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时钧[1]2013年在《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及其企业管理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国际化浪潮汹涌的今天,市场瞬息万变、竞争异常激烈,环境的变化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企业面临系列的挑战与契机。我国企业在经过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改制以来,在追求企业经济高效、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中,制约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始终是管理问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蕴涵着非常丰富的管理智慧,这些管理思想在哲学层面对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有着启示作用,在操作层面对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指导价值。因此,面对当代中国乃至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境况,从全球化时代新的竞争环境与管理趋势出发,紧扣中国社会文化特点,全面深入发掘儒家管理哲学思想,并与西方管理科学的相互融合,相互打通、博采众长,创造新的企业管理模式,赋予儒家管理思想以现代意义,成为学界及企业界当前的迫切任务。本文围绕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问题展开研究。首先,对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引出本文研究主题,对国内外对于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明确研究的现状,确定本文的研究思路。其次,从多角度对先秦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和荀子等经权思想原典进行系统梳理,分析各自的经权管理思想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并对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发展过程做了归纳和提炼。再次,对先秦儒家经权思想的管理体系进行了现代构建,解析其经与权的管理内涵,搭建出由经权管理哲学系统观、经权管理方法论和经权管理行为观构成的整个儒家经权管理体系,为我们正确而全面认识和应用先秦儒家经权管理思想提供了一个思维范式。最后,重点对先秦经权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做了系统的建构。从西方权变管理的缺陷出发,分析儒家经权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用的可行性；提出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经权哲学思想和构建出企业经权管理体系框架,解析现代企业经权管理理念、经营理念、目标理念和企业经权管理境界模式,为企业管理行为提供了一个实现成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思路；提出现代企业管理要遵循损益规范、转换角色、取大舍小等行为观；采取“以变求适,与时俱进”、“伺机而动,正当其可”、“阴阳谓道,以中和合”、“分清主次,突出重点”和“唯用为本,务求实效”的经权策略；并从管理者修已安人、企业关系管理和权变管理方面对现代企业经权管理实践做了深入系统分析。
姜廉毅[2]2007年在《儒家“仁、和、义、信”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历史以结构稳定、脉络清晰而着称于世，这其中有多种主客观原因，但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历经两千多年漫长历史岁月，已逐渐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管理思想形态，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源泉，在国民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乃至社会心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塑造国民特质的主导力量。在未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涵仍然将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一种智者的启迪。正如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宣言中指出的，如果人类想在21世纪生活下去，那就必须退回去，回到公元前6世纪，以便从生活在2500年前的孔子的智慧中受益。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管理观念，中国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管理的价值，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儒学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近代及现代企业文化构建，并对日本、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及全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儒家思想和伦理与当代企业管理实践”已成为海内外中国儒家文化研究的热门课题。无论是人们称为“后期儒家文化”的东亚工业地区，还是将日本新儒家管理思想输入本国管理实践的欧美诸国，儒家思想在这些地区企业经营中的成功范例已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管理学的角度研究儒家思想，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活动，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人们试图剖析和指示中国儒家思想的实践意义，并从其应用的成功范例中寻找有益的启示。