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经堂语”特殊语法形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经堂论文,语法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堂语是流行于回族穆斯林内部的一种特殊语言，主要用于经堂教育和阿訇宣讲教义。据研究，中国穆斯林的经堂教育于元代始自陕西，随后在山东的济水、江苏的南京、云南的大理、玉溪一带和甘肃的临夏等地逐步推广开来，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经堂教育基地。清同治年间，由于陕西战乱，一批经师和学者随着难民大规模西迁，经堂教育的中心也随之西移到甘肃的临夏，其经堂教育地位一直保持至今。临夏因此被俗称为“小麦加”。 早期伊斯兰教学者在清真寺经堂内向学生讲授伊斯兰教经典使用的汉语受到蒙古语的影响。他们在讲解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文时，又会夹杂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长期使用逐步自成体系，形成一套包含蒙古语词汇、语法，以及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专门用语。这些特殊语法形式和词汇早就为学者所关注，清刘智就曾将这些特殊语言现象概括为“经堂语气”（周燮藩、沙秋真，2005：57）。 马振武先生的《〈古兰经〉经堂语汉文、阿拉伯文、小儿锦对照本》（以下简称《对照本》）①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经堂语《古兰经》译本。马先生出身于河北省阿訇世家，自幼在天津、张家口、北京等各大清真寺师从名师求学深造；后又历任各地清真寺阿訇，潜心研读《古兰经》。他立志要用经堂语汉译《古兰经》，不仅通读了《古兰经》的各种译本和版本，而且查阅对照了我国最早木板印刷的《古兰经》以及著名阿訇译注的多种经典巨著，不断增补遗漏，六易其稿，最终完成对照本《古兰经》的翻译工作。马先生《古兰经》译本的主要特色在于他沿用了数百年经堂教育使用的经堂用语。阿里·铁东立在《古兰经》（马振武，1995）前言里所说：“马振武翻译的《古兰经》是我国第一本原汁原味的、地道的经堂语汉译本。这部译本，既忠实于原文，又保持了经堂用语的特点和风格。”本文将以《对照本》为基础材料，考察经堂语中的特殊语法现象，并对其出现的过程和机制做初步的探讨。 2.经堂语特殊语法形式 2.1 “上/上头”后置用法
例（4）中的“因+上头”、例（5）“因何+上头”、例（6）“原+上头”中，“上头”前均加汉语表原因的连词“因”“因何”“原”，前后呼应，其意一也。 经堂语里表原因的后置词“上/上头”，与现在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使用的阿尔泰语系语言有整齐的对应关系。如东乡语表示原因的后置词是dula；表示与一位格的是-
。例如（转引自刘照雄，1981：38、81）：
例（7）中dula置于前一小句末表原因；例（8）（9）与一位格-
亦置于前一小句末，表明行为或状态所发生的原因，其功能与语法位置与经堂语表示原因的后置词“上/上头”正好对应。 类似的情况在元代和清代受到阿尔泰语言影响的汉语中也曾经出现过。在元代直译体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如：
例（10）使用的是直译的蒙古语格助词“上头”，例（11）则在前面先用了汉语的介词“为”，后面又重叠使用“上头”。 清代中期编写的汉满语会话教材《清文启蒙·清文助语虚字》中，满语-de，解释为“上头”字。即满语与一位格后缀-de表示原因③。 汉语是VO语序的语言，介词的位置和动词一样，是在宾语的前面；蒙古语则是OV语序语言，不使用前置的介词，而是在宾语后面使用后置的格助词。汉语动词前的介词和蒙古语宾语后面的格助词，表达的语义相近、位置相反。蒙古人在使用汉语还不熟练的时候，就会出现汉语介词和蒙古语后置词重叠使用的情况。