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就业选择与农户贫困
——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
关爱萍，刘可欣
(西北师范大学 商学院，兰州 730070)
摘 要： 采用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调研数据，分析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高和农户贫困发生的减少，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对自主创业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对兼业和非农务工以及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与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家庭禀赋增加比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减贫效应更强，自主创业的减贫效应大于兼业、兼业又大于非农务工。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不仅需要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配合，还需要家庭禀赋的支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层级应与其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提升减贫绩效。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就业选择；农户贫困；减贫效应；就业层级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促使中国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大量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近年来，不少农民工返乡创业，新的就业形式反映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日益丰富和多元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促进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拓宽居民劳动收入渠道；同时强调，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提高贫困人群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因素以及劳动力就业类型对农户贫困的影响。
劳动力的发展能力取决于其人力资本，而家庭禀赋是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是个人发展能力的拓展[1]，不论是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还是家庭禀赋都会影响和约束其行为选择和就业决策[2]。关于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因素，有些研究主要考量多个或单个个体因素，如个人文化水平、年龄、性别、教育培训、城市工作经验、户籍、父亲文化水平、失业经历、技能、工作转移、健康状况等[3- 13]；也有研究考察家庭因素的影响，如家庭禀赋、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及文化资本等[2][14] [15]；还有部分研究同时分析了个人和家庭因素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产生的影响，如探究个人特征和素质、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家庭背景等因素对就业选择的影响[16- 21]。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的约束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影响而具有特殊性。贫困农民因技能等人力资本水平不足只能被动地被雇佣不能够自主择业，并且就业机会受到资本匮乏的制约[22]，因而当前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质量总体水平较低[23]；个体因素比家庭因素对贫困者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24]，而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促进贫困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25]。目前关于农户家庭贫困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家庭特征、个体特征、户主特征、区位特征等方面进行[26- 27]。就业和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家庭贫困的重要因素[28]，非正规就业对减贫有重要作用[29]，就业选择在教育促进减少贫困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30]，家庭资本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减少农户贫困上具有相互替代作用[31]。
主动脉瓣狭窄（AS）是最常见的心脏瓣膜病。其病因不尽相同，治疗上取决于AS的严重程度和患者的临床症状。随着矛盾的低血流、低跨瓣压差伴正常射血分数的重度AS的提出，重度AS的诊断和干预节点备受挑战[1] 。部分研究指出，左室纵轴收缩功能与跨瓣压差和心功能相关，因而进一步影响治疗策略与患者预后[2] ，因此本研究综合临床及超声心动图资料，对不同跨瓣压差、不同射血分数的重度AS左室纵轴收缩功能做一对比分析。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在分析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时大多忽略了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的交互作用(替代或互补)，而在分析农户贫困的影响因素时没有将就业选择纳入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贫困的作用路径中。有鉴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探究农村劳动力的个人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在影响其就业选择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并进一步探究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和就业选择三者对农户贫困的交互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的影响
人力资本中文化程度占主要部分[30]，受教育程度较高代表劳动力在工作中对新技能和新知识的学习能力较强，进而工作效率较高[31]，能够获得较高层级就业机会和较丰厚的报酬，从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身体强健是劳动者参加工作进而赚取收入的前提，有利于劳动者把握住优质就业机会并有体力帮助家庭缓解贫困[10- 11]；工作经验的累积不但会提高劳动者工作技能，而且会提高其对新的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和效率水平，因此有利于劳动力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和提高工资待遇，进而促进家庭增收[4][9]；此外，劳动者在劳动力迁移中能更加方便地获取工资优厚的就业机会，进而增加家庭收入[22]。因此，提出假设1：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增加有利于其就业层级的提高和农户贫困发生的减少。
2.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的影响
