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刍议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理论经济学的进步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方法论上的进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是我国经济学重新建构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传统的思维定势和抽象概念范畴出发，这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课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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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和表现，我国的经济学必然要具有中国特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理论经济学要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根本之点，就是紧密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联系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理论经济学所阐明的基本原理，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能科学地剖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为经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可以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如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经济体制同经济制度区分开；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等，预示着现代经济学的革命。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理论研究直接发端于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全盘引进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观点，将苏联经济模式作为普遍的、一般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引进中国，同时也将教条主义学风和方法论注入了中国理论界，人们习惯于谈一般经济规律，而没有重视，只有先认识了各个国家的特殊规律，才能从中概括出一般规律。传统经济理论中提到的一些特征和规律并不是从现实中归纳得出来的，一些本应作为研究结果的结论实际上在研究之前就已经被先验地确定了。但是，当我们依据现实对理论加以考察时，就能看出它所做的或暗含的许多假设明显地与经验事实不符。一般地讲，50年代初从前苏联移植到我国，后来又被泛化了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都基于这样的前提，即公有制的建立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具有与以前经济形态完全不同的特征和内在规律，那些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中的不稳定因素和阻碍发展的力量，以及由它们决定的规律和趋势，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同时立即消失；它们的对立面自然是新制度的特征规律：诸如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自觉的劳动态度和充分就业、产供需衔接、物价通货稳定、采用新技术的主动性等等。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与公有制共生共存的规律，只需加以说明，现在人们习惯上所讲的“按劳分配”，其实仍是囿于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来理解的一个特定概念。按劳分配意味着职工的劳动报酬不应取决于客观生产条件的好坏，也不应依赖于企业厂长经理工作的好坏。但是实际情况怎样呢？实行利润分成或工资与利润挂钩的结果，客观生产条件和企业管理人员的活动影响到职工的收入。而要坚持传统理解上的“按劳分配”、“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各企业收入实行大规模再分配，又必然导致企业财政约束软化，利润刺激作用减弱。再有，按劳分配如何在市场运动中实现，也是传统经济学未能解释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论述市场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条件时，除了一般的生产力因素外，提出了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资本这时不再表现为一般的物，而是表现为一定的社会权力，表现为从社会中分配总利润的权力。正是这一点，才促使资本在各部门之间、各行业之间流动，也才形成生产价格。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的市场价格体系在收入分配上，就表现为以“按资金分配”为主体，这与我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似乎又是相矛盾的，等等。因此，建构新经济学，我们对像按劳分配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不应再局限于去抽象论述其客观必然性、优越性等方面，而应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分析企业在市场行为中是如何由按价值量分配转化为按劳分配的。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写的书评中曾说过，马克思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最一般地谈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我们如果固守过去以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只作抽象的定性分析，而不揭示实际经济过程、经济运行，研究还是停留在当年马克思科学设想的阶段上，不能够说明现实经济问题，理论经济学也就失去了其作为“致用之学”的生命力。
二
理论经济学的进步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方法论上的进步，运用各种传统的和最新的方法对经济实践作出理论概括，是建构新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过去习惯于从经济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原则出发，只是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为说明某个固定理论原则的例证，并尽量地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新课题纳入到一成不变的体系之中。比如对“公有制为主体”的分析，不从运行着的社会主义经济现实出发，仿佛公有制为主体，就是意味着全国所有地方、所有行业公有制经济都占主体地位。其实，就全国来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但并不排斥有的地方、有的行业可以有所差别。我们所谓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不从客观运行着的经济实际出发，不从大量统计资料出发而只从固有的观念和体系出发，就会把“公有制为主体”解释成为一个既不反映客观经济规律，亦不能说明经济现实的概念。再如，从思维定势出发，认为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同以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截然对立，毫无共同之处的两种经济体制。我们诸多的经济学教科书就是这样分析问题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看，一是公有制，一是私有制；从生产目的看，一是满足社会主义人民需要，一是资本家追求利润；从产品分配看，一是劳动者按劳取酬，一是把雇用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归剥削集团按资本大小瓜分；从经济运行看，一是有计划发展，一是无政府状态，等等。这就割断了历史联系。社会主义是从人们生存过的旧社会发展过来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分析这两种经济形态不能割断其历史继承关系，而应该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发展过程和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程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和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历史上产生过的商品经济的一个发展，既不是产品经济，也不是简单商品经济，而是公有制基础上，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现代商品经济，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运行机制和调控管理的研究，比我们要深入得多。所不同的是他们研究的市场经济规律等等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而我们研究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它在所有制结构上、分配结构上、宏观调控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因而也具有资本主义不可能有的优势。此外，两种市场经济体制，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市场行为主体不同、生产目的不同、体现的经济关系也不同。以前我国经济学的弊端是从定义出发，从苏联的本本出发，只作抽象的价值判断和本质分析，难以深刻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甚至把经济学当成了单纯为政策辩护的工具，而不是把它当成指导政策制定和客观评价政策的依据，这种严重背离现实的理论，当然对社会主义建设不会起任何积极作用。
