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贯穿中国改革过程的基本问题。在不断理顺和解决这一基本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中国式改革路径、改革规律和改革模式。“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中国式改革路径既是对1978年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沉淀与承继,也是对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反思与超越;“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的中国式改革规律用一种全面、辨证、联系的科学方法论,将政府、市场、社会、顶层设计这四个关乎改革成败的基本要素置于一个对立统一的结构体中,探索和建构彼此之间的规律性联系;“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相统一”的中国式改革模式破除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成就所产生的质疑,为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推行改革提供了中国经验,开启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关联式改革新范式。
[关键词] 新中国;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改革路径;改革规律;改革模式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实践历程始终是在解决当时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经济窘境、政治困境和社会问题中进行的,带有强烈的历史性、现实性和场域性。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改革全过程,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始终是影响每一阶段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在改革中的功能角色定位以及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也是每一阶段性改革所关照和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之一。在不断解决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彼此间基本关系的过程中,中国在自身独特的政治经济土壤中探索出了合乎自身历史体验、现实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势的中国式改革路径、改革规律及改革模式。概而言之,新中国70年来的改革,在实践层面展现出来的是“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中国式改革路径,在规律层面折射出来的是“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的改革规律,在经验层面表征出来的是“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相统一”的中国式改革模式。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改革路径、改革规律及改革模式进行梳理、研究和论证,既可以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改革经验模式的特色之处,又可以让世界充分体悟和把握中国改革经验模式的独特智慧。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即将告别2018年，迎来充满希望的2019年。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向全省自然资源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浙江自然资源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致以新年的祝福！
一、“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改革路径
以科学处理政府、市场、社会和党中央顶层设计之间对立统一关系为问题导向,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式改革成功开辟出了一条“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改革路径。基于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在处理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和社会发展关系方面方式方法的不同,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历史拐点,中国式改革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1949—1978年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主导下的改革阶段;第二个历史阶段是1978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导下的改革阶段。结合这两个历史阶段,可以全面梳理出“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中国式改革路径的历史印记。
(一)1949—1978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主导的改革阶段
这一历史阶段着重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经济瘫痪、政权不稳、外交封锁、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以理性化顶层设计下的计划方案及行政指令为路线方针,借助国家和集体的力量来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快速推动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改革的首选路径,进而为1956年以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主导地位奠定了实践基础。这一时期的改革历程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顶层设计和政府调控的优先主导地位。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改革所取得的三次重大成就都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人的顶层设计和人民政府的宏观调控有着决定性联系。第一次重大成就是1950年10月人民政府通过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配和现金管理而取得的统一全国财政工作改革的胜利。这一胜利一方面与党中央科学决策以及陈云主持下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决策部署密不可分[1]91,另一方面也与中央人民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息息相关[2]15-16。第二次重大成就是1952年借助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在1950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党中央作出了在服从抗美援朝战争需要的同时,务必要维持国内市场物价和金融稳定、控制带投资性支出的战略部署[3]112-116,这一顶层设计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提供了科学决策的指引。第三次重大成就是1952—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这一重大成就既展现了毛泽东同志1953年所提出的“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316这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科学性,又体现了“党中央边规划、边实施、边发现问题、边及时修正”[1]148-150以及通过“三反”“五反”运动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等宏观调控措施的实践性。这三大成就鲜明地彰显了党中央顶层设计和政府宏观调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历程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1956年以前,党中央较为科学地处理了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还是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都是在遵循市场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党中央在进行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时都比较灵活地运用了市场手段,同时又兼顾了社会整体利益,比较科学而理性地处理了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因面临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以及与投机资本作斗争等问题,因此“必须深谙市场经济运动规律,主要通过市场,用经济办法夺取胜利”[1]91。在进行农村土地改革时,实施保护团结和保护中农、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方针,兼顾了农村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社会活力。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借助自愿互助合作、公私合营、国营公司对私营企业加工订购等形式,遵循了平衡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社会发展规律。
