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浪漫派小说漫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派论文,后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期浪漫派小说，表面看来是在异国风情画的题材背景中表现浪漫传奇的故事，或是人鬼相恋、三角恋爱的浪漫情节与神秘传说，其实则在终极人文关怀中表现出文化皈依的诸多问题，如生与死、爱与欲的归宿等，实质上表现了40年代文学成熟的文化精神和哲理深度，这一点却向来为论家所忽略了。
首先从作家阅历及其主体性文化构成来看，后期浪漫派的作家已不再是“五四”时简单追求个性解放与时代新潮，而是在新时代的追寻中倍遭挫折后而有着更深一层追求的。他们或者早年投身革命而沉潜一时，或是追逐新潮而历经曲折，于是便在看似浪漫离奇的故事后面开始叩问人生的归宿。徐訏本为北大哲学系学生，后又进心理系修业两年。早年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又在曲折徘徊中成为自由主义作家。无名氏亦从北大校园出来，追逐新潮而人生失意，在浪漫而传奇的人生游踪中开始其审美、文化思考与文学艺术探索的。
其次从时代思潮来看，表面看来后期浪漫派是脱离大时代血与火的斗争生活的，实质上他们的创作倾向是有着40年代文化成熟的智慧，表现了抗战前后民族精神的觉醒与皈依文化的抉择。4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在经历东、西文化归宿的论战与关于社会性质、前途、命运的论战以后，在现实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冲激下，更加趋于成熟，在作家作品的文学表现上更多地显示出感觉形式、生命体验的哲学升华。如巴金的《寒夜》、《憩园》等相对于此前的激流三部曲的创作，曹禺的《北京人》相对于其此前的《雷雨》，老舍的《四世同堂》及萧红的《呼兰河传》相对于其此前的小说创作，郭沫若的史剧相对于其此前的诗文创作，等等，都表现出皈依文化的人文抉择与现代民族精神的某些特点。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从“与抗战无关”来看后期浪漫派的创作， 而应在抗战前后普遍的民族精神觉醒中看到其现代人文倾向的深隐的历史情怀，并由此看到其受大时代深层文化思潮影响的主流文化特征。杨义先生在其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民族意识与人性焦虑》一章为后期浪漫派的徐訏小说创作做结，是抓住了这一深层问题的思想线索的。
徐訏的《鬼恋》看似在革命加恋爱的诡谲故事中演绎着生与死、美与爱的故事，实质上潜藏其后的则是作家出尘之姿的人生叩问与焦灼的人性思索。《风萧萧》则在一男三女的四角恋爱中以白、红等色彩的象征性来探讨女性的魅力，从而在抗战救亡大时代生活底色中表现了更多人生皈依的哲理思索。而《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则在恋态心理的人性探索中进入宗教境界的皈依抉择。《荒谬的英法海峡》又在异域情调中表现了东方田园牧歌的皈依情调。徐訏的创作在热烈、浪漫而又奇谲、飘逸的传奇后面往往即是哲理思索与文化省思，皈依文化的哲理意蕴与民族智慧圆熟之迹亦由是而出。对此杨义先生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亦有所认识与归结：
他早期作品充满异国情调、浪漫柔情和空幻的憧憬，在光润婉丽的抒写中，如烟似雾地渗进一个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东方与西方、现实与未来、爱情与家庭的诗意咀嚼，最终拥抱着那原始时代的现代意识，那种与海天打成一片的皈依自然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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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訏早期小说往往以爱情描写为经纬，以心理剖析为动力，最终以哲学沉思为归宿。（注：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438页，440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作家对人文精神的皈依、对自然的皈依以及对宗教的皈依是显示了40年代文学感觉形式、哲学升华与民族智慧、历史圆熟的总体皈依文化特征的。