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能否引致出口:“一带一路”的经验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验论文,数据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引进来”的发展战略,通过进口贸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等,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开辟了新路径;2000年提出的“走出去”发展战略则是对外开放内涵升级的重要体现,成为我国新时期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新的原动力;“一带一路”作为“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当代化和具体化,自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普遍认可,为我国出口贸易的跨越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来源于古代的“丝绸之路”,于2013年10月由我国正式提出,具体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旨在加强亚欧非国家的人文交流,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和区域经济增长。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包括65个,涉及世界63%的人口及29%的经济总量。自古以来我国就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保持友好的文化往来和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现在“一带一路”更是我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的商品输出已发展到较高阶段,2014年出口贸易额达14.39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的地位,文化输出开始提上日程并得到快速发展,孔子学院①作为我国文化输出的集中表现,自2004年始建以来发展速度很快,现已广泛分布于世界五大洲126个国家(地区),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时期文化沟通与交流的重点对象,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174所孔子学院(见图1),为我国和亚欧非国家之间民族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做出重大贡献。“一带一路”是我国商品输出和文化输出的重要区域,也是我国非常有潜力的贸易合作伙伴。文化输出和商品输出同时作为“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孔子学院的发展是否扩大了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这是新时期所需回答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历程,研究商品输出和文化输出之间的关系,使用“一带一路”的经验数据对中国文化输出的出口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加速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 二、文献综述 出口贸易是诸多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政治、地理距离等传统因素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少有文献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文化因素对出口贸易的影响。通过挖掘现有为数不多的相关国内外文献发现,学者们主要从文化相近和文化差异两个方面分析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Straubhaar(1991)用“文化亲近”的概念来表述国家之间的文化相似性,认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相似度较大的“文化亲近”型国家,更容易开展双边或多边贸易特别是文化产品贸易。国家之间的文化亲近度越大,贸易量也会越大(臧新、林竹、邵军,2012)。拥有共同的语言能推动文化产品贸易的发展,共同的殖民经历则会对遗产类及视觉艺术类文化产品的进出口产生积极影响(Disdier,2007)。Bedassa & Roger(2010)使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美国的出口贸易进行检验,也得出相似结论。另有一部分学者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出口贸易,Hoskins & Mirus(1988)用“文化折扣”的概念来表述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一国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时,会因宗教信仰、行为模式、文化风格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吸引力下降,产生“文化折扣”现象。“文化折扣”会降低进口国消费者的效用水平,对商品的总需求具有负面影响,不利于出口贸易的发展(王洪涛,2014)。文化距离和出口贸易之间呈负相关关系(Chang & Lee,2003;Tadesse & White,2008;陈晓清、詹正茂,2008),从总体上来看文化距离对出口贸易有消极影响(许陈生、程娟,2013)。也有学者认为文化差异可以增加生产产品的品种,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对出口贸易有正向影响(Lankhuizen,2011;曲如晓、韩丽丽,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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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提出以来,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普遍认可,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研究。有些学者从文化沟通的角度进行分析,蔡武(2014)认为建设“一带一路”应该坚持文化先行,通过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交流,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与发展。吴明海(2015)认为孔子精神和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孔子学院不仅可以保持多元文化的生态平衡,而且可以促进民族间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有些学者从公共外交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有些学者从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进行分析,柳思思(2014)从跨境次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认为亚欧国家由于地理毗邻、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强等原因,通过跨境合作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申现杰、肖金成(2014)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对多边贸易和区域贸易合作的战略意义。毛小明、尹继东、王玉帅(2015)以古丝绸之路的贸易货物陶瓷为例,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对江西省出口贸易发展带来的机遇,认为江西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独特地理优势。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学者从传统要素的角度研究出口贸易,研究文化因素对出口贸易影响的文献很少,通过挖掘为数不多的关于文化和出口之间关系的文献发现,主要从文化相似和文化差异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由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不久,目前这方面的文献还仅局限于文化领域和国家战略发展层面,还未有学者从孔子学院的角度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输出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输出的代理变量,利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和最近邻距离法两种匹配方法为处理组国家寻找匹配对象,使用双差分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和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对文化输出出口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性、时滞性及稳健性进行检验,研究结论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重要的决策参考,对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提高我国的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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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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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建立孔子学院的国家同时期未建立孔子学院时出口贸易流量的变动情况,故该变量是不可观测的。