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理想信念教育建立在事实和理论基础之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把论文,基础之上论文,理想信念论文,事实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首先必须解决理想信念问题
理想信念与“政治方向”是一个意思，是世界观、人生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是党的思想政治优势，也是党的光荣传统。“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么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个优势、这个传统遇到了挑战，一部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出现了动摇。这是一个很严重和紧迫的问题。因为它是造成当前党的建设诸多问题的一个深层原因。
（二）对理想信念动摇情况的分析
我们通常所讲的党员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有的人是抱着捞好处的动机进入党内，从来就没有真正确立起理想信念。
战争年代，入党就意味着牺牲，就意味着吃苦。因此，绝大多数党员的入党动机是好的。这就在组织上保证了党员队伍的质量。刘少奇同志把这种机制称之为“自然的客观的限制”。党执政后，情况就不同了。入党不仅没有危险，反倒可以获得各种好处。这就使党面临着一些投机者混入党内的危险。根据1993年到1996年对青年工人、大学生、大学教师和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入党愿望的调查：青年工人、大学教师的入党愿望是呈下降趋势；而大学生、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的入党愿望是呈上升趋势。那么，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被利益所左右。但不能否认、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为什么工人、教师入党愿望不强呢？因为相对来说，党员身份对于他们事业的发展意义不是太大。尤其是教师，许多人甚至认为是中共党员，调动、出国反倒麻烦。然而作为大学生、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就不同了。是个党员，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就方便得多，对于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的经营也是有利的，甚至可以成为从政的跳板。现在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参政意识非常强烈，前不久广东省统战部曾作过调查，想成为当地政府官员的约占12.7%，有的甚至在问卷中写道：“做梦都想”。因此，对我们党禁止私营企业主入党的规定颇为不满。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年研究室单光鼐等《中国青年发展报告》的调查，就更加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调查说，有59%的人承认入党动机是“拿党票作资本，以后得点儿好处。”
可见，如何把好党的入口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但是前一个时期，在入党方面出现了以所谓“生产力标准”代替党员标准的倾向。当时流行着这么一个顺口溜：“工人入党看技术，农民入党看财富，知识分子入党看学术，干部入党看业务，学生入党看分数。”加入当时思想建设又没有跟上。这就造成了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许多同志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因此，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与其说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倒不如说是理想信念从来就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应该说，我们这个党确实很大，这是我们的骄傲。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党太大又是危险的，太大了就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起不了先锋队的作用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的“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另一种是，有的党员经不起新的考验，丧失了理想信念。
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理想信念问题在我们党内并不突出。是党员的理论水平高，还是大家的生活水平高？显然都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时的现实与理想比较一致，比较统一。当然，这个情况又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一是，当时多数党员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对新旧社会有着强烈的感受。虽然，与今天相比，当时的发展是慢了点。但与旧中国相比，那简直是天翻地覆。
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来源单一，生活水平接近，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军队干部在内，生活水平相对来说要高一些。而且当时在思想道德上存在着忽视个人利益，特别是否定个人利益差别的偏向。因此物质利益的诱惑相对来说不那么突出。社会问题比较少，党风和社会风气好。
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高潮，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社会主义热情。虽然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很快，但由于封闭式的环境，人们对外界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因此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
四是，当时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偏差，对实现共产主义的困难估计不足。比如1958年刘少奇同志在同石景山发电厂与工人谈话时说，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这实际上反映了全党的认识水平。人们的头脑是简单了一些。当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容易形成服从意识，普通党员干部对理想信念的教育是坚信不移的。
到了80年代、90年代，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国际环境来看，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严重的挫折。由于国门打开，人们突然发现，资本主义并没有像过去所预言的那样“走向全面崩溃”，而是有了新的发展。从国内环境来看，我们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重大失误，如“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拉大、国有企业的困难、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不好；还出现了一些过去曾经否定了的事物和观念，如建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市场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由于上述情况，就造成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当然，有些实际上是旧的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反差。这就不能不给人们以强烈的冲击，并促使人们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但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理论素质、思想观念并没有相应地跟上，还是习惯于凭经验、凭感觉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还有的甚至盲目地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这就难免被某些非本质的现象甚至是假象所迷惑，或者将某些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对待了，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比如，从腐败滋生蔓延的情况，得出共产党“抓也不行了”的结论；从建立市场经济、贫富差距拉大等情况，得出我国搞的是有特色的资本主义的结论；从社会主义遭受曲折，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情况，得出共产主义是空想的结论。这些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当前要解决理想信念问题，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既不能靠朴素的感情和强制的纪律，更不能靠迷信和盲从。怎么办？只能采取事实教育与理论教育相结合的办法。