其时现代文化经过前期的启蒙阶段及大时代中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的阶段的发展，已明显地在抗战救亡的民族意识复苏中进入现代中国文艺复兴、“再造文明”的文化皈依阶段，如新儒学派，东方文化派的出现与成熟，梁潄溟三路向文化观的提出，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对于关涉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民族精神，国家理念及皈依抉择的探讨，包括“西化的自由派”或曰“自由主义西化派”对借助传统以复兴现代中国的理性思考……等等，不一而足，都在皈依抉择中焦灼地寻求着人生彼岸的圣土。故而后期浪漫派的另一作家无名氏却在其长达七卷本的《无名书稿》中展现了文明抉择的更为深远的文化探索。从第一卷的《野兽·野兽·野兽》中的主人公印蒂的历经大时代革命风云的幻灭与求索，到第二卷《海艳》中印蒂退回情感活动中的精神追求与内在生命体验，以至第三卷《金色的蛇夜》中印蒂复出参加抗战归来后对灵魂归宿的缥渺求索，即可见出这一感觉形式、哲学升华的心理探寻过程与文化皈依的人文倾向。作者1950年给其兄卜少夫的信中曾说过，《无名书稿》“第四卷探讨神和宗教问题，第五卷写东方的自然主义和解脱，第六卷写综合的东西文化的境界及新世界人生观，第七卷写五百年后的理想的新世界的人与人的关系”（注：转引自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3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可见作家对于宗教、人文、 自然皈依均有较为明确的自觉追求。
后期浪漫派小说在新与旧、雅与俗及正与奇的多种审美文化的融合中，拓展了新文学的表现范围、方法与容量，而形成自成一体的皈依文化审美创造。它以俗文学的形式，新旧文化情与爱、美与善的问题，宗教境界与世俗思想的抉择，以及悲喜融一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浪漫表现，使现代小说从俗雅分流、新旧相隔、宗教与人文相对立的状态走向一种全新的审美文化创造。在作品的哲理内涵上也是如此。大时代风云动荡中的革命追求，侠肝义胆的传统文化色彩，超越现实的宗教境界，人性美及情与爱的永恒理想，新时代的浪漫精神，再加上异域风光的自然、人文背景，使这一皈依文化的审美表现丰富而又新奇，奔放而又高远，空灵而又厚实。如徐訏在《鬼恋》中塑造的女主人公冷艳而又静逸的美，是出乎常人想象的，同时也是新文学审美理想中所少有的。
小说写的是“鬼恋”——亦即人鬼之恋，实际是在一个传奇故事中写人与鬼的对话，红尘世界与神灵世界的对话，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话，也是灵魂与生命的对话，精神与命运的对话。所以其间写了几封“鬼”给“人”的情书，也是探讨人生要义的信。
后期浪漫派的出现，在新文化发展中并非偶然，是自有渊源的。它带有启蒙文化特征，又与前期浪漫派一样，注重自我表现的内心体验及理想境界的唯美追求与直觉化的抒情结构，与左翼文学的革命加恋爱的人文主题亦有相近之处，它与现代主义文学人物塑造上注重无意识心理表现也是很相近的，与新感觉派在印象表现、传奇情节、奇谲意象等方面也颇相似。同时它与七月派的主观自我表现及心理现实主义亦有相通之处。最后是它与京派小说的联系，最能见出其内涵与功力。京派小说是三四十年代文学成就较高的一个文学流派，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三四十年代文学的皈依文化特征，其丰富的文学成绩与三四十年代东、西文化论战及理论界对中国社会性质、前途、命运探讨中东方文化派、新儒学派的出现及现代社会学、民俗学产生的学术背景亦不无关联（注：关于京派小说与新儒学派的学术背景的文化、历史联系，详见拙作《京派、海派与港派的时空序列与文化意蕴》一文，《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它所追求的人性美、人情美等人文理想具有矜持于怀的永恒之道的东方人文精神特点，其所塑造的人物的理想性也是具有东方理想人格境界的厚重古风的再现，如沈从文、废名等的创作即是，但同时京派小说也融入了新文化的启蒙精神与五四时代的开放意识和浪漫精神气质。后期浪漫派小说在抒情性的心灵探索中在许多方面与京派较为接近。如人性美、人情美的追寻，自然、宗教、人文皈依的精神探索，浪漫的时代精神，人文理想与文学意境的融合等等，都可见出后期浪漫派小说与京派文学相近的一面。
后期浪漫派小说及其皈依文化特征在当代新时期文学“寻根意识”的神话结构中也可见出其相通的一面，神话、传奇、浪漫情绪与心理表现，新旧相通与俗雅相融，宗教境界与人文追怀，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的发展，也仍具有启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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