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麦加论文,禁令论文,诺斯论文,卡利论文,克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5)03-0064-11 安特摩克利托斯(Anthemocritus)事件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Decree of Charinus)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重要且敏感的事件，其对于大战爆发的时间及责任的认定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事件虽然见于部分古典作家文本，却未被最重要的作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提及。学界曾对上述事件及修昔底德的缄默展开探讨，但众说纷纭。本文拟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参阅学界研究成果，对修昔底德缄默的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与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的真伪 普鲁塔克(Plutarch)曾提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麦加拉向斯巴达提起控诉，说自己被雅典排除于其所掌握的所有市场和港口之外。斯巴达国王阿尔基达摩斯(Archidamus)遣使雅典进行调解。在交涉过程中，雅典政治领袖伯里克利(Pericles)公开指责麦加拉人占用埃琉西斯(Eleusis)圣地。后来他提出一条法令，派传令官前往麦加拉以及斯巴达对麦加拉人进行谴责。然而，被派出的传令官安特摩克利托斯被杀。据认为此事为麦加拉所指使。于是雅典另一位政治人物卡利诺斯提出一项针对麦加拉人的法令，规定与麦加拉人为敌，绝不缔结休战合约，断绝传令官往来①；任何麦加拉人一旦踏上阿提卡领土即被处死；每年将军们进行就职宣誓时，要加上每年必须两次入侵麦加拉领土的誓词；要将安特摩克利托斯埋葬于特里亚西亚城门(Thriasian gates)②。 然而，大战爆发前夕如此重要的两次事件却未见于修昔底德的文本，着实令人费解。诚如Walter Robert Connor所言，若修昔底德忽略了派出安特摩克利托斯，然后为其复仇的法令，那么他对这段史事的叙述严重失实。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在大战爆发时生活在雅典的本地人，甚至是当时正在研究大战及其原因的雅典人会不知晓这些法令③。 因此，有学者对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的真实性提出质疑。Ludwig Holzapfel提出此“麦加拉禁令”系伪④。因为法令中的排外措施只能在和平时期实行，而其它条款则是战时措施。他认为此法令实则为将麦加拉人驱离阿提卡市场与帝国港口的“伯里克利禁令”(即麦加位禁令——笔者)。后来，有人将原法令增添内容，以解释(对麦加拉)一年两次的入侵，并以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⑤中那有力的语言渲染驱离的条款。Thieme Gerhard接受并发展了Holzapfel的观点，认为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部分内容可能源自阿里斯托芬
1962年W.R.Connor提到普鲁塔克似乎将两条“麦加拉禁令”混同⑦。Philip A.Stadter指出⑧，此混同说在19世纪被普遍接受，其中代表人物包括George Grote⑨与Carl Sintenis⑩。实际上，持此混同说者至少还包括：Harold North Fowler(11),Geoffrey Ernest Maurice de Ste.Croix(12),Raphael Sealey(13),Phicip A.Stadter。Connor又指出，今天(14)，似乎非常明显，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不同于驱离法令。二者的提出者、目的性以及内容规定截然不同(15)。 一味攻击普鲁塔克将两条“麦加拉禁令”混同，进而否认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的真实性是无意义的，因为关于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及其背景事件，普鲁塔克并非最早记载者，也非唯一记载者。 被纳入德摩斯蒂尼(Demosthenes)文集的《腓力来信》提到：“通过暴力损害传令官和使节的权利被所有人视为渎神的行径，在你们(雅典人——笔者)看来尤其如此，因为我从下列的事实中得出这一结论：当麦加拉人逮捕安特摩克利托斯时，你们的公民大会不惜将他们排除于秘仪庆典之外，实际上还在城门口树立了一尊雕像，以纪念这一暴行”。(16)《腓力来信》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Ⅱ)写给雅典议事会及人民的一封国书，(17)其通过引证雅典人的事例来攻击雅典人绑架、囚禁和虐待马其顿外交人员的行径，而且书信作者生活时代距所叙史事的发生并不遥远，因而其中提到的这则涉及邦际纠纷的重要史实当是可信的。公元2世纪的地理学家波桑尼亚斯(Pausanias)记载道，沿着雅典人所谓的圣路从雅典前往埃琉西斯，途中你会发现安特摩克利托斯的坟墓。麦加拉人对他犯下了最为邪恶的罪行，因为当他作为传令官前去禁止他们侵占圣地，被他们处死。(18)学界对波桑尼亚斯文本的检验证明，他作为一位旅行家，在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观察都是可信的。(19)德摩斯蒂尼与波桑尼亚斯的记载佐证了与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直接相关的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的真实性。 公元2世纪末的拉丁作家奥鲁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转引哲学家托鲁斯(Calvisius Taurus)的话说道，“雅典人在一条法令中规定，任何麦加拉公民一旦被发现踏入雅典领土就要被处死；雅典人对邻居麦加拉人所产生的憎恨是如此强烈。欧几里德(Euclides)正是来自麦加拉城，在那条法令被通过之前来到雅典听苏格拉底(Socrates)讲课；在法令实施后，他是在夜间乔装改扮，从麦加拉的家中来到雅典见苏格拉底。”(20)从内容与背景上看，格利乌斯所记载的“法令”当为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内容之一部分。奥鲁斯·格利乌斯的记载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哲学家托鲁斯是那个时代“著名的柏拉图派学者”，二是他“经常通过许多优秀而有益的范例督促学生们学习哲学，尤其经常提及苏格拉底派人士欧几里德曾经的行为来激励学生们的心志”。这说明托鲁斯熟悉这段与苏格拉底和欧几里德有关的历史，因而经常加以援引，进而说明这段历史是可信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也提到了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部分内容的实施情况：雅典人每年以全军侵略麦加拉两次。(21)奥鲁斯·格利乌斯与修昔底德记载了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的内容片断，进而证明该“禁令”是真实存在的。 最后，K.J.Dover指出，阿里斯托芬《和平》246批注“
