展到200多亿美元的规模，换取了宝贵的外汇资源，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建设。在出口贸易中，从70年代开始，出口商品结构出现了从农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化趋势，进口商品结构也体现了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35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经过了三次重要变化，出口商品的复杂程度愈来愈高，结构愈来愈趋同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进口商品结构则进一步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国内加工制造能力和产业体系的配套完善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出口商品的增长方式愈来愈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我国用65年走完了世界贸易大国的路程。到200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次于美国、出口贸易总额仅次于德国，到2012年我国已经成为出口的世界冠军。但是，中国还不是贸易强国，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虽然中国贸易规模大，但人口与世界市场份额很不相称，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13%，2008年中国出口只占世界总出口的8.9%，而德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26%，出口占9.1%；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4.6%，出口占8.1%；日本人口只占世界的1.96%，出口占世界的4.9%；欧元区15国人口只占世界的5.3%，出口却占到世界的34.8%。另一方面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附加价值还很低，中国出口的商品是同类产品中的低端产品，而且，加工贸易出口商品在国内创造的附加价值往往不超过商品价值的25%。中国成为贸易强国的道路还很漫长，中国还需要20到30年才能实现贸易强国的梦想。在未来的20到30年时间里，中国还需要继续增长和变革，还需要继续扩大开放与国际经济合作，还需要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与贸易伙伴实现互利共赢。①
①本文参考文献：《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编写组：《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万伯涵：《对外贸易实务》，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廖庆薪等编著：《现代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第三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绍熙等主编：《中国对外贸易概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裴长洪主编：《中国对外开放与流通体制改革30年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裴长洪主编：《共和国对外贸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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