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21世纪的人类中心视界：交往实践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界论文,人类论文,世纪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交往实践观：跨世纪之思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象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才出来飞翔。的确，每当时代嬗变、世纪交替，人类总是将超越具体纷繁复杂的现象界、把握事物总体、总结历史和展望未来的精神使命赋予哲学。
今天，又值世纪之交，常常是“后思”却又为“先导”的哲学，面对的是怎样一幅世界图景呢？
第一，世界格局呈多极化发展趋势，全球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第二，改革、开放的中国，以东方巨人的雄姿走向世界，将在21世纪完成辉煌的现代化事业；第三，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第四，文化转型问题再度凸现，儒家文化的新命运和西方文化的走向将在21世纪备受关注；第五，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也将在21世纪全球实践中作出新的、决定性的“检验”，等等。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上说，21世纪都将是20世纪问题的解答录。
跨世纪的解答需要有跨世纪之思——新的哲学观念，只有她才能科学理解本世纪全球巨变的深层意义，正确预测新世纪的未来进程。这一新的哲学观念，便是笔者提出的“交往实践观”。
笔者曾在《广义认识论原理》一书中指出：所谓交往实践观，是指由多极主体通过改造相互关联的中介客体而结成主体际关系的物质活动。作为新哲学观念，她是在变革传统实践观基础上产生的。
就哲学观念变革来说，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末，发生过两次重大转折。上一世纪性转折可称为“实践哲学”的转向运动。这一运动的主旨或精神成果，就是将自然本体论和认识论排挤出哲学的中心位置，而取实践哲学代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也无论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操作主义还是欧洲大陆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都将实践观作为哲学体系建构的基础，以实践原则作为哲学研究的总原则。然而，作为这一时期实践哲学体系中心观念的实践观念，其基本思路仍然是“主体—客体”两极框架，这集中地体现了工业化文明早期时代的“自我中心论”情结，并具有浓郁的单一线型思维方式特征，其根本缺陷，在于具有单一主体性、单一实践关系（即排斥“主—主”关系的“主—客”关系）、单一动力观和单一运行观等，从而受到人们的强烈批评。
今天，面临新的世纪之交，全球正经历新的转变，人类实践观亦再次发生重大变革，从传统单一主体论模式向多极主体间交往实践观转换。与传统实践观上述四种缺陷相反，交往实践观新特质在于：（1 ）多极主体性；（2）主体际关系与“主—客”关系的统一；（3）主体际关系与“主—客”关系构成实践的复合动力观；（4）多重实践进程，等 等。进而，作为新哲学框架，交往实践观还包含着更广阔的视野，即“三重结构、双向整合”。所谓三重结构，即交往实践的向度可分为三个方面：（1）实体结构（“主—客—主”结构， 从自然交往转换入生存交往、生产交往、生活交往、政治交往等）；（2 ）意义结构（交往实践对于各极主体的意义不仅迥异，而且相互关联和缠绕）；（3 ）辩证结构（历史性交往实践存在着规范侧度和否定侧度）。所谓双向整合，则是指交往实践一方面内化为各极主体的存在方式，形成个性化特色；另一方面又不断整合出共同性、共性规范、一体化结构的存在。双向整合亦是递升的：从基础性交往实践层次上升到精神交往层次，进而可造就个体思维与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化，从而构成交往世界的总体图景。
“交往实践观的转向”已成为跨世纪的精神潮流，是其总格局、总趋向，并正在全球各重大领域内充分展现。
世界主题的全球学转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就发展问题而言，由全球性发展实践的大潮推动，继而受蓬勃兴起、不断嬗变的发展理论和发展科学的冲击，终于突进世界哲学的视野，叩响了发展哲学的大门。各种发展观应运而生，作为在整体上解答全球发展之谜、探索发展内在逻辑的发展哲学，已成为全球各国研制发展战略、建构发展理论的观念前提和核心纲领，引起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全球社会的广泛关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发展观在本世纪末正经历着深刻的嬗变。这一变革被称之为“全球学转向”，它包括“发展主体的转向”、“发展内容的转向”和“发展视界的转向”三个方面，其实质是走向多极化主体的交往实践结构。
发展主体的转向。从历史学意义上说，这一转向包括前后相继、性质迥异的两次转变；从逻辑指向来看，是从单一化主体向全球化主体即多极化主体转变扩展的历程。