本文正是着眼于中国儒家思想的恢弘体系，运用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综合分析法、文献研究等方法，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视角，对传统儒家管理思想进行解读，发掘我国儒家思想中所包含的管理思想；从儒家中“仁”、“和”、“义”、“信”四个方面分析了儒家思想和企业管理的内涵和特征，总结了中国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一些成功的范例分析探讨了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义取利，以信立业这些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探讨了这些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澄清当前一些人对于儒家思想的一些浅薄甚至是错误的思想观念，从中提取时代的精粹，摒弃过时的、消极的经济伦理观念；着重于构建并阐述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的有关问题，这对我国企业从管理思想的角度去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更好地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探析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具有非常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李文君[3]2017年在《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及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启示研究》文中指出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特别是其中的先秦儒家思想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管理思想。自孔子开创“儒学”开始,经孟子和荀子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管理思想,通过已有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领导管理思想,目前学界对于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的研究尚显不足。对于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既是对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丰富和补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将对现代企业领导管理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的历史背景,对孔子、孟子、荀子叁人的经典管理思想进行了原典梳理,对叁位集大成者的领导管理思想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孔子主张“仁爱”思想,在领导管理中实行“仁德”。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民为贵”的领导管理思想,认为领导者应当以人民利益为重。荀子其领导管理思想主张领导者要“善群”,知人善任并对人才的选拔与任用提出了要求。以领导管理本体观、领导管理人性观、领导管理行为观、领导管理目标观为理论基础。坚持以和为贵的原则、通权达变的理论方法、仁政德治的管理策略为方法论,并确定社会组织结构、制定为政的方针和政策、选拔和任用人才为职能观,分析领导的道德素质与领导才能为其素质观,从四个方面构建了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的体系。并从“选贤任能”的现代企业领导人才观、“义利之辩”的现代企业领导价值观、“天人合一”现代企业领导生态观等六个方面论证了先秦儒家领导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启示的作用。
杨坤[4]2014年在《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本思想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决定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和有利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如何更好地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运用好人本思想就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在此研究目的的引导之下,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和理论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全面解剖与分析,总结出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四大内容:以德性立身(叁达德)为总原则,以“和而不同”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以“中庸为美”为做事的原则,以“克己复礼”为修身养性的原则,从而构成了完整的以“人”为重点的德治管理体系。同时,对比分析了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进而得出企业人本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即“人”是企业人本管理的核心,激励是企业人本管理的主导方式,组织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管理的目标,人本管理思想体现出鲜明的职能要求,即分工、授权、激励、服务。在此基础上,本文全面分析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异同,两者的共同点决定了后者对前者进行借鉴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同时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决定了在借鉴过程中要有所选择,而不能不加选择的全盘照抄。另外,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对首钢矿业公司嵌入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人本管理这一案例进行分析,从现实角度说明并验证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实际借鉴意义。最后,通过理论和案例的总结分析,本文提出,在借鉴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完善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发展的过程中,要从制度、理念、主体、实施等综合角度进行完善,具体而言,即借鉴儒家“以人为本”从而确立员工在企业中的主体地位,借鉴儒家“中庸为美”从而做到制度制定与实施的完美和谐,借鉴儒家“和而不同”从而畅通员工的参与和意见反馈渠道,借鉴儒家“义利兼顾”从而建立义利相统一的企业经营理念,借鉴儒家“修己安人”从而注重管理者与员工素质的共同提高,最终保证企业的恒久竞争力和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
