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创造供给——论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人力资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新技术产业论文,人力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实与历史的资料表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制度创新。
这里所说的“激励”，不仅包括合理的报酬（从狭义上讲），而且更包括良好的环境（从广义上讲）；这里所说的“供给”，不仅包括高新的技术，而且更包括创新的管理；这里所说的“创造”，并不具有绝对化的意义，只是为了说明至少前者已经构成后者形成的“必要条件”；这里所涉及到的激励对象，主要指创新者，它既包括技术创新者（一般指科学家），也包括管理创新者（一般指企业家）。
虽然就中国的总体发展水平来讲，实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并不是主要的经济任务，但是对于国家未来的地位，对于国内某些地区与城市发展前景，它是完全可以也能够作为第一经济增长点的。
那么，如何大幅度促进高新技术，如何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人们大都关注着技术本身的演进，以及政府集中国家力量进行攻坚的力度（如方向的确定、土地的调拨、资金的投入等），却往往忽视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即人力资本的作用。
对此，可以从现实与历史两大类例证来说明：
其一：现实。
硅谷和128公路地区是美国两个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开发着相近的技术，又面对着同一市场，然而却出现了几乎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后者走向衰落，前者却蒸蒸日上。可以认为，“自由竞争”、“冒险创新”、“社区协作”构成了硅谷发展的三大外部环境因素，而在这些环境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恰恰是内在的能够体现充分报酬的激励机制。
美国员工年均收入一般在3万美元，而硅谷人年均收入为8万美元，为全美最高，而且除了当期鼓励外，还有奖励股票，由于高科技附加值看涨，有的公司股票成倍甚至几十倍地涨，可以说，在硅谷每天都在产生百万富翁。
归纳起来，完全可以说“自由竞争”与“充分报酬”就是硅谷形成与发展的两大根本性因素。也可以说，这就是硅谷精神，这就是硅谷文化，这就是硅谷体制，这就是硅谷制度。一句话，这也就是硅谷奇迹的谜底。
其二：历史。
对于制度变迁与技术演进的内在联系也可从世界经济历史的发展中得以证明。
文艺复兴时代的个人主义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显然为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作了精神上的准备。思想革命同样引发了科学的创新。
D·诺斯和R·托马斯在其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中指出：18世纪以后的西欧之所以首先出现经济迅速发展，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的局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具有更高效率的经济组织和保障个人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而这种比较完善的经济组织又是中世纪以来将近一千年间长期演变的结果。
在对18世纪以后荷兰和英国较之西欧国家发展更为优异的原因，中国著名的学者陈振汉教授认为这乃是由于“这里的人享有其他国家所享受不到的民主自由权利，工商业者要比西班牙、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更能抗拒当地政治、宗教或城市行会势力的压迫、垄断和横征暴敛，因而身家财产比较有保障，也能比较自由地经营企业，使这里的私人收益率较高，与社会收益率比较接近。”
就科学技术本身而论，直到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显然高于西欧，但西方国家正是从那时开始后来居上，在经济上大大超过东方国家，原因是西欧在中世纪中后期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不断创新的社会机制。
对于发展经济，尤其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这些现实与历史的真实资料中，可以得出两个具体的经济结论：
第一，在发展经济中，尤其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各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第二，进行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实现条件的制度创新是各级政府与所有企业的极重要的工作。
二、人力资本是所有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因素，它具有尊重产权、充分报酬两大基本经济要求。
1、人力资本的经济地位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经济学概念。他指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除了靠增加劳动力和物质投资以外，更主要的是靠人的能力的提高。
企业的资源无论如何划分和深化，人才资源都是最重要、最稀缺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不只是劳动力数量的满足，而是具有一定质量基础上的数量占有、使用、培养和提高。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看，说到底，人力资本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