在实践层面,“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改革规律折射出了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有机统一改革路径的过程性特点。“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的改革规律形成于“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改革实践活动之中,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合目的性价值目标支配下,通过建构“顶层设计、市场、政府、社会有机统一”这一新的社会关系模式的行为来实现的规律。所以,这一规律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它是对在中国政治经济场域下所进行的中国改革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反映。确切地说,它规律性地折射出了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有机统一的中国式改革的过程性特点。1978年前后的中国式改革实践历程都是紧紧围绕着当时阶段所要解决的政治经济现实问题、党和国家的战略发展目标以及社会主义优越性展现这三个核心议题来进行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是在问题、目标、效果三个基本要素导向下展开的,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有机统一成为了中国式改革的过程性特点。政府与市场间关系问题、举旗定向的规划目标、改革效果的衡量基点是问题、目标、效果这三个基本要素在每一次改革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颇具共性的表现形式。基于此,在不断试错、曲折前行、循序渐进的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渐探索出能够解决改革所面临共性问题的基本路径,即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市场规律;政府更好地发挥公共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调控功能;在顶层设计的战略指引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顶层设计、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都要服务于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幸福这三个社会发展基本指标。这一基本路径也恰是“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改革规律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所以,“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改革规律是对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有机统一中国式改革过程性特点的深刻映射。
(二)1978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导的改革阶段
第二,成功开辟了市场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改革路径。顶层设计与社会发展厘定了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大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下,改变以往计划管理体制、利用市场调节来解放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力,成为中国改革的首要突破口。同时,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如何处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关系成为改革初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7]19既要尊重市场规律,又要服从政府调控,“看不见的手”在“看得见的手”的调控下才能更好地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这便科学地把握了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199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规划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和“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实现机制[8]445。市场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成为中国改革初期的实践路径。
第四,逐步完善了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改革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新问题、新矛盾、新风险,中国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区。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下,坚定政治站位、加强统筹规划,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成为新时代中国式改革的历史使命。顶层设计日渐理性系统,政府调控日趋有序规范,市场作用从基础性过渡到决定性,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日趋成熟并定型,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改革路径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得以全方位展现。
这一历史阶段着重解决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严重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低下的问题。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这四十年的改革是在关照现实问题和反思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持续开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自觉探索出了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中国式改革路径。
列宁曾经说过:“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工具,而是自然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述。”[11]95“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的改革规律就是对“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改革路径的规律性表述。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政府绝对控制市场和社会”的经济管控逻辑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下“以自由化市场为主导的政府权力与社会(个人)自由此消彼长”的经济发生逻辑不同,这一改革规律既没有将政府、市场、社会、顶层设计置于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中来处理四者间关系,又没有将顶层设计与领袖个人意志、集权专制主义混为一谈,而是用一种全面、辨证、联系的科学方法论将政府、市场、社会、顶层设计这四个关乎改革成败的基本要素置于一个对立统一的结构体中探索和建构彼此之间的规律性联系。下文将从思维、实践和结构三个层面来认识和把握“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改革规律的基本特点。
第一,初步探索了以顶层设计为思想引导、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中国式改革图景。截至1978年,持续了二十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影响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互相排斥的思想在当时的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占据着主导地位。鉴于此,邓小平同志一方面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更有利于生产力解放和经济发展”[6]148-149的重大科学论断,破解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互斥的理论藩篱;另一方面提出“三个有利于”[6]372判断标准,作为厘定中国社会在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综合国力三个层面的发展指标。这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展示了顶层设计在改革实践中所发挥的强大思想引导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充分发挥顶层设计的思想引领和权威号召功能,是改革获得认同和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二是勾画了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中国式改革图景;作为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都要以社会发展为基点,既要能够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又要能够促进国家社会的全面进步。
汉字是不同与拼音文字的一种特殊的表义体系的文字，具有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形音义关系，形声字就是这种关系的最好的体现。如果留学生能够提纲挈领地学习形声字，了解和掌握形声字的规律和特点，从而增强识字能力，减轻认字负担。由此可见，形声字教学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在汉字教学过程，充分利用形声字自身所具有的音义理据，针对外国留学生的水平，制定出一套有效的形声字教学方法。
(三)“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改革路径的反思与超越
