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史写作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文学史论文,新时期论文,负面影响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5-0081-05
新时期中国文坛终于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政治为主旋律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二重唱，出现了各种方法、主义和思想的众声喧哗，形成了花样繁多、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思潮和流派。大体说来，可归纳为三种大的文学思潮：第一种是在解放思想的背景下，蕴涵着政治反拨、人的觉醒和文学独立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在这种文学思潮的推动与影响下，涌现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诸种文学现象及人性、人道主义、文学主体性、纯文学等文学理论诉求。第二种是在现代化和现代性诉求下的现代主义或全球化文学思潮。在此思潮影响下出现了精神分析小说、意识流小说、黑色幽默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先锋探索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朦胧诗”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样式及文学流派。与之相应的精神分析学、象征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也纷至沓来。第三种是1990年代后适应经济转型而出现的市场化、商业化的世俗文学思潮。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市民小说、新都市小说、新体验小说、身体写作等诸多文学新潮以及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理论，均在世俗文学大潮的裹挟下应运而生。文学思潮的活跃不仅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学观念、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变革，进而也影响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的书写和建构。大体说来，新时期文学思潮与文学史建构呈现同步互动的趋势，即文学思潮促动了文学史的重构，而文学史的书写，又使这些文学新潮更加清晰、完善并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下面以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市场化、商业化的世俗文学思潮为例来具体分析其对新时期文学史书写与重构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编撰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以《新民主主义论》的框架建构起来的政治化的文学史，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政治化更是走到了极端。这种文学史不但构架是政治化的，述史原则和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标准也是政治化的，可谓是一种抹杀人性和去文学化的产物。真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扭曲和遮蔽。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潮下开始反思、追寻文学的本质和属性，确立人的尊严和价值。在一系列的反思和追问后人们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启蒙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多年来文学一直凸显政治工具性而迷失了本性。于是，在提出“重回五四”的“人的文学”的吁求下，理论界开始为人性、人道主义辩护，提倡文学的主体性甚至为了反拨以往要求文学从属于政治的观念，凸显文学的本质和特性而提出“纯文学”的口号。在这种新启蒙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创作开始摒弃以往单纯的平面化的颂歌模式，出现了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揭露“文化大革命”创痛的“伤痕小说”；以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等为代表的从政治和社会层面深入揭示及思考“文化大革命”的荒谬本质及其发生的历史原因的“反思文学”；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贾平凹的《鸡洼窝人家》等为代表的反映新旧体制转变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以及带来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变化的“改革文学”；以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为代表的力图“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1]的“寻根小说”。新启蒙思潮不仅激活和催发了思想理论及创作的活跃与繁荣，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标志性的理论突破有两个：其一是1985年5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钱理群、黄子平和陈平原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2]；其二是1988年《上海文论》第4期开辟了由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前者以“民族——世界”为横坐标、“个人——时代”为纵坐标的宽阔眼界，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打破长期形成的以政治为核心的一元思维模式，从而动摇以往的文学史政治构架具有相当大的启示和促进作用；后者则重在打破以往文学史的政治和阶级标准，重新确立启蒙标准和文学的审美标准，并以此来重估和解读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把文学史的重构落实到具有操作价值和实践意义上来。这两次有关文学史撰述的理论突破，对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新建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出现的多种版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证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架构上产生的影响。而“重写文学史”讨论中所确立的启蒙标准和审美标准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史家的述史立场及价值评价，从而导致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内涵的转变。诸如，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不再以文学上的阶级斗争或左翼文学为主，而是把重点放在新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上来；现当代作家与作品的选择不再以阶级标准或政治标准划线，许多被过去的文学史批判、回避或淡化的重要文学流派和作家被挖掘出来给予介绍及评价。流派如象征诗派、新月派、雨丝派、现代派、七月派、九叶诗派、白洋淀诗群等；作家如沈从文、徐志摩、钱钟书、张爱玲、周作人、冯至、路翎、徐
、无名氏、食指、芒克等。这种述史立场和内容的转换，开始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内涵和格局。