众所周知，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叶，发展主体发生第一次大转变，即从西方发达国家“增长极”向不发达国家转移。早年完成了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用商品和大炮轰开一个又一个古老封闭国土的大门，在全球建立起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发展体系，迫使附庸国、殖民地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走西方化道路。尔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苦斗，广大发展中国家终于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发展主体的资格。但是，这些新起的发展主体在追求现代化之初大多未摆脱“西方中心论”观念，盲目摹仿、照搬西方早期发展经验，缺乏自觉的独立自主意识，从而遭致严重挫折。相反，那些从本土实际出发独辟蹊径地探索发展道路的国家却获得了成功，这表明多极化主体的初步崛起。
第二次转向，则是从欠发达国家转向全球，西方发达国家又迫不及待地重新加入发展主体行列。究其原因，这是世界性发展的挑战和全球化竞争的必然结果。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战后短期繁荣之后，相继陷入经济衰退，社会机体僵化，文明老化，活力锐减。而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则经济增长迅速，社会现代化速度惊人，呈咄咄逼人的态势。全球竞争使各国都成为发展主体。各国在发展目标、方向、道路和模式上均呈现多元化，因而发展主体在全球化的同时走向了多极化、异质化。多极化主体成为世界发展的跨世纪现象。
内容的转向。由于发展主体的多极化，引起了有关发展问题（如含义、道路、关系等）一系列传统观念的根本性改变。首先，发展含义的改变。传统观念对应于单一发展主体——不发达国家，因而认为发展是仅限指“那些处于传统或不发达状态的国家、地区和人民通过发展经济、变革社会文化形态而走向现代化、发达状态的历程”。而新的发展观对应于多极化主体，指称发展的含义也相应扩大：它不再仅仅指从不发达、传统状态走向发达、现代化的过程，而且包括发达国家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化的跃迁和转型。因此，发展应是各发展主体从一种现存经济社会形态跃迁、转型为新的、更高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过程。从传统走向现代化，从现代化走向后现代化，都被纳入发展的含义之中。其次，就发展的道路和模式而言，“西方中心论”被否弃，那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现代化标准模式，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时代已成为历史。全球发展模式既高度多元化、又日益一体化。发展成为全球社会成员间交往与双向整合的产物。这一根本性变革，导致了全球“发展视界的转向”。
发展视界的转向。这一转向，在发展观层面上重演了人类认识史的逻辑，即从发展客体论到发展主体论，再到发展“主体—客体”统一论，最终达致多极主体论的全球学视界，交往实践观成为这一逻辑的回归点。
发展客体论是发展观的第一阶段的理论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将发展的本质归结为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将发展经济学视作发展理论的主导形式，它虽然作为“初级阶段”和逻辑起点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阶段性合理性，但其先天缺陷十分明显：首先，将发展等同于“脱贫致富”，将外在的物当作发展的本质，见物不见人，见客体不见主体，忽视人的现代化在发展中的核心作用，用经济增长指标来取代社会发展的全面指标，当然是片面的和有害的。其次，发展客体论固有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和视界带有强烈的“单一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因而屡遭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而要求其理论范式的变革。
发展主体论。以英格尔斯等人为代表的“人的现代化”学派，是发展主体论者。这一理论在以下两方面否定和超越了发展客体论：其一，认为发展、现代化的本质和关键不是象客体论所主张的是所谓物质财富的增长，经济指标的跃迁，而是人的现代化。离开了人的现代化，物、财富等客体的增长则是“一堆废铜烂铁”。人的现代化是发展的主题。其二，人的现代化则是人的价值观、心理、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性的历程，具有“跨文化”、世界性标准。然而，这一理论也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其一，走向另一极端，忽视客体的基础性作用对于塑造人的现代化的关键性意义；其二，在人格心理测量方法、标准方面仍带有“伪装的西方人”色彩，虽然其中不无“普适性”原则，但总体上大多取之于西方价值观，对于东方独有的现代文明不甚深解，因而也遭来许多批评。
“依附论”将研究的视角从纵向转换为横向，在全球空间关系上研究发展“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具有全球意识。但究其理论底蕴，仍然是将发展或不发展的根源归于“中心”一极，将“边缘”视为受“中心”控制、奴役的客体，这幅图景是消级的。