表5为依据叶绿素 a（Chla）、高锰酸盐指数（CODMn）、透明度（SD）、总磷（TP）、总氮（TN）计算得到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
第一,这一改革路径是在1978年前后这两个历史阶段经历的挫折和不断探索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这两个历史阶段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1978年以前的三十年在处理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关系问题上曲折与试错的历史积淀,1978年以后的四十年要探索出“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实现路径和长效机制,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经历更大的困难与挫折。这两个历史阶段全面展现出了党和人民对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这一基本关系从自发到自觉的认知性实践活动过程,是中国改革经验与模式的长时段历史记载。
40年，铸就了一座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开放之城，同时又是一座彰显江南水乡特色的美丽之城。苏州每年实现的外贸进出口总量稳稳占据江苏一半以上、全国近十分之一，实际利用外资总数突破2000亿美元。同时，“醇正江南”依然是这块土地上永远鲜活的乡愁。进入新时代，苏州把古城保护提升到了守护城市文脉的高度，唐代始现的三横三直加一环的骨干水系和水巷特色至今也基本未变。“四个百万亩”得到有效保护，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3个、历史文化名村5个。
第二,这一改革路径是在对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批判反思中开拓创新的。在中国改革所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空场域之外,存在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两种经济发展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这两种经济模式在解决市场、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所折射出来的经济逻辑及其基因缺陷,客观上为“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中国式改革路径的成功探索提供了场域外的反思与借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端于苏联斯大林时代,其基本特点是“高度集中和指令性”[9]157,这一经济体制折射出来的是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政府绝对控制市场和社会的经济管控逻辑。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一经济模式是建立在“人生来就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10]158的逐利性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借助自由化市场来限制和分散政府权力及保障个人自由,它折射出来的是以自由化市场为主导的政府权力与社会(个人)自由此消彼长的经济发生逻辑。这两种经济模式都因没有处理好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而存在着基因缺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借助国家政权和政府权威人为割裂了经济发展与市场规律之间的联系;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因过度强调市场自由化而始终面临着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根本矛盾的困扰。“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改革路径创造性地建构起了代表着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顶层设计引领下的政府、市场、社会间和谐共生的对立统一关系。它在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和关照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党政权力规范化和程序化长效机制、科学定位党中央顶层设计所具有的总揽全局和统筹规划的功能,既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又实现了政府权力对市场调节的合理化管理和对社会发展的科学指引,更强化了党中央对“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正义秩序的价值引领。这一改革路径不仅破除了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对市场和社会绝对控制的思想束缚和体制障碍,而且避免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市场过度自由化所造成的一系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二、“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的改革规律
第三,进一步夯实了以社会发展为基点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改革路径。改革越深入,成就越凸显,问题也越突出,集中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和谐问题。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要将以人为本的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作为市场基础性作用、政府宏观调控以及顶层设计相互作用关系的结合点和出发点。这一时期的改革以解决民生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为切入点,重点关注改革的统筹性、协调性和科学性,使得各项改革都要有利于改善和保障民生、展现社会公正、体现社会和谐,这夯实了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改革路径。
(一)价值主导与客观规律辩证统一的建构性思维
在思维层面,“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改革规律体现出了价值主导与客观规律辩证统一的建构性思维。马克思曾指出,人是按照自然界的尺度和人自身本质力量尺度这“两种尺度”来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本身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2]83。人类的实践活动往往是合主观目的性和合客观规律性的耦合,其所展现出来的实践规律则是价值主导与科学规律的辩证统一体。“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的改革规律,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顶层设计”和“政府调控”所承载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而且遵循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规律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政权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发展规律。“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的改革规律充分展现出了建构性思维特点,既合目的性地厘定了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和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又合规律性地建构了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和社会发展间的主客观辩证统一关系。
(二)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有机统一的过程性特点
第三,1956年以后,顶层设计和政府调控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改革逻辑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市场调节逐渐消失,以“生产单一规划、供应统一调拨、销售统购包销、财政收支平衡、劳动统包统配”[1]185-190为主要特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式形成。顶层设计和政府调控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计划与市场严重对立,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失衡。这一改革逻辑的弊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期就已凸显。由于过分强调行政指令而忽略社会整体利益,各项改革和建设出现了“有点急躁的苗头”[5]190-191,造成了资金供应紧张、国有资本投资过热、消费品供不应求以及财政赤字等问题[1]175。虽然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党中央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略微调整,适当平衡了市场调节、政府调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1]284,但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开始发挥主导作用,这不仅导致第二个五年计划无法实施,并且致使此后二十年的中国改革逐渐陷入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藩篱之中,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橙皮苷对照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110721-201617，纯度：96.1%）；甲醇、乙腈为色谱纯，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娃哈哈纯净水。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下党中央、市场、政府、社会间的结构性关系
