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世界博览会与清末民初商人外交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清末论文,外交论文,商人论文,世界博览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4－0001－12
中国学者对于近代博览会的研究已历时二十多年，早期主要是研究南洋劝业会等中国自办的博览会，近年来则有少数学者的研究开始兼及近代世界博览会（包括国际性博览会）的历史。这些研究，对于国内博览会，主要考察其本身的历史和状况，及其与政府和商人的关系，并论及博览会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科技文化传播的影响和意义；对于世界博览会，主要考察中国的出国参展状况，及其对中国自办博览会的促进作用。对于世博会的外交意义和作用，有的论著虽有提及，但缺乏具体论述。至于博览会与近代中国商人外交的关系，则除了笔者、日本学者野泽丰、梁碧莹有所研究之外，其余尚少见及。① 其实，世博会不仅具有一般的外交功能，而且具有民间经济外交功能，近代中国在参加世博会的过程中，不仅逐渐认知了世博会的这一功能，而且逐渐付诸实践，并由民间经济外交而引发出商人外交，使世博会日益成为近代中国商人外交进步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助力。
一 早期世界博览会的民间经济外交功能
所谓民间经济外交，是指民间有组织的、以促进和改善国际经贸关系和本国经济发展为目的的国际交往活动，旨在为实际国际经贸业务的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而言，可以包括参与国际经贸组织活动；开展生产技术、经贸知识和信息的国际交流；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意向性互访和谈判，以及签订框架性合作协议等，但不包括实际的国际经贸业务。由于民间经济外交往往以商人为主体，因而也是商人外交的主要内容。早期世博会，以外交内容而言，它可以说既为民间经济外交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最为广阔的舞台，也是民间经济外交的一种最为集中的活动；从外交承当主体上来说，它可以说是商人外交的一个萌生之地。
世博会，从广义言之，就是参会者超越主办国的带有一定世界性或国际性的博览会。早期世界博览会是指1928年国际展览局成立之前的世博会。早期的世博会在中国有多种中文译名，1894年之前较常用的有“万国聚珍会”、“万国聚宝会”、“万国衒奇会”、“万国赛奇会”；1894年之后大多使用“万国赛会”、“万国博览会”。自1851年第一次世博会在英国诞生至1928年，各国所举办的世博会为数众多。据国际展览局的统计为19次；据美国学者约翰·费德林（John E.Findling）主编的《世界博览会历史辞典1851－1988》（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World's Fairs and Expositions,1851－1988）的记载为68次②。另台湾学者赵祐志根据中研院近代史所所藏“外交档”中的“各国赛会公会”档案的统计，仅1866－1911年间给清政府发来邀请的各国所举办的世博会就有80次③，如果加上1912－1928年的数字，总数当在百次以上。这三个统计，数额相差较大，可能有统计标准不同的原因，也有所见资料多少不等的原因。赵祜志的统计，包括了其所见资料记录的所有世界性和国际性的博览会，即广义的世博会；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属于邀请国的国内博览会，如1903年“日本大阪第五次劝业博览会”、1907年“日本东京劝业博览会”，有明确记载为日本内国博览会，可能还有一些此类的误差，尚需作进一步鉴别。