”表明，至少有一位历史学家提到了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这位历史学家并非普鲁塔克。(22) 通过对古典文献的综合考察，我们有理由相信，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与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的通过皆为信史。 二、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与大战的“第一枪” 那么，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发生于何时呢？修昔底德对此保持缄默的原因何在呢？其实这两个问题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要首先认清安特摩克利托斯被雅典派出时的身份。普鲁塔克明确指出，安特摩克利托斯被作为传令官(
)派出，波桑尼亚斯重申了这一点。根据惯例，邦际间和平时期外交斡旋需通过使节(
)而非传令官，而宣战之后的对外联系只能通过传令官。Hunter Ripley Rawlings Ⅲ指出，修昔底德对战争与非战争状态的区分仅仅依据一个标准：是否使用传令官进行对外联系(23)。 安特摩克利托斯作为传令官被派出，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当时大战已经开始，要么他此行的任务即为宣战。然而，若大战已然爆发，那么他再去敌国麦加拉谴责对方侵占圣地这一宗教罪行，显然是荒谬的。如此，只剩下第二种可能性：安特摩克利托斯前往麦加拉意在宣战。因而，Paul Krech之说是值得再考虑的，因为他认为派出安特摩克利托斯的决定一定是于雅典和伯罗奔尼撒之间尚有正常的外交斡旋之时做出的(24)。W.R.Connor正是接受了Paul Krech的预设前提，才发现其与修昔底德叙述之间的矛盾，进而否认安特摩克利托斯被杀是在伯罗奔尼撒爆发前夕，而根据对德摩斯蒂尼《腓力来信》的分析，认为其时间当在公元前4世纪，前352年-前349年之间(25)。此说遭到了K.J.Dover与G.L.Cawkwell的批驳(26)。Brian R.MacDonald认为，德摩斯蒂尼《腓力来信》中的安特摩克利托斯显然就是普鲁塔克笔下那位与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相关的外交活动中的传令官(27)。 笔者遵循传统意见，将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置于大战爆发前后。大战爆发的标志是双方之间事实上军事行为的发生，而不是和约的被破坏(28)。在修昔底德看来，是敌方打响了大战的“第一枪”。然而，关于这“第一枪”的具体事件他却言辞含混。他先后叙述了底比斯袭击普拉提亚(29)以及斯巴达第一次入侵阿提卡的事件(30)。David M.Lewis认为，修昔底德将标志着大战开始的这两次事件混淆，将前者的时间等同于后者(31)。因为修昔底德提到，《尼基亚斯和约》的签订是在第一次入侵阿提卡及这次战争爆发后10年零几天(32)，也就是说，他将第一次入侵阿提卡视为大战的“第一枪”。他又提到，斯巴达人自己承认在“阿尔基达摩斯战争”中，他们自己方面的过失多一些，因为底比斯在休战时期进入普拉提亚，又因为《三十年休战和约》中规定，如果有一方面请求仲裁的话，任何一方不得诉诸武力，但是雅典人请求仲裁，而他们自己没对这个请求做出反应(33)。即便如此，修昔底德的叙述还是倾向于将普拉提亚事件视为大战的“第一枪”(34)，因为普拉提亚事件很明显地把和约撕毁了，于是双方准备作战(35)；底比斯在和平时期进入普拉提亚(36)；更重要的是，修昔底德对两次事件的叙述体现出明确的时间先后关系。退一步讲，无论大战“第一枪”为袭击普拉提亚还是入侵阿提卡，这“第一枪”都是敌方打响的。修昔底德极力强调这一点，甚至在书中让斯巴达人承认这一点。 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的具体时间，主要是其与普拉提亚事件的先后关系如何呢？考虑到其作为传令官的身份，这一时间点的确定极为重要，因为他涉及到大战爆发时间和战争责任的正确认识。关于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及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的通过时间，早在1921年，Robert J.Bonner就指出，流行的看法是，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有别于驱离法令，其在伯里克利提议下，于进攻普拉提亚(Plataea)和入侵阿提卡两个时间点之间通过(37)Georg Busolt正是着眼于安特摩克利托斯的传令官身份，才将其被派出时间确定为进攻普拉提亚和入侵阿提卡两个时间点之间(38)。然而，此说有先入为主之嫌，即大战爆发于普拉提亚事件之后，因而此传令官的派出亦当在此之后。Peter John Rhodes几乎进行了同样的逻辑反推：雅典人倾全部兵力每年入侵麦加拉两次。这种军事行动始于公元前431年秋，那一定意味着作出此命令的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通过时间为公元前431年夏(39)。 我们可以借助修昔底德的记载，对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作背景恢复。根据普鲁塔克、波桑尼亚斯的说法，特摩克利托斯此行麦加拉目的在于谴责对方侵占圣地(40)。斯巴达第二个使团前来雅典交涉的时候，雅典人控诉麦加拉人耕种圣地，耕种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41)。因此，安特摩克利托斯的出行目的与此事密切相关，其时间当在斯巴达第二个使团来前来雅典之后不久。然而，斯巴达下达最后通牒的时候，伯里克利还在发言中讨论“麦加拉禁令”的问题，讨论是否作战的问题，并且就如何答复最后通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42)。斯巴达最后的使团离开雅典之前，安特摩克利托斯不可能被派出。普拉提亚事件爆发之后，如上文所言，在这种情况下雅典无需再派传令官谴责对方的宗教罪行。因此，安特摩克利托斯被派出极有可能是在斯巴达最后的使团离开雅典之后，普拉提亚事件之前。 在为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进行事件定位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修昔底德对于舆论的重视。在普拉提亚事件之后，修昔底德提到，大众的情感是一边倒地倾向于斯巴达的，尤其是因为他们以希腊的解放者自居。希腊各邦和个人都热忱地通过言论与行动等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他们。大部分希腊人对雅典心存怒气(43)。若安特摩克利托斯被杀是在普拉提亚事件之后，那么这对于修昔底德而言是有利的舆论信息，对于雅典通过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而言也是绝佳的舆论基础，因为诚如德摩斯蒂尼所言，通过暴力损害传令官和使节的权利被所有人视为渎神的行径，在雅典人看来尤其如此(44)。 在为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进行事件定位的时候，还不得不考虑修昔底德对大战责任的敏感。在叙述过程中，修昔底德极力将大战责任推给斯巴达(45)。根据他的叙述，是斯巴达步步紧逼地挑起了战端：在战争爆发之前，斯巴达人不断地派遣代表团到雅典去，提出各种抗议，以便在被拒绝之后可以之作为开战的借口(46)。这种对斯巴达人的心理揣摩表明，在修昔底德看来，是敌人千方百计寻衅开启了战端。Brian R.MacDonald对当时斯巴达人玩弄的外交手腕进行了揭示(47)。修昔底德通过伯里克利之口表明了自己对战争责任的看法：我们不会发动战争，但是我们将抵抗那些实际发动战争的人……这个战争是强迫加在我们身上的(48)。大战的“第一枪”是斯巴达及其盟友打响的，这使大战的责任者一目了然。修昔底德又提醒读者，斯巴达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如果可能的话)消灭雅典的势力(49)。大战爆发之后，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还是强调雅典是被迫作战，以避免因屈服而丧失自由(50)，又说此战的目的不止于捍卫自由，更涉及帝国的丧失以及帝国管理所引起的仇恨所产生的危险(51)。麦加拉人杀死传令官的行为显然是开启战端的行为。 