透析上述理论，扬弃它们，重构发展理论，关键在于模式变革：从单一主体论走向多极主体论。
多极主体论强调：其一，全球发展主体的多极性，反对以“西方中心论”为代表的单一主体论。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有同样的发展主体地位和发展权。其二，多极化主体具有各自的主体资质、特色、内容和目标。其三，多极化主体间的交往关系，是建构全球发展总格局的机制，只有在相互间的开放、交往和全球化结构中才能发展。其四，全球发展的总格局是在“一体化”与多极化之间保持张力，这是交往实践双向整合的最好证明。双向整合功能在于：一方面使各主体在发展中整合出各种联盟关系、伙伴关系，从欧共体到南亚联盟，从“非统”到世界贸易组织，直到联合国，都是这一交往整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使参与交往的各国主体源源不断获得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经验、科技和资本并加以内化整合，使各主体保持着彼此间的个性。其五，形成了覆盖全球的发展主体间结构：“主—客—主”框架。每一发展主体都不可能脱离这一结构；主体面对的物质经济客体都处在与其他主体的交往中介关系之中。因此，这一框架将以交往实践为中心的多极主体性和双向整合性融为一体，遂成为跨世纪全球发展学的基本视界。
与此相应，和平观在国际政治多极化格局中也走向交往实践观的视界。和平本质上是各政治主体（国家、地区、阶级、文化民族、集团等）间非战的交往实践状态。当代全球和平格局正面临深刻的世纪性转折，即和平结构在重构，因而具有三大新特点：其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国际社会正朝向多极化政治格局发展，当代和平赖以建构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多极化主体已成为世界和平的支撑点；其二，和平的跨世纪目标是建立与多极主体化基础相适应、相匹配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即和平的交往实践关系与规则；其三，和平的实现与保障机制在于各主体间交往的双向整合：一方面不断克服传统的“霸权主义”、“干涉主义”对各极主体平等地位的侵害行为，维护各极主体地位和尊严，发展主体资质和能力，另一方面又运用联合国等世界性组织来维护交往的合理规则，完善宏观整合机制。
总之，世界主题的全球学转向，本质上是交往实践的转向。
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改革目标和发展模式选择理论的中心环节。建立这一体制的哲学视界，正是交往实践观。
传统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实践论正是单一主体或“主—客”两极模式论。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和弊端正在于：其一，单一实践主体性。只有计划制定人——中央才是实践主体，而地方和企业却是被主体计划支配的客体。一个主体支配无数客体——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的实践结构。其二，无主体际横向自由交往关系，无市场，只有“主—客”两极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其三，无主体际交往竞争的压力、动力功能，只有单向主体催化功能。企业没有市场，因而也无市场的机遇和挑战，亦无活力。其四，企业无主体际交往运动机制，亦无相应的交往规则，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法律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论正是交往实践论。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和优势正在于：其一，多极利益主体为市场发育和建立的基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明晰产权，同时明晰劳权，确立各企业、利益群体（法人）的独立自主经营的主体地位，且彼此间都将对方视作为另一极利益主体，承认对方所应有的一切合法权益和行事能力。没有这一多极化主体性，就不会有平等的交换，也就不可能有市场和市场经济。其二，发育市场，建立和完善各利益主体之间平等的交往实践关系体系。不仅要建立统一完善的国内市场，而且要与国际市场接轨——全球化经济交往体系。其三，企业发展的动力，主要靠市场竞争。企业主体与科技、产品的关系，即“主—客”关系，是靠介入市场竞争（“主—客—主”）关系来统摄、推动和完成的。高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代表对于主体的推动作用，只有在市场化体系中才能真正实现利益、价值推动通过市场寻求（“主—客—主”）来刺激高科技发展和推广运用（“主—客”）。“主—客”实践关系只是市场化交往实践的一个片断环节。其四，市场运行机制是主导的经济运行方式，主体际交往成为实践运行的中心。不通过市场交换，不经过主体际交往的企业生产将不能实现其价值，也无法存在下去。市场运行需要有一整套合理约束各主体行为和交往结构的规则，即经济法则和法制规章，这乃是交往实践宏观整合的产物。交往实践的需要及其发展程度，是建立相应的法制化体系的原动力。
