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分合及其历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意义论文,分合论文,联合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3-0011-14
一、时代背景
“九一八”与“七七”事变相继爆发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国最根本的文脉所系——高等教育，也面临国破校亡，根基沦丧的空前灾难，尤其是大学数量接近全国半数、在校大学生占全国2/3以上的东北与平、津、沪三地，面临的危险最为严峻，遂先有东北大学自东北向北平、向西北的颠沛流离，再有平、津高校的空前浩劫。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9月复并入省立河北女子师范学院)[1]。于是，由此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即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12月8日，还有仿效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的大学联合体形式在福建建阳成立的，由暨南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30多所公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合组而成的东南联合大学。1943年7月结束，收容学生400余人，并资助许多其他学校师生投奔各自母校，从筹办至结束存在一年零九个月时间[2]。
西南联大以合而有分的形式在西南大后方、西北联大以分而有合的形式在西北大后方各自从1937年至1946年发展9年，分别为西南地域文化或西北地域文化，保存国族文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西南联大在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几乎全部在平、津复校，仅为西南地区留下一个昆明师范学院。西北联大，在1939年8月8日奉教育部令改为国立西北大学(以下简称西大)，相继分出国立西北工学院(以下简称西工)、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以下简称西师)、国立西北医学院(以下简称西医)、国立西北农学院(以下简称西农)，为西北地区留下综合、师范、工、农、医等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后来复归平津，但北平大学整建制永远留在西北。抗战时期西北联大母体诞生的子体——国立西北五校——表现出明显的分而有合。比如：五校在西北联大校训“公诚勤朴”的基础上或直接继承(西大)，或演为“公诚勇毅”(西工)、“诚朴勇毅”(西农)；与工、农、师、医从联大分出独立设置不同，西北大学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在1945、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令国立西北大学分批为西北联大二十七年度、二十八年度两届除原平津三校学生外的毕业生(借读生、转学生)换发毕业证，截至1947年5月1日，已收到教育部验印的毕业证50张，尚有10余名待办中，这些毕业证书同时加盖有西北联大四常委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的签章，所在院院长、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签章和教育部核审章[3]，表明西北联大确有精神上的延续，而且最先分出的西工与西大在近两年的时间共有一位校长；西师在1939年8月虽然名义上分出，但直到1944年11月迁兰州前一直在城固与西大隔壁共处、合班上课、90%以上的教授合聘、共用图书馆等教育资源；西医1939年8月分出，1946年8月复与西大合并回迁西安；五校联合招生、联办先修班、联办社会教育、联合创建西北学会、中国物理学会西北分会、中国化学学会西北分会等学术社团，以及联合争取权益，对外共同争取权益等。
过去对于西南联大研究较多，对西北联大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以致形成一些不公正的认识。我们力图理清脉络，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在此，我们的研究上限为1937年9月10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下限为1946年底其子体各校在平、津、冀、镐各地相继复校。并且，始终将西北联大母体与其子体，作为一个分而有合的共同体来看待。
二、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时期(1937-09-10—1939-08-07)
(一)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西安临时大学之构思始于1937年8月教育部的《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初拟在长沙、西安等地至少设三个临时大学。1937年9月10日正式颁布教育部第16696号命令。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长王世杰发布《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以教育部、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陕西省教育厅等代表组成筹备委员会。王世杰兼任主席，聘任李书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翛、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等9人为委员，随后又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4人为常委，不设校长，由常委商决校务。
1938年1月10日为学生到校最后期限。 据1938年2月10日的统计，全校学生总计为1 472人(含借读生151人)。全校分为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再分为：文理(国文、历史、外国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八系)；法商(法律、政治、商学三系)；教育(教育、体育、家政三系)；农(农学、林学、农业化学三系)；工(土木工程、矿冶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纺织工程六系)；医(不分系)六大学院，24个系。学生以文理学院(439人)、工学院(386人)、法商学院(279人)居多。全校三院分布在西安的三个地方：校本部、第一院的国文系、历史系、外语系、家政系在西安城隍庙后街四号；第二院的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学系以及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共处一院(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第三院的法商学院三系、农学院三系、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在北大街通济坊。
其教授计有106名。其中，文理学院有黎锦熙、许寿裳、陆懋德、赵进义、傅种孙、曾炯、张贻惠、岳劼恒、刘拓、张贻侗、金树章、黄国璋、殷祖英等35名；法商学院有沈志远、寸树声等12名；教育学院有李建勋、马师儒、袁敦礼、董守义、齐壁亭、王非曼等15名；农学院有周建侯、汪厥明、虞宏正等16名；工学院有李书田、周宗莲、李仪祉(兼)、魏寿昆、张伯声、潘承孝等22名；医学院有吴祥凤、严镜清等6名。
历史学家侯外庐，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梁漱溟，水利学家、西安临大兼任教授李仪祉，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女作家丁玲，作曲家贺绿汀，漫画家张汀，杨虎城的夫人、西安中山学院毕业生谢葆真，在此期间到校讲学或演讲。