然而，对于如此有利的信息，修昔底德选择了缄默，唯一可能的原因是该信息对于制造舆论和推卸责任方面对修昔底德皆严重不利。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时间定位的另一种可能性，即先于普拉提亚事件。在对方没有宣战及事实上的战争行为时，雅典将安特摩克利托斯以传令官身份派出，本身就是一种战时行为，又令其谴责麦加拉入侵占圣地，实则是在为宣战找寻借口，而并非为圣地本身(52)。如果说雅典将安特摩克利托斯以传令官身份派往麦加拉只是有宣战的嫌疑，那么随之而来的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则是彻头彻尾的宣战檄文。该“禁令”的通过时间与普拉提亚事件的先后无法判断，但无论前者较早或较晚，其直接的触发因素是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53)。因此，放眼整个大战的爆发过程，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与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可被视为一个整体事件，该事件是明显的宣战行为，又先于普拉提亚事件。如此的历史构建表明是雅典打响了大战的“第一枪”，而这又与修昔底德精心设计的叙述框架产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对大战“第一枪”的叙述，为了为雅典推卸战争责任，修昔底德对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及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保持缄默就容易理解了。 三、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最真正的原因” 关于修昔底德对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保持缄默的原因，学界多有论及(54)。 通过对文献的深入阅读以及对历史背景的全面把握可知，修昔底德回避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大战爆发“最真正的原因”的阐释，以及为了维护这种阐释而可以做出的材料处理。在他看来，大战的爆发有“直接原因”和“最真正的原因”。他说道：“我会首先说明他们破坏和约以及发生争执的原因，以省得人们再去探究使希腊人陷入如此一场大战的原因。然而，我认为(大战爆发的)最真正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了拉克戴梦人的恐惧，进而逼迫他们开战，即使它最少被人提及(55)。然而，双方破坏和约并开战是基于相互间公开的指责(56)……” 修昔底德的“直接原因”，即双方相互公开指责的内容包括：埃庇丹诺斯(Epidamnus)争端、波提戴亚(Potidaea)争端、“麦加拉禁令”(Megarian Decrees)。批评者们又补充了另外一个“直接原因”：科林斯与雅典之间的贸易问题(57)。而“最真正的原因”则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因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58)。“直接原因”皆为为客观史实，“最真正的原因”则体现出史家个人的思考与判断。修昔底德非常清楚自己对“最真正的原因”的认知是独到而深刻的，因为他说最真正的原因“最少被人提及”。修昔底德义疏作者E.C.Marchant解释道，作者如此措辞似乎意在表明在他与战争当事人看来“动机”是不同的(59)。对于通过考察研究得出的这一独到而深刻的结论，修昔底德竭力维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其对雅典与麦加拉之间的纠纷进行淡化处理。 修昔底德对“最真正的原因”的分析被学界普遍接受，至少是原则上接受。Arnold Wycombe Gomme就曾说道：“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雅典的帝国主义以及斯巴达对其竞争的恐惧”(60)。Geoffrey Ernest Maurice de Ste.Croix认为此战中斯巴达为侵略者，她逼迫雅典不情愿地卷入一场大战(61)。Paul Anthony Cartledge承认“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真的是雅典人的力量增长得太快了”，他又明确指出“率先挑起这场战争的确实是斯巴达人”(62)，从而揭示并认同了修昔底德的潜台词。Peter John Rhodes对“最真正的原因”做出修正的尝试，他接受修昔底德的分析，但认为应该强调雅典在挑起战端方面是积极的(63)。Donald Kagan对修昔底德的“最真正的原因”反对当属最坚决者之列，他尤其不认可大战“不可避免”之说，认为人们在困难的环境下做出的错误决策导致了大战的爆发，而这些环境与决策都并非不可避免(64)。 修昔底德对“最真正的原因”的分析果真符合历史实情吗？若并非如此，那么他所极力淡化和掩盖的历史内容可能引申出另一种截然相异的结论。 事实上，在修昔底德的原因体系内，“直接原因”是为“最真正的原因”服务的(65)。在“直接原因”四大事件中，修昔底德只对埃庇丹诺斯争端与波提戴亚争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而对“麦加拉禁令”则极力淡化，对雅典与科林斯之间的贸易纷争更是三缄其口(66)。修昔底德如此安排绝非偶然。考虑到战前斯巴达与雅典的外交斡旋中所涉及的问题，修昔底德刻意淡化“麦加拉禁令”的目的非常明确。战前虽然发生了埃庇丹诺斯争端与波提戴亚争端，然而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在与雅典人交涉时重点强调的却是麦加拉的问题。科林斯代表在雅典的发言时要求(或建议(67))雅典取消因为对麦加拉所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疑虑(68)。在斯巴达的辩论中，麦加拉人历数大量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特别指出他们被排斥于雅典帝国的所有港口以及雅典市场之外，这是违背条约有关规定的(69)。斯巴达人遣往雅典的第二个使团要求对方解除波提戴亚之围，尊重埃基那的独立。但是他们最明确地提出的首要的一点是：如果雅典撤销那个将麦加拉人排除于雅典港口和市场之外的麦加拉禁令，那么，战争就可以避免了。但是，雅典既不愿意撤销这个禁令，也不愿意接受其它的建议(70)。斯巴达最后的使团只是简单地要求“让希腊人独立”(71)。这一要求虽未明确提及麦加拉问题，但T.E.Wick通过分析认为，“让希腊人独立(72)”即“尤其强调在与麦加拉人的关系方面”(73)。斯巴达最后的使团逗留雅典期间，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的发言进一步体现出雅典与斯巴达矛盾的焦点在于麦加拉。伯里克利说道，“麦加拉禁令”是雅典尤其应该坚持的(74)。安多基德斯(Andocides)在演说词中明确提到，我们因为麦加拉的原因而陷入战争，并且令阿提卡惨遭兵燹(75)，一语道出了大战爆发前双方争执的核心内容。麦加拉问题作为双方矛盾焦点的地位愈是突出，修昔底德对“麦加拉禁令”的淡化，对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的缄默就愈显可疑。 雅典在麦加拉的问题上如此坚持不放，原因何在呢？找出这一原因，也便找出了对修昔底德“最真正的原因”最为不利的原因，亦即令其对麦加拉问题保持缄默的原因。 关于“麦加拉禁令”问题，学界较为普遍地将其视为单纯针对麦加拉的行为(76)，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其放到大战爆发的经济诱因范畴内考察(77)。关于前者，笔者认为“麦加拉禁令”问题与科林斯问题之间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雅典对麦加拉实施禁令，实则针对的是敌对阵营中最大的海上力量——科林斯。直接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核心矛盾为雅典-科林斯，而非雅典-斯巴达，这为史料所明示，亦早已为学界公认。