蒋建国[5]2001年在《先秦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文中指出作者通过深入阅读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将先秦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重点提炼“仁”、“德”、“义利”、“中庸”、“和”几个核心理念，并进行多视角的阐释和审思。强调这些文化模式的经济伦理和管理意义；论证现代企业可以结合先秦儒家思想进行经营理念、战略思维、形象设计、团队建设、文化策划等多维度的运用；预示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家柔性管理思想在企业管理革命中将会发挥重大作用和得到更为宽泛的认同。
朱绪健[6]2012年在《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儒家管理思想构建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主体框架,而先秦儒家管理思想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源头活水。在现代化过程中,东亚经济的腾飞,尤其是叁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让世界管理学界的目光重新聚集到了中国管理思想上来。此时重新关注和研究先秦儒家管理思想,对于深入了解、总结和传承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地理环境,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催生了儒家思想,可以说从产生之日起,儒家思想就和管理有着天然的联系。先秦儒家管理思想建立在“人性论”的基础之上,强调在天人关系的和谐和内向的管理方式,并通过以内省、忠恕、中庸、行“仁政”以及“隆礼尚法”为组成部分的“仁学”的管理体系来治理国家,实行管理,以求达到“修己安人”的目的。另外,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对后世中国人的管理也有着重要影响。先秦儒家管理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体现在叁个方面。首先,对于中国而言,其浓郁的宗法特色,塑造了中国人的“关系社会”,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在管理活动中强调内省,对领导者个人的道德品质有着特殊的要求。在行为方式上则强调中庸和谐,并发展出法律之外完整的处理纠纷的协商调解机制。其次,儒家管理思想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再次,在普世意义上,先秦儒家的“天人一体”,推己及人对于各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都有着重要意义。另外,先秦儒家管理思想能够带来诸多启示,如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德行,家族式的企业模式,“以和为贵”的处事方式,强烈的危机意识及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等。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先秦儒家管理思想也有着局限性,如宗法主义对于法律和社会公平的破坏,内向型对于道德约束的不足,以及维护既得利益的弊病,制约着中国实现管理现代化的步伐。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应当表现在文化这种软实力上,所以先秦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推广,对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争取,进而对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包括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阐明了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现状,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特殊地位,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第二章：儒家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包括先秦儒家管理思想产生的背景,儒学的起源及其和管理的天然联系,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以及对于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看法。第叁章：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主要从“人性论”,天人关系,“仁”学体系和义利观四个方面梳理了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理论脉络。第四章：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影响。主要论述了其国内和国外影响及普世意义。第五章：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启示。第六章：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局限性。主要从宗法主义,内向型和道德困境,维护既得利益叁个方面指出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不足。第七章：大国崛起：中国管理思想的国际话语权。论述了研究和传播先秦儒家管理思想对于我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意义。
邹建国[7]2016年在《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叁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建设发生剧变。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基础设施大幅地完善,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道德出现堕落、利己主义盛行、享乐主义至上、贫富分化等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这些问题,人们进行反思,必须进行反向运动。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人民群众,很多有识之士再次提倡以儒家为主的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经过将近一二十年的推广和传播,确实也很受人民群众欢迎。中共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具体任务。根据文化模因理论,文化的潜在功能具有社会价值建构功能、社会冲突整合功能与社会发展导向功能。通过发挥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目的是为了通过文化的作用,促进社会价值形成共识、文明成为主流、利益得到调和、冲突实现消弭、矛盾取得化解,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和进步。