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专题讨论）——儒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人格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民族精神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圣人崇拜的意蕴，儒、道、墨以及释都有着各自的圣人理想。对于圣贤的崇拜，是进行人格修养、体验伟大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故哲人们无不主张在人格修养中选择一模范人格作为追效的对象。而儒家的圣贤理想人格，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重要而深刻的作用。所以，深入研究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思想，对于建构当前的价值体系、培养健全的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儒家的理想人格不断丰满和深化，其内涵大致可概括为：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博施济众的仁爱情怀；以忧患意识彰显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贵德重义的气节操守；和乐的精神气质。
（一）刚毅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1]（《子路》）刚，是坚强不屈之意；毅，是遇危难挫折而不改其志气，以坚定不移的意志追求崇高的志向。这种坚强之毅力是实现“仁”所不可缺少的品质。而此品格又最为难能可贵，故孔子又说：“吾未见刚者。”有人说：“申枨。”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1]（《公冶长》）在孔子看来，人容易被外在的各种诱惑和自身的欲望所左右而做不到坚持自己的志向。因此，无欲则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最难的就是战胜自己”。而战胜自己，就是战胜自己庞杂的欲念，使其不能干扰自己的远大抱负。
强，体现的是行由道义、为道是从的独立不依的品格。《中庸》第十章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意思是说，真正的“强”是和而不流，中正不偏，坚持正确的真理，不因困厄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将人生的患难看作磨练自己的试金石；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怕别人不理解，不怕强权势力的压迫，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滕文公下》）
刚、毅、强，都是对自己的志向坚定不移的追求。这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有着崇高伟大的理想作为内涵的，故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2]（《里仁》）。
儒家讲的“自强”，就是“反求诸己”，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兢兢业业，持之以恒。这就是“不息”，进退成败都在自己，能坚持就能成功，否则就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孔子自述一生求学的经历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2]（《为政》）他说自己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因此非常喜欢为学勤奋“见其进，未见其止”的颜渊，而严厉批评昼寝的宰予，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1]（《公冶长》）如此严厉地批评学生，在孔子是不多见的，大概是看到学生惰于志气、不能持之以恒而十分失望吧。所以，成就理想人格最重要的就是志存高远，不畏艰难，坚持到底。
（二）亲亲、仁民、爱物的仁爱精神
儒家圣贤的仁爱来自于对天地生化载育万物和亲子之情的感悟，是以“亲亲”之爱推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进而到对于宇宙万物之爱的亲亲、仁民、爱物的差等之爱。
儒家认为，亲情是人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感情，并且人还具有推己及人的同情心，可以由自己的亲亲之心而推及他人的亲亲之心，故而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梁惠王上》），这就是由亲亲到仁民。所以，儒家始终重视亲亲之爱。孔子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1]（《泰伯》），其弟子有若则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学而》）从人和万物都来自于同一个宇宙大生命而言，万物与人是平等的，可以说人与万物就像是同一个父母生育的孩子。张载在《西铭》中将其概括为：“乾为父，坤为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但与人相比，儒家以人为贵。马厩失火，孔子曰：“伤人乎？不问马。”[1]（《乡党》）他的志向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公冶长》）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圣人，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雍也》）就是仁人。《礼记·礼运》描绘的大同世界就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的理想世界。儒家的仁爱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独特理解，由每个人都离不了的亲情，推己及人以至于物，形成了即伦理即宗教的品格，成全了儒家对于人的真切关爱在宗法等级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现实性。它所具有的宗教性特点更使其仁爱思想具有一般伦理思想难以具有的厚重性、崇高性和神圣性。
（三）忧患意识张显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忧患意识就是常怀戒惧之心，居安而思危，面对人生困厄奋斗不已、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国最早的典籍《易经》中就处处透露出先民的忧患意识。因此，《易传》作者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作为儒家圣贤理想人格的体现者周公，就充满忧患意识。他总结了强大的殷商何以灭、弱小的周邦何以兴的历史经验，作《无逸》谆谆告诫周成王，要懂得稼穑的艰难，黎民的疾苦，切不可贪图安逸，只有殚精竭虑，勤政爱民，才可守住先祖留下的基业。他自述“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3]（《鲁周公世家》）。其居安思危，深谋远虑，历历在目。在孔子看来，忧有两种，一是忧以个人之得失的私忧，一是忧以天下的公忧。君子并非无忧，而是“忧道不忧贫”[1]（《卫灵公》）。他忧的是自己“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1]（《述而》）。孔子生当乱世，睹生民之涂炭，忧心如焚，一生席不暇暖，栖栖惶惶奔走于诸侯，历经磨难，而终不能伸其得君行道之志，但他却做不到置生民于不顾，仍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更是提出：“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之推而内之沟中。”[2]（《万章上》）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2]（《公孙丑下》）这并非自大狂妄，而是勇于担当的怀抱。几千年来，无数的豪杰之士就是在儒家的以天下为己的精神感召下，面对社会和人生的苦难危殆，勇于承担苦难，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披肝沥胆，死而后已。从而凸显出精神生命的强健刚大和人格的圣洁与伟大，真正是仰不愧于天，伏不怍于地。这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博大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
（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气节操守