关于后者，G.Dickins指出，古代的商业原因不能从政治原因中独立出来，而且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帝国对抗能够掩盖雅典与科林斯之间的商业竞争(78)。 Ronald P.Legon从海军力量平衡的角度思考“麦加拉禁令”，较能揭示问题的实质。古典时期，发展海军的决定性战略物资是木材。Legon通过对公元前5世纪30年代爱琴海商业状况的分析，提出科林斯迅速从马其顿和色雷斯获得大量木材的渠道只有三条：第一，依赖雅典及其同盟者，但这无异于与狐谋皮；第二，求助于其在爱琴海范围内唯一的友好城邦，同时也是独立的商业城邦麦加拉。这似乎是最为简单的解决之道，尤其是因为在科尔居拉争端中麦加拉依然站到了科林斯的一边；第三，科林斯可以尝试将商船从科林斯湾转移到萨罗尼克湾(Saronic Gulf)，但就气候条件而言此举危险系数极高(79)。上述三条渠道中，最可行、方便者无疑是第二条。然而，雅典对麦加拉的禁令将这条渠道堵住。从某种角度说，雅典在表面上愈是坚持“麦加拉禁令”，其暗地里压制科林斯的意图便愈是明显。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雅典对科林斯的这种压制表面上出于商业目的，实质上出于军事、政治目的。 Ronald P.Legon指出，斯巴达坚持要求雅典取消“麦加拉禁令”作为持续和平的条件，修昔底德极力弱化但并未否认这一点，因为这会令雅典背负上引发大战的沉重责任。如果我们将禁令和科林斯海军建设计划恢复其应有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甚至应该尝试颠覆修昔底德的理论：大战的爆发可能未必由于斯巴达对于雅典势力增长的恐惧，而更多地是由于雅典对伯罗奔尼撒势力(尤其是海军力量)增长的警惕(80)！Legon对修昔底德“最真正的原因”的质疑与修正的尝试无疑是建设性的。 对于修昔底德“最真正的原因”的分析不利的情况还包括斯巴达在大战爆发前夕的态度以及大战初期的动作。种种迹象表明斯巴达对于雅典势力的膨胀反应迟缓，宣战之后亦没有果断而迅速的军事行动。即便是修昔底德的记载也表明，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担忧远不及雅典对科林斯海上势力膨胀的担忧。修昔底德指出，斯巴达人虽然知道雅典势力的扩大，但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制止它；在大部分的时间内，他们仍然保持放任的态度(81)。等到后来雅典势力膨胀，开始侵犯斯巴达的同盟国，斯巴达的反应也是迟缓的。在斯巴达的辩论中，科林斯代表批评斯巴达的迟疑不决已经造成了许多祸害，督促其马上入侵阿提卡(82)。在斯巴达的辩论结束后，斯巴达人“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一个结论——即雅典既已公开侵略，应当马上宣战”(83)。然而，国王阿尔基达摩斯在发言中持保守态度，指出此战规模将异常宏大，又指出雅典的种种优势，剖析自身的不足，进而提醒斯巴达人谨慎行事。他甚至建议再过两三年，等地位巩固之后再发动进攻(84)。在后来的投票中，大多数人认为和约已经被破坏，应即宣战(85)，然而斯巴达还是迟迟未采取军事行动。在斯巴达第二次同盟代表大会上，大多数同盟国表决赞成战争。但是他们决定，在目前他们还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不能马上进攻，但各城邦应当毫不拖延地自己做好准备。尽管如此，他们从事于这些必要的准备工作，经过一年或不到一年之后，他们才入侵阿提卡，公开作战(86)。即便开战之后，伯罗奔尼撒军队也是行动迟缓：他们在地峡耽误了一些时日，在到达阿提卡边塞小镇奥伊诺(Oenoe)之后，又在进攻的准备过程中浪费了宝贵的时间(87)。 反观雅典对科林斯的反应则要激烈得多，措施也要严厉得多。他对麦加拉采取措施根本上是针对科林斯的。在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之前，雅典就实施了“麦加拉禁令”。很多古典文献提到了“麦加拉禁令”：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8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89)、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90)、狄奥多罗斯《历史集成》(91)、费洛科罗斯(92)。Georg Busolt(93)对这些古典材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94)。另外，吕西亚斯演说词《反对安多基德斯》中相关内容(95)被怀疑与此“麦加拉禁令”有关。“麦加拉禁令”是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息息相关的一件大事(96)，引起了西方学者长期的、广泛的关注和研究。P.A.Brunt指出，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中的相关细节证明，雅典人对麦加拉人采取的敌对措施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被德国学者称为Einfuhrverbot(进口禁令)，即查抄麦加拉进口货物；第二阶段不仅重申禁止麦加拉向雅典进口货物，而且还施行了普遍性的Handelsperre(航运禁令)；此令禁止麦加拉向雅典帝国任何港口输入货物乃至停泊船只(97)。 通过斯巴达与雅典对敌方阵营发展的不同反应，我们有理由相信战前对敌方势力的发展变化更为担忧的与其说是斯巴达，不如说是雅典。 “麦加拉禁令”与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皆为雅典为抑制科林斯海上势力的膨胀而采取的压制措施，而且二者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这能够反映出大战的爆发与其说是由于斯巴达对雅典势力膨胀的恐惧，不如说是雅典对敌方海上势力崛起的忧虑，也可以说，这两条因素是同时存在且密切相关的：对敌方海上势力崛起的忧虑导致雅典对科林斯施压，而科林斯又对斯巴达施加影响，导致其意识到雅典势力的膨胀，进而产生恐惧(98)。只有同时看到这两条因素，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两大军事同盟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从这个角度讲，双方对大战的爆发都负有责任，因而我们再去追究直接责任是无意义的。然而，在这一对并存的原因中，修昔底德只强调了一方面。 修昔底德开章明义地提出了大战爆发的“最真正的原因”，在后来的材料处理中时刻服务于这个核心思想。对于初期相对缓和的“麦加拉禁令”他极力淡化，对于最后空前激烈，无异于宣战檄文的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他保持缄默(99)。W.R.Connor就曾指出，在对待与麦加拉的纠纷问题上，修昔底德被怀疑有各种歪曲史实的行为，被攻击叙述不准确。普鲁塔克即使表面上似乎混淆了这些法令，但若他将这些法令的通过时间确立为大战爆发前夕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修昔底德的叙述则有误导性，而且似乎是在有意地误导(读者)(100)。因此，修昔底德对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的缄默看似令人费解，但若着眼于其维护“最真正的原因”的材料处理方式，这种由淡化到缄默的发展过程又显得如此自然而然。换个角度言之，若将修昔底德所淡化和缄默的信息恢复，我们则发现了被他所忽略或掩饰的大战爆发的另一层“最真正的原因”，即雅典对敌方海上势力崛起的忧虑。如此，我们不得不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重新思考，对修昔底德作为史家的地位重新审视，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换个角度进行理解。 综上所述，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及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分别与修昔底德对大战“第一枪”的叙述以及“最真正的原因”的分析形成矛盾，因而被有意忽略。若将其史实加以恢复，则会对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大战的“第一枪”并非表现为底比斯袭击普拉提亚，而是雅典对麦加拉宣战，大战爆发的“最真正的原因”除了斯巴达对雅典势力膨胀的恐惧之外，还应该考虑雅典对敌方海上势力崛起的忧虑。 ①“断绝传令官往来”未见于Plutarch，Pericles，但为Philip A.Stadter所补足。Stadter提到，