早期世博会大多具有明显的外交功能。外交，以国际的访问、谈判、交涉、缔约活动以及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为主要方式，其实质则在于由此实现本国的对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自1851年英国举办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开始，各国所举办的历次世博会，特别是一些大型的世博会，无论在方式上还是本质上都被赋予明显的外交用意。就外交方式而论，每次世博会的主办国都会尽量多地邀请世界各国参加，并希望各国有较多的人和物前来参会，这也是世博会规模不断扩大的重要推力之一；而且除了发送外交文书进行邀请外，往往还会授命外交官员或派遣专人，前往某些被认为重要外交对象而又缺乏参会积极性的国家进行动员邀请，即便是晚清中国这样落后贫弱的国家，也受到了如此大量的邀请，并不乏有专人前来动员敦请；对前来参会的各国代表团，主办国的元首或主要领导人大多会予以接见，并安排一些外交联谊活动，给予一定的外交礼遇，各国代表团也会乘机开展一些外交活动。④ 就外交实质而论，各国举办世博会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是借世博会这一规模最大的世界性集会，向世界展示国情、宣扬功业、显示国力、张扬国威，使其更多地为世界各国所了解，扩大国际影响；同时，参会各国也大多抱有这样的动机和目的，由此促进主办国与参展各国，以及参展各国之间的彼此了解和交往。因此，为了实现自己的办会目的，扩大和增强本国的外交影响，各主办国往往会选择本国的重大纪念日期来举办世博会，如建国庆典、大事纪念之类的日期，以利邀请到更多的国家前来参会。在国际展览局统计的19次大型早期世博会中，有10次与主办国的庆典纪念活动直接相关。⑤
早期世博会所具有的外交功能，从其办会、参展主体和展览内容来看，主要是一种以商人为主干载体的民间经济外交。首先，从办会和参展主体来看，工商业人士是早期世博会的主要参与者。各届世博会虽然都以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名义主办，但也有相当高的商界参与程度。仅据目前可见的有限资料记载，有10次大型的世博会有民间参与举办。美国所举办世博会，民间性最为突出，商界参与程度很高。如1853年美国在纽约第一次举办的世博会，完全有企业界集资自办，并成立“万国工业展览协会”负责具体承办。1876年在费城举办的世博会，所需经费先通过发行股票向民间招集，后来才得到政府1500万美元的贷款帮助。1893年举办的芝加哥世博会，政府组织的“国家委员会”只负责督察和决策，而由民间组成的“芝加哥世博会公司”负责集资和具体筹办，“把重点转向了几个商业巨头，把传统的世界博览会纳入了商业轨道”。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由政府与民间合作举办。1915年旧金山世博会，由地方政府和工商界联合举办，各大银行家、出版商、大百货店老板、运输巨头、铁路负责人均应邀任职并出资。⑥ 英、法等欧洲国家所举办的世博会，虽然有较强的政府主导性，但也有工商界的参与。如英国所举办的1851年伦敦第一届世博会，由两个商人提供了25万英镑的启动资金。⑦ 1862年的伦敦世博会，由代表政府的皇家管理委员会主办，其成员中也有巴林兄弟银行董事长和英国铁路公司董事长参加，另有皇家艺术、制造和贸易学会协办，并得到了英国工业领导层的支持，共筹集到捐款25万英镑，后又得到英国中央银行提供25万英镑贷款。⑧ 其他国家所举办的世博会也不乏这种政府和商界合办者。如1885年的比利时安特卫普世博会，完全由民间主办。1908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法兰西－不列颠世博会，由法国商会和英帝国联合会发起，并指定一家展览公司承办。1924年英国温伯莱世博会，由政府与民间合办，开办经费中只有“一半来自英国政府”。⑨
至于参展者，工商界更居于主体地位。从逻辑上来讲，世博会就是世界性的物品展览会，参展的主体自然就是作为物品生产者和经销者的工商界人士。从事实上来讲，在历届世博会的参展者中，除了各参展国所派遣的少数管理官员，以及像中国那样极个别国家所委派的少数代展人员之外，绝大多数是来自各国的工商界人士，也有一些其他的民间人士。目前虽然还不可能对历届世博会的参展者作出系统的统计，但也有一些记载可资佐证。如：1851年伦敦第一届世博会，有来自25个国家和二十多个殖民地的1.4万个展商，展品总数达十万余件，仅美国就有五千余名企业家前来参展和观览。1853年纽约世博会，有来自23个国家和4个殖民地的商人参展。1862年的伦敦世博会，吸引了39个国家2.9万名参展者。1876年费城世博会，有35个国家和二十余个殖民地参展，在主馆内有一万余个参展商，另外在机械馆、园艺馆、艺术馆、农业馆中还有成千上万的参展商。1885年比利时安特卫普世博会，有1.4万个展商。1889年巴黎世博会至少有33个国家的众多厂商参展。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有来自19个国家参展，共设有6.5万个展览。1900年巴黎世博会有四十多个国家参展，所设各种展览8.3万个。