一般来说，语言接触中的重叠只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④。但在以上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重叠或许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被固定了下来，成为演变中的“化石”，长期使用。后置的“上（头）”在经堂语中的语法功能及其来源，都显示出类似格标记的用法。 阿尔泰语系语言是使用格标记的语言，元代蒙汉大规模接触的时候，蒙古人学习使用汉语；而不完善的汉语水平，势必会把蒙古语的成分保留到他们的汉语中。我们今天在经堂语里看到的后置的“上（头）”，应该就是那段历史的遗留。 2.2 “着”的特殊用法 “着”在《对照本》经堂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用法复杂。可以表示动作的条件。例如： （12）你凭着这件事情给一些两面脸的人报信
，委实他们应受使人疼痛的而杂不。”（5·4妮萨》/65页）（表条件） （13）在他上有一些弱小的子孙
，然后在它里边有火的那个凶风到在它上啦，然后它转的受烧。如此
，安拉胡把一些显迹解明给你们，只盼你们参悟。”（3·2柏格赖》/14页）（表条件） 表示对其他人或事物的希望、要求、命令等。如： （14）既然如此，你们立站拜功
，你们散天课
。你们抓住主的（教门）⑤
。他是相助你们的。（17·22《汉志》/79页） （15）一定的实（安拉胡）粘连正义把梦象实说给他的钦差，要是（安拉胡）要了，一定你们安宁
剃你们的头
，剪短
进入禁寺，你们永无恐惧
。”（26·48《费特哈》/55页）
以上东乡语例句中的并列副动词“zhi”与经堂语中“无故着杀”“坚苦着孕”“坚苦着产”的“着”，有相同的语法位置和功能。“着”用于动词之后，表示程度或趋向的补语成分。例如：
这种用法与今天西北地区的接触方言十分相似，如临夏方言：
经堂语“对待着细致”“赏着宽容”和临夏话“雨大着地啊淌过了”“急着坏坏的了”中，中心语和程度补语之间使用的是“着”，而不是“得”，不说“对待得好”“赏得多”“急得很”。 趋向补语的中心语和补语之间也会使用“着”。如果谓语中包含有宾语，宾语则只能出现在趋向补语之后。例如：
类似的情况在现在临夏话仍很常见。例如：
临夏话因接触影响而导致的语言变异现象及周边民族语言、特别是蒙古语族对它的接触影响，马树钧（1982、1984）、李炜（1993）、王森（1993）、兰州大学中文系临夏方言调查组（1996）等做过介绍和探讨，我们不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经堂语中“着”的特殊用法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与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副动词有关，表示动作的状态；后一种类似汉语补语中的结构助词“得”，连接动词和补语，我们在周边的少数民族语言中没有发现类似情况，但在西北方言里，现在仍有类似的用法。 2.3 引语标记“给”“是”“说/说了/说着” 《对照本》经堂语中“给”“是”等有置于句末的特殊用法。例如：
以上三例“给”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相当于言说动词“说”。这种用法其实就是普遍存在于我国西北民族语言中的引语动词。据我们对蒙古语、东乡语、土族语等引语动词的调查，这些民族语言的引语动词语音形式具有明显的一致性——“-g+元音结构”。下页表1是西北地区蒙古语等语言、西北接触方言与经堂语引语动词形态的对比。
由于西北民族语言中的引语动词是一种特殊的虚义动词，汉语里没有相应的词对应。在对译成汉语时候，一般会采取音译或意译两种手段。如上所举“给”即是音译。同时，由于引语动词的语法功能是用“说”“想”等动词，把引语同句子的谓语联系起来，因此也可以在原有的语法位置上直接采用“说/说了/着”等意译形式。类似的情况在经堂语同样出现。例如：
在以上的句子中，言说动词“说/说了/说着”，分别用在言说的内容后面，表示前面是说的对象。这是有别于音译“给”的另一种对应策略一意译，即用汉语语义功能相似的“说/说了/说着”等动词，对译蒙古语引语助动词。类似的情况在西北地区的接触方言更为常见。如青海话的引语标记就是“说/说着”。试看以下几例。