作为经济运动过程的理论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否定理论体系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发展得很不充分，各种经济矛盾和规律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刚形成一个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目标模式，不成熟的经济关系还不可能形成完全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尚未成熟的今天，企图建立一种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各个历史阶段的一般经济学似乎还为时尚早。与其靠前人的假说和逻辑推理去演绎体系，不如深入地观察现实，以概括出各种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特征。当前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客观描述和说明传统体制下中国经济运行的理论模式，并探讨其在改革中的一系列变化。如果把某种现成体系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加以套用，显然是不行的。
强调要对经济规律在现实中的实现状况进行分析，这是新经济学担负的使命所决定的。人所共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重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这种经济运动规律，常常是以它的抽象形态被揭示出来的。马克思并未着重分析这些规律的实现形式和状况。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论》的任务，不是为某个国家某个特定时期提供革命的行动方向，而是从本质上揭穿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说明其历史暂时性，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所处历史地位和面临的任务，都同过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我国，人民群众已成为国家主人，主要任务也从批判和推翻旧世界变成规划和建设新世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显然，新经济学不能建立一个只作抽象分析和一般定性分析的结构体系。在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经济学不应只限于历史趋势的一般推测，而应当更多地关心经济运行问题。分析经济的实际运行，分析作为抽象形态的经济规律在实现中，会由于那些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因此，新经济学的建设，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机制有深刻的认识与分析。经济运行机制是经济运行过程各个要素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具体方式。它是比经济本质和经济规律较为具体的范畴，是经济现象同经济本质相联系的中间环节。它所要揭示的是在一个或几个经济规律共同作用下，经济运行的机理，即经济究竟是怎样运转起来的，以及如何运转等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运动为例，价值固然是价格运动的基础，过去我们的经济学，却只是一般地说明价值、价值规律决定价格，至于价值规律究竟如何决定价格则不予分析，以为这样会走向“供求决定价值论”，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是，如不分析供求规律、货币规律等等，便不能充分说明经济实践中价格的真实运动。在我们以往的经济学中，也一直否认效用对价值形成的影响，认为恩格斯1844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著名论断“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是他早期的不成熟的观点，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时，仅仅注意“劳动”这一方面，而忽视或者说抛弃了“效用”这一方面，在实践中便普遍出现了不论劳动有效与否都计入成本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效益全面下降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上的原因。实际上，只有有效的劳动才形成价值。供求关系确实影响着产品价值的形成，特别是长期供求关系是影响商品价值量变化的重要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就商品的长期供求关系对价值量的确定作了充分的论述：如果某种商品在市场上长期供给不足，其价值就是由劣等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说明其单位时间内的劳动价值高。过去《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过于短缺的商品其价格长期居高不下的现象，于是就有人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过时之论。今天在全面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过时，过时的只是一点论的或二元论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只从抽象定义出发的方法。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不研究表层的经济运行，而企图直接说明经济的本质，于是它抽象掉供求效用的影响，或者说，在供求平衡的假定下研究问题，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认为经济活动总是在平衡与和谐的状态中进行的均衡理论。对经济运行的分析，既不能作抽象的纯理论探讨，也不能单纯对经济现象作肤浅的描述，而是要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根据自己亲身调查研究所积累的经验和各种分门别类的调查材料，对我国经济运行机理加以实证性的描述和规范性的说明。如果只是依照没有事实依据的先验规定来迫使现实削足适履，这样建立起来的所谓理论体系也是不科学的。
三
在经济学的创新过程中，对西方经济理论也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历史的具体分析和评价，从而决定弃取，无论是全盘照搬还是一概否定都是一种简单化的方法。
西方经济学从17世纪在英法等国问世，至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 古典经济学之后，西方还产生过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其中有一些为稳定当时的经济波动和促进经济发展起过明显的积极作用。重视研究西方经济理论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它展示了全球范围内理论研究的进展和成就。与此同时，某些不顾背景全盘照搬西学的做法，把教条主义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似乎西方经济理论的有效性来自它们引人注目的新形式新方法，并把注意力放在其抽象模式和理论框架上，借以分析中国问题。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无论在现实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还是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都与西方国家有极大差异，各自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也不尽相同，西方国家主要经济问题是失业、通胀、投资不足、人口衰减，以及由于新产业革命引起的一系列结构调整。而我国经济面临的是物资资金短缺、投资过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以及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结构性调整。单靠市场的力量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对此就有过比较冷静客观的分析：“我们一定不要过分迷恋于市场机制的美妙——以为它本身完美无缺，和谐一致，非人力所能望其项背”，“看不见的手还可能引导经济误入歧途。”〔1〕我国有特殊的经济客体， 对这一个经济客体的认识，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直到上升为理论，提出对策。当然，要在思维中尽可能准确、系统地再现客体需要一系列范畴以及方法等思维工具。应该说，西方经济学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可以转换变通的经济分析工具，一些范畴也可以运用。这方面，马克思在创立他的经济学时为我们提供了范例。他从古典经济学中吸收了大量概念和方法。《资本论》中所使用的概念，如价格、资本、剩余价值等在古典经济学家的文献中都使用过，但是马克思在使用这些概念对现实经济进行抽象，并创造出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后，这些概念、范畴就有了全新的含义。对西方外来的东西，不能停留在简单介绍、评价上面；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的科学态度和方法，进行转换与创新，从而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畴体系。
在当前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从当代宏观和微观经济学中吸收和借鉴调节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经验，不仅对认识经济现实，而且对创建新经济学亦很重要。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怎样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宏观经济学则从调节和控制经济出发，研究国民经济中若干总量（总收入、总投资、总消费、总储蓄）达到均衡的条件和如何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手段，纠正国民经济总量之间非均衡的偏差。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如生产过剩与供应短缺，流通中的“卖难”与“买难”，宏观调控中价格、工资、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不协调，竞争市场的不完全，垄断造成的效率低下，伪劣产品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等问题，西方经济学者在他们300多年的商品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中都有研究，特别是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中，还有一整套关于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微观管理经验和宏观调节措施。这些内容中有许多还是“极有价值”的。〔2〕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对待它，是摆在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1〕本文于1996年1月9日收到。
注释：
〔1〕萨谬尔逊、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年版，第77、78页。
〔2〕《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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