其次，从展览内容来看，主要是工农各业产品及其生产技术。早期世博会大多以工农业为主题。在1866年之前所举办的世博会，其名称都直接与工农业相关。如1851年伦敦世博会、1853年爱尔兰都柏林世博会、纽约世博会，都称为“万国工业博览会”；1855年巴黎世博会，称为“世界工农业与艺术博览会”；1862年伦敦世博会，称为“国际工业与艺术博览会”；1865年都柏林世博会，称为“国际艺术和制造业博览会”。此后，这种以工农业命名的世博会虽然有所减少，但仍然存在。、⑩ 即便如此，除了极个别的专业性世博会之外，绝大多数的世博会仍然以展览工农业的状况为中心内容。在1866－1911年间给清政府发来邀请的80次各国世博会中，属于工业、劝业、商业、农业、渔牧、技术等经济性质的多达69次，占总数的86.25％。(11) 其中被划分在经济性质之外的，以举办地命名的庆典性、综合性世博会，也把工农业产品作为重要的展览内容。如上面已经讲到的1876年费城世博会、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就是如此。1911年以后的庆典性、综合性世博会，也同样把工农业产品作为重要的展览内容。如1913年比利时甘特世博会，其主题就是“和平、工业和艺术”；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共有15个馆，除了人文和美术3个馆以外，其余12个馆都是与工农业相关的，有交通馆、制造馆、农业馆各2个，还有冶矿馆、工业馆、机器馆、食品馆、园艺馆，以及教育与社会经济馆；1924年的温伯莱不列颠帝国博览会，以展示“英国的工业实力和英帝国自给自足的市场和原材料”为目的。(12)
早期世博会虽然以工商界为参展主体，以工农业为展览中心，但其主要作用不在于造成当场的经济交易，而在于促进事后的生产发展和经济交流。世博会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定位为非商业性博览会。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维多利亚女王曾指出举办世博会的目的：希望“此次盛会能增进吾国人民之福祉与全体人群之利益；能激发和平与工业的巧艺；能凝聚世界各国间的关系；更能将仁慈上帝所赋予人的禀赋用于友爱与高尚的竞争，以促进全人类的美善与幸福”。(13) 此中所表达的有实质性意义的，就是举办博览会的目的在于促进工业生产技术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在世博会上，虽有一些参展商有过当场的交易活动，但只是个别现象，交易量亦不大，不是参展者的主要目的。展后的物品，一般都运回本国，或作为礼品赠送给主办国。如在1889年巴黎世博会上，英国代表团看到一些展品标有价格，马上提出抗议。盛宣怀档案中，有一份1878年巴黎世博会结束后，大清特派办理法国竞赛公会事务司开具的退回清单，上面记录着盛宣怀送展的59件物品和其他零星商品。(14) 在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1883年的伦敦渔业世博会、阿姆斯特丹世博会、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上，中国在展览结束后，都将展品送给了主办国。(15)
由此可见，早期世博会，以工农业为展览主题，以工商业者为参展主体，使参展的各国工商业精英，通过展品比较和彼此交往，看到外国新的产品和生产技术，获得新的世界经济信息，开辟新的国际经济合作路径，从而推动各国工农业生产进步，促进国际经贸交流和合作，为国际经贸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开辟道路，无疑既具有民间经济外交的功能，也具有商人外交的属性。
二 1910年前中国人对世界博览会外交功能的认识