虽然亚当·斯密从未明确地提出过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的判断，在学术研究中，也未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体系，但是在他的《国富论》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原本就是供给这国国民每年消费一切生活必需品方便品的源泉。”而马克思也多次坦诚地承认他的劳动价值论理论是渊于斯密的。应当说，无论是“经济人”理性自利的概念还是“看不见的手”能够增进全社会福利的运作，都是人力资本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涵量。
现代企业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关于人的经济的学术思想，重新发现了人力资本的巨大作用。
科斯从交易费用出发，明确了“企业正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而出现的”这一命题，我认为，科斯实际上已经能够涉及到人力资本的启蒙意义了。奈特准确地提出“不确定性”概念，明确了企业家的功能是具有市场开拓能力，并承担企业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也就肯定了人力资本的经济地位与作用。应当说，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启蒙，而且是具有强烈的理论与现实震撼力了，因为他直接点出了人力资本的存在差异。斯蒂格利茨和阿尔钦点明了在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信息费用等状态下，存在着一个为获得企业的高效率需要有什么样的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的产权关系的大问题。而当威廉姆森和克莱因把“资产专用性”缩减为“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作为决定交易费用的重要因素时，当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强调企业内人力资本的合作效率是“团队生产理论”和“无形资源理论”时，可以说，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大体已经构建完毕，人力资本就是所有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因素。
然而，在这里，还有更深层的意思，人力资本不是在任何意义下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经济手段而出现的，他还是目的本身。
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批判过贬低人力资本的庸俗经济学思想，他指出，“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
2、人力资本的经济特点
如果说对于自然界大部分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水灾、火灾、地震等等，人类社会大都可以通过认识进行预测，甚至做到控制与防范；如果说人的行为真是一个具有完全理性充分自利，真的在“看不见的手”操纵下走向“经济人”的过程，那么，为什么即使通过道德的、行政的甚至法律上的规范与协调的自律和他律，却仍然不可避免要发生战争、金融风暴、寻租贪污等现象呢？
这说明自然存在着确定性，经济却存在着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只能得出人的经济行为纯粹是每个人的经济这一重要特点的结论。这不仅是因为对于这种能够增殖的资本，数字已经无法计算到理性以外的人的行为，而且也否定了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一般均衡分析，其实质就在于人力资本的个人创造性、能动性、主动性，而人力资本又具有的预先不可计量性。
可以说，人力资本具有创造性（非机械性），人力资本创造力的本体性（非整体性）和创造力的无限性（非可计量性）构成了人力资本的三大特点。人力资本所具有的创造性以及创造的无限性，尤其是这种创造性的无限性和本体性特点，必然导致它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特点，即人力资本的自有性。这种自有性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发挥在人的头脑之中。
3、人力资本的经济要求
3.1人力资本的产权要求
人力资本的自有性必然首先导致排他性的产权要求。这就是说，人力资本的首要经济要求是承认其产权。
通过对人力资本作用与地位的分析，可以看出产权制度的形成就是由个人在交易成本的约束之下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自发交易的产物，因为产权关系的个人对于财产（包括自身）一种排他性占有，产权制度安排是影响着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产权既然是一种排他性的占有关系，那么它虽然发源并存在个体之中，但却不是罗滨逊式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因为它只能在社会总体关系中得以确认。当然产权的社会性并不否定个人意志。
可见，人力资本的任何交易行为发生的前提都是产权关系，由法律规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都能组成排他性独占权，即使在古罗马民法里也不是一个超历史的、仅仅符合自然本性的法律观念，它本质上是历史性经济关系的产物。不是法律创造了产权而是产权规定法律。这就是说，人力资本，从外表上看，是作为先验的自然状态、法权状态、交易契约状态出现的，而人力资本的实现却必须在具体非超历史状态中、特写的经济关系中得以实现。
一定社会的自发秩序决不是一切社会的永恒秩序。任何产权结构都是历史现象，所有天赋人权都要通过历史关系来体现，即使是抽象理性的“经济人”从来就不是历史的出发点与前提，而是历史的结果与产物。