在结构层面,“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改革规律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下党中央、市场、政府、社会间的结构性关系。结构是由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图式体系,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特征[13]7。而且,“结构的组成部分受一整套内在规律的支配,这套规律决定着结构的性质和结构各部分的性质”[14]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下,党中央、市场、政府、社会在改革实践过程中由自发到自觉构成了具有整体性、稳定性和关联性的结构体,“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的改革规律就是支配这一结构体的内在规律,它决定着这一结构体的功能发挥和结构各实体间的规律性关系。
分析： 题干为整个试题提供了一个情境。情境的背景资料是： 由子囊菌Magnaporthe oryzae引起的稻瘟病是一种世界性的水稻病害，严重影响我国水稻生产和粮食安全。随着水稻和稻瘟病菌全基因组测序计划的相继完成，水稻—稻瘟病菌的互作机制研究已成为植物—病原物互作机制研究的模式系统。深入研究稻瘟病菌入侵机制、病菌效应分子的功能、无毒基因—抗病基因之间的互作及水稻响应机制等，对利用抗病遗传育种和遗传工程手段控制稻瘟病危害、保障水稻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改革路径是在中国时空和世界时空交错的环境下进行的,既离不开1978年前后这两个历史阶段的沉淀与承继,又离不开对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如图1所示,在“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的改革规律支配下,党中央、市场、政府、社会这四大实体间形成了一个稳定结构体,它们在彼此关联性实践活动领域中产生了规律性联系。第一,社会是基点。党中央、市场、政府各个实体分别所从事的顶层设计、市场调节、宏观调控实践活动都要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需求,即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党中央顶层设计为社会发展厘定价值目标和战略规划;市场调节为社会发展供给满足人民有效需求的产品,并激发社会活力;政府调控为社会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和正义秩序保障。第二,党中央定方向谋全局。党中央通过做出科学理性的顶层设计,为市场调节、社会发展和政府调控实践活动及三者在改革实践中功能的发挥提供举旗定向的价值引领和战略规划指导,既从战略高度来指导和推动市场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又为政府调控职能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给予政治站位规划和路线方针政策指引。第三,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辩证统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凡是市场的事情都要交给市场自身来调节和决定,顶层设计、社会发展、政府调控等实践活动都要遵循同时不违背市场规律,包括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政府既要依法规范和管理市场秩序,引导市场主体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从事经济活动,又要依职权对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进行相应处罚和纠正,还要依据党中央顶层设计厘定的政策、路线、方针以及国家战略需求来确保市场能够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决定作用,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改革规律的支配下,党中央、市场、政府、社会所形成的这一结构体不同于集合体,若离开这一结构体和规律的支配,它们各自在这一结构体中所具有的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将不复存在。并且,党中央、市场、政府、社会这四大实体间的规律性联系是在改革实践历程中形成的,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并成为新时代整体性、协同性、系统性改革实践活动的结构基础。
图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下党中央、市场、社会、政府结构性关系
三、“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相统一”的改革模式
“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改革路径展现出来的是“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相统一”的改革模式,它有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市场、政府、社会间关系的平衡与统一。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具有鲜明的世界意义。
三是加强农业单位考核监督工作。采取建立组织、挂钩联系、派员监督等措施，对大队生产经营全过程实施监督、管理和服务；大队内部实行“统一组织、分工协作、分片到人、责任管理、绩效考核、奖惩兑现”的责任制管理模式。分公司对农业生产经营采取两级核算（分公司、大队及承担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单位）的财务管理模式，严格内控制度，建立完善的大队农业生产经营的高标准管理模式，加强对大队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成本预算管理。
(一)破除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成就所产生的质疑
“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相统一”的改革模式科学定位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顶层设计的政治领导力和权威力,破除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成就所产生的认知误区乃至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以资本扩张和利润最大化为直接目标,以保障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15]7,它将个人自由、限制权力奉为圭臬,视执政党干预市场与自由为集权与专制[16]71,这一意识形态化了的经济模式时常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误解、误判乃至质疑中国改革成就的标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度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改革这一实践路径贴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违背民主”的标签。“民主”和“经济规律”唯有与政治国家的基本国情相适应,才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否则毫无意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新中国70年来的改革既要服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又要充分发挥好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以及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顶层设计的现代化治国理政能力,这合乎中国基本国情。“以社会发展为基点的市场调节、政府调控、顶层设计良性互动”规律是中国改革实践的基本规律,那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顶层设计,并在科学处理社会发展、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关系基础上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举旗定向、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这遵循了中国自身的经济规律。中国是多人口、多民族、地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通过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来扩大改革群众基础、形成改革合力、创造改革成就,这展现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17]292这一中国民主逻辑。中国改革不仅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而且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成功,这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经济规律以及民主逻辑。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相统一的改革模式是展现中国理论特色和实践特色的主客观统一体,并不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实践者和奉行者主观意志而转移。
(二)为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推行改革提供了中国经验