鸦片战争之后，富国强兵、振兴中华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几代先进知识分子不息的追求和梦想，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些着眼于政治制度或思想文化的变革或革命，还是“以夷制夷”、洋务运动、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这些着眼于器物或经济层面的口号或政策，无不或明或暗地隐含着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诉求。早在1930年代，胡适在《信心与反省》中反省中国文化时指出：“一个民族也和一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3](P336)他在批评萨孟武、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时说：“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3](P398)胡适当时提出的“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的“充分世界化”的主张，已经明确包含了“全球化”的含义。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初，当我们以开放和进取的姿态主动打开已经封闭多年的国门面对世界的时候，最直接感受到的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这激励着我们大力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变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于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并逐步建立起保证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的一系列现代民主法制秩序。与此相应，在思想文化上，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西方文化热”，而文学创作与研究在此扮演了最活跃的角色。早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带有西方现代派诗歌色彩的“朦胧诗”和受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影响的“意识流小说”曾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及讨论。到了1980年代中期，在“方法热”和“观念热”的推动下，流行于西方的各种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似乎一夜之间在国内遍地开花。形式主义批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接受美学、文学解释学、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现象学、原型批评等西方近现代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都成了当时时髦的理论话题，甚至伴随现代科技出现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也被拿来作为研究文学或解决学术问题的灵丹妙药。与此相应，文学创作上也掀起了现代主义小说和先锋探索小说的热潮。如果说新时期之初宗璞的《我是谁》和王蒙的《春之声》这些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还局限于对西方现代派叙事技巧的模仿的话，那么，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苍老的浮云》为代表的一批从叙事方式到文学思想都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特点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现代派文学样式在中国正式形成。与此同时，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和《冈底斯的诱惑》、格非的《迷舟》、余华的《现实一种》为代表的先锋探索小说也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打破自我封闭后的主动“走向世界”和自我“拿来”，说到底是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吁求使然。这股大胆“拿来”，走向世界的现代主义或全球化文学思潮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其所具有的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眼界与胸怀，给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参照系、新的视野和视角，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资源，当然也相应地影响到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最突出的表现在于，与以往的文学史相比，新时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西方现代派及其影响下的文学流派和作家作品，不再采取彻底否定或回避的态度，而是客观地介绍和分析其思想艺术特点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及文学史意义。这样，一批在以往的文学史中被埋没及被当作“逆流”批判的流派和作家或被“挖掘”出来，或给予“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如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派，冯至、陈炜谟等人的浅草、沉钟派，戴望舒等人的现代诗派，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的新感觉派，穆旦、郑敏等人的九叶诗派及无名氏、徐等纷纷走进文学史并得到较高的评价，成为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看点、热点和亮点。此外，港台文学、海外华人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也开始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写进文学史。这显然是由于新的文学思潮引起了文学观念、述史立场和价值标准的改变进而促进了文学史内涵及建构的改变。
回顾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大体说来，宋、元之前基本上是诗、文等贵族化的雅文学，而到宋、元之后，则出现了世俗化的曲和小说等所谓俗文学，形成了“雅”“俗”两条文学线索平行发展的局面。清末民初，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以“开通民智”为目的，掀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界革命”，形成了使文学趋于平民化和政治化的文学变革主张。此后，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股创办白话报的热潮。如1897年创刊的《平湖白话报》，1898年创刊的《无锡白话报》，1901年创刊的《杭州白话报》，1903年创刊的《中国白话报》，1904年创刊的《京话日报》等。小说期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著名的晚清四大小说杂志，即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吴趼人主编的《月月小说》，徐念慈、黄人主编的《小说林》。出现了世俗文学特别是世俗小说的勃兴和繁荣。在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之后，十年间出版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以上”[4](P1)。本来，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总体要求是打破古典文学的贵族化倾向，建设平民文学，但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站在精英文学的立场把世俗文学都当成“鸳鸯蝴蝶派”进行批判和清算，于是，世俗文学在新文学中成了不入流的旁门左道。为总结1917-1949年文学发展成就而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几乎未收录通俗文学作品。1949年之后的共和国文学基本上是左翼主流文学的一统天下，世俗文学几乎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港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汹涌而入并迅猛流行，但也基本处于坊间流传的状态而不能挤进庄严的文学殿堂。