西战场失利，太原失守后，日寇沿同蒲铁路南下，窜抵山陕交界的黄河风陵渡口一带，与西安东部135公里处的潼关仅一河之隔，西安东大门告急。为此，蒋介石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遂命西安临大再迁汉中。1938年3月6日，西安临大正式迁离西安。全校千余师生历时月余，以沿途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强身健体为三大目标，编为1个参谋团，1个大队，常委徐诵明为大队长，下分3个中队14个区队106个分队，每个中队500至600人，先乘火车至宝鸡下车，再徒步130余公里，过渭河，渡柴关，涉凤岭，翻越秦岭到达陕南汉中。全校分布在三县六地：大学本部、文理学院设于城固县考院(黉学巷贡院旧址)；教育学院全部、工学院一部设于城固县城文庙；法商学院设于城固县城小西关外原县简易师范旧址；体育、地理、土木三系和附设高中部设于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利用大自然形势和环境，研究地理和实地测量；医学院设于南郑县居民聚居区，便于民众诊病；农学院在沔县(今勉县)武侯祠，利用汉水开凿沟渠，从事农业和灌溉研究。
(二)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之《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提出：“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合并成西安临时大学，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各学院向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据此，1938年4月3日教育部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5月2日，西北联大在陕南城固校本部补行开学典礼，并开始上课。同年，联大第45次常委会通过决议，以“公诚勤朴”为校训，并聘请黎锦熙教授撰成校歌歌词。其词曰“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嶓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校歌将平津三校联合、立足秦陇的文化使命，以及文理、法商、教育、农、工、医六大学院的办学目标等作了高度概括。
西北联大沿袭西安临大旧制，学校不设校长，由校务委员会、常委商决校务。1938年7月22日，教育部长陈立夫令，撤销原筹备委员会，改组为校务委员会，原西安临大筹备委员均为校务委员会委员。常委有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翛。因陈剑翛请辞，教育部复派胡庶华接任常委。同年10月，又派张北海任校务委员。
学校初设6个学院23个系：文理学院有国文系、外国语文系、历史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理学系；法商学院有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商学系；教育学院有教育学系、体育系、家政系；农学院有农学系、林学系、农业化学系；工学院有土木工程学系、矿冶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讯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纺织工程学系；医学院，不分系。1938年7月工学院与农学院分出独立后，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四个学院，除各学院原有系科外，新增医科研究所、师范研究所。各院系教授大致与西安临时大学各院系教授一致。
1938年12月1日，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成立后，李建勋教授任主任，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0至15名，期限两年，开始及格者授予硕士学位。其“以研究高深学术，训练教育学术专才，及协助师范学院所划区域内教育行政机关研究教育问题，并辅导改进其教育设施为目的”[4]。
1937至1939年，西北联大毕业学生660人，仍发给原校证书。其中北平大学251人，北平师范大学307人，北洋工学院39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11人，他校转学借读生57人。
三、国立西北五校分立合作时期(1939-08-08—1945-08-14)
西北联大分两次分立：第一次是工、农两院的分立；第二次是西北大学的“令改”和师范学院、医学院的分立。在此以1939年8月8日最后一次分立为准，并以分出时间先后为序排列，按照校政演替、院系设置、教师、学生、学术研究、教育贡献，特别是对西北经济、科学、教育和社会发展等贡献，简洁勾勒各校历史脉络，以及各校之间的合作线索。
(一)国立西北工学院
西北工学院是第一个自西北联大母体分出并独立的学院。1938年7月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令：“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与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合并改为国立西北工学院”[5]。李书田初任筹备主任，赖琏、潘承孝相继任院长。教育部附发的西工改组办法规定了其经费的三个来源：一是以西北联大原有工学院及北平大学工学院实支经费266 400元充为其经费；二是以焦作工学院的教育部补助费实支31 500元及原有学院经费移充为其设备费及迁移费；三是以中英庚款会补助西北联大工学院设备费原额89 000元移充为其设备费。其教职员、学生、院产等均为西北联大工学院等三院校原师生和财产，包括全部学生成绩、设备、文卷等。其地址，教育部初定设于岷县或天水，但实际上一直以在西北联大借用的意大利天主教堂之一部做院址，即汉中城固县东南部的古路坝天主教堂(今城固县城南12公里处董家营乡古路坝村)。1938年11月10日筹备委员会迁古路坝院址办公。筹备期间约有学生600余人。1938年12月11日开始上课。初设有土木、电机、化工、纺织、机械、矿冶、水利、航空八系，后又增设工业管理系。1939年2月，教育部撤销筹备委员会，聘秦瑜为院长，未到任，复聘赖琏为院长；3月16日赖琏就职后，增设工科研究所与工程学术推广部；8月21日第一届144名学生毕业；民国二十八年(1939)度第二学期毕业143人，这两届学生的大部分学业应在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完成。至1939年6月，有教职员159人，学生共计829人(含正式生811人，研究生1人，借读生10人，特别生7人)。至1946年，共毕业学生233人，按教育部学位授予法，授予学士学位。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3月，西工①迁至陕西咸阳。
西工在联大时即成立有工科研究所，1939年又成立矿冶研究所。其中矿冶研究所分设采矿、冶金、应用地质三组，先后招收研究生46人，研究期限两年。开设有外国语(德、法、俄)、高等数学、高等金属矿床开掘法、采矿术、物理冶金学、高等冶铁学等40余门必修课和选修课程。
西工与西大等西北五校关系极为紧密，一度甚至两校共有一个校长。其中赖琏任西北工学院院长任内，于1942年春至1943年12月，一身两职，同时兼任西北大学校长。直到1943年底潘承孝继任西工院长后，教育部始准予他辞去院长兼职。
西北工学院前承北平大学工学院，复汇入东北、中原工学高等教育，形成了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化工、纺织、水利、航空、工业管理，以及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完整工程高等教育体系，其工程学术推广部测绘南郑城区，测量设计改进五门堰水利，并调查安康凤、徽两县矿产等，从而奠定了西北工程高等教育和工程学术的基础。
(二)国立西北农学院
西安临大农学院的前身为京师大学堂的农科，1912年改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2年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8年并为北平大学农学院。在西安时设于西安通济坊，与法商学院、医学院和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同在一地。时有农学、林学、农业化学三系。周建侯教授任院长。汪厥明教授任农学系主任，教授有易希陶、夏树人、王益滔、陆建勋、李秉权；贾成章教授任林学系主任，教授有殷良弼、周桢、王正；刘伯文教授任农业化学系主任，教授有虞宏正、王志鹄、陈朝玉，副教授罗登义等。