的表述见于Plutarch，Aristides，1.5及Moralia，1095 F(即Non posse suaviter vivi secundum Epicurum，13——笔者)，表现了一种不可调和的敌意或敌对状态；该短语见于Aeschines，On the Embassy，80及Demosthenes，On the Crown，262.这可能是普鲁塔克是对该法令内容做出的扩充。见Philip A.Stadter,"Plutarch,Charinus,and the Megarian Decree",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Vol.25,No.4(1984),p.360 note 27. ②Plutarch,Pericles,29,30. ③W.R.Connor,"Charinus' Megare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3,No.3(Jul.,1962),p.233. ④Griechische Geschichte 489-413,pp.176 ff.; Berliner Studien,Ⅶ,89 ff.转引自Robert J.Bonner,"The Megarian Decrees",Classical Philology,Vol.16,No.3(Jul.,1921),p.241. ⑤Aristophanes,Acharnians,533-534. ⑥Robert J.Bonner,"The Megarian Decrees",Classical Philology,Vol.16,No.3(Jul.,1921),p.242. ⑦W.R.Connor,"Charinus' Megare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3,No.3(Jul.,1962),p.227. ⑧Philip A.Stadter,"Plutarch,Charinus,and the Megarian Decree",Greek,Roman and Byzantine Studies,Vol.25,No.4(1984),p.359 and note 22. ⑨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Vol.vi,third edition,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54,pp.104-105. ⑩Plutarchi Pericles,Recensuit et commentariis suis illustravit Carolus Sintenis,Accedunt excursus,Lipsiae:Sumtibus Caroli Focke,1835,p.209. (11)Plutarch's Moralia,Volume X,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arold North Fowler,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p.230 note a. (12)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Duckworth,1972. (13)Raphael Sealey,"The Caus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Classical Philology,Vol.70,No.2(Apr.,1975). (14)注意其文发表于1962年。 (15)W.R.Connor,"Charinus' Megare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3,No.3(Jul.,1962),p.227. (16)Demosthenes,Philips Letter,4. (17)德摩斯蒂尼文本英译者J.H.Vince指出，此信显然不是写给雅典人看的。见Demosthenes,I-X VII,XX,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H.Vi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p.335,note a. (18)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1.36.3. (19)James George Frazer,Pausanias's Description of Greece,Translated with a Commentary,London and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898,Vol.1,pp.16-18; Christian Habicht,Pausanias' Guid to Ancient Gree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Introduction; Joyce Heer,La personnalité de Pausanias,Paris:Les Belles Lettres,1979; Lionel Casson,Travel in the Ancient World,London:Allen and Unwin,1974,pp.292-300; Christian Habicht,Pausanias' Guid to Ancient Gree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转引自John Elsner,"Pausanias:A Greek Pilgrim in the Roman World",Past & Present,No.135(May,1992),p.4. (20)Aulus Gellius,Attic Nights,7.10. (21)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4.66,另比读2.31. (22)K.J.Dover,"Anthemocritus and the Megarian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7,No.2(Apr.,1966),p.208. (23)Hunter R.Rawlings Ⅲ,The Structure of Thucydides'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27. (24)Paul Krech,De Crateri ΨHФI∑MATΩN ∑YNAГΩГHI(Greifswald,1888),pp.80 and 82.