其实，“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的三足鼎立是社会常态的文化现象，三种文化的相互碰撞或批评，相互渗透或补充，才能促进社会和文化的正常发展，任何一方的畸形发展或占据独尊的地位都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凭借国家权力来提倡和运作并以维护现行政权和社会政治稳定为最终目标的主流文化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唯一的文化形态，就会产生文化专制主义而酿出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苦果；负有社会批判使命的精英文化以超前的精神永远不懈地探索着人类更合理、更理想的生存方式，但也往往带上脱离社会现实的空幻色彩；世俗文化虽然有商品消费、实用主义等带来的种种弊端，但它也帮助人们直面现实，揭破理想主义的虚幻梦想，为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地冲破传统或主流设置的思想禁区。所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在相互制衡、相互渗透和补充的情况下协调发展才是社会正常的文化形态”[5]。因此，必须承认世俗文学存在的合理性。19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使市场逻辑的魔手开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挥其神奇的作用，把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都变成了商品。既是商品，自然就要媚悦大众、制造卖点。因为文化商把其作为赚钱的工具，而消费者也自然把其作为花钱买来可供排遣、释放现实生活压抑和苦闷的一件商品。于是，在实用主义和现实欲望的驱使下，具有商品的消费性和媚俗性、实用主义的即时性与快感性及娱乐性的世俗文化蓬勃发展起来。与此相应，在世俗文化裹挟下的世俗文学由潜滋暗长而遍地开花，似乎一夜之间蜂拥而出，与主流文学和精英文学分庭抗礼。诸如《过把瘾就死》、《有了快感你就喊》、《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我爱美元》等作品的标题就是这种世俗文学冲破禁区、揭露虚伪、表达自我欲望的最直白的宣言。在市场经济的社会语境下，文化传媒也相应地呈现出了大众化的趋向。文学期刊的市场策划炒作出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新潮，新写实小说、新状态小说、新市民小说、新都市小说、新体验小说搞得人们眼花缭乱。这种由经济转型而带来的市场化的世俗文学思潮自然也影响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较早关注、正视并着手研究通俗文学的是范伯群、严家炎、汤哲声、孔庆东等学者，相继出版或发表了一批研究通俗文学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严家炎的《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范伯群、汤哲声、孔庆东等合著的《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诸多为通俗文学正名并论证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专门的通俗文学史和通俗文学史教材的出版，更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与建构。其突出的表现是，世俗文学在此后编写的文学史中取得了合法地位，一些文学史加进了论述通俗文学的章节，张恨水、金庸、琼瑶、王朔等通俗或世俗文学作家被写进了文学史。甚至有人在“文学大师排座次”中用金庸来置换了茅盾。
以上我们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思潮对文学史书写与建构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及分析。大体说来，在文学思潮的冲击和启发下，文学史的编撰从左的、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的属性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和世界的眼光来架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框架，以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标准来选择及评判作家作品，使得文学史的描绘更加全面、客观和真实。这就是文学思潮对文学史书写与建构的正面影响，是“得”的方面，也是代表了主流和发展趋势的主要方面，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当然，在文学思潮影响下的文学史书写与建构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下面做一简要分析：
首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对打破政治化文学史框架的束缚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史”的构架却并非完美和富于科学性。文学史的划分时期不能像比着尺子画表格一样精细分明。“这种以整体的时间切割来断代分期的方式其实并不能凸显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文学史是要描述出这一时期或一阶段的文学总体概貌、发展走向及它与其他时期或阶段的文学的不同特色，而不是不考虑文学发展特点的时间切割，也不是如勃兰兑斯似的只论述一个世纪的某种文学思潮或流派。文学史不像一块豆腐，可以由着我们整整齐齐地切割成大小均等的方块。文学的发展更像绵延流动不息的长江大河，我们对这条大河的把握，考察它某一段的地形地貌、水流情况等，比量出它的长度进行等距离地分割更有意义。所以，按照……16世纪、17世纪、18世纪这样的分期法来写文学史，显示不出文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因为文学的发展变化不一定都要等到世纪之交的交界点上。”[6]钱钟书认为：“夫断代分期，皆为著书之便；而星霜改换，乃天时运行之故，不关人事，无裨文风，与其分为上古、中古或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何如汉魏唐宋，断从朝代乎？”[7]还有，在去政治化反拨或新启蒙思潮下的所谓“纯文学”或“文学本体论”的影响下，有的文学史有意淡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淡化或遮蔽一些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重要的作家作品而去挖掘所谓“纯文学”作品。其实，去政治化也是一种政治化，反对文艺的政治工具论没有错，但极力鼓吹文艺本体论和纯文学却使文学处于失重的“不可承受之轻”的尴尬境地。文学不再是时代的宠儿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背叛了文学，冷落了作家。其实，文学的被边缘化正是文学的去政治化、放弃社会责任和承担意识所付出的代价。文学不能依附于政治，但也绝不能与政治绝缘，而是要与政治建立一种即相对独立又互补互动的良好关系，绝不应离开社会现实躲到空中楼阁去自叹自赏。
其次，受世俗化文学思潮的影响，有的文学史写作出现了对世俗化文学过分强调和过度阐释的倾向。如在晚清小说和翻译文学中挖掘现代性因素而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压抑了这种世俗文学的现代性，甚至为了强调金庸而否定茅盾。受现代主义或全球化文学思潮的影响，有的文学史生硬地把少数民族文学与港台文学拼接在文学史中搞成“碎片”拼图式的“大文学史”。其实，我们的文学史写作应着眼于整个新文学发展的源与流，应当承认“多元”的“众声喧哗”，但也不能“无主题变奏”。“这个“多元”应当是在形式上的无限“多元”和内容上的“有限”“多元”，所谓形式上的无限“多元”，就是要打破以往只认定现实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所谓“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而承认我们的新文学史中既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又有超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管什么主义，只要它提供了一种值得人们欣赏的文学范式，我们都可以把它写进文学史进行介绍和评判；所谓内容上的“有限”“多元”，就是打破以往单纯地以政治标准与阶级立场为标尺来选择和衡量作家作品，而尊重文学这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特点来选择和评价作家作品。这样，我们的眼界才会放宽，才不至于把眼睛只盯在那些有明显的阶级色彩和政治倾向的作家作品上，而同样关注那些表现爱情、亲情、友情及人类之爱、自然风光、生命体验、命运抗争等以人性和美为描写对象的作家作品。但在关注文学范式的多样性和文学内容的宽泛性的同时，更要关注反映新文学的现代性，即理性与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拒斥那些宣扬封建迷信、强权暴力及没落情调的作家作品。这就是我们应秉持的既要关注五四新文学发展源流中的主流，又要关注文学自身特点的多元的宽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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