西北联大农学院在汉中时，设于沔县(今勉县)武侯祠。三系未变。周建侯教授继续任院长。教授新增姚鋈等。周明群教授因体弱，翻越秦岭抵达汉中即不幸去世。
1938年6月始议，西北联大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合组为西北农学院。1938年7月7日，教育部令西北联大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原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北联大农学院原院长周建侯教授等为委员。1939年4月正式成立。设有农艺学、森林学、农田水利学、畜牧兽医学和农业化学等六系和农业经济专修科。1940年增设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1941年增设农业科学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1946年增设农业机械学系和农产制造学系。历任院长有辛树帜、周伯敏、章文才、唐得源等。
其办学“重视结合西北实际，为西北的农、林、园艺等事业服务”以及西北农作物栽培育种、西北家畜品种改良、西北兽医预防、西北造林、护林、森林利用等[6]。1941年，西农农田水利研究部成立，开始招收研究生。修业年限两年，助教兼研究生者3年。其必修课有高等数学分析、流体力学、土力学、高等水文学、高等水工设计、模型试验、水工流体学、专题讨论等，选修课有水利机械、水质分析、黄河问题研究、田间技术、植物生理及病理、作物遗传、棉作学、食用作物等。在科学研究方面，先后育成棉花、小麦、谷子、大豆、玉米、高粱、马铃薯等各种优良品种22种，并以农业推广处、改良作物品种繁殖场等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举行过三次农产品展览会，举办过农民训练班、新旧农事讨论会、农民夜校，辅导扶风、武功两县成立棉麦生产合作社170个和信用合作社265个，为教化民风、开发西北作出重大贡献。
西农奠定了西北农学高等教育体系。1937年至1947年，全院有教职工265人，其中教师138人，教授52人。先后有247名教授、副教授在西农工作过，92人有留学经历，21人获博士学位。虞宏正、林镕、盛童笙、涂治等10余名教授后来成为院士。王绶、周尧、刘慎锷、李赋都、石生汉、李仪祉等教授曾在此任教。1934年至1949年共毕业学生1 657人，其中本科生1 396人，专科生261人。
西农在专科学校时即与西安临大有密切联系。其一是西安临大之前，已经与临大四大前身之一——以北平大学研究机构为基础创建的北平研究院发生联系。1936年11月18日，北平研究院与农专合建的西北植物调查所在农专成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所长刘慎锷等30余人出席，之后于1937年春自北平运来书籍和标本100余箱。刘慎锷还主持北平研究院西安办事处，并向西安临大生物系推荐林镕、汪德耀等教授。其二是，与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大也有频繁交流。临大到西安后，除农专校长参与筹备西安临大外，“初期，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备函探讨拟将西安临时大学农学院及文理学院生物系共计八个系设于武功。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于1937年9月17日复函‘极表欢迎’，但指出‘本校前奉教育部筹设西北大学理学院化学馆，并由本校计划建筑附设高级职校，设备不周，仅可容纳现有学生，房屋设备需争取资金’”。1937年11月11日，临大筹委会复函决定“农学院及文理学院生物系暂在西安城内及附近已有之校舍设法上课”[6]。同年，11月27日，临大筹委会致函农专要求支援实习材料及标本等。农专给予“所有之水稻三种、小麦八种、大麦、玉蜀黍、黍、粟、稷、荞麦、大豆各数种、蔬菜种子五十种、昆虫八种”[6]。西安临大—西北联大筹备委员会委员周伯敏于1939年9月至12月代理西农院长。西北联大农学院院长周建侯曾任西农筹备委员会委员。西北联大生物系主任金树章教授后任西农农学系植物病虫害组主任；西北联大林学系主任贾成章后任西农森林学系主任。
西农与西大也有诸多联系。1946年5月20日在南京发生“五二○血案”，“国统区”60余所大中城市学生联合举行罢课，西农(武功)、西大(西安)、西工(咸阳)亦联合举行罢课。1949年6月，放弃西安西撤的胡宗南复自陕甘边境东进拟收复西安时，西农于6月11日奉命迁西安，寄居西北大学，7月27日扶眉战役结束后返回武功。西农与西大两校教授亦有密切联系：李仪祉既为西北大学工科的创始人，亦为西农水利专业的创始人；西农教授周尧曾任西北大学生物系主任三年；虞宏正院士曾任西北大学仪器委员会主任，长期在西农、西大两地兼课；李振岐院士与西大教授联姻，长期双聘于两校。另外，先后在两校互相兼课或曾在两校任职的教授还有汪厥明、王志鹄、王恭睦、唐得源、甄瑞林、邢润雨、刘鸿渐、季陶达、李伯洵、毛鸿志、李中宪、李萃麟、巩重起等。
西农形成了农艺、植物病虫害、森林、园艺、农田水利、畜牧兽医、农业化学、农业机械、农产制造、农业经济，以及从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到职业技术教育的完整农学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西北农学高等教育和西北农学与农业技术的基础。
(三)国立西北大学
1939年8月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同时将原有之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分出独立设置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按照《国立西北大学组织规程》，学校“以研究高深学术，陶铸健全品格，培养专门人才为职责”。赖琏校长补充提出“远观周秦汉唐之兴盛，环视大西北区域之雄伟，应以恢复旧的光荣，建设新的文化为己任，为最高理想”。1940年4月，教育部决定西安为国立西北大学永久校址。
1939至1949年间，胡庶华、陈石珍、赖琏、刘季洪、马师儒、杨钟健、岳劼恒等相继任校长或代理校务。张贻惠、姜琦、杜光埙、杨宙康、杜元载、高明教授相继任教务长。文学院院长相继由刘拓、马师儒、于赓虞、萧一山教授兼任；理学院院长相继由刘拓、赵进义教授兼任；法商学院院长相继由刘鸿渐、卢峻、赖琏、曹国卿教授兼任；医学院院长相继由侯宗濂、汤泽光教授兼任。
西大初设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理学院(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学系)、法商学院(法律系、政治系、经济系、商学系)三院12个系，另有与西工、西农合办的1个先修班。1944年9月奉教育部令，文学院添设边政学系。1945年奉教育部令增设教育学系。1946年5月奉教育部令，西医汉中部分自1946年度起并入西大。8月1日，自联大分出的西医正式并入西大，为医学院，院址设于西安崇礼路西北化学制药厂旧址(今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北院)。1947年初，报教育部批准，理学院地质地理系分为地质、地理两系。1947年12月报经教育部批准，原隶属文学院之边政系，改属法商学院。