德国汉诺威展览公司国际关系总监Marco Siebert说：“全球化和数字化正在大力推动工业转型。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全球商界、制造业界和政治界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这两大议题以及当前工业面临的其他问题和挑战。例如，我们如何确保算法能够使机器合乎逻辑地处理和响应数据，而不做出恶意行动？”
3.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影响就业选择和贫困发生的交互作用
(2)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根据表3，家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经济资本增加都能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且对自主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其中，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而家庭自然资本(土地)对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和非农务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兼业具有正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家庭耕地面积大会束缚和阻碍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但如果劳动力既从事农业耕种又从事非农工作(兼业)则需要拥有一定的自然资本。因此，本文假设2前部分得到验证，即家庭禀赋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
4.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
将就业选择作为解释变量(以务农作为参照设置自主创业、非农务工和兼业三个虚拟变量)，使用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回归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5.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交互作用
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为无序多分类变量，因此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因素：
其中，p j (j =1,2,3,4)表示个体i 选择职业j 的概率，以务农为基础组(就业层级从高到低依次为：自主创业、非农务工或兼业、务农)，x i 为解释变量，主要是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采用二元Logit模型考察影响农户贫困的因素：
其中，P 表示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X i 为解释变量，主要是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和就业选择。为考察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交互关系，需要引入综合人力资本和综合家庭禀赋变量以及二者的交互项[32]，如果交互项系数为正表明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具有互补关系，即二者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共同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一方增强另一方的作用也增强；如果交互项系数为负则表明存在替代关系，即二者相互削弱、相互替代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农户贫困的影响，一方减弱则另一方的作用增强。
三、样本描述与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北师范大学于2016年在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进行的农村贫困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和六盘山连片特困地区等的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为样本村，对1 749家农户8 319人的家庭收支结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济资产状况以及个人文化水平、就业类型、健康情况、流动迁移等进行问卷调查。本文删除极端数据和缺失数据，得到16～60岁的农村劳动力样本共4 433个，样本基本情况见表1。本文的变量选取与测量方法如表2所示。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表2 劳动力及家庭主要变量测量
①农户家庭每年人均收入在2 800元以下的为贫困家庭,高于2 800元的为非贫困家庭。本文调研时间在2016年,2015年国家公布的农户贫困标准线为人均收入2 800元。
注：(1)个体综合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残疾赋值1，大病赋值2，慢性病赋值3，健康赋值4)、工作经验和劳动力迁移(县内赋值为1，省内县外赋值2，省外赋值为3)的权重均为0.25。(2)家庭人力资本：教育支出(家庭成员上学的花费)权重为0.4的，健康支出(慢性病和严重疾病方面的花费)权重为0.3，技能支出(家庭成员学技术的花费)权重为0.3。(3)家庭社会资本：人情往来方面的投资(婚丧嫁娶的花费)权重为0.3的，联络通讯方面的投资(电话费和上网费)权重为0.3，社会关系权重为0.4；社会关系使用三个等权指标测度，一是是否有亲戚朋友在城里工作(没有赋值为0，有赋值为1)，二是在城里工作的亲戚朋友能否帮助家里解决困难(不能赋值为0，能赋值为1)，三是在城里工作的亲戚朋友解决了什么困难(没有提供帮助赋值为0，提供资金帮助赋值为1，提供技术帮助赋值为2，提供信息帮助赋值为3)。(4)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总收入权重为0.3，家庭经济资产价值(种植业、养殖畜牧、农机、非农经营资产、电器的折合价值加总)权重为0.4的，家庭住房状况(窑洞赋值为1，土坯赋值为2，砖混赋值为3，砖架结构赋值为4)权重为0.3的。(5)综合家庭禀赋：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权重均为0.25。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与高层级就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减少贫困来说缺一不可[26- 28]。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高，就业层级的提升也会促进劳动者知识技能的提高，并能直接实现家庭收入的增长。即使一个人有高层级就业的机会，但也可能由于自身教育水平跟不上、身体差、家庭负担重或者没有建立有价值的社会网络联系等而难以抓住机会或胜任工作，进而不能通过就业增加收入和减少家庭贫困；同样，即使农村劳动力的学历水平较高、身体健康、家庭社会关系也不错，但也可能由于缺少高层级就业的机会等原因而从事低层级工作甚至待业或失业，这样也难以增加家庭收入[22]。因此，提出假设5：人力资本与就业选择、家庭禀赋与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
取得较好的竞赛成绩能给学生以心理上的满足感，参赛者都有获得较高名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愿望，口腔工艺技术专业技能竞赛的开展，激发了学生学习热情，调动了学生学技能、练技能、赛技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深了对专业的感情，从而激励其刻苦训练，不断进取。