开放论的基础性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框架仍然是交往实践观。开放的本质是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区域间、主体间的交往实践，包括交流、竞争与合作。笔者认为，开放论所包容的交往实践视界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其一，开放论的哲学前提是多极主体观。封闭的国家历来缺乏多极主体观念，开放则是以平等的主体际地位为前提的，而且是以异质性、多极性主体为前提。无平等的主体际地位，必受奴役，谈何开放；而同质主体也无须交流，只有多极异质性主体，才有交往、交换、交流的必要。其二，开放的过程是主体际的交往实践关系建立的过程。对内开放则建立统一完善的市场体系，对外开放则介入国际化市场体系。其三，开放的结构是主体际交往关系结构。开放的向度是否全面，开放的层次是否系统，开放的方式是否稳定，这都是依赖于主体际交往实践的状态。其四，开放的目标实现机制是主体际交往的双向整合。交往既有反身性功能，即主体在开放中汲取世界各国的精华融于自身，以发展自我，但也将拒斥糟粕，保持主体选择的自主性地位。此外还在宏观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即维系全球开放的合理格局，创造主体开放的良好环境。
综上所述，无论是市场论还是开放论，其核心观念和哲学基础都是交往实践观。
文化对话的深层底蕴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将当代全球性多极文明主体间的冲突图景展现于世人面前。无独有偶，1995年3月， 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邀请了伊斯兰教学者和印度教学者，在马来西亚等地共同主持了一个叫做“回儒对话”的主题讨论会，试图在被亨氏称为有一条“血淋淋的边界线”的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学文明之间加强沟通和理解，以此来证明是“交往与合作”而不是冲突将成为把握未来全球文明间关系的主范式。这一对话引起了相当的轰动。如果我们试比较二者，就不难发现：他们所持的解答结论虽然相异，但是面对的问题却是同一的：全球多极文明、文化间的交往关系问题。他们把握这一问题的主导视界也颇一致：都在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大一统文化观，将多极文化视作多极主体；都力图在多极化文明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中寻找把握全球未来发展总格局的方式。当然，亨廷顿理论建构的基点是为美国提供用于后冷战时期的新的全球战略，而且视界所限也颇多偏狭：他过多地强调冲突，而较少论及合作，因而是一种消极的多极主体观，这可能会对美国未来全球战略带来消极影响。反之，杜维明主张的是一种积极的多极主体观。当然，作为国学大师，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代表，他的理论志在弘扬中华儒学文明。
以“西方中心论”为主轴的文化学意义上的单一主体论，早在上一世纪末已开始崩溃。尼采的“欧洲文化危机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观，经过汤因比等人的弘扬和阐述，早已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多极文化主体及其相互间的平等交往关系，已受到全球社会的共同关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意识到：未来全球的文化格局与发展的总格局、总图景深切相关，当然也关系到世界各民族及其文化在未来中的生存地位，当然会令全球社会高度关注。今日之文化对话设计，可能便是明日之全球发展的蓝本。
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泱泱大国，中国理当在关注自身发展进程的同时关注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也特别地关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脉的儒学文明的现代命运，她在21世纪与世界其他文明对话、交往的能力。
21世纪，儒学文明的命运究竟如何？要回答这一个大问题，首先得问：儒学本质上究竟是什么？其文化的底蕴是什么？
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断地对这一类问题作出解经、释经式的释义·留下了浩翰的著述。当代学者从与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每每指出许多特征，如“人伦型”、“人文精神”、“模糊性”、“入世精神”、“血缘文化”、“封建伦理文化”、“整体性”……等等，其中有“人文精神”与“实践理性”两说最能得到学术界共鸣。所谓“人文精神”则指儒家文化缺乏对自然本体的彻悟，尝闻“六合之外存而勿论”，用括号包好存放，而着重探索人立自身，穷人伦之理，究社会之道，表现一种入世精神。所谓“实践理性”，则指儒家缺乏抽象的元逻辑化理论，而就是傍着日用人伦的实践来谈做人的道理，是一种人文化的“实践哲学”。
但这一实践理性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呢？一个字：仁。仁者，“从人从二（多）”，多极主体；仁的着意层面在主体际的交往规则，探索如何由“礼”——外在化、规则化的交往关系、“义”——价值化、取向化的交往向度而达致交往的总体：仁本身。由此可见，仁的本质，乃至儒学的本质，皆是传统化的交往实践观。正因为如此，“人文精神”才得以显现：人主要的不是面对自然界，而是面对他人；儒学要论及的是人际关系、主体际关系；和谐有序是指主体际交往关系，而不独是“天人合一”；崇尚人伦，乃是交往规范的价值性向度。“实践理性”亦可如是阐述：这种实践哲学以人伦实践为本，它绝不是追求“主—客”（人与自然）的实践之功，而就是企划“主—主”交往关系之义，寻找社会人际关系上的道德完善。