转引自W.R.Connor,"Charinus' Megare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3,No.3(Jul.,1962),p.230. (25)W.R.Connor,"Charinus' Megare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3,No.3(Jul.,1962). (26)K.J.Dover,"Anthemocritus and the Megarian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7,No.2(Apr.,1966),G.L.Cawkwell,"Anthemocritus and the Megarians and the Decree of Charinus",Revue des Etudes Grecques 82(1969). (27)Brian R.MacDonald,"The Megarian Decree",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32,H.4(4th Qtr.,1983),p.399. (28)Peter John Rhodes指出，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历史表明，一纸和约是否被破坏，完全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它已经被破坏。见P.J.Rhodes,A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478-323 BC,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85. (29)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2.1-6. (30)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2.10-23. (31)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Second edition,Volume V:The Fifth Century BC,Edited by:David M.Lewis,John Boardman,J.K.Davies,M.Ostwa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370. (32)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5.20. (33)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7.18. (34)这一点得到了学界较为普遍的认可。参阅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Vol.vi,third edition,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54,pp.153 ff;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Duckworth,1972,p.56; P.J.Rhodes,A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478-323 BC,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86;[英]H.D.F.基托著，徐卫翔，黄韬译：《希腊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В.С.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290页；В.И.库济辛主编，甄修钰、张克勤等译：《古希腊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В.И.库济辛主编《古希腊史》的主要译者，我的同事甄修钰教授向我惠赐译著，在此谨表谢忱！ (35)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2.7. (36)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7.18. (37)比读Georg Busolt,Griechische Geschichte Bis Zur Schlacht Bei Chaeroneia,Band 3,Teil 2,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Gotha:Perthes,1904,p.814,note 4.转引自Robert J.Bonner,"The Megarian Decrees",Classical Philology,Vol.16,No.3(Jul.,1921),p.242. (38)Georg Busolt,Griechische Geschichte Bis Zur Schlacht Bei Chaeroneia,Band 3,Teil 2,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Gotha:Perthes,1904,pp.815.转引自P.A.Brunt,"The Megari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72,No.3(1951),p.278 note 21. (39)P.J.Rhodes,A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478-323 BC,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106. (40)另比读德摩斯蒂尼英译者J.H.Vince对安特摩克利托斯出行麦加拉目的的说明。参阅Demosthenes,I-XVII,XX,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H.Vi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0,p.336,note a. (41)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39. (42)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44. (43)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2.8. (44)Demosthenes,Philips Letter,4. (45)J.F.Lazenby则认为，修昔底德避免了将战争罪责归咎于一方或另一方的尝试。J.F.Lazenby,The Peloponnesian War:A Military Study,Routledge,2004,p.16. (46)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26. (47)Brian R.MacDonald,"The Megarian Decree",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32,H.4(4th Qtr.,1983),p.407. (48)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44. (49)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18. (50)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2.61. (51)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2.63. (52)Raphael Sealey 一针见血地指出，“麦加拉人侵占埃琉西斯圣地不过是通过禁令的一个借口，顶多是一次契机”。然而，他将“麦加拉禁令”与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混同，因而认为“禁令”的通过意在破坏麦加拉的经济。见Raphael Sealey,"The Caus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Classical Philology,Vol.70,No.2(Apr.,1975),p.105. (53)Karl Julius Beloch认为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麦加拉禁令或安特摩克利托斯之死“毫无关系”，见Karl Julius Beloch,Griechische