《易经·困卦》的《象》辞说：“君子以致命遂志。”谓处于危难之时，宁肯丧失生命，也要实现志向。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卫灵公》）。这集中体现了他把对理想的追求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重于生命。他赞许伯夷叔齐饿于首阳山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1]（《述而》）所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里仁》）。意思是说，富贵虽是人所向往的，但得之必须符合道义的要求；贫贱是人所厌憎的，但摆脱贫贱必须遵循道义的要求。孟子更将这种贵德重义表述为生死以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2]（《告子上》）患有所不避，死有所不避，是因为人格的尊严和道德的责任比个人忧患与死亡更重要。就是因为有无数的节义之士，不计较个人的生死荣辱得失，为义是从，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五）和乐的精神气质
人生要面临各种矛盾，最主要的就是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这三大矛盾。儒家认为圣贤就是能够完满解决这三种矛盾的人，他们都具有和乐的精神气质。和就是和谐，就是使各种矛盾因素处于均衡状态；乐并非感性的快乐，而是因体验到身心、人我、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产生的一种精神快乐。在对待人自身的感性与理性，欲望与道义的矛盾时，儒家是以人的精神约制人的感性欲望，在崇德重义、重义轻利的德性修养中，使欲望这匹烈马牢牢地被理性所驾驭。孔子自述其“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讲的就是经过长期的，甚至是一生的努力而达到理性与感性、欲望与道义的和谐。在对待人与人的矛盾时，儒家注重的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恭礼让，以宽厚仁爱之心感召他人；在利益面前，提倡“先劳后获”；在对待人与自然的矛盾时，讲究“天人合一”；在对自然万物的观照中，体认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将自我有限的生命与宇宙的大生命合一，从而超越个人生死，超越人物之分。
乐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人生三大矛盾解决后自然拥有的精神之乐。人以高尚的道德理想作为人生的追求，就能够战胜自我谋求私利的欲望，因此就能拥有快乐的精神状态。“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所乐的并非贫困，而是以高尚的道德追求为人生理想，立志成圣成贤，故而甘愿忍受贫困，并且以贫困作为磨练自我、增益自身德才的方式。这就是儒家讲的以苦为乐的意义所在。儒家的乐还是乐群之乐。儒家从来就认为他人是所以助我者，个人成就圣贤人格必须以成就他人为圭臬，所以儒家极为重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所谓圣贤，就是能够和谐人群、协和万邦的伟人。意识到人与人的和谐，体会到人们之间的相互敬爱，在儒家看来是极大的快乐。儒家的乐还是一种具有审美性的乐，宗教性的超越之乐。在以一种天人合一的胸怀观照万物时，人就能体会到一草一木无不含有无限生机，从而使自我有限的生命与宇宙万物无限生化的生命联结起来，从而使自我的生命更加充盈丰满。这既是一种审美的快乐，也是一种宗教的快乐。由此看来，儒家理想人格的和乐精神，既是道德的，又是审美的，也是宗教的。它融情与理，人、我、物为一体，超越了个体的有限性，因此才能达到最大的精神愉悦。儒家这种和乐的精神气质对今天人们生活中一味驰骛外求、失落精神的病痛无疑是一副清凉的解毒剂。
二
虽然儒家的圣贤理想人格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对于塑造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儒家的圣贤理想人格毕竟形成和存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必然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因此，既要深入掘发其精蕴真义，又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中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建构起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
就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言，儒家真正具有不朽价值的思想是其强调人的理想性、精神性的本质特征，而道德性正是人的精神性、理想性的一个方面。毫无疑问，人有感性的需求，满足人的感性需求也是人生幸福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人还有精神性的需求，与感性存在相比，精神性更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设定理想人格的意义在于，它作为人生努力的目标，是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地自我改造的动力。理想人格是现实和理想的结合，是可以不断接近而不可完全实现的目标，但理想人格并不因其不能完全实现而失去它的价值。它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的目标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以圣贤作为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虽然不具有现实性，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达到圣贤的标准，但这种理想人格的设定，因此而成为人不懈的追求，使人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随着原有的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因此，对于儒家的改造并不是否定它的这种理想性追求，而是将其进一步完善和丰满。
儒家圣贤理想人格的严重缺失在于将理想人格定位为道德人格，以道德性作为人的本质，以道德性作为人的唯一的人生目的，这就将人的存在片面化了。因为道德性虽说是人格得以挺立的根本，但并不是我们生活的终极意义所在，并不是我们生活的最终目的。人格的真正完善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三者缺一不可。但儒家的崇德尚义却也包含着一个永恒的真理，那就是对道德原则的持守。程颐曾就寡妇改嫁说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句话常被人抨击为不近人情，迫害女性，简直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但程颐的错误并不在强调守节比饿死更为有价值，而是在于他这句话仅是针对妇女单方面而言，如果就其包含的普遍意义来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其不过是孔子的“杀生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的另一种说法。在今天我们的道德建设中，仍是要大力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提倡每一个人都要严格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在各种的诱惑面前保持其人格和做人的大节。
儒家的亲亲、仁民、爱物的差等的仁爱思想在于容易陷入狭隘的裙带关系。但儒家从人的自然情感出发，认为人的爱是由自己最亲近的人开始，由近及远的推到他人以及世界万物，这却有其合理性。因为人总是与亲近的人感情更为深厚些，这是人的心理事实。如果一个人说“我爱别人就像爱自己的兄弟”，很可能的是他爱自己的兄弟就像爱别人一样。并且，儒家的爱有差等思想亦有其深刻的生命体验。人都是要死的，而人又是渴望不朽的，在短暂的生命与不朽的渴望之间存在着极强的张力，儒家的亲亲却是对这一张力的极自然的消解。因为，个人的生命虽说是有限的，但个人却能够在父辈和子孙的身上体验到自己生命的由来与延续；这使得亲情具有了一种深厚的生命体验，而这种体验使得中国人对父辈与子孙的爱成为一种不可取代的爱。可以说，只要有家庭，那么强调血缘亲情就具有合理性。
综上所述，儒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可以概括为：注重理想性与精神性；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和乐的精神。这就是儒家理想人格所包含的精蕴真义，是旧的传统的破瓦颓垣里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这基石正是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人格建构中不可缺少的。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石上的现代性理想人格，才能具有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