“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相统一”的中国改革模式有效建构了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为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推行改革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式改革的实践历程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论证了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之间平衡关系的可行性,而且证明了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之间结构性关系的有效性。如何处理执政党(执政者)、市场、政府、社会间关系,是任何政治国家在推行改革时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为这一关系既关涉执政者阶级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平衡与实现,又关乎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经验都没有平衡好顶层设计、市场、政府、社会间的关系。这两种经济模式首先将政府和市场对立起来:市场主导必然限制政府权力,依靠政府权力则必然排斥自由市场规则;其次忽视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观照:或者任由整个社会屈从于市场规则,或者任由国家政权掌控整个社会;最后没有科学定位顶层设计所具有的总揽全局和统筹规划功能:要么将顶层设计与集权专制主义相提并论,限制政府权力对市场过度自由化和社会正义秩序的合理调控,要么将顶层设计与领袖人物个人意志混为一谈,放任政府权力对市场规律和社会自由的不当支配。所以,这两种经济模式不仅解决不了改革所面临的利益平衡问题,反而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正义危机和公权力信任危机,进而影响政局的稳定性。新中国成立70年的改革经验和模式证明,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本国国情和现实需要,以社会发展为基点来平衡好执政党、市场、政府与社会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充分发挥执政党、市场、政府和社会在改革过程中各自具有的结构性功能,是科学处理执政党(执政者)、市场、政府、社会间关系的有效方案。这种方案对于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具有经验借鉴意义,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改革不仅是实现自我革命、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建构的关键环节,而且是实现社会关系模式“破旧立新”的途径和方法,它可以为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提升综合国力和保障独立主权增强内生性动力。第二,执政者可以通过顶层设计将代表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价值目标和发展战略融入改革进程之中,并掌控改革的方向性和政治性,巩固和提高自身执政地位的权威性与独立性。第三,当执政党(执政者)、市场、政府、社会这四大实体在本国土壤中由自发到自觉地形成稳定的结构性关系之后,这既有利于政党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间的平衡与实现,又有利于改革的全面性、深层次化以及可持续性,更有利于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第四,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在借鉴、汲取人类先进文明的同时更应该不断探索合乎自身历史体验、现实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势的改革经验与模式。
(三)开启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关联式改革新范式
“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相统一”的改革模式开启了以一体化向心力量为先导、以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的整合与平衡为路径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关联式改革新范式。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相比,“大一统”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独特的历史体验、现实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势。在维持和巩固“大一统”社会存在状态和社会文化的各个要素之中,一体化向心力量是政治上的决定力量,它是中国“大一统”社会享有最高权力和最高权威的主体性力量、符号化象征以及政治性要素。中国共产党成为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一体化的向心力量,源自于历史选择和人民认同。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相统一的中国改革模式充分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这一一体化向心力量在改革实践中的先导性角色和地位。它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国家中那些仅仅在数量或者选票上占据优势地位的执政党,又不同于威权主义国家中仅仅依靠国家暴力机关来维持其权威形象的执政者,也不同于西方政治学理论和实践中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统一体”[18]119。它是集国家发展战略规划者、人民幸福领导者、民族复兴担当者、社会文化引领者为一体的民族国家向心力量。中国共产党这一先导性的角色和地位意味着,一方面,它可以凭借高度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权力和权威,通过整合党内外一切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以及社会力量来为中国改革给予主体性保障和集体力支撑;另一方面,它具有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下探索符合自身历史体验、基本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特色改革模式的独立性和领导力。所以,从政治经济哲学层面来看,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相统一的中国改革模式表征出来的是以一体化向心力量为先导、以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的整合与平衡为路径的政治经济关联式改革哲学。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的政治经济分离式改革哲学是不同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霸权和资本扩张的助推下一度成为风靡全球的经济思潮。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下,“政治与经济全面脱钩”,资本具备了绕开一切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得以在国内外谋利与扩张的绝对优势,这势必会造成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的失衡,集中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扩大化与社会的高度分化,“今天西方盛行的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是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失衡的产物”[19]。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模式因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而具有不可复制性[20]。“作为模式的根本特点是它的唯一性与独特性,它与具体的时空条件和环境特点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它只具有启发意义,不具有‘照搬’和要求别人模仿的含义”[21],也就是说,改革模式本身并不具有完全的复制性和移植性,但是其展现出来的改革经验却具有借鉴意义。面对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入侵,执政党、市场、政府、社会相统一的中国改革模式可以为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重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再关联以及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再平衡提供经验借鉴。
中国改革实践是中国改革规律的生成土壤,中国改革规律是对中国改革实践的规律性表述,中国改革模式是中国改革实践和中国改革规律的凝练与总结,是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的具体表现。一方面,顶层设计、市场调节、政府调控、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中国式改革路径及其规律仅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我们应该持续不断、更加深入地挖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改革的其它重要经验和智慧,这既可以为新时代创新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思路、方法提供经验积累和规律指导,又可以让世界更加清晰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改革的特色之处以及中国改革成功的历史和现实必然性。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始终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场域内和场域外这两个时空中前行的,中国的改革离不开对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交流互鉴,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更离不开中国改革经验与模式的贡献,所以,我们还要站在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的制高点观瞻中国改革之于世界乃至人类社会所展现出来的独特个性及其创造性价值,这不仅可以为世界乃至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中国改革经验、改革智慧、改革方案,还可以为人类政治经济文明的多样性注入中国基因。