Rubin(1980)使用马氏距离匹配法(Mahalanobis Matching)为处理组国家匹配对照组国家,马氏距离D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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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3)的计量模型表达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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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式(4)中λ大于0,表示孔子学院扩大了我国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如果λ小于0,表示孔子学院对我国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具有消极影响,如果λ等于0,表示孔子学院对我国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没有影响。出口贸易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结果,为了提高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加入其他可能影响出口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X,主要包括:中国经济规模(CGDP)、进口国经济规模(GDP)、政治稳定性(PS)、经济自由度(EF)、法制完善度(LP)、是否邻国(B)、是否儒家文化圈(RJ),本文最终的双差分模型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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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研究文化输出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为出口贸易流量(EX),用年度我国向样本国家的出口贸易额来表示,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数据库》。核心解释变量为文化输出(CI),以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输出的代理变量,相关数据根据国家汉办及历年孔子学院会议资料整理。“一路一带”沿线国家主要包括65国②,我国已在其中的51国建立174所孔子学院,还有14国③未建立孔子学院。200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有2所孔子学院,2014年发展为174所,因此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即有些国家自2004年以来一直处于“改革”状态,有些国家自2004年以后才进行“改革”,还有14个国家至今尚未进行“改革”,类似于“准自然实验”。为了所分析问题的精确性,设定解释变量孔子学院当年(CID)和孔子学院第n年(CIN),孔子学院当年变量在该国建立孔子学院的当年其值取1,否则取0,孔子学院第n年变量在该国建立孔子学院的第n年取1,否则取零。 影响我国同“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的因素很多,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选取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控制变量:中国经济规模(CGDP)、进口国经济规模(GDP)、政治稳定性(PS)、经济自由度(EF)、法制完善度(LP)、是否邻国(B)、是否儒家文化圈(RJ)等。中国经济规模和进口国经济规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数据库》。从制度影响因素上来看,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三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政治稳定性(PS)、经济自由度(EF)、法制完善度(LP),政治稳定性和法制完善度两变量数据来源于“全球政治治理指标”(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经济自由度数据来源于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全球政治治理指标”和美国传统基金会提供的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制度质量数据具有较强的国际权威,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和广泛使用。选取虚拟变量是否邻国(B),如果和我国接壤其值取1否则取0,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如果样本国家属于儒家文化圈范围其值取1否则取0,数据根据相关网站查询。根据数据可得性原则及分析问题的需要,最后本文的分析年限选定为1998-2014年,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四、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马氏距离匹配 使用双差分模型估计之前,必须为处理组国家找到相应的对照组国家,这里使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分年度进行匹配,由于每年的匹配结果非常相似,鉴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列出2014年的匹配结果(见表2)。从匹配结果来看,在匹配之前建立孔子学院的样本国家和未建立孔子学院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在马氏距离匹配之后,建立孔子学院的样本国家和未建立孔子学院的样本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强的相似度,表明通过马氏距离匹配为处理组国家找到合适的对照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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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估计结果及分析 使用双差分估计方法进行基准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3,其中模型1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没有加入固定效应,模型3加入控制变量并考虑国别固定效应,模型4加入控制变量并同时考虑国别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CI的系数在模型1~4中显著为正,表示在初始年份我国向处理组的出口大于向对照组的出口。TD系数为正并在较低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向“一带一路”的出口贸易额呈递增趋势。交叉乘项CI×TD是最关注的变量,其系数显著为正,在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逐渐减小,模型1由于未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因而系数相对较大,在逐渐加入其他影响因素后更趋近于真实影响,表明我国的文化输出增加了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即文化输出能够引致出口。从控制变量来看,两个经济变量都显著通过检验,验证了传统结论的正确性,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对出口贸易有推力作用,进口国较大的市场规模对我国商品有很强的引力作用。三个制度变量在很多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相关系数为正,表明我国出口贸易偏好于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但制度还不是影响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是否邻国显著为正,表明邻国之间由于共同的边界,在各方面沟通与交流更为便利,为跨境贸易的发展提供重要条件。儒家文化圈变量也显著通过检验,表示儒家文化圈范围内的国家由于在文化传统、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相似度较大,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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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国家类别估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第一所孔子学院始建于2004年,恰在我国加入WTO后不久,加入WTO是推动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对文化引致出口的结论进一步验证,需要把WTO这一影响出口贸易的因素剥离出来,因此本文接下来把样本分为WTO成员和非WTO成员进行估计,如果两样本的估计结果没有太大差异,说明我国文化输出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是稳健的,估计结果见表4的模型1和模型2。