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仁政教化理念以及家族自治模式都蕴含了朴素的治理文化,这些治理文化是可以与当今的治理理念相融通的。我们可以利用和借助文化的潜在功能,协助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儒家社会治理思想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的主体框架,而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是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源头活水。先秦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观念、仁者爱人的仁政主张、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对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新加坡等东南亚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仍然借鉴和吸收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这更增强我们学习借鉴先秦儒家思想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心和勇气。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依然大放光彩,显示了它超越历史的迷人魅力。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今时代已经不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先秦儒家管理思想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推恩思想可能导致的特权,高尚人格追求和现实行持之间形成的知与行相脱节的道德困境,以及它对既得利益者的偏袒和维护等等。社会在变化,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古人的经验,而应该审查时代的新特点,以适应新时代特点的方式巧妙地吸收其有益成分。本文的行文逻辑是:首先通过简述社会治理理论和文化特有的社会治理功能,从而引出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借鉴、吸收社会治理智慧的可能性。随之梳理了以孔孟荀为代表人物的先秦儒家治理思想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并以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为例,分析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借鉴价值。先秦儒家治国理政思想与新加坡现代国家建设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折射出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普世性,同时也证明了先秦儒家社会治理思想与现代国家管理结合的可能性。最后客观分析了先秦儒家治理思想可能存在的历史局限性。简单的复制是不行的,强制灌输更加不行,应与时俱进,以恰当的方式吸收其中的精华为当今社会建设服务。
郭敏[8]2009年在《先秦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文中研究指明儒家思想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先秦思想还在冉冉生辉,以它独有的方式彰显出传统文化魅力。本文从先秦儒家思想内核角度浅析先秦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张金山[9]2012年在《先秦儒家和谐管理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中国在物质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却呈现出个人失去信仰,找不到精神归依,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失衡,导致整个社会的秩序失范的不和谐状态。具体表现在环境污染严重,造假诈骗盛行,财富两极分化,公权滥用祸民,个人焦虑紧张等,整个社会处于恐怖的不安全氛围之中。中国目前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与本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对接好,完全照搬西方文化,割裂历史和文化传承,致使中国文化偏离了原来所依赖的路径。西方工业文明已被证明具有贪婪的掠夺性、唯物的弱情性、野蛮的竞争性及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等弊病。体现在西方管理思想上就是崇尚消费,提倡竞争,效率设定,严格考核,制度约束及生产流水线作业等,处处体现出重科学而轻人文的特征。西方工业文明给人类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日益显现,致使人类开始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伴生物,西方管理思想也遭受到空前的道德谴责。中国当前的管理理论几乎都是对西方管理思想的照搬,偏重强调管理的科学性而忽视人文性,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处处显现出资本主义初期的血腥性和非人性。着名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提出“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该理论对我们的启示是,对社会已经习惯的风俗、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文化不要轻易割断,否则,整个社会就会陷入迷茫。儒家文化是“和”文化,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就是“和”。儒家认为管理就是“修己安人”。可以看出,儒家的管理思想的起点是人,即“修己”；终点还是人,即“安人”,即“利他”,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满意,从而使社会达到和谐状态,具有强烈的人文关爱情怀。作为支配中国2000多年社会秩序的文化传统,儒家思想是中国现实所无法割断的文化路径,所以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对接历史路径,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化基因,即儒家文化“人文性”之魂,用中国儒家文化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本文选题的意义所在。本文研究儒家和谐管理思想先从儒家的经典文献《易经》为切入点。