当然，这种交往实践观还是基于自然性的血缘共生群体，即“家庭伦理文化”。所视交往共同体，无论是君臣、父子、朋敌、兄弟、夫妻，都被纳入一个血缘化交往共同体内加以判定。“家国一体”结构衍出的“血缘伦理观”，无非是以亲缘化的交往共同体为文化主体，以这一交往规则和寓义为主范式，推及全社会的产物。交往实践观是这一切的轴心。
因此，“儒学走向21世纪”问题可以转换成另一个问题：这一传统的交往共同体的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及其应如何变革的问题。
前者对于全球来说正有它迷人之处：“交往共同体的和谐和人伦向度”正可以矫治西方文化中“主客分裂”及其个体间离散化、孤独化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病。西方文化从古至今发生着四次转向，最终指归交往实践观和Intersubjectivety问题。从古代客体至上论， 到近代认识论转向中的主体至上论，到现代实践—语言学转向，到交往实践的转向，一次比一次深刻。交往和主体际问题，从当代哲学家胡塞尔提出之后，经人本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和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家卡尔纳普、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努力，到解释学和拆构主义的反复挫洗，最后在罗蒂、哈贝马斯以及布劳、阿佩尔和利科等人手中完成，形成了多极主体间的交往的文化构造。当代西方文化视界从过去的单一主体性走向多极主体或主体际境界，又从主体际间消极个人主义走向“交往合理性”、交往和谐共同体。出于这样的新视界，西方对儒学本质——交往共同体及其规则的极度热情就不足为怪了。后现代文化往往从前现代文化中寻觅到知音。
当然，儒学要真正成为21世纪全球的主导文化之一，还必须在与现代实践的碰撞中作脱胎换骨的变革，其方向是从传统自然化、血缘化的交往实践结构转换生成新的、以多极主体（具有独立个性并肯有高度社会化的主体性）为基础的社会化交往实践结构。后者当然挣脱了前者带有封建（甚至更古老）色彩的血缘纽带，建立其独立主体，使交往充分社会化、全球化，使交往实践更开放、因而更具有属人性，更有利于各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的新儒学，才会在未来有无限的对话能力。
全球问题的主导趋势
科技革命的浪潮、生态危机、人口爆炸、资源匮乏等全球问题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些问题的主导趋势是什么？应以何种方式来理解和把握这一趋势？
问题的科学答案只能是：交往实践结构的革命。为了阐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在上述问题中挑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作出较具体的分析，以便使我们看得更清楚些。
一是托夫勒所指认的由信息工业“潮头”所引发的信息社会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部分便是微电子技术革命的主导趋势和巨大意义问题。
电脑的出现和普及，曾经被哲学家们正确地概括为是“人类实践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巨大革命。但是，对这一革命的内涵和意义的哲学理解，长期以来被限定在“主体—客体”两极框架之中。电脑出现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人们仅限定在主体以扩大的智能（人工智能）方式来更有效地改造和把握客体方面，即速度更快，选择度更大，能力更强，范围更广，等等。实践观的“主体—客体”两极框架在这里便成为电脑应用开发研究的界限，成为人们理解微电子革命的实践方式变革的界限。
但是，微电子革命对于实践方式的变革意义远不止这一方面，甚至主要不在这一方面，而在于：对交往实践结构的变革，使之从传统媒介系统转型为微电子化系统；人们的交往进入了一个“多媒体社会”之中。
多媒体社会实质上是电脑化空间。在这里，电脑对于人类生存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巨大变革意义首先体现在创造出一个电脑化交往社会的生存空间，这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主体际交往实践的方式、时效、价值、内容和意义。全球交互式网络（Internet）有4万6千多个计算机网络连接在一起，人们只要通过本地的商业服务网络、大学或研究院所的网络以及其他网络的入口，就能进入全球交互网络，借助于网络，人们就可以进行全球的信息交往，而这将是交往实践的电脑化方式。在全球交互式网络中，每一参与者绝不是单纯的主体或客体，即信息发送者或接收者，而就是互主体性的交往者，因而是Intersubjectivety（主体际）。 如果说，初始的电脑还被一台一台孤立地使用，在使用中人们还处在各自的“主体—电脑工具—客体”实践结构中，那么，全球交互式网络则昭示人们：任何个体主体所使用的电脑、面对的客体都早已处于另一极主体的关系之中；客体被中介化了，成为多极主体交往实践的中介。任何主体在实施“主—客”电脑化实践活动之时，就将自己同时拴系在全球交往网络之中了。这一网络就是人类的生存和实践空间，是社会存在方式。