在1910年中国举办南洋劝业会之前，中国参加世博会大多由海关代办，很少有中国人直接赴会，因此对世博会的认知自然少而又少，只有少数主管、亲历和间接闻知世博会的官员和民间士人，逐渐认识到世博会的外交功能和意义。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1894年之前为第一个阶段，认知者甚少。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参加世博会的活动由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主管，并完全委托海关代办，其中的少数外交官员成为最早闻知世博会知识的中国人，他们在认知世博会一般外交功能的同时，也开始意识到世博会的经济外交功能。如1873年，总理衙门在答复奥国邀请中国参加维也纳世博会的照会中，一方面表示，“特因两国交谊，不肯膜视”，另一方面也指出中国商民若能参展获益，“亦中外和好之一效”。(16) 即将中国商民参展获益看作世博会带来的一种效果。1883年，对于中国参加阿姆斯特丹世博会，总理衙门又表示：此次中国“允准办货赴会，原为敦睦邦交起见”，“然一切陈设亦不可过于俭啬，以免其比较优劣，贻彼此厚薄之讥”。在考虑到外交的同时，也考虑到展品的优劣比较问题。(17) 1889年，中国驻法国公使刘瑞芬在向清廷报告法国举办世博会时说：“西俗赛会为振兴商务起见，亦藉以联络邦交”。(18) 他一语道破了世博会所具有的经济外交和一般外交功能。
相对于总理衙门官员的这些认知，应总税务司赫德指派参加1876年费城世博会的浙江海关文书李圭，可能是最早比较完整认识到世博会外交功能的人。他感到美国举办此会：“志在联交谊，奖人才，广物产，并藉以通有无。”“举三十七国［参展国家］之交谊好尚，人才之众寡优劣，物产之美恶盈绌，瞭然于前，然后益求其交谊何以敦而固，人才何以用而效，物产何以聚而备。”(19) 这也就是说，世博会有助于扩大国家和民间的外交，促进生产发展和推进国际贸易的作用。论述虽然简单，但亦可表明其对世博会一般外交和经济外交功能的初步认识。
郑观应是中国绅商中认知世博会的第一人。他在1894年刊印的《盛世危言》中，写有《赛会》一文，对世博会的经济外交功能已有较深认识。他在介绍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后，指出了世博会的两大功能。一是具有沟通世界各国彼此交往之功能，认为由英国伦敦所首创，为欧美各国所踵相举办的世博会，“萃万宝之精英，罗五洲之珍异，百年之内炫异争奇，此亦万国大通必有之事矣”。二是具有世界各国取长补短，彼此促进经济发展之功能，认为世博会“萃各国之工艺以斗巧争奇，则我所已能者可以精益求精，我所未能者可以学其所学”；“合各洲之物产以比较优劣，则本国所已有者应如何益务扩充，本国所未有者应如何渐行推广”，从而使各国“灵明日辟，工艺日精，物产日增，商务日盛”。(20)
1895年至1905年为第二阶段，不仅认知者有所增加，而且认知程度逐渐加深。这一阶段，随着维新运动和新政的相继兴起，清政府开始提倡振兴工商，鼓励民间兴办实业，主张与外国展开商战，加之商人参与的增加，使民间人士和官员对世博会的认知程度，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有明显提高。
在民间人士方面，1897年，有维新人士刘桢麟撰文论述了世博会的八大功能，将“联交谊”、通商情的外交功能列在第一。他认为，在世博会上，各国商人通过共同展览物品，彼此交流，沟通感情，增进了解，从而化解矛盾，平息冲突，这是参加世博会的最大好处。他说：“自开会之日，各国分院标识，灿若列肆，互相浏览，互相咨访，情意浃洽，有若平生所以交谊密而合约可恃也……而交涉之案，通商又居其半，寻端肇衅，往往坐此。若开此会，使吾华绅商日与彼族相处，狎其人情，知其趋避，公私融浃，嫌怨自释，遇有交涉，因势利导，国家不致因恫吓而受吃亏之害……利孰有大于此者也。”他还指出了参加世博会有助于中国考察世界各国“商情”，免受外商欺骗，促进对外贸易。他说：“于赛会之际，集各国之工商诸人相与聚处，凡某国之物产盛，某国之物产衰；某国之人喜某物，某国之人恶某物；某国之销路隘，某国之销路广，无异合天下之商埠于目前，而一一烛照而数计之。不须游历，不藉报告，而操奇计赢成算在胸。自不致如前此之凭空臆揣，坐受欺绐矣。更不至为洋商之恃势抑勒，动持土货之低昂矣。”(21)
曾参观了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的《美洲学报》记者、留美学生张继业，对此次世博会的外交作用有更细致的分析。他说：此次世博会，“其最著重之要点，则为振兴商业、推演工艺，代表百年之进步，鼓励国民之精神，融洽万国之交际，比较全球之实业，以作二十世纪后商战之竞争也。”这就指出了此次世博会的最重要之处，不仅具有推进工商业发展的意义，而且具有融洽国际关系和备用国际商战的外交意义。他又说：“此会集全球政治、宗教、文化、武备、农工、商艺之大观。而美国所有建设，无不在表明其百年来进步之神速，与其开拓土地后之效果。”这也就是说，此次世博会的主办者美国和参展各国，都在藉世博会向世界各国展示自己的国情、国力和国威，开展外交宣传，扩大国际影响的用意。他还抒发自己的感想说：“他国入赛之品，皆实业学问……间有人类之设，然皆是其国中水陆军队，或历代大伟人遗像。房屋之设，皆是全球著名之大制造场、商业场、大学校、议院、政务院等类。以视上列我国赛品质丑，奚啻天壤。”(22) 刘继业已经亲身体会到了各强国外交宣示的影响。