当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而鼓励技术创新和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财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3.2人力资本的报酬要求
人力资本的产权要求是保证其使用过程中的排他性，其结果必然追求功利性收益（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还追求利他超功利性）。
但是这种功利性却有着极为鲜明的特点，从宏观上，人力资本具有创造无限性（若从反面去体验，就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可搭便车，可逆向选择，所以它不可一次性定价），从客观上讲，人力资本又具有监督的有限性（任何直接契约都不完善，难以事先的任何直接定价，都具有相当盲目与不准确性），所以要提高人力资本开发与使用经济效率几乎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满足人力资本的报酬要求，即实行充分的激励制度。这种报酬要求其经济含量就是人力资本的全部价值实现，而这种实现并不总是简单理解为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而大部分则是对人力资本的生产消耗的补偿。
同样，这个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过程所运用的必然是成本收益分析法。虽然任何一种产权制度都是具有理性的个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而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都可以根据理性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函数和自由交易逻辑去解释，但这种交易的成功却充满了社会性。
这种报酬激励的必要性，不仅来自人力资本价值补偿的必要，更来自人力资本消耗的差异。特别是对于不同的创新者，即使从信息的掌握程度、信息的处理方式上都存在极大差异，这种差异的共同要求是对于他们所承担的大部分风险获得相应的剩余索取权，这种差异的不同要求则是对于不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不同的创新者，要有不同的报酬与激励。如果我们承认并坚持劳动价值论，那么就应当承认并坚持按劳分配的科学内涵，因为这里“劳”不仅指一般劳动量，更指劳动的质，劳动的最终产品与效益。在知识经济的大趋势中，商品价值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的质量而不是一般的劳动时间。这里的复杂劳动已经不再是简单劳动的倍数，而是性质不同的劳动，即创造性劳动，而不是重复性劳动。其衡量标准也不再是一般性劳动消耗，而是市场的确认。它不是市场的社会效用，而只是具体的市场的确认。可以说，直接的体力劳动与劳动时间已经不再是创新商品价值的基本衡量尺度了，间接的脑力劳动的质量构成了商品价值量的主体。
三、要实现人力资本的报酬要求，必然进行制度创新，其基本要求就是要体现激励的充分。
在现代经济中，尤其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充分激励制度的必要性，首先是因为现代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所体现的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不一致；其次是因为创新的创造力无限性和监督力有限性的矛盾。而在这两个原因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超基础作用的原因，即市场经济决策的分散化—信息载体的个人化—处理信息的成本化因素。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是分散的决策过程，而这一过程的背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地利用他所观察到的信息。而人们之所以愿意去发现信息，利用获得的信息是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回报，这就是市场经济背后的激励。
科技进步的关键在于有一套促进创新的激励机制。曼昆所概括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四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科学创新的必须给创新者提供激励，或者说建立一套有利于创新的经济制度，如保护发明者权益的专利制度、风险投资制度、对科学家和企业家的物质或精神鼓励、对创新活动免税甚至补贴等，都是促进创新所必需的制度保证。因为科学与技术的发现与发明，都是人类行为的一个结果，而成功的激励就是人力资本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从促使人力资本内在的创新因素的生成与发展的作用来看，则完全可以说，制度的激励创造着技术的供给，虽然我们还不能把它绝对化为充分条件。
许多事例都证明，任何创新创业活动都需要激励，最核心的是两条：一是产权激励。创新的基本要求，是追求对其所创造的成果，以及效益的支配权。而这种支配权的最好保证就是产权。应当立法，修订不适宜的条例，使创新者与投资者自律，达成协议，就可以获得产权。二是依法保护收益。对人们通过技术创新而获得的巨额财产，要依法予以充分保护，只有这样的激励机制形成了大量优秀的人才，才会有高昂的创新热情和活跃的创业冲动。美国哈佛大学詹姆斯教授对人力资本的激励问题作过专题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激励，一个人的能力发挥只不过20—30%，如果施以激励，一个人的能力则可发挥到80—90%。其间幅度差距达60%。所以说，激励得当，1个人可以顶4个人用。
成功的激励不仅要有差别，更要体现充分。综观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做法，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激励机制已形成多种。
年薪制是常见的方式。用人单位为了强化年薪制的激励作用，也有将年薪分为底薪（按月发放）和加薪（定时发放）的做法，底薪是对其正常管理劳动的承认，加薪则是对其经营管理业绩的承认。加薪既体现了激励功能又包括了约束行为。