家庭禀赋主要包括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自然资本。家庭人力资本主要是家庭为提高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而进行的投资(教育、医疗和技能培训等方面)，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的增加将促进其就业层级的提升并为家庭收入增加做出贡献[31]；家庭社会资本是家庭在人情往来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投资，增加家庭社会资本有利于家庭成员获取更好的工作机会进而促进家庭收入提高[1]；家庭经济资本包括收入、住房、生产工具等，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能提高家庭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改善贫困状况[2]，但是土地可能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产生约束(阻碍其自主创业和非农务工)[31]。因此，提出假设2：家庭禀赋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高和农户贫困发生的减少(但土地数量对非农就业具有负向影响)。
四、实证结果分析
1.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对就业选择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选择自主创业不但对自身和家庭的要求较高，而且有很大的经营自主权，因此属于高层级就业[7][30]，通常其收入较高，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兼业为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在家务农的一种就业类型，较好地兼顾了农业和非农业工作，具有双重收入保障，比单纯外出打工获得单一收入更符合贫困农户的实际，其增收减贫的效果往往要大于非农务工。因此，提出假设4：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的减贫效应大于兼业，兼业又大于非农务工。
(1)个体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根据表3，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健康状况的改善以及工作经验的积累，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选择兼业、非农务工、自主创业的可能性也逐渐提高，且可能性提高程度随就业层级的提升而递增。工作经验的平方项显著为负，表明工作经验与就业选择存在倒U型关系，原因在于工作经验的积累与年龄正相关，农民工在一定年纪后往往会更倾向于回乡务农。劳动力迁移对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相比于在县内工作，在省内县外和省外工作都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但流动迁移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务工，其次是兼业和自主创业的概率较小。总体来看，本文假设1的前部分得到验证，即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增加有利于其就业层级的提升。
本文讨论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包括务农、自主创业、非农务工和兼业四种类型，其中自主创业的要求较高，既需要个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身体素质以及一定的经验积累，也需要家庭给予经济、社会关系、人力资源投资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缺失任何一方都难以成功[20- 21]。农村劳动力从事兼业和非农务工过程中，家庭的帮助(经济援助、社会关系等)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个体人力资本的不足，相反个体人力资本的提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禀赋贫乏对其从事兼业和非农务工的不利影响[16- 19]。同样，在贫困发生方面，丰富的家庭禀赋资源能弥补个体人力资本的不足，降低农户贫困发生的概率；相反个体人力资本的增加也会缓解由于家庭禀赋匮乏造成的农户贫困程度[31]。因此，提出假设3：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兼业和非农务工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
在对高中数学习题进行变式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将以前所学习到的知识和要变化的题目紧密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学习新知识的同时也能温习旧知识的目的，从而让学生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回忆，以提高自身学习的效率.
抛填片石、黏土比例一般按1：1，片石强度要求≥30MPa，尺寸约15～25cm。黏土需具有较好的黏性，一般采用将黏土润湿捏成黏土球，直径约10～15cm，或者采用抛填袋装黏土方式，效果强于将黏土散投入孔。对于埋深较深或洞高较大的溶洞，为加强填充圆台的稳固性能，可掺入适当PO32.5级水泥，水泥用量占黏土的1/3左右，水泥采用袋装抛填方式较好。也可采用在抛填片石黏土中掺入稻草、麻绳的方式，稻草、麻绳能起到加筋效果，能有效提高片石、黏土圆台的稳固性能。
(3)个体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交互作用。根据表4，综合人力资本和综合家庭禀赋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与表3中各分项指标的估计结果基本相同，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进一步表明个体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都对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非农务工和兼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综合人力资本和综合家庭禀赋的交互项上看，自主创业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且为正，说明个体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的影响具有此增彼增的互补关系：个体人力资本越多，家庭禀赋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的促进越大；家庭禀赋越充裕，个体人力资本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的促进也越大。非农务工和兼业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个体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务工和兼业的影响存在此减彼增的替代关系：个体人力资本越不足，家庭禀赋增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务工和兼业的促进越大；家庭禀赋越贫乏，个体人力资本增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务工和兼业的促进也越大。因此，本文假设3的前部分得到验证，即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的影响具有互补关系，对农村劳动力兼业和非农务工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
表3 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表4 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交互作用
表5 农户贫困的二元Logit模型分析结果
2.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就业选择与农户贫困