在官员方面，1903年初，清廷外务部在筹备参加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时，进一步认识到世博会的经济外交功能和价值，并把它置于一般外交之上。该部认为：“泰西崇尚工商，赛会之设，在罗致各国物产工艺，区分类别，排列会场，俾各国之人，咸得较其精良，用资模仿，实于通商之中隐寓劝工之意”。参加此次世博会，“与交涉邦交显有关系，而于商务尤为有益”。中国“现当整饬庶政之时，适美国有此大会，亟应加意讲求，期于工商诸务有所裨益”。(23)
接着外务部在向朝廷转递日本公使关于邀请中国参加大阪劝业会的照会时又指出：“赛会一事，外洋视为至重，盖于联络邦交之中，实寓振兴商务之意”。中国“简派数员前往，藉示周旋，因以考察物宜，讲求工艺，实于商政不无裨益”。(24) 率团赴日的贝子载振亦认为：“赛会意在萃全球之物产，权百货之盈虚，因以联络邦交，扩充商务，其意至为深远”。把联商业和笃邦交结合起来，即以商业密切外交，以外交联络商业。内地官员也有认知者，四川主事卞鼒强调四川参展目的，在于考察世界市场，改进四川物产，抵制洋货。他说：“考察外人嗜好，察其应用器物，可以川中材产招式创造者，将其器物或影照或图绘，归而提倡。考察之道，不外仿造以抵制外来之货，创造以求合外人之用，使川中物产不致仍前废弃，利源外溢，斯赴会宗旨也”。(25)
此后，中国更加重视组织商人出国参加世博会，并开始为自主办理参展事务制定专门规章，一度引起朝野的议论。无论是清廷的制定章程，还是民间的议论，都继续把促进和改善经济外交作为一个主要的出发点。在1905年10月商部制定《出洋赛会章程》时，也认为举办赛会“非但为振兴商务之基，亦藉为联络邦交之助”。(26) 民间亦有人认为，参加世博会“实于中西交际，大有裨益”。1905年中国驻比利时公使杨兆望在言及中国参加比利时列日世博会时说：“查东西各国重视赛会，商货辐辏，使节交驰，非特为振兴商务之基，亦藉为联络邦交之助”。(27)
1906－1910年为第三阶段，对世博会经济外交功能的认知更加具体化，并开始付之行动。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不仅开始实施《出洋赛会章程》，结束由海关代办世博会的历史，完全自主办理参加世博会事务，而且从1908年起开始议办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世博会的经济外交作用更加关注，并日益重视工商界的参与。
1906年，中国参加米兰渔业世博会，中国驻意大利公使黄诰特别强调要动员华商参展，使之直接受益。他指出：中国对于此次世博会，“应劝谕华商能亲往观摩，若如从前多仅寄货参展，甚难收实效”。以后“遇有各国赛会，……特选精于制造者，带同前往，令与外国货物互相比较，或须求精，或须改良，务期尽善尽美，如中国之货为外国所无，考察其畅销与否而权衡之，抑或外国之货为中国所无，考其工作如何而模仿之，庶于会事实获其益”。与此相应，以张謇、郑孝胥为首的商界人士，还专门组建了“七省渔业公司”，以应参展之需。(28)
1907年，刚刚改任考察宪政大臣的汪大燮，对世博会的经济外交功能已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他指出：“‘赛会宗旨专为改良工艺’，至为扼要。推究赛会本意，实系商学上事，并非商业上事”。无论主办者还是参展者，其目的都在于通过展览“物产制造”，互相比较，取长补短，以开发“进步思想”，促使生产技术的改进。(29)
1906年创刊至1910年停刊的《商务官报》，历年都刊登不少有关世博会的报道和评论，其中1908年曾刊有一篇专论世博会功能的文章，着重论述了世博会的经济外交作用。该文认为，世界各国已举办的世博会证明，它具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效果。其直接者，是通过参展可以促进国家经济之发展，认为：世博会“集世界文明之制品于一堂，知识藉以交换，人文藉以启发。又陈列坤舆之产物，角其精粗优劣，促实业之振兴，即以助国家经济之发展；且可以为国际之一种祝典，以之辑和邦交，宣示国力，凡此皆为直接之效果。”其间接者，则是通过举办世博会促进市政、旅游、服务等社会事业。(30)
