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书论文,中西论文,图书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14(2005)04-0104-03
文化比较的前提是文化接触与交流，没有文化的接触，就谈不上文化的比较。中西图书馆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源远流长，一部图书馆事业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图书馆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经历了古代东学西渐到近现代西学东渐两个完全相逆的阶段。来新夏先生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和深层的文化心态层。由此图书馆文化也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次。[1]藏书是图书馆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试图从古至今分三个阶段对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对人类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图书馆的发展更是意义巨大。纸质书籍的生产、贸易和保存远远优于简、帛、纸莎草纸和羊皮纸，最终取代了它们。但这一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灞桥纸”“罗布淖尔纸”“扶风纸”和“居延纸”等考古发现证明，纸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在东汉时期经蔡伦改良已得到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初期的纸张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再方口上当时的人们尚有轻纸重帛的观念，纸在汉代并没有广泛地用作书籍载体，简帛仍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魏晋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提高，纸的优越性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纸也就逐渐地由下层平民的使用进入上层贵族的使用，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与简帛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才得以广泛地使用，纸写本书才基本上完全取代了简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中国书籍制度从此由简帛阶段过渡到写本书阶段。到隋唐时纸写本书的发展达到全盘。纸写本书籍制度基本上沿袭简帛制度，虽然写本书出现了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等三种装订形式，但卷轴装出现得最早，应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中国造纸术向国外的传播更加曲折和漫长，最先传到朝鲜、日本，公元250年前后，传到西域一带。到5世纪，整个中亚细亚都在使用。7世纪传到越南、印度。751年，唐朝与阿拉伯军队在中亚细亚交战大败，当时被俘的中国士兵中的掌握造纸技术的工匠，把造纸方法传给了阿拉伯人，757年在丝绸之路要地——撒马尔罕建立造纸厂，便宜易得的撒马尔罕纸很快取代了羊皮纸和纸莎草纸在阿拉伯的主导地位。793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开设造纸厂，帕鲁西亚王为了与之抗争，从遥远的中国招收造纸工人，开始发展造纸业。900年，造纸术传到埃及，11世纪传到摩洛哥。后阿拉伯人又把造纸术传入到欧洲的西班牙（1150年）、意大利（1271年）及整个欧洲大陆。走出中国，向西方旅行的纸，到达大西洋已是17世纪末。1690年，造纸术传入美国，在费城建立第一个美洲造纸厂。1803年，造纸技术才传到现代木材纸浆的生产王国——加拿大。以后，澳大利亚也有了造纸业。到19世纪初叶，造纸术已遍及世界。可见中国发明的纸，流传到全世界花费了1000多年的时间。
由于纸张的普遍使用，纸书的不断增多和流通，促进了学术著作的增多和著作内容范围的扩大，出现了以抄书为业的“经生”，从而也极大地丰富了官私图书馆藏书。但抄书费时、费力，且容易出错，贻误读者，更主要的是单凭抄书，使得图书复本很少，难以满足人们对图书的需求。同时复本少容易造成图书失传。社会的需求势必推动技术的发明。
中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公元前流行的印章捺印和5世纪出现的拓印碑石等方法是刻板印刷的前身。纸张的广泛应用和制墨工艺的成熟为发明印刷术准备了物质基础。大约在隋代产生了刻版印刷，到了唐代已很盛行。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毕升以后陆续出现木活字和锡、铜、铅等制成的活字版，因为这些金属活字不易附着水墨，所以未能推广。
纸和印刷术的结合，使出版业脱离图书馆成为专门的行业，印刷书刊得以大量发行。中国自五代开始形成了官府刻书、坊间刻书和私人刻书三大刻书系统，出现许多著名的刻书中心、刻书机构和刻书家。而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刻书机构和刻书家又多集编、刻、售三者为一体，形成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发行行业。
正如西谚所言：印刷术是文明之母。印刷术的发明和使用，不仅加快了书籍的制作速度，使得书籍复本的数量大为增加，而且对于中国文化的保存、积累、传播、交流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印刷术由阿拉伯传入西方后，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产生和发展，以至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活字印刷术传到朝鲜、日本，经中亚传到波斯、埃及，再传入欧洲。公元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登堡(1400-1468)受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启示，用铅、锡、锑的合金铸成活字；制成金属字模；首创字母活字排版，适应了拼音文字的需要；创制原始的印刷机；用油墨印刷，为现代的金属活字印刷奠定了基础。廉价纸张的出现和活字印刷术的应用改写了欧洲用羊皮抄写手稿的历史。15世纪末，活字印刷术已在欧洲大陆普及。