可见，微电子革命同样正处在“交往实践的转向”之中，不理解这一转向，就不理解信息革命的大趋势，就难免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另一个是生态危机及其环境保护问题。人类普遍意识到：全球发展进程所产生的负文明（即生态破坏）已经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因此要探讨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保护生态环境。然而，在为保护环境而提供怎样的哲学基础观念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一是“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总是主体，总是以自身的利益为价值尺度来规范、控制、调节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其二是“生态哲学（伦理学）”派，主张地球及其生物都有自己的主体性、权利和价值，人类不能以一己之私利而无端侵害之。
这两种思维，都是对人类实践本性的反思，是对实践传统框架的反思。只不过两者的反思各执一端、各有偏颇而已。前者“人类中心主义”观正确地坚持了只有人才能成为主体这一立场，阐明了人的实践出发点和归宿点离不开人的利益这一基本原理。但是，其实践结构观是“主—客”两极框架的，是单一主体论的，因而它具有极大的偏颇。其一，从单一主体论出发，极端的便走向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关系上的“主体论”，以掠夺方式征服自然，表现“为一己之私”的“主体沙文主义”。其二，难以说明“自我”、自然、“他人”三者关系。反之，“生态哲学”则力图打破单一主体论，主张多极主体相互制衡，平等相处，但是去将主体归之于“客体”，将自然视作主体，这是找错了对象。正确的理解和把握方式应当是：“主—客—主”框架，即多极主体的交往实践观。每一极主体面对的自然客体，不仅与己有关，而且也与另一极主体有关，因而绝不能仅为一己之私而损害生态，进而损害他人的生存利益；另一极主体或者是同时代的他人，或是后代人。因此，每一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类交往实践中的一个片断环节而已。人类交往实践生生不息，因而在任何时候、场合每一主体对于自然客体的改造利用都要受制于此。只有不同资质、利益的人才构成多极主体；只有多极主体才构成交往实践的结构；只有合理的交往实践结构才能有效地进行生态保护。——这就是生态问题的科学解答。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主题
交往实践观不仅是对世界主题、全球问题、文化对话、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等本质的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主题的阐明。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创立自己新世界观大厦的标志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交往实践（物质交往）、精神交往、交往形式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首先，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促使世界普遍联系、生产力得以传播、保存积累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使分别孤立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全球一体化的基本动力。其次，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交往关系及其交往方式，是交往实践中自主活动本身的一部分，并与之一起构成全部人类历史形态新旧更迭的本质内容。其三，马克思还多次提到交往实践的“主—客—主”结构和“主体际”关系。其四，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成为观视人类社会规律性递嬗的基本眼界，也是尔后在《人类学笔记》中根据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交往实践所形成的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论述东方落后国家可以借助于交往的反弹而超越“卡夫丁峡谷”的基础性观念。其五，共产主义是交往形式的创新，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观念，直到今天仍然是“时代的科学”。
当然，随着世纪交替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人类交往实践的转向越来越快、问题越来越突出。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抓住这一主题，作出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阐述，使自身真正成为无愧于时代、影响全人类的当代哲学观念。交往实践观，应当是全球新世纪的中心视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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