（三）把理想信念建立在事实和理论的基础之上
事实教育，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拿事实来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最有力的教育手段。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论述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层意思。
一是领导干部、有关部门，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全面地、客观地回答广大党员群众普遍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有些问题本来是可以说清楚的，但工作没有跟上，给群众造成误解。
二是要把当前存在的“应该和能够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解决好，把我们党建设好，把领导干部的形象树立好，从而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这是我们回答问题的基础和前提。邓小平同志说，不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像陈希同，会上背诵保尔·柯察金的名句，会下却去香山别墅找“小蜜”，有什么资格给大家讲理想，只会是适得其反。
第三就是要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成功。只有到那时，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对于这一点，西方一些敌视社会主义的政治家也看得很清楚。如曾经预言共产主义在20世纪“大失败”的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就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指出：“如果中国以其10亿多人口，能够成功地建设成一个政治上可行、从全社会来看又比较富足的国家”。“中国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被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
当然，事实教育与理论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不可偏废。
理论教育具有事实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只有“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只有理论才能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在新形势下，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学习邓小平理论。
我认为，当前通过学习邓小平理论，解决理想信念问题，需要着重把握三个观点。
第一个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在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新的发展的问题。不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发生，又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对市场经济加强了宏观控制，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某些调整，如采取福利政策等。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是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弊端。这样就使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发展时期。但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固有的困难和危机依然存在，社会问题也很突出。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就认为美国面临20个大难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和地区有一百几十个，真正发达的不过二十几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和困难更为严重。仅贫困人口目前以每年2500万人的速度增加。像拉丁美洲3亿人中有2亿属于贫困人口，其中6000万是近10年增加的。如何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和困难，资产阶级学者至今并没有找出更好的办法。因此，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角斗场上》中叹息道：“共产主义在理论上的吸引力之大仍足以击败资本主义。”
第二个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曲折的过程。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代替过程也都是漫长的、复杂的、曲折的。比如，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大概用了200多年（从1581 年荷兰共和国到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中间也经历了多次封建王朝的复辟。所以，邓小平同志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代替过程恐怕更漫长、复杂和曲折。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社会主义毕竟是个全新的社会，因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是空前的。特别是当今的社会主义又普遍建立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于是就有个追赶、补课的问题，有个以弱斗强的问题。这无疑加大了克服阻力和困难的难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既然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学，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去试验。可以说，社会主义从十月革命一直到今天，就始终处于探索、试验的过程。应该说，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资本主义。苏美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了。十月革命以前，苏联（俄国）工业总产值只有美国的6.9 %，到八十年代已相当美国的80%以上，苏联也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号大国。但从六七十年代起，苏联经济速度降了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经济体制过于集中僵化，经济增长方式没有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于是社会主义国家陆续掀起了改革热。先是东欧，然后是中国，接着是苏联。改革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就是试验。邓小平同志就曾经说过，改革是个很大的试验。我们知道，与试验相伴随的往往就是风险。什么是风险？失败就是风险。苏联、东欧就失败了，而我们中国取得了初步成功，这个意义非同小可。因此，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巴耶夫说：“中国共产党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这首先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和邓小平理论。当然，我们改革的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今后的道路还十分漫长，还会有困难和风险。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个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需要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辛勤的劳动。”在当前就是要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这就要求我们：越是在困难、复杂的情况下，越是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不动摇。同时又要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空想出发，从外国模式出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我们的事业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本刊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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