“一带一路”主要涉及亚欧国家,亚洲和欧洲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为了检验文化输出是否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把样本分为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的模型3和模型4。从估计结果来看,模型1和模型2没有太大差别,核心解释变量CI×TD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只是模型2稍小于模型1,表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输出受WTO的影响不大,对出口的推动作用相对稳定。模型3和模型4相比,核心解释变量CI×TD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但模型3中的系数明显大于模型4,表明我国在亚洲国家的文化输出效果要比欧洲明显。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和基准模型没有太大差别,不再详述。 (四)时滞效应检验 前述已经验证文化引致出口这一结论的正确性,由于文化输出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其他国家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和认可需要一个过程,文化输出第几年才能发挥对出口贸易的推动作用?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对孔子学院建立10年的效果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5,其中模型0是孔子学院建立当年的效果,由于孔子学院建立第1年和第2年的估计结果不显著,故在模型1~8中仅列出孔子学院建立第3~10年的估计结果。从核心解释变量CI×TD的相关系数来看,在模型0~8中都为正,表明文化输出和商品输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模型0中没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孔子学院建立的第3年及之后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相关系数呈波动式上升趋势,表明文化输出对出口贸易的推动作用具有滞后性,只有到第3年才能显现出来,由于我国的文化输出还处于发展阶段,存在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文化输出对出口贸易的推动作用还不稳定,但总体来看呈上升趋势。其他变量估计结果和基准模型没太大差别,不再详述。 (五)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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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检验过程均为基于马氏距离匹配法为处理组匹配样本国家,为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接下来使用最近邻匹配法(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进行样本匹配,如果两种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差异不大表示估计结果稳健性较强。根据最近邻匹配法的匹配结果使用双差分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6,其中模型1是不包括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2加入控制变量,模型3加入控制变量和国家固定效应,模型4加入控制变量、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从估计结果来看,表3和表6非常相似,即无论是使用马氏距离法还是最近邻距离法进行样本匹配,估计结果都具有较强稳健性,进一步证实了文化引致出口的结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孔子学院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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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启示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当代化和具体化,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延续和发展,不仅承担着促进民族之间文化沟通与交流的历史使命,而且对国际经贸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对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本文通过搜集整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及出口贸易的相关数据,使用双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文化输出和商品输出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文化输出能够引致出口,孔子学院促进了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文化输出具有出口增长效应,这一效应在亚洲的效果优于欧洲。由于从孔子学院的建立到其他国家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和认可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文化输出对出口的推动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实证结果显示孔子学院建立后第3年才能对出口产生积极影响。通过马氏距离匹配和最近邻距离匹配两种方法为样本国家寻找最佳匹配对象,验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由于我国的文化输出还处于发展阶段,到目前仅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对出口的推动作用表现出不稳定的特征。 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表现在,中国已于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目前正处于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过程中,推动出口贸易发展的传统因素的作用已经发挥到极致,出口贸易面临增长的瓶颈。文化输出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必将成为我国出口贸易深入发展的新的原动力,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输出的最典型代表,自建立伊始发展速度就很快,不仅加强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且表现出对出口贸易强劲的促进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我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自古以来就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与交往源远流长。孔子学院作为中国与亚欧非等国家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促进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及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解决出口增长瓶颈的关键因素。我国的文化输出自正式提出以来不过十余年时间,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对出口贸易的推动作用表现出波动性的特征。今后应该进一步规范文化输出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实现孔子学院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增强文化输出的出口增长效应,提高我国的国家软实力。 ①孔子学院包括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下文同。 ②65个样本国家包括:东亚的中国、蒙古,东盟10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和菲律宾),西亚18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南亚8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和不丹),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独联体7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中东欧16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 ③“一带一路”尚未建立孔子学院的14国:文莱、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卡塔尔、科威特、马尔代夫、不丹、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波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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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能否导致出口:“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证数据_马氏距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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