,Ⅱ,I,p.293,note 1。转引自K.J.Dover,"Anthemocritus and the Megarian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7,No.2(Apr.,1966),206. (54)P.A.Brunt认为其中原因在于修昔底德极少关注宗教或情感方面的力量或实际的影响力。见P.A.Brunt,"The Megari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72,No.3(1951),p.279.然而此说遭到W.R.Connor的批评，后者指出修昔底德并未表现出不愿意讨论宗教问题，尤其是当它们影响到他所叙述的事件的时候，例如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26; 2.8,17; 8.1，更不必说赫尔墨斯石碑事件了。参阅W.R.Connor,"Charinus' Megare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3,No.3(Jul.,1962),p.229.K.J.Dover亦对修昔底德缄默的原因展开了详尽的论述。见K.J.Dover,"Anthemocritus and the Megarian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7,No.2(Apr.,1966),206-207. (55)关于“最真正的原因”，另比读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88,118. (56)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23，译文参阅Anton Powell,Athens and Sparta:Constructing Greek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from 478 BC,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2003,p.115-116.Anton Powell指出，此段文字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议，其困难之处在于πρóφασιν(原因)在某些语境下又可译为“错误的原因”，而
(指责)有时可意为“有效的、正当的理由”。见Anton Powell,Athens and Sparta:Constructing Greek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from 478 BC,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2003,p.116.关于πρóφασιν(原因)在某些语境下又可译为“错误的原因”的解释，见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Chapter Ⅱ,passim and esp.p.54,London:Duckworth,1972，另参阅A.W.Gomme,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I,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on Book I,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9,p.153. (57)G.B.Grundy and G.Dickins,"The True Cause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7,No.1(Jan.,1913),p.61. (58)参阅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23,88,118. (59)E.C.Marchant,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Book I,London.MacMillan and Company,Ltd,1905,"πρóασιν". (60)A.W.Gomme,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I,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on Book I,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9,p.152. (61)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Duckworth,1972. (62)[英]保罗·卡特利奇著，梁建东，章颜译：《斯巴达人：一部英雄的史诗》，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40页。 (63)P.J.Rhodes,A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478-323 BC,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88. (64)Donald Kagan,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Ithaca,New York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9. (65)Anton Powell则强调“最真正的”一词清楚地表明从某种意义上讲，修昔底德将雅典势力的增长看得比科尔居拉与波提戴亚争端重要，从而通过对比的方式将“直接原因”与“最真正的原因”放到对等甚至对立的平台审视。见Anton Powell,Athens and Sparta:Constructing Greek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from 478 BC,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2003,p.116.J.F.Lazenby则指出，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牢记修昔底德在此并没有将大战的真正原因与公开指责的错误原因之间做出区别。他所强调的是所有这些(争端)背后隐藏的是斯巴达对雅典人的恐惧。见J.F.Lazenby,The Peloponnesian War:A Military Study,Routledge,2004,p.17. (66)Peter John Rhodes对类似问题提出疑问，见P.J.Rhodes,A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478-323 BC,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82. (67)