采用二元Logit模型研究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和就业选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结果见表5。根据表5回归1的结果，个体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都有利于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而且家庭禀赋比个体人力资本具有更强的减贫效应。由此，假设1和假设2得到完全验证。同时，相对于农业，自主创业、非农务工、兼业都能显著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且自主创业的减贫效应显著大于兼业和非农务工，兼业的减贫效应又大于非农务工，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能获得很好的减贫的效果，假设4得到支持。表5回归2中，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人力资本与家庭禀赋对农户贫困的作用具有替代关系：个体人力资本越不足，家庭禀赋增加的减贫效应越明显；家庭禀赋越贫乏，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减贫效应也越明显。由此，假设3得到完全验证。回归2中，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与各就业类型的交互项系数都为正，表明在促进农户贫困减贫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分别与就业选择具有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个体人力资本及其各变量和家庭禀赋及其分变量等对自主创业、非农务工和兼业都具有促进作用，即要提高减贫绩效就需要使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层级与其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由此，假设5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14个建档立卡贫困村的调研数据，分析个体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以及三者对农户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交互作用，得到以下结论：个体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进而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人力资本增加和家庭禀赋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的促进存在互补关系，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务工和兼业的促进则具有替代关系；在促进贫困农户减贫方面，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作用与家庭禀赋增加的作用存在替代关系，而人力资本增加和家庭禀赋增加都与就业层级提升具有互补关系；家庭禀赋增加比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减贫效应更强，农村劳动力自主创业的减贫效应比非农务工和兼业更强。在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和贫困农户减贫过程中，丰裕的家庭禀赋可以弥补个体人力资本的不足，充足的个体人力资本也可以弥补家庭禀赋的缺失；同时，个体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的增加可以增强劳动力提高就业层级的减贫效应，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也可以增强个体人力资本和家庭禀赋增加的减贫效应。因此，农村劳动力就业层级的提升不仅需要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配合，还需要家庭禀赋的支持，进而通过个体人力资本增加、家庭禀赋增加与就业层级提升的相辅相成促进减贫绩效的提高。
依据上述结论，贫困农民要实现多渠道就业创业，拓宽劳动收入渠道，实现家庭增收，既要积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又要依靠家庭禀赋的支持。家庭禀赋增加比个体人力资本增加的减贫效应更强，因此农村贫困家庭应积极积累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为家庭成员提升就业层级和脱贫致富提供物质支持和软实力帮助。政府要积极提高贫困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一方面要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并降低高等教育门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知识和能力储备；另一方面要提升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优化公共卫生服务机制和医疗保障制度，推进健康扶贫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制度化。同时，还应积极帮助农民工非农就业层级的提升，对农民自主创业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和资金上的支持，积极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促进农民外出务工，并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增加贫困农户的非农收入，提高减贫绩效。
参考文献：
[1] 杨云彦，石智雷.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J].人口研究，2012(7)：3- 17.
[2] 石智雷，杨云彦.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J].社会学研究，2012(3)：157- 181.
[3] GIULIETTI C，NING G，ZIMMERMANN K F.Self- employment of rural- to- urban migrants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2012，33(1)：96- 117.
[4] 杨晓军，陈浩.农民工就业的职业选择、工资差异与人力资本约束[J].改革，2008(5)：95- 100.
[5] 谢勇，徐倩.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10(4)：57- 62．
[6] 陈浩，陈雪春，谢勇.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职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6)：72- 79.
[7] 胡凤霞.农民工自雇佣就业选择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4(2)：50- 56.
[8] 方黎明，王亚柯.农村劳动力从非农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3(6)：56- 62.
[9] DEMURGER S，XU H.Return migrants：The rise ofnew entrepreneurs in rural China[J].World Development，2012(10)：1847- 1861.
[10] 孙顶强，冯紫曦.健康对我国农村家庭非农就业的影响：效率效应与配置效应——以江苏省灌南县和新沂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5(8)：28- 34.
[11] 余福丽，蒋乃华.健康状况、生活质量与农民就业行为的关联度[J].改革，2014(12)：82- 88.
[12] 曾旭晖，郑莉.教育如何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年龄与世代效应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6(5)：35- 46.