到1909年，清政府在筹办参加191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时，在招商参展上充分利用了上海总商会的作用。上海总商会认为：参加世博会，“足以联商业，笃邦交”，积极开展招商活动。为此，上海工商界的著名人物几乎都参与了这一活动，上海总商会总理周晋镳、协理严义彬与比国博览会驻沪代表杜孟涑联合发起，于1909年8月16日专门成立“华比赛会公会”，推举比国驻上海总领事皙拂、厂丝业董事杨兆鏊（杨信之）二人为正会长；海关洋员潘锡卜、上海自治会会长李平书、严义彬三人为副会长；虞和德、王震、沈敦和、席裕福、朱礼琪、严俊叔等为董事。(31) 这些上海的商界人物，同时也正在筹办着南洋劝业会，后来又成为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直接进行外交活动的领袖人物。
上述列举的言论表明，到南洋劝业会举办之时，中国朝野对世博会的经济外交功能已存在一定的共识，开始认识到参加世博会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外交方式和手段，有利于争取平等互利的国际政治关系和经贸关系。但是，这些言论大都出于官员和士人之口，其中只有郑观应兼有商人身份，纯粹的商人则刚刚因筹办布鲁塞尔世博会和南洋劝业会的影响而对世博会的经济外交功能开始有所认识，他们的活动主要限于在国内筹集参展物品，直接与外国商人进行经济外交活动者只是零星少数。
三 南洋劝业会与商人外交的开端
随着中国官员和绅商对世博会认识的逐渐增加和提高，从20世纪初开始，希望中国自办博览会的呼声渐趋高涨，并开始在武汉、天津举办地区性的博览会。到1908年，对世博会有所了解的两江总督端方，接受陈琪（字兰薰）等直接参与过世博会人士的建议，奏请清廷仿照西方国内博览会筹办中国的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
南洋劝业会于1910年6月在南京开幕，它既推进了近代中国的民间经济外交，也催生了近代中国的商人外交。所谓商人外交，从外交活动的承当主体来说，它是商人自为的外交活动，而且是代表整个商人阶层，或一部分商人群体利益的外交活动，也就是商人的有组织的对外交往活动。其活动的种类，既包括商人独立的外交活动和商人与政府合作的外交活动，又包括商人直接的外交活动和间接的外交后援活动，但是不包括商人个人的外事活动；从外交活动的构成内容来说，商人外交包含着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内容，但以改善和增进本国对外经济关系，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因而是民间经济外交的主导。此外，由于商人是国民的一部分，因此商人外交也是国民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简而言之，商人外交就是一种以商人组织为主体，以改善和增进国际经济关系为主导的国民外交。
在南洋劝业会之前，虽然已有零星的中国商人出国考察实业或参加世博会，也有少数外国商人自行或组团来中国考察。但是，这些活动不具有商人外交的属性，或属于中外商人间的私人外事活动，也没有商人组织的委托，如徐荣村在1851年参加伦敦世博会，张謇在1903年赴日考察和参观大阪博览会，以及其他个别商人随清政府所派遣的参展团前往有些世博会参展等，均属此类。或属于外国商人的单边国际考察活动，没有得到中国商人的响应和交流，如1895－1897年间的法国里昂商会代表团、英国布莱克本商会代表团先后来华考察，主要是通过他们的驻华领事、在华洋行、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和买办商人而进行的。(32)
真正意义上的商人外交，在近代中国是以南洋劝业会为契机而开始产生的，这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南洋劝业会是中国人自己第一次举办的带有一定世界性范围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虽然在基本定位上是一次国内博览会，但也不是闭门自展，而是有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性。在直接参会人员和展品方面，对于华侨，设有“暨南馆，为南洋各华侨出品”专用展览之所，“如泅水、三宝垅、爪哇、巴达维亚、星加坡等埠”，均有产品展出。对于外国，亦另“设第一、第二、第三参考馆，为外国出品陈列之所。”