在人文与社会科学方面：一是创建师范、经济学、西北文物研究所(室)，创办《西北学术》《西大学报》《国立西北大学校刊》《西北学报》《西北月刊》《边政学报》《经济新潮》《文史》《城固青年》等多种大型学术期刊，创建中国教育学会西安分会，以及法学、边政学、地理、教育、考古、政治学等学会或研究会，形成了学术研究的制度化基础；二是开展西北文学、方言、国语拼音注音符号、民歌、史志、关学、俄文、维汉、蒙汉语言研究，杨兆钧副教授出版《维汉字典》，谢再善教授出版《蒙汉辞典》，张西堂教授出版《春秋六论》《颜习斋学谱》等18部著作，其中《颜习斋学谱》获教育部著作发明二等奖，黎锦熙教授完成陕西8部地方志，所撰《方志今议》提出的几个原则被奉为现代方志学的金科玉律，并于1941年获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三是开展史学研究，陆懋德教授的《中国上古史》与《史学方法大纲》分获民国三十年度(第一届)、民国三十一年度(第二届)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与二等奖(当年一等奖空缺)，其中《史学方法大纲》为中国史学方法研究的奠基之作，还接收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间在河南、陕西、青海、甘肃等地搜集的1 000余件文物，出版西北文物丛刊，王子云教授出版《中国历代应用艺术图纲》等10余部著作，从而首开中国艺术考古的先河；四是与陕西省教育厅合作，对陕西中等学校投考试卷进行分析，研究改进中学国文、英语、数学教材与教法，还开展暑期中等学校教师培训，提高基础教育师资水平，马师儒教授还出版了《教育概论》《现代教育思潮》《教育史》《教育哲学》等著作；五是与陇海铁路局合作组织西北经济考察团，开展西北工业、矿产、水利、畜牧、农业、金融、物价、商业、劳动、边疆经济等广泛调查，编制西北输出入货物指数、物价指数、工人生活指数，出版经济学丛书等，成为民国西北大开发的重要文献；六是组织西北地方政治、西北司法、社会组织、历代地方政府调查，组织边疆考察团，到甘肃、青海、新疆考察实习，考察边疆回、藏、蒙、维、哈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风俗等，拍摄百余幅照片，其中地理系李式金教授在青海玉树等藏区的考察，形成丰富成果，被称为现代藏学的开拓者。仅在城固时期，文科教授黎锦熙、刘朴、杨伯森、许兴凯、罗章龙、郝耀东、何士骥、何竹淇、曹鳌、卢宗濩、唐祖培、王锐铭、周国亭、梁念曾、于鸣东、李永增、刘鸿渐、李宜琛、刘毓文、曹国卿、徐褐夫、孙宗钰、贾晰光等23位教师即完成论著101部(篇)[7]。
在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一是创建数学研究所、医科研究所，创办《自然科学》《地理教学》《地质通讯》《西大医刊》等一批自然科学或综合性学术期刊，创建中国物理学会西北区分会、中国化学学会西安分会，以及地理学会、自然科学服务社等学术社团，开展了国际、国内、校际多层面的学术交流；二是组织秦岭、巴山、汉中动植物资源调查，采集标本1 000余种，组织对陕西关中、汉中盆地、华山地区、临潼地区的地理、地质考察，形成殷祖英的《西北地理与政治地理》、郁士元的《城固地理》、张伯声的《陕西金沙》《黄河上中游考察报告》等文献，为开发西北提供了生物、地质、地理上的科学依据；三是组织西北区域性疾病调查与病理研究，最早提出癌症防治立法。仅在城固时期，刘拓、张贻惠、余凤早、段子美、郁士元、张世勋等教师即完成论著33部(篇)。其中余凤早教授还在比利时陆文大学《细胞学杂志》发表了《南京丰年虫两性之发生》和在《法比荷科学会论文专刊》发表了《农年虫类而器官之研究》等论文。
西大在汉中办学8年，在西安办学3年，至1947年，共有教师231人，其中教授101人，副教授43人，讲师48人，助教39人。至1948年，共毕业9届学生2 411人(文学院499人，理学院510人，法商学院1 153人，医学院299人)。
1939年8月8日，西北大学在陕南的成立和在战后迁建西安陕源西大原址办学，标志着京陕两源的合流。它激活了已中断5年的陕源西北大学，汇聚京陕两源，形成了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完整的基础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基础自然科学学术的基础。
(四)西北医学院
西北医学院由前身京师大学堂医学实业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北平大学医学院发展而来，是我国最早培养高级医学人才的学校。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北平大学医学院并为西安临大医学院，院址位于西安北大街通济坊，与临大法商学院三系、农学院三系，以及教育系、生物系、地理系同在一地。吴祥凤任院长，教授有徐佐夏、严镜清、蹇先器、王晨、林几等，副教授有毛鸿志、王同观等。在西安时，以徐佐夏教授、王同观副教授为正副队长，组成30余名师生的赴陕南抗日宣传队，于1937年11月底自西安出发，经宝鸡、凤县、褒城，到达南郑，宣传抗日，讲解防空知识、为群众诊病，1938年2月返回西安。随即于1938年3月开始南迁，临大医学院高年级学生组成救护队随行。
1938年4月迁汉中南郑县，改为西北联大医学院，先借南郑联立中学校舍一部分为校址，复租陕西省银行南郑中学巷九号为院址。1939年3月因日机飞南郑频繁轰炸，又迁南郑城东孙家庙、马家庙(二三年级，院本部)、黄家坡、黄家祠(四五年级)、城固校本部(一年级)等处为临时课堂。此间，与南郑县卫生院成立临大医学院附属诊所，又与迁南郑的洛阳军分区医院联系作为实习基地。附属诊所于1939年夏迁至南郑东关黄家坡文庙内，改称西北联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颜守民教授任附属医院院长。1939年蹇先器继吴祥凤任医学院院长，全院有正副教授8人，专任讲师和助教6人。
1939年8月8日自西北联大分出独立为国立西北医学院。徐佐夏、侯宗濂、刘蔚同、万福恩、李之琳教授等相继任院长或代理院务。此时，新增教授有马中魁、李佩林、汪美先、颜守民、陈天启、杨其昌等。
抗战胜利后，医学院师生要求回迁北平未果。1945年兰州的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并入，并设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1946年8月1日并入西大，并由汉中迁回西安，为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②。由此，有了较大发展，联合国总部及国民政府教育部医教会拨赠病床设备110套，X光等各种治疗器材多套，药品60箱；美国红十字会捐赠药械3卡车；教育部增拨医疗器械经费3 000美元，使其初具规模。1947年，始下设医学研究所。1947年11月在西安建成西北大学附设医院并开诊，王立础、颜守民、王同观、赵清华、陈阅明、马载坤等教授相继任院长。1949年9月将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并入西北大学医学院。迁回西安后，以西安总医院为实习基地，并聘其当时院长、马志千、孙大光、张时等为西北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或讲师。
其办学宗旨为造就医学人才，发展西北医疗卫生事业，研究医学高深学术，并创办《西大医刊》，发表了防癌立法等一批重要学术论文。在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时，仅从北平等地聚集师生30余人。在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时期，有教职员工74人，其中教授7人，副教授11人，学生196人，含有南通医学院、河南大学医学院等104名借读生。抗战时期日机数次轰炸汉中教学区和居民区，1940年夏，医学院教务长兼耳鼻喉科教授杨其昌和四年级学生栾汝芹、陈德庥被日寇炸弹夺去生命。迁回西安后，1949年时在校教师44人，学生为280人。
西北医学院保存我国最早的医学高等教育火种，汇入陕甘医学教育，奠定了西北医学高等教育和西北医学科学的基础。
(五)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1939年8月，西北联大师范学院分出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校址仍在汉中城固文庙旧县学内，与西北大学为邻。李蒸、黎锦熙先后任院长，袁敦礼、黎锦熙相继任教务主任，黄国璋、袁敦礼相继任训导主任。1940年西师拟分年迁移兰州，李蒸赴甘勘定校址，购置土地。1941年在兰州黄河北岸十里店设立西师分院并开学，原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西北联大家政系主任齐壁亭(国梁)教授任主任，同年城固校本部停止招生。1942年本部由城固迁兰州，而城固改为分院。1944年11月西师③全部迁移兰州。1944年城固分院学生全部毕业，宣布撤销城固分院。1946年7月下旬，教育部电令西师继续独立设置。其相继设有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体育、家政八系，及劳作、国文、史地、理化、国语、体育5个专修科，以及师范研究所、附中(由西北联大附中改称)、附小、附中师范部、劳作师资班、优良教师训练班和先修班等。是年，全校教职员225人，学生1 010人。至抗战胜利，“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甘有九年之久，毕业学生1 300余人”[8]。