《易经》揭示了两个宇宙定律,一个是宇宙和谐定律,一个是阴阳平衡定律。这两个定律一个是宇宙观或世界观,另一个是方法论。《易经》认为宇宙本真状态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万物和谐是宇宙的规律之一。从宇宙整体上看,宇宙的和谐状态表现为万物有序性、相互依赖性、平等性、循环往复性、中庸性、系统整体性；从宇宙万物之间关系上看,宇宙的和谐状态表现在宇宙万物各居其位、各尽其能和各得其所。宇宙的和谐状态是怎样形成的呢?《易经》认为背后的推手是阴阳平衡。在《易经》看来,世间万物是有阴阳二气构成的,阴阳二气通过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在运动中变化,在变化中发展,在无穷的反复运动中,维持着整个宇宙的和谐与统一。世间的一切变化都是阴阳的变化,阴阳变化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万物和谐的状态。这种天道或自然规律,是统御宇宙万物的最高法则。《易经》对儒家管理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儒家的管理思想都毫无例外地蕴含着“天道和谐”的世界观和“阴阳平衡”的方法论。“阴阳”到儒家思想里成了关系,儒家的叁个代表性人物在论述其和谐管理思想时,都抓住社会的基本关系范畴,论述怎样使各种关系平衡,从而使社会达到和谐。儒家追求和谐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一是农业文明决定了当时社会文化都蕴含着追求和谐的思维倾向,包括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和人自身关系的和谐叁个层面,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社会文化背景。二是虽然先秦诸子百家不断争鸣,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渴望社会和谐,天下大治。不仅如此,在春秋战国以还,就有许多有关和谐的思想论述,形成一个深厚的社会舆论氛围和共同的价值趋向。这都是儒家和谐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叁是当时的战乱的社会,不能不引起儒家的思考：这个社会怎么了?怎样使这个社会走向良性轨道。儒家在《礼运》篇中对和谐社会有这样的概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可以说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总纲,围绕这个总纲,儒家的叁个代表性人物都提出了自己的具体主张。在具体论述中,都是以社会基本关系范畴为核心,通过各关系范畴的相互作用,使其各居其位,各尽其能和各得其所,最终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有序。儒家看来,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自我关系、家庭关系(父子、夫妇)、君、臣、民关系和国际关系,搞好这些基本关系的平衡,天下就大治,社会就和谐。所以,儒家的和谐管理内容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个层面。修身就是自我关系的平衡理,齐家是家庭关系平衡,治国是君、臣、民关系的平衡,平天下则是国际关系的平衡。其中,自我关系的平衡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君、臣、君民关系的平衡是社会和谐保证,家庭关系的平衡是社会和谐根本,国际关系的平衡是社会和谐外部条件。儒家认为自我关系的平衡就是在一个人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或个人内心欲望的满足与外部约束条件(社会道德规范)之间确立一个平衡点。这个过程就是儒家的“修身”,而修身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修身就是平衡物我的关系,或者说是平衡人的需求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选择君子人格还是选择小人人格,也就是在义与利之间进行平衡。君子是儒家的一种理想人格典范,也是儒家的所推崇的政治理想人格。君子在自我人格塑造方面,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的修养。儒家认为修身需要四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体现出儒家主张个人修养的递进式层次,最终使内心达到最高道德境界。然而,儒家的修身并不是人生的终点,最终要外化为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目标。家庭及家族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血缘关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是社会形态的最初状态,也是社会最基础的单位和组织形态。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家庭是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细胞,家庭的和谐则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家庭关系平衡包括叁个方面的关系平衡,即夫妻关系的平衡,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平衡,兄弟姐妹关系的平衡。在夫妻关系中,儒家在恋爱观上主张要相互愉悦、恋爱自由和感情专一：在婚姻观上提倡一夫一妻制,结婚仪式要遵循一定的礼仪；在夫妻观上倡导夫妻在日常生活中要互敬互爱,白头偕老,常聚少离。在父母与子女关系中,儒家主张父母对子女要慈,不仅要在物质上保证满足子女的生理发育的合理需求,还要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包括智力丌发和道德培养：子女对父母要孝,包括要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满足父母的需求,对父母既要“养其体”,也要“养其志”。在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上儒家主张“悌”和“爱”。“悌”是一种平辈幼者对长者的尊重,而“爱”则是平辈长者对幼者的一种关爱,悌和爱是兄弟关系和谐的基石。从国家内部层面上看,社会的基本关系成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包括臣民关系)两个主导层次。君臣关系是统治者集团内部的一种关系,也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关系,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只有君臣关系处理得宜,国家就会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臣下就要对君王忠诚,包括恪尽职守,无私奉献；遵守礼节,尊重君上；善于学习,量能就职；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君王对臣下要以礼相待,包括敬重臣下,选拔贤才,量材适用,惠臣以酬和透明施政。君民关系(官民关系)是指统治者集团和广大民众的关系。