发源于市场竞争最激烈的美国的期权制，是一种先进合理的激励与约束对称的操作方式。据资料显示，全球排名前500 名的大型工业企业中，至少有89%的企业实行了股票期权制度。美国硅谷的企业则普遍采取了这种制度。到1999 年底， 全美企业用作认股权配额的总股值已由1985年的590亿美元猛增到1万亿美元。
无疑，对技术创新者和企业家们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也有缺点，突出表现在它有可能掩盖某些真实情况。因为投票期权的激励依赖于一个高度有效的证券市场。
四、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解放人，解放创新者，在社会上形成公开、公正的择优程序。经济学也必须从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出发，研究人力资本如何激励得更好的问题。
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比物理学或化学研究的对象要复杂得多，同时由于经济学研究涉及到人的物质利益，也难以完全摆脱价值判断。正如曼昆所说的“确定什么是好政策或什么是坏政策，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它还涉及到对伦理、宗教和政治哲学的看法。”
虽然，就人类的本质来讲，“创造性”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一种需求与愿望。所以，即使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仍可能够迸发出伟大的创造力。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如果这种恶劣的条件超过了极限，如当环境危及着一个人的生存甚至生命，他也就不仅失去了支撑的体力，更重要也失去了创造性的冲动与必要的时间。再如，当环境危及到人的精神，使他始终处在自我否定状态，这样，他就不仅失去了创造性的必要的时间，更重要的是会从根本上毁灭着创造力。德国法西斯能够这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能够这样。这一切就是制度体制的魅力与魔力所在，也是历史要否定这种状态的最终根据与强大动力。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旧体制的惯性，还是转型期的依赖，都十分缺乏竞争的内在动力与机制，相反，却顽固形成着对创新者的冷漠、嫉妒、歧视、压抑的条件与动机。因为创新者要不断否定的不仅是无能的管理者，而且有时也还有所谓的技术权威，而创新的结果必然会动摇社区中特权阶层们愚昧与专横以及剥夺他们的利益。同时，瓦解着保守与奴才的习性。我们应早日摆脱缺乏权力意志的否定功利、否定竞争、否定技术的文化困境，从而结束尼采与孔子的对话。因为这种体制所赞扬与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有成就”，而是“不出事”（即稳定的财产与权力的旧秩序。）这里，我们应当记住在’99“财富”上海论坛上资深政治家李光耀的提醒“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不出企业家”。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解放人，解放创新者，把人不仅从地缘、亲缘、血缘关系中，而且从地位、身份、户籍、资历中解放出来，把单位的人、社区的人变成社会的人，由身份本位转变为能力本位，在社会上形成公开、公正的择优程序。
其实，清醒的政治家越来越在“人”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结论是：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国家主权，从它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正在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影响下被重新定义。国家现在被广泛地理解为是其人民的仆人，而不与之相反。
值得警惕的倾向却是，经济学正在向自然科学靠拢，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经济学科。应当说，比起那些空泛的议论来，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同时，经济学领域越来越倾向于排斥“人”这一最基本的要素。
无论是“交易费用”还是“期货交易模型”都体现出经济学的精巧和理性化。但是靠不断的假设所建立的理论犹如是在沙滩上堆积木，而精巧别致的模型根本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曾经建立了精确计算模型的期货专家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证券市场上去结果是铩羽而归。
所以，我感到，经济学必须从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出发，在一系列假定中，唯一不能被抽象掉的就是人的社会性。
结论应当是：经济研究必须进行必要的假设，但是千万不能假设“经济”不是“人”属性。因经济是人的行为，而人是有感情的，人又是有需求的，所以人是需要激励的。
这就是说，经济科学可以描述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甚至也可以预测大概的经济趋势，但经济科学不可能存在“经济学的殖民帝国”，否则就会犯哈耶克所再三总结与告诫的“致命的自负”。其实，“激励”的问题本身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边界，早已或者本来就是深入到政治、地理、伦理、社会的领域与疆土了。激励制度中所造成的冲突和没有激励所陷入的困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当代经济学要研究的内容已经根本不是什么要不要激励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激励得更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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