城固时期的西师与西大隔壁为邻，可以说完全处于合而未分的状态。其“文、理、教育和各科学生的宿舍、教室、图书馆都是与西北大学合用。长时期西大、西师相关系科及其课程是合班讲授。一因西师建校之初，并无单独的校舍；二因西大文理科学生多为西北联大教育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其中许多学生原是北平师大的学籍”。“至于教授、讲师，虽各有专任，但大多数始终是在西大和西师互相兼课”[8]。其主要教授，如黎锦熙、罗根泽、杨晦、谭戒甫、刘朴、何土骥、易忠箓、许寿裳、陆懋德、黄文弼、李季谷、周传儒、杨人梗、张瞬琴、李建勋、齐国梁、马师儒、程克敬、胡国钰、郝耀东、唐得源、包志立、鲁世英、方永蒸、金澍荣、袁敦礼、董守义、徐英超、王耀东、罗章龙、黄国璋、谌亚达、殷祖英、李镜湖、邹豹君、郁士元、刘拓、张贻惠、张贻侗、蔡钟瀛、岳劼恒、杨立奎、赵学海、赵进义、傅种孙、张德馨、杨永芳、刘亦珩、郭毓彬、刘汝强、雍克昌、汪堃仁、李中宪、吴世昌、王汝弼等，今皆被列入两校学人谱。汪堃仁院士曾回忆指出：“西北大学与西北师院仅一墙之隔，两校都设有生物系，两系教授均不齐全。我带头先为西北大学生物系讲授动物生理学等课程，仪器设备也互通有无，使两系的学生都得到益处，提高了教学质量”[9]。“西北师范学院独立建校时，原来北平师范大学的教师和毕业生，有一部分留在了西北大学”[8]。实际上这一部分教师远比预计的要多，他们几乎成为西北大学从1939年至20世纪末文理科教师的主干。即便以上所列两校共有的55名教授，已经占到北平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大学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文理科教授的90%以上。西北大学第一部校史由黎锦熙教授1943年在城固完成，今西北大学校训“公诚勤朴”、西北联大校歌歌词亦由黎锦熙教授担任西北联大秘书主任时提出。
西北师范学院为陕南地方文化与西北文化作出过重要贡献，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师范教育的基础。按照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划定的全国7所师范学院辅导区，豫、陕、甘、宁、青、绥为西师的辅导区。1941年1月19日，在城固郊区邯留乡成立“乡村社会教育施教区”(后改为社会教育实验区)，开展社会教育、兵役法宣传、卫生与科技知识宣传等，两年半时间中先后有300余位学生参与，结束时当地民众还赠以“善教民爱”。1941年8月，曾在城固召开本区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此后，逐年举办暑期体育讲习班、体育师资训练班，又与地方教育当局、西大合办城固、临潼、西安、兰州暑期中等学校各科教员讲习讨论会，开展中等学校、小学教材教法研究，并以毕业生充实西北师资，从而奠定了西北高等师范教育的基础，并大大推进了西北中等教育、小学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袁贵仁认为：其历史是“一部开发建设大西北的创业史和奋斗史”，“具有特殊地理与文化内涵的大西北，始终是学校赖以生存的母体，始终是学校历代学人为之奋斗、希冀建设发展的对象”，“早在40年代初……在艰苦的条件下，聘请著名教授任教，开办社会教育试验区，研究和保护文物，参与西北的革命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11]。
四、三校一院回迁复校时期(1945-08-15—1946-11-30)
(一)北平师范大学
“1946年3月在北平复校，称北京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独立建校时，一部分教师留在了西北大学”。“一些教师在黄河上乘牛皮筏渡到绥远，再乘火车到北平；体育系教师徐英超带各系师生200余人，自郑州北上，路过解放区回到北平”[8]。1946年11月始在北平开课。
(二)北洋工学院
1939年3月，李书田率北洋学生南下，拟在四川恢复北洋，但随去教师学生很少，赖琏院长与教育部派人在四川广元劝回学生，原北洋大部分教师仍留城固任教。李书田随后在西昌创办西康技艺专科学校，1942年复至西安。1943年4月5日，李书田即在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一封信中提出在西北的兰州、西安、宝鸡、天水、汉中，以及西南的成都等地“号召同学捐款，完成二百万元之捐献”[12]，并在西安之百余亩基地筹办私立北洋高中，以备收容北洋同学。1943年3月下旬，经行政院核准，将英士大学工学院划出独立于浙江泰顺，以北洋校友捐款补助之，名为国立北洋工学院，抗战胜利后复归英士大学。1943年2月，李书田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驻西安时期，开始在西安筹设“国立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李书田任院长，10月招收108名学生，12月中旬开始上课。1945年6月6日，教育部电令泰顺北洋工学院和北洋西京分院分别并于英士大学和城固古路坝国立西北工学院[13]。在此期间，还曾有将西京分院改为西京工学院之议，被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以陕西已有西北工学院为由否决。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次年1月教育部准予复员。1946年春聘王正廷、陈立夫、李石曾、茅以升等为筹备委员，5月任命茅以升为北洋大学校长。1946年4月，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38名学生，在李书田院长率领下，经韩城、山西临汾断续乘车或步行返回天津，揭开复校序幕。1946年暑假，刘锡英率师生回到天津，任北洋大学教务长，一度代理校务。1946年10月20日国立北洋大学④开学，11月22日一年级与先修班开始上课。
(三)河北女子师范学院
其前身为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二日(1906-06-13)的北洋女师范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师范学堂，傅增湘、张伯苓等曾任校长。1929年始称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设有国文、家政两系。抗战前夕新增英文、史地、教育、音乐、体育系，共7系。齐壁亭(国梁)任院长。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9月，齐壁亭“于九月间晋京向钧部(教育部)面呈学校被毁情形，并请示复课办法”[14]。教育部核准同意女师用中英庚款补助办学，并同意迁西安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除女师附属师范部、中学部和附属小学部退入天津英租界被私立耀华中学和圣功中学收容以外，其余院本部师生在齐壁亭、程孙之淑、王非曼教授的带领下，迁至西安，并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女师最有特色的家政学系整建制入临大教育学院，仍为家政系，成为教育学院教育、体育、家政三系之一，齐壁亭教授兼主任，程孙之淑、王非曼为教授。女师其余各系学生分别并入临大各系。1938年4月3日西安临大改为西北联大后，继为其文理学院家政系。1939年8月8日自西北联大分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为其家政系。民国二十七年度、民国二十八年度，有11名女师学生毕业，仍颁发给女师毕业证书。1944年底西北师范学院迁兰州前，齐壁亭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分校筹备处主任。1946年在天津原址复校，仍称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⑤。曹禺、萧乾曾在校任教。1949年8月改为河北师范学院，男女生兼收。
(四)北平研究院
国立北平研究院以北平大学的研究机构为基础筹组而成，1929年9月9日成立于北平，隶属于教育部，李煜瀛任院长。其研究机构有物理、化学、镭学(后改为原子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历史等9个研究所。