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由于技术的改革，图书出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不仅纸张价格下降，质量提高，而且图书印刷与装订技术也大为改进。在将新式机器引入印刷术方面，伦敦《泰晤士报》堪称表率，1868年采用了轮转机印刷，1891年采用费里德里希·威克思发明的轮转铸字机，每小时可铸造6万个铅字。印刷技术的改进，使印刷品数量激增。同时印刷技术得到进一步改进。昂布鲁瓦兹(1730-1804)改革铅字印字术，发明72点制标准排字计量单位。其子迪多·菲尔曼(1764-1836)发明铅版，并大量出版外国书籍。[4]整个18世纪，俄国各种出版物逾15000种。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建立了印刷出版业，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图书主要依赖从英、法等国进口。内战后美国出现了一个经济、科技与教育发展的狂飙时期。1805年罗伯特·霍伊在纽约出售新式印刷设备，他创制的卷筒纸两面印刷机在1870年展出，每小时可印报纸18000张。1884年典特马·麦根塞勒发明铸造排字机，使排字速度比手工操作提高两倍。印刷技术的提高促进书籍出版数字的迅速增长。[5]
第三个阶段：近现代藏书文化的西学东渐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东学西渐的一章。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禁锢了中国图书文化的发展，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下，中国图书的生产技术与方法始终停留在传统的手工操作之上，印刷术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始终没有过渡到机器印刷。西方文艺复兴后，反而后来居上，开始了西学东渐的历史。1840年后，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打破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由中国传到世界各地的印刷术，又以西方近代机器印刷术的形式开始倒灌到中国，由沿海逐渐发展到内地。随着凸版印刷、平版印刷和凹版印刷技术的普遍使用，中国传统的手工印刷技术被机器印刷技术取代，新的双面印刷技术使得传统的单面印刷的书籍装帧形式发生了变革，出现了平装和精装等新的书籍装帧形式。机器印刷术的采用，使得传统的宫刻、坊刻和私刻三大刻书系统逐渐被淘汰，出现了官书局和私营出版机构等大量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版发行企业，如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五四”运动后又出现了共产党创办的出版发行机构和由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出版发行机构，如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新华书店、新知书店等。在图书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图书的类型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出现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新型出版物——报纸、杂志、教科书、新型工具书和连环画。[6]
图书生产的革命，使图书馆文化起了革命性的变化，社会各方面可以更容易地办起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图书馆得以渐渐普及于民众。
随着历史进入现代，图书类型有明显变化，在纸书之外，尚有录音录像带、胶片和光盘等载体的出现，开始了多种知识载体并存时期。如今网络也成了知识载体，与纸、电子文献和缩微型文献等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信息化社会图书馆的馆藏。中国图书馆藏书文化继续着追赶西方藏书文化的脚步。
从藏书内容来看，中国商周时期国家图书馆所藏文献内容多为史料性的卜辞、历书、盟约、文件等。所藏典籍涉及政治、军事、宗教和商业活动各方面，最基本的是当时王室的活动记录。东周时期，图书内容由单一的历史，扩大到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领域，包含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各个方面。对比西方，这一时期正值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古文明和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其国家图书馆藏书内容，具体为外交文件、宗教、历史、教育、哲学、地理、数学、医学、天文学、商业、档案及一些百科全书等。与中国同时期的国家图书馆比，西方国家所收文献在医学、地理及其它自然科学方面要比中国的丰富。
从秦汉开始到明清前期，中国处于整个封建社会形成、发展、鼎盛和开始衰落时期，各朝代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内容空前丰富，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特别是历史学、文学、经学等方面的藏书之丰在全世界无可匹敌。而整个欧洲的封建时代，基本上处于黑暗时代，修道院图书馆在这一时期处于统治地位。修道院图书馆的藏书内容，主要包括圣经经文、早期基督教神父的著作及相关注释、编年史、历史及哲学著作。此时主要的国家图书馆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图书馆的贡献主要是保存了濒于中断的西方古典文化。具体内容多为希腊时代的文学、艺术、天文、数学、哲学、法学和宗教等书籍。到了13世纪，大学建立以后，学院图书馆藏书内容一般以神学为主，后陆续增添哲学、数学、医学、天文学及法学书籍。[7]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在图书馆藏书内容上也得到体现。西方科技书籍涉及的学科领域和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自19世纪后期始，中国努力向西方学习科技知识，自然科学方面的藏书日益得到补充。随着世界范围内科技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收藏范围的日趋拓宽成为中西藏书建设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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