(怀疑、疑虑)一词表明，此时科林斯人的口吻是温和的，因为他们是在做出请求。参阅Robert J.Bonner,"The Megarian Decrees",Classical Philology,Vol.16,No.3(Jul.,1921),p.239. (68)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42. (69)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67. (70)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39. (71)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39. (72)T.E.Wick使用的是autonomous(自主、自治)一词。 (73)T.E.Wick,"Thucydides and the Megarian Decree",L' Antiquité Classique,T.46,fASC,1(1977),p.85. (74)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40. (75)Andocides,On the Peace with Sparta,8. (76)学界普遍将“麦加拉禁令”视为单纯针对麦加拉的行为。参阅George Grote,History of Greece,Vol.vi,third edition,London:John Murray,Albemarle Street,1854,pp.106; 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Duckworth,1972,pp.225 ff; Brian R.MacDonald,"The Megarian Decree",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Bd.32,H.4(4th Qtr.,1983),p.385; P.J.Rhodes,A History of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478-323 BC,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p.85; В.И.库济辛主编，甄修钰、张克勤等译：《古希腊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77)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London:Edward Arnold.1907,pp.1-76; G.B.Grundy,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London:Murray,1911,chapter 15.Ferguson,"Economic Causey of Wars in Ancient Greece",The Military Historian and Economist,I(1916)，pp.141-52.Hugo Grotius(Mare liberum[1609])则将麦加拉立法视为大战爆发的原因。 (78)G.Dickins,"The True Cause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5,No.4(Oct.,1911),p.240. (79)Ronald P.Legon,"The Megarian Decree and the Balance of Greek Naval Power",Classical Philology,Vol.68,No.3(Jul.,1973),p.165. (80)Ronald P.Legon,"The Megarian Decree and the Balance of Greek Naval Power",Classical Philology,Vol.68,No.3(Jul.,1973),p.171. (81)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18. (82)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71. (83)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79. (84)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80-85. (85)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87,88。此事发生于公元前432年。 (86)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125. (87)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2.18. (88)Plutarch,Pericles,29-31. (89)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67,139 ff. (90)Aristophanes,Acharnians,496-561; Peace,603-627. (91)Diodorus Siculus,Library,12.38-41. (92)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FGrHist),328 F 121. (93)Georg Busolt,Griechische Geschichte Bis Zur Schlacht Bei Chaeroneia,Band 3,Teil 2,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Gotha:Perthes,1904,pp.810-817. (94)参阅W.R.Connor,"Charinus' Megare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3,No.3(Jul.,1962),p.225 and note 2. (95)Lysias,Against Andocides,10,54.参阅P.A.Brunt,"The Megari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72,No.3(1951),Addendum,p.280.然而，该演说词译本被认为系伪作；见Friedrich Wilhelm Blass,Attische Beredsamkeit,I,Leipzig,1887,p.280。另外，吕西亚斯所述事件的时间并不能确定。参阅W.R.Connor,"Charinus' Megare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3,No.3(Jul.,1962),pp.226 and note 6. (96)Hugo Grotius认为麦加拉立法是大战爆发的原因。见Hugo Grotius,Mare Liberum,Lugduni Batavorum:ex
Ludovici Elzevirij,1609.转引自Robert J.Bonner,"The Megarian Decrees",Classical Philology,Vol.16,No.3(Jul.,1921),p.238. (97)P.A.Brunt,"The Megari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72,No.3(1951),Addendum,p.275. (98)参阅A.Andrewes,"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the War",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9,No.2(Nov.,1959),p.230. (99)Anton Powell没有看清这一点，因而在著作中表现出自己的困惑：“他(修昔底德)对这两个城邦(科尔居拉与波提戴亚)所发生的插曲如此关注，仅仅是因为在大战爆发前它们在相互控诉中表现突出吗？这个问题难以得出最终答案。若我们回答‘是’，则要面临下一个问题，即相对而言，修昔底德为何对雅典与麦加拉之间的关系极少置喙呢？”见Anton Powell,Athens and Sparta:Constructing Greek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from 478 BC,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Taylor & Francis Group,2003.p.116. (100)W.R.Connor,"Charinus' Megarean Decre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83,No.3(Jul.,1962),p.233.
标签：修昔底德论文; 斯巴达论文; 雅典论文; 普拉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