1933年至1935年因形势所迫，北平研究院开始将镭学、药物学研究所迁上海，稍后地质学研究所迁南京。1933年徐炳昶(旭生)领导之“史学研究所大部亦迁陕”；1936年，刘慎锷(士林)领导之植物研究所之“图书、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全部迁往陕西”；“此卢沟桥事变以前大概情形也”[15]。徐炳昶回忆史学研究所“与本地士绅合组陕西考古会，到宝鸡斗鸡台作发掘工作数年，写成《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一书，对于殷盘庚以前古史作一整理”[16]。其中植物学研究所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作，在陕西武功合办西北植物调查所。胡宗刚先生对此有详细考证[17]，证实1936年至1937年，刘慎锷、徐炳昶在西安成立“北平研究院西安办事处”，推徐炳昶为主任，并与西安临时大学有聘任关系，显示部分研究人员在李书华委员未到西安之前已经开始执行教育部关于并入西安临时大学的命令。其证据：一是1937年10月30日刘慎锷自西安致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所长经利彬(燧初)函中有“西安临时大学已在西安成立，经费已有办法，生物系主任为金树章兄，惟因此系平大与师大合并，平大教员只有金树章兄一人，孤掌难鸣，前曾屡次函催君范及德耀二兄来此，终无音信，而师大皆招旧人，郭庸早到，刘汝强坚决要来，弟曾示意金兄林⑥、汪⑦之功课(尤其是君范之功课)坚持保留，任何人不能取代之，金兄亦甚赞成斯意，请兄再促林、汪二人早到。临时大学有通启，声明旧教授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后不能到达者，即以解聘论，此为淘汰之法。然与林、汪二人，弟自当特别设法处理之，请勿念”[18]。这是迄今所见有关北平研究院研究人员与西安临时大学教授聘任关系的唯一文字。它表明，刘慎锷与北平大学兼任北平研究院研究员的金树章、刘汝强已经应聘在西安临时大学，并请经利彬催促林镕、汪德耀二人尽快在临大要求的教授到校最后时间(1937年11月15日)之前到临大应聘。另外，“西安临时大学已在西安成立，经费已有办法”表明，由于教育部停拨北平研究院经费造成的刘慎锷的困扰，似已经在西安临时大学解决。其二是北平研究院主事的副院长和部聘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李书华(润章)因身困北平，直到10月始脱险离平，于1937年11月8日抵沪后，收到刘慎锷于11月5日寄自西安的函后，回复刘称“弟为经费事曾与教部王部长去一详函，并说明本院现在工作情形，嗣后复函大意谓：平研究院决定迁西安，并经呈准行政院，其经费应与平津国立校院一体发给”[19]。这说明教育部长兼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主席的王世杰已经再次明确北平研究院迁西安与国立三校院合组西安临时大学，且经费已经“与平津国立校院一体发给”。此时距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令以三校“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的命令已是两个多月以后。
之后，李书华复经上海、武汉、长沙，辗转至昆明，遂改教育部初衷于1938年4月在昆明设立北平研究院昆明办事处。物理学、化学、动物学等研究所相继迁昆明。稍后，刘慎锷将西安办事处与教育部往来函件、文档等移交昆明办事处。
抗战胜利后，北平研究院除药物研究所、生理研究所、结晶学研究室回到上海以外，其余均陆续返平。1945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北平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设有物理学、原子学、化学、药物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史学8个研究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接管。
(五)与西北联大母体或子体有源流关系的其他相关院校
除今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与西北联大有直接的源流关系以外，还有辽宁、北京、陕西、河北、河南的今东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院、中国矿业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农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西安工程大学，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之一西北工学院航空系、北京科技大学的前身之一西北工学院矿冶系等20余所大专院校与西北联大有直接的源流关联，或者与西北联大母体或子体有间接的源流关系。
实际上，这些子体院校的创建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保存、激活或汇聚了更多的地方高等教育的“小江”、“小河”。我国最早的女子师范教育(1906年的北洋女子学堂)即经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借西北联大之“壳”得以保存和延续；我国最早的矿冶工程高等教育(焦作路矿学堂)亦借并入西北联大子体西北工学院得以发展。以西北联大改为国立西北大学而论，原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陕西大学堂、民元(1912)的省立西北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安中山大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陕源，已经在1931年改为西安高中而几近断流，而正在国民政府顺从民意拟在西安恢复陕源西北大学之际[20]，适有西北联大避乱入陕改为国立西北大学，并以陕源西北大学西安校址作为永久办学地址，这就激活，或者整合了陕源西北大学，形成号称京陕两源的一个完整、强势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架构。同时，西北大学还先后并入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医学专门学校、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南郑师专分校等院校，或分出师范、医学、外语、政法、财贸、民族等合计33所不同类型的院校。民国时期最高年份的1947年，中国高等学校的最大数，不过207所，北方地区的平、津、蒙、冀、晋、鲁、豫、辽、吉、黑、陕、甘、宁、青、新总共不过53所高等院校[21]。这才是一校的汇聚和分流，如将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汇聚或分流的所有院校加以统计，估计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半数以上大专院校均与此或多或少地有源流关系。
在与西北联大有源流关系的院校中，东北大学工学院并入自西北联大分出的西北工学院以及与自西北联大分出的西北大学西安办学地址共处等史实，形成了较多的联系。东北大学工学院和补习班于1936年2月迁设西安(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东半部)。1937年初，受“西安事变”影响，国民政府教育部改组东北大学，将其1931年11月设于北平的校总部移迁开封。1937年3月3日，臧启芳自开封赴西安接收西安东北大学工学院。1937年5月17日，改为国立东北大学，开封校总部与西安的工学院部分正式合为一处。1937年6月30日，西安新校舍竣工。东北大学的文、法两学院(后增理、商学院)于1938年3月迁四川三台，5月始复课，而其工学院则于1938年6月迁陕南，于7月7日并入自西北联大分出的西北工学院。在此期间，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第二院的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体育系，以及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共处一院。此时，临时大学在东北大学大礼堂曾举行过李仪祉、张伯声、顾校书等主讲的4次大型讲演和报告会。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聘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任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显然有将东北大学并入西安临时大学之意。迁三台以后，教育部长陈立夫曾有“东北大学未奉部令，径行迁移入川，当即仍令该校迁回陕西”的说法[22]。1946年6月三台东北大学开始迁回沈阳复校，1947年2月召开庆祝迁校胜利大会。