参考文献
[1] 苏星.新中国经济史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2]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 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 方厚枢.中国出版年鉴 [G].北京:中国出版年鉴社,1994.
[9] 王金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七十年——苏联经济发展史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10]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M].焦维娅,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11] 列宁.哲学笔记 [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3] 让·皮亚杰.结构主义 [M].倪连生,王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4]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 [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5]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 [M].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6]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M].王明毅,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8]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 [M].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9] 郑永年.国家与发展: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模式 [J].文化纵横,2019(1):30-37.
[20] 西村博之.历史的终结,中国模式与美国的衰落——对话弗朗西斯·福山 [J].国外理论动态,2016(5):1-6.
[21] 王宏波.实践模式的哲学内涵和理论价值——兼论中国模式研究的意义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7.
[本刊相关文献链接]
[1] 全林,周凯,陈留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及其供求关系分析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94-101.
[2] 陈建兵,梅长青.“中国方案”的三维审视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87-93.
[3] 魏华,卢黎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特征与时代价值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9-76.
[4] 马忠,陈晨.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借鉴发展及重要价值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09-116.
[5] 杜晓燕,宋希斌.数字中国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信息化及其实现:精准、动态与协同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17-124.
[6] 燕连福.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面临问题与改革着力点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68-75.
[7] 刘儒,王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演进的内生性逻辑与基本经验——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主线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93-100.
[8] 郭菊娥,袁忆,张旭.改革开放40年政府职能转变的演进过程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46-56.
[9] 靳亮,陈世香.中国政府文化管理机构变迁中的结构、历史与行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47-154.
Experience and Model of Chinese-Style Reform o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 Juan,WANG Hongbo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 In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the relationship among top-level design,market regulation,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runn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form.I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ly rationalizing and solving this fundamental problem,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Chinese people to explore a Chinese-style reform path,reform law and reform model.The Chinese-style reform path of “organic unification of top-level design,market regulation,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the precipitation and succession of the two historical stages around 1978,but also the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highly centralized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western Neo-liberal economic model.Based on the Chinese-style reform law of “benign interaction of market regulation,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top-level design on the basi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our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government,market,society and top-level design,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reform,are placed in an opposing and unified structure to explore and construct the regular relationship by a comprehensive,dialectical and connected scientific methodology.The Chinese-style reform model of “unification of the ruling party,the market,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breaks the doubts raised by the western liberal countries about the achievements of refor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provides Chinese experience for countries and nations that want to speed up development but also wants to maintain their independence.Meanwhile,the Chinese-style reform opens a new paradigm of “political-economic connected” reform for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the founding of China;top-level design;market regulation;government regulation;social development;reform path;reform law;reform model
[中图分类号] B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19)05-0012-09
DOI:10.15896/j.xjtuskxb.201905002
[收稿日期] 2019-03-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AKS006);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8A08)
[作者简介] 李娟(1984- ),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王宏波(1952- ),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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