例（37）中的“我阿伊莎说着叫着”与前举经堂语例（35）中的“然后委实他们说着讲着”中的“说着”用法完全一致。
《对照本》经堂语中，也出现了用“是”做引语标记的情况，仅见数例。例如：
例（41）前面用了“说”，后面又加了“是”；例（42）前面用了“发誓”，后面也加了“是”，像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重叠是接触造成变化的一个阶段，或者一种形式。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是经堂语中的“给/是”，还是临夏话的“是”、青海话的“说”，都是汉语和阿尔泰语系语言接触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和地域采用的不同对应策略：可以用汉语语音近似的故有成分“给”去对应蒙古语族的引语动词；也可以采用汉语固有的语法意义和功能相似的成分“是/说”。“给、是、说”只是用字上的不同选择。 2.4 副词的特殊用法 在《对照本》经堂语里，否定副词在用法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汉语的情况。例如：
根据刘照雄（1981）、布和（1986）、清格尔泰（1991）的研究，东乡语等蒙古语表示判断、存在意义的助动词，用于静词、形动词谓语后。如东乡语的助动词：wo（是/有）和u（没有）。
如果两个副词修饰、限制同一个中心语时，它们之间的次序与标准汉语不同。如：
例（47）“人再不罪刑他们”即，真主不再惩罚他们。例（48）“再别”按照汉语的习惯，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别再”，例（49）“再还”，汉语要说成“还再”。根据祖生利（2013）的研究，满语的语序也与以上我们所举经堂语相同：范围副词“再”用于句首，修饰整个小句。例如：
王森（1993）在讨论临夏方言的两种语序时曾指出：临夏话表示时间、频率的副词“还、再、也”等充当状语时，大多放在句首。试看以下两例：
这些副词前置尤其是否定词紧靠动词的倾向，学者们一般认为是汉语在元代受到蒙古语影响的结果。经堂语和西北方言的情况，刚好可以与之互相印证。 3.关于经堂语特殊语法形式的一点思考 以上我们列举了对照本《古兰经》经堂语中几种主要的特殊语法现象：“上/上头”的使用，显示出经堂语名词后面出现了格标记的痕迹；“着”用于动词之后，表示的是动作的状态、顺序等，带有蒙古语族语言副动词的味道；“给”“是”“说\说了\说着”，是一组后置的引语标记，和汉语言说动词前置的一般用法完全不同；副词“十分”“委实”“的实”等也没有紧跟着修饰的对象，位置相对比较自由。 总之，经堂语里这些特殊的语言现象都不符合汉语语法规则，这些特殊现象与现代西北方言有相似之处，同时与西北地区的阿尔泰语系语言蒙古语、东乡语等有明显的一致性。 那么，这些特殊现象从何而来呢？中国四大阿訇之一希拉伦丁阿訇（1948）指出：究竟这种语言（经堂语），当初采取何地方言，今尚无人研究，难以考证。我国回教若以地域说，西北最多；以时代论，宋元为盛。其为当时西京官话，或可无疑⑥。此说不无道理。如我们以上所分析的，经堂语同样是以地域说近于西北接触方言；以时代论，近于元白话。而无论是西北方言，还是元白话，都是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汉语中掺杂进了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成分。 从历史上看，汉语从秦汉已降一直都是VO语序，一直都是以使用前置词系统为主，一直都是使用语序和虚词表达语法关系；而阿尔泰语系语言则是OV语序，使用后置词系统，名词后有格，动词后有副动词，形态发达，语序的作用自然就减低，副词等在句子里的位置也不那么重要了。经堂语刚好在这些地方出现了与汉语的差异，这些差异又与西北方言和元白话显示出共性。所有这些都证明，经堂语中出现的特殊语法现象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已有的研究也证明，一个语言从没有格系统到产生格系统是十分少见的现象（遇笑容，2014）；而语言接触造成的语序改变，也是少见的现象⑦。