抗战时期同处西部的大学，教授互聘或兼职很频繁，表明各校之间的密切联系。东北大学教授中的萧一山亦曾离东大而受聘为西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而西北大学的蓝文征教授亦曾离西大而任东北大学(三台)教授。另外互相曾任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北大学、西北医学院或西北工学院等西北五校教授的还有曹靖华、高亨、蒋天枢、陆懋德、曹国卿、丁山、陈克孚、陆侃如、方永蒸、王耀东、陈述、杨丙炎、刘朴、张杰民、王治焘、刘仙洲、孙宗钰、刚时，以及在东北大学为讲师，到西北后为西北五校教授的章右江、潘承孝、袁敦礼等。学生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中共西安市委的学委委员由东北大学学生孔宪春(孔飞)担任，负责领导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党支部工作。在西安与西安临时大学共处时，中共东大—临大党支部曾拟在东北大学拟迁三台前夕，联合西安临时大学拉出数百名学生赴抗日前线，但被西安市学委劝阻继续留校完成学业[23]。
五、西北联大的历史意义
(一)西北联大分而有合以及面向陕甘移布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分布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的历史性转折
矫正以往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面向西北均衡展布，服务于西北，建设西北，是国立西北五校最大的共性。国民政府行政院确定“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西北联大)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1938年，西安临大南迁汉中以后，西北联大徐诵明、陈剑翛二常委赴汉口面谒教育部陈立夫部长汇报工作与请示今后工作时，本有继续向四川迁移的设想，但陈立夫部长指出：“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他顺便还提到入川大学过多，“并无余地容纳”。徐诵明也总结指出：“任何学校所在地，均当与文化中心及经济中心发生迅速联络”[22]，亦即应主动融入地方，成为所处地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担当起教化一方的责任。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不仅让北平大学整建制留在西北，而且还下达了不准北平师范大学迁回北平的命令，只因招致强烈反对未果。
民国著名教育学家姜琦教授就此深刻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之演进顺序，是自珠江流域起沿着东南海滨跳到上海，再由上海沿着长江流域或沪宁铁路(即今京沪铁路)一直到达武汉或到达津、平，最后渡过长江上流到四川成都或越过山海关，到达东北沈阳而进行的……都是沿着江河流域(但黄河流域位中原之附近未尝为人所注意到)，或铁路沿线(但陇海铁路也与黄河流域有同样的情形)而分布的。因此，这许多大学，无以名之，名之曰‘线的大学’，极端地说，可以名之曰‘点的大学’，它并没有顾到一面，更未曾顾到全面之设置。这样的提倡中国文化之建设，是不是合乎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使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高等文化之福利呢？”因此，他进一步认为：“就西北而论，陕西一省，也在抗战以后，才有所谓‘西安临时大学’之产生。一望便知诸当局最初并未曾想到久居于西北了”，谁“也既不愿意即刻化为西北自身所有的大学——由点线的大学转变为面的大学”；“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教育部鉴于过去的教育政策之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展的状态，乃亦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24]。这是迄今所见民国教育学家对西北联大化为西北自身所有的大学以及矫正抗战以前高等教育畸形点线分布的最为精辟的一段论述，这也是距离西北联大改组和向陕甘移布时间最近的一个论述。它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起源和演化的高度，深刻揭示了西北联大展布西北的战略意义，是国立西北五校确定办学宗旨的重要起点。
首先对自己服务西北的办学宗旨作出表述的是国立西北大学。西大校长赖琏指出：“国立西北大学创设陕西，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不惟缅怀先民之功绩……故我们要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真正负起开发大西北的重大使命”[25]。殷祖英教授1943年参加蒙新考察归来后，即呼吁西北大学：“陕南不是我们活动的区域，我们的眼光要放在大西北”。西大兰州校友分会负责人于书绅指出：“尤其是西北最高学府的学士，更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应该毅然决然地担负起这个责任。我们应以西北为己任，西北如果没有办好，那就是我们最大的耻辱，就是我们放弃责任与权力。我们要吃西北、喝西北、住西北、行西北、领导西北、保卫西北，撒下西北网，整个掩盖住西北。……到西安、兰州、宝鸡、天水、迪化……西北各地，为国家民族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26]。西北工学院张兆荣教授亦指出：“西大、西工、西农是西北最高学府、西北建设人才的培养所、西北学术文化重心所寄”[27]，表明西北各校都对服务西北有明确认识。地方上对西北联大向陕甘移布亦表现出极大地热忱。在西北联大开学典礼上，国民政府第六区张专员即提及：“我们最后胜利的原动力，均在大学教育，对于诸位有无限的希望。……以前贵校有一队到汉中，对于训练小学教师，尽了无限的力量，事后调查，各小学的教学状况均有进步，由此证明适当人才的重要。今贵校全部到此，地方种种事业，仍要借重，尽量改善”[28]。
在这种共同办学宗旨和共同历史使命之下，国立西北五校的分而有合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遂有联合招生与办学、对外共同争取权益等共同举措。民国三十七年度(1938)、民国三十八年度(1939)尚为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在城固时期，西大、西工、西农即开始合办大学先修班。迁至西安后，陕西省教育厅专拨早慈巷官产房舍两院，由三校继续联合办学，分为文法、理工、医在三组，于1946年12月恢复招生。郝圣符教授任主任。1947年11月，招收录取大学先修班学生120名，备取65名，连同与西工上次招收的新生，共计220余名，分为4班[29]。直至1948年秋季，西大才开始单独招生办班，物理系吕秉义副教授为主任。1942年夏秋之际，汉中、西安物价飞涨，每袋面粉从年初的145元，到8月下旬涨至550元，教授薪金以每月300元计，仅合战前8.3元，教职工生活大受威胁。为此，于1941年12月、1942年10月、1943年3月，西北五校数次联合电呈国防委员会秘书厅、行政院秘书处、检察院和国民政府教育部，呼吁解决生活困难，并联合采取措施自救。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亦联合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同设一个西北大学支部，但大家仍习惯地称“西北联大支部”，归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1940年，陕西省委为便于秘密活动，才将原支部划小，分为西大、西工、西师三个支部。