[13] WILLMORE L，CAO G- Y，XIN L- J.Determinants of off- farm work and temporary migration in China[J].Population Environment，2012(33)：161- 185.
[14] 罗明忠，罗琦.家庭禀赋对农民创业影响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6(5)：13- 19.
[15] 马继迁，郑宇清.家庭禀赋如何影响就业？——对失地农民的考察[J].华东经济管理，2016(10)：116- 122.
[16] 戚晓明.人力资本、家庭禀赋与被征地农民就业——基于CFPS 2014数据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59- 67.
[17] 马小勇.家庭禀赋、个人特征与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J].贵州社会科学，2017(10)：146- 155.
[18] 李瑞琴.个人素质、家庭背景、社区状况与青年农民就业选择——基于Multinomial 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J].农村经济，2014(12)：105- 109.
[19] 刘玉成，徐辉.家庭与个人因素影响下的农民多元就业选择——基于CFPS2014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7(1)：32- 37.
[20] 薛福根，石智雷.个人素质、家庭禀赋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3(8)：110- 112.
[21] 张晖，温作民，李丰.失地农民雇佣就业、自主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苏州市高新区东渚镇的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6- 20.
[22] 刘梅，杨秋林.贫困农户外出就业研究——以甘肃省会宁县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6(7)：62- 66.
[23] 谢小青，吕珊珊.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质量实证研究——以鄂西为例[J].中国软科学，2015(12)：63- 74.
[24] 尹海洁，王翌佳.东北地区城市工作贫困群体就业质量研究——来自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市的调查[J].中国人口科学，2015(3)：116- 125.
[25] 毛学峰，刘晓昀.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农户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J].中国农村观察，2005(2)：45- 56.
[26] 杨慧敏，罗庆，李小建，高更和.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淅川县3个村为例[J].经济地理，2016(10)：137- 144.
[27] 周振，兰春玉.我国农户贫困动态演变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CHNS 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4(3)：16- 21.
[28] 王美艳.农民工的贫困状况与影响因素——兼与城市居民比较[J].宏观经济研究，2014(9)：3- 16.
[29] 都阳，万广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在减贫中的作用[J].经济学动态，2014(9)：88- 97.
[30] 柳建平，刘卫兵.教育是如何帮助脱贫的?——基于劳动力职业选择作用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8(1)：61- 68.
[31] 关爱萍，李静宜.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贫困——基于甘肃省贫困村的实证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7(1)：66- 74.
[32] 赖德胜，孟大虎，苏丽锋.替代还是互补——大学生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联合作用机制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1)：13- 31.
Human Capital, Family Endowment, Labor Employment Options and Rural Family Poverty：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oor Villages in Gansu Province
GUAN Ai-ping, LIU Ke-xin
(Business School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China )
Abstract: By using the survey data of 14 recorded national-level poor villages in Gansu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and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 human capital and family endowment on rural labor employment choice and rural family poverty,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human capital and family endow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rural labor employment level and the decrease of rural family poverty incidence, that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nd family endowment on self entrepreneurship is complementarily correlated and their impact on part time work, non-agricultural work and rural family poverty has substitution relation, that the influence of human capital, family endowment and employment choice on rural family poverty is complementarily correlated, that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by the increase of family endowment is stronger than by the increase of individual human capital, and that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self entrepreneurship is bigger than part time work but the effect of part time work is bigger than non-agricultural work. Thus, the promotion of rural labor employment level not only needs the coordination of individual human capital level but also demands the support by family endowment, and the poverty reduction performance can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by the interactive support and coordination of rural labor employment level and human capital and family endowment.
Key words: rural labor; human capital; family endowment; employment choice; rural family poverty;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employment level
中图分类号： F323.6；F063.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8131(2019)01- 0055- 09
DOI： 10.3969/j.issn.1674- 8131.2019.01.006
*收稿日期： 2018- 09- 12；
修回日期: 2019- 10- 1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563043)；甘肃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2018A- 008)；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8XJAZH003)
作者简介： 关爱萍(1970)，女，甘肃兰州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本与人口发展、产业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
CLC number： F323.6；F063.4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 8131(2019)01- 0055- 09
(编辑：段文娟)
标签：农村劳动力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家庭禀赋论文; 就业选择论文; 农户贫困论文; 减贫效应论文; 就业层级论文; 西北师范大学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