西北地区民族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元代前后随着蒙古人的征战，西北曾经发生过大量的非汉语人群的迁徙，这些特殊的表达形式可能就是操阿尔泰语言的人在转用汉语或使用汉语时，由于摆脱不掉自己原有母语的某些习惯，在使用汉语时留下的母语特征。因此，经堂语出现的蒙古语干扰特征，应该不是翻译经典原文所致，而是当时经师们使用汉语实际状况的反映，是在不完全习得汉语的过程中所固化（fossilized）并传承下来的汉语变体。 经堂语中出现的诸多特殊语法现象、包含许多与汉语不同的“异质”成分。我们应该如何判定经堂语的性质呢？白寿彝先生（1992）说：“我们不能说它们（经堂语）是一种‘方言’，因为它们通行于全国各地的回回民族中间。我们也不能说它们是‘外来语’，因为它们在回回民族中间，更被爱用，更被熟悉。”诚如白先生所言，经堂语是跨方言使用的，因此它不是一种方言。据我们调查，无论是西北还是西南，阿訇在清真寺讲经时都使用包含同样特殊语法成分的经堂语。但“异质”成分毕竟在经堂语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请看下面的短文：
短文中的词汇基本都是北方汉语口语词。语法除了一般的汉语语法之外，既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虚词、短语或句式，如“打……里边/上”“V的上/上头”；也有不同于一般汉语的特殊表达形式，如“……呵/啦”“无理着过为”“与他们似的”“你/他两个”“说着”“V着来”“要如此了”等。 经堂语使用状况和其中出现的特殊语言现象显示，经堂语应该是元代前后，经师们用当时的“汉儿言语”讲解伊斯兰教经典时所使用的一种汉语变体。元代以后它在回族宗教活动中被保存下来，作为一种“行业语”使用至今⑧。 经堂语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元代前后西北地区其他语言与汉语接触的珍贵资料，我们可以从中研究语言接触造成的形态和语序类型的变化，并揭示语法演变的结构特点及形成机制。 ①文中“经堂语”引自马振武先生的《对照本》。引文后是《古兰经》的卷、章、题名以及《对照本》页码。如“他叫晚夕入在白日里边，他叫白日入在晚夕里边。他是能知心中所怀的。”（27.57《哈迪德》/70页），即（《古兰经》二十七卷第五十七章《哈迪德》，《对照本》第70页。文中不再一一注明。） ②两处“他”下标注的“两个”是伴随格标记。“两个”在经堂语主要表示随同、伴随的人或事物。“两”是蒙古语言伴随格、联合格（la/lia）的标记形式，“个”是译者加上的。第三节篇章引文中“你”和“他”也有这种情况。（敏春芳，2014：247） ③祖生利（2013：197）指出“满语与一位格后缀-de又可表示原因，对应作‘上头’，《清文启蒙·清文助语虚字》：-de，又‘上头’字”。 ④曹广顺（2004：15）认为：语言接触中的重叠只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最后一般都会走向归一。而归一的结果，在语法化中的重叠里，新旧两种，常常选择新的；在语言接触中的重叠里，固有的和外来的，常常选择固有的。 ⑤例句中有些词语放在括号中，如例（14）的（教门）、例（15）的（安拉胡）等，原文如此。 ⑥希拉伦丁（1948）总结出经堂语几大特征：统一、普遍、不是死语等。统一指的是，礼拜寺所附经堂、解经用语，全国各地都是一样。普遍：不但在经堂里使用，各地回教社会里也通行着，西起甘肃、青海，东到吉林、黑龙江，北自热、绥，南达闽、广；凡有回教人的地方，无不通行。 ⑦参看Heine（2008：33-60）。 ⑧我们知道唐五代起出现的禅宗语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一般汉语口语的成分，唐五代以后禅宗语录里的特殊现象也一直保留在禅宗的宗教活动中。经堂语的情况与之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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