西南联大与西北联大是我国抗战时期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与西南联大仅留师范在昆、余则全部北归不同的是，西北联大除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回原址复校外，主体永留陕甘办学，在西北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等国立五校，包括了理工农医一个完整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其母体诞生的子体与今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院校均有或多或少的源流和传承关系。这几乎与我国北方地区半数以上主要高校相关，表明西北联大史在战时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二)西北联大的空前迁徙凝聚了中华优秀知识分子的坚强意志和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人力资本基础
抗战时期平、津、冀四校一院空前的大规模内迁与合组西北联大，从平津冀沦陷区到西安，从全国各战区到西安，复从西安南迁陕南汉中，再从汉中迁西康、迁兰州，抗战胜利后，再回迁复校，远辞故园，跋涉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天空敌机轰袭，地面交通阻滞，可谓极其悲壮惨烈。其中汪堃仁院士偕妻女(6岁女儿和数月大次女)一家四口，逃出北平，取道海上，经天津、香港、越南、昆明、重庆、成都，两遇敌机轰炸，在重庆又采购仪器，行程万里，最后抵达陕南汉中，没有解剖实验用遗体，就捡取无主尸体代替，在西师和西大开出了他在北平协和医院的全部现代生理学课程，在极艰苦条件下坚持办学。联大一位教授和一位学生在翻越秦岭途中和在抵达汉中当天劳累病逝；西医一位教授和两位学生在汉中南郑遭遇日机轰炸牺牲；徐诵明常委自汉中押车再次西迁时，途中翻车，几遭不幸，司机逃逸，复用牛车转运，始抵兰州。重要的是西北联大将历次迁徙(特别是翻越秦岭)确定为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强身健体三大目标，就使其更有意义。迁回复校同样壮怀激烈，西大和西师体育教师徐英超带领200余名学生回迁复校，自郑州北上，路过解放区，到达北平，还有一部分教师从陕甘北上，乘牛皮筏子渡过黄河至绥远(今呼和浩特)，再乘火车至北平。联大师生“以自身绝大的牺牲和激昂热忱，通过‘内迁’这种独特的形式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敌的圣战”；“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中国高教事业和知识精英的战略大转移。它所涉及的区域包括除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的全国所有省区，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众包括师生员工及教师家属计达77万余人”[30]，涉及学校100余所，累积迁徙200余次。西北联大等高校空前大迁徙的凝聚点，关键在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对教育制高峰的争夺，为此高校师生持续九年，东北大学持续15年在即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西北联大母体与子体院校尚有数百学生奔赴延安、教授从军和300余学生直接从军抗战和远征，从而保存了中华民族最高层文化中的核心元素，为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知识资本的保证。
西北联大向陕甘的移布，取得了形成505名教授、1 489名员工的师资队伍、培养9 257名学生、开创研究生教育、服务西北、创新西北文化和奠定文、史、哲、经、法、社、数、理、化、天、地、生、工、农、医的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的重大教育成就。这有效地保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不致因战争的破坏而中断，促进了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贫瘠落后地区教育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激活、整合和提高了西北地区的教育实力，向西北偏远地区播撒了新的文明因素，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分布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演化的历史性转折。它将西方高等教育制度系统地传入西北，奠定了西北高等教育的基础；它从知识、思想、文化等方面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社会进步，为战后中国西北建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为21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蓄积了宝贵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它凝聚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共赴国难的团结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亦为中华民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作了富厚的历史积淀，作了人才资本的战略储备，尤其是为进入21世纪后的西部大开发奠定了文明的根基。
注释：
①1957年以西北工学院为主体，与华东航空学院(中央大学航空系、交通大学航空系和浙江大学航空系)合并为西北工业大学，设于西安，与西北大学相邻。
②1950年再独立为西北医学院。1956年9月改为西安医学院。1985年6月改为西安医科大学。2000年改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其校史追溯至北平大学医学院以及并入北平大学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③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北师范学院中的北平师范大学师生300余人返回北平复员，至1949年8月兰州解放，有教职员工72人，学生360余人。1958年改为甘肃师范大学。1981年复名为西北师范学院。1988年改名为西北师范大学。
④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洋大学理学院并入南开大学，航空系并入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矿冶系并入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
⑤1956年8月大部分迁石家庄，先后称石家庄师范学院、石家庄师范大学。1962年6月改为河北师范大学。1996年6月与他校组建为新的河北师范大学。
⑥林镕(1903-1981)，字君范。江苏丹阳人，西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二年级导师。1930年自法国留学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生物系教授兼主任。1939年4月随西北联大农学院并入西北农学院。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⑦汪德耀(1903-2000)，江苏灌云人。193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于1932年任北平大学生物系教授，兼北平研究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起任西北联合大学生物系教授。后任厦门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汪德昭、汪德熙之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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