在君(官)民关系的平衡上,儒家认为关系是否和谐的主动权在以君王为代表的统治者集团,主张君王对民众实行“仁政”,即树立民本意识,德礼治国,爱民利民,使百姓生活富足,对民众进行礼义教化。在儒家的和谐管理思想路线图中,最后一个内容是平天下。平天下也就是处理好国际关系,使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没有战争,没有掠夺,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儒家的国际关系的平衡思想有以下叁个方面,即国家统一观,国际交往观和国际战争观。在国家统一观上,儒家主张国家消亡,实现天下大同；在国家交往观中,儒家主张讲信修睦,与邻为善的和平外交原则；在对待战争方面,儒家都反对不义之战。在本文的结论部分,分析了当今中国对社会和谐的迫切需求及儒家和谐管理思想对中国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即培养人文情怀,找回精神家园；重构家庭伦理道德,促进家庭和谐和幸福；优化企业管理,承担社会责任；改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稳定；和睦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本文主要运用的分析法是关系平衡分析法,又称为系统分析法,这是本文的创新或亮点。学者在研究儒家管理思想时,惯常采用的方法是西方管理学教科书中的职能分析法,即从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四个职能方面来提炼和梳理,再以人性论、决策、领导力、人力资源、激励等具体范畴为奇点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归纳。这其实是儒家管理思想西方概念化,或把儒家管理思想用西方概念进行归拢。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相关的要素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各要素都是围绕着实现系统的总体目标而发挥作用,通过彼此良性互动使系统整体最优化。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法,从平衡关系的角度对儒家管理思想进行梳理,因为这更贴近儒家管理思想的本质。管理本质就是平衡好各种管理对象之间的关系,最终使整个团队和谐。本文以《易经》的“阴阳平衡观”和“和谐观”为切入点,顺着儒家修身(自我管理)、齐家(家庭管理)、治国(国家管理)、平天下(国际治理)的思路,梳理儒家在各个管理环节中需要平衡的关系和怎样平衡这些关系,这就是儒家的和谐管理思想。此外,本文还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跨学科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平衡是本文一重要的概念,是指通过相互作用使各关系体之间的交集最优化,都能相对满意和接受的状态。平衡在儒家范畴中又叫中庸,在西方经济学范畴中叫均衡。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从关系平衡的视角来研究儒家管理思想可能导致文章的理论性不足,论述的逻辑性稍逊。
肖唐辉[10]2017年在《管理文化视角下的先秦儒家自我管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互联网,推动管理环境向着复杂和多变的方向发展。对于企业来说,现有的管理理论过于强调外部控制,使其在实践应用当中受到限制,企业迫切需要一种有效激发成员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低成本且高效率的管理方式;对于企业成员来说,环境变化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及可能,成员需要考虑的问题诸包括:如何为自己确定合适的目标,如何控制自己的行为以保证目标实现,如何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进行自我调控。无论企业还是成员,自我管理能成为两者共同的选择。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中,自我管理扮演着极为特殊的角色。鉴于中国学说有诸子百家之多,思想之间存在着些许差异,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先秦儒家学派的自我管理思想,主要以孔孟荀叁人思想及儒家四书的内容为研究依据。首先,对现代自我管理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目前相关研究大多是基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管理思想的研究较为缺乏。其次,对先秦儒家自我管理思想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并结合四书及相关解读文献进行研读,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先秦儒家自我管理的思想精髓。在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之上,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法、管理特质分析法对先秦儒家自我管理思想进行全面分析,分为先秦儒家自我管理的思想基础、管理目标、基本模式叁个部分。管理特质分析法主要运用于管理目标和基本模式两个部分,整个思想体系可分为叁个一级特质群:思想基础——人性可塑,管理目标及基本模式。随后,以“基本层次―基本内涵”、“基本内容―基本方法―基本原则”为逻辑将管理目标、基本模式分别细分为更小的特质单元。以特质单元为基础加强对各特质群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大致构建各一级特质群的基本结构。文章之后有两个拓展部分,分别是管理文化视角下的自我管理、先秦儒家自我管理的现代价值。第一部分是以管理文化视角看待现代自我管理与先秦自我管理,并基于前文梳理进行相应的比较。第二部分主要是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分别从个人、人际、组织及社会四个层面提出其现代价值。因此,本文整体布局分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1-2章)包括绪论与文献综述部分;第二部分(3-5章)为先秦儒家自我管理思想特质分析部分;第叁部分(6-7章)为文章的拓展与启示部分;第四部分(8章)为文章结论及展望等结束语部分。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首先,研究视角创新表现为从管理文化视角探究自我管理思想,比较了现代自我管理与先秦儒家自我管理,以期为跨文化研究提供参考。其次,研究方法创新表现在管理特质分析法的运用上。在系统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的配合下,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先秦儒家自我管理的思想特质,并提出其在现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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