在赴会参观人员方面，该会计划“赴会来宾，计分三部，一为外国人，二为外洋华侨，三为内国人。”不仅允许外国人入会参观，而且将其作为最受重视的第一种来宾。其中所具有的开放性，正如南洋劝业会的主持者所说的那样：“规划及于全国，远而南洋华侨，外而东西友邦，亦复输载物品来会陈赛。”(33)“华侨有陈列所，外国有参考馆，则又近于万国博览会矣。”(34) 正如《商务官报》的一篇文章所言：“各国赛会，种类不一，然自其历史上论之，可别为两种。其出品专属之国内者，谓之国内劝业会；兼收国外者，谓之万国博览会。”(35) 因之，南洋劝业会在开幕之时，即被美国的《美国评论之评论》（Afilerican Review of Reviews）杂志称为“中国的首届世博会”(36)。美国费德林教授主编的《世界博览会历史辞典（1851－1988）》，也将南洋劝业会列为有14个国家参加的世博会。(37)
第二，南洋劝业会是第一次有中国商人直接参与的带有世界性的博览会。在此之前，中国虽然已多次参加过外国举办的世博会，但都是展物不展人，极少有中国商人赴会直接参展。南洋劝业会因由中国自己举办，使大量的中国商人有条件直接参与展览和观摩，这自不待言。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商人直接参与了会务的办理，他们不仅出资参股，而且直接参与了筹办工作和会务事宜。“上海总商会总董周敬（金）箴、议董虞洽卿等九人到宁谒见江督，禀商南洋劝业会事宜，并勘察会场地址……由商会诸君认定商股十五万元。”(38) 虞洽卿出任了劝业会副会长，周金箴、朱葆三、祝大椿、李平书等上海总商会议董担任了劝业会的董事(39)；南通实业家张謇出任了总干事。商人直接参展和参与南洋劝业会，使他们开始登上具有外交功能的世博会这一舞台。
第三，南洋劝业会为中国商人外交的起步提供了契机。南洋劝业会期问，有日本和美国的两个实业团应邀来华访问，参观南洋劝业会是它们要求来访的动机和主要活动之一，也是中方邀请他们的理由之一；在他们先后到访之时，南洋劝业会方面都给以热情的接待和交流。更有意义的是，这两个实业团，都由各国的工商界代表人士组成，来访的目的都是联络和增进与中国政府及商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进而促进两国的经贸关系，带有很明显的商人外交和民间经济外交的性质。因此它们在参观南洋劝业会之外，还广泛地展开了与中国商人的外交活动，特别是美国实业团，不仅受到以商会为主的中国工商界的欢迎，而且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了“设立中美货品陈列所”、“互派中美商务调查员”、“设立中美联合银行”、“设立中美交通轮船公司”的四项合作意向。(40) 此外，两国实业团还都邀请中国商会组织实业团回访，为中国商人出国开展直接的商人外交提供了条件。
在接待日本和美国实业团的过程中，中国商人也开始萌发了参与外交的观念。如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金箴在上海官商欢迎日团的宴会上指出：“今日之会更为社会团体之交通，相与握手言欢，实足代表两国舆论”。(41) 更有不少人士在各种欢迎会上向日团明确表示：“如将来日本人能按最文明之公理以待中国，我深信中国国民未有不愿与日本交好者”，希望日本弃恶从善，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42) 在接待美团时，则更有人指出：美团访华“实为中美实业家联合之起点”，“中美邦交从此亦愈形坚固。”(43) 这些外交观念的萌发，为中国商人进一步开展外交活动，并从被动走向主动，准备了思想前提。
中美商界之间这些活动的外交意义也被当时的报界所洞悉，称赞其具有开“国民外交之纪元”的意义。认为“中国国民之外交何始乎？曰始于今次欢迎美国实业团。方美国实业团之未来也，吾国民之实业家实招请之；其既来也，吾国民之实业家、新闻家、政治家、外交家朝野上下欢呼雷动，莫不群起而推诚致敬，以大欢迎之”。“吾敢断言，吾国民今次之欢迎美团，较诸年前政府之欢迎美舰，其影响与效果当什百倍”。“此真可谓于我国外交史上放一异彩，开一新大纪元，而吾国民之对外思想，著一长足之进步也”。(44) 作为南洋劝业会事务所帮办的向瑞琨，在1914年时评价南洋劝业会对开启国民外交的意义说：“盖博览会之宗旨，一曰生计之竞争，二曰世界之教育，三曰国家之盛典，四曰国民之外交。本此目的以参观之，而劝业会之成效乃可见。将来中国再开博览会，亦不能舍此以他求。”(45) 这里所说的国民外交，就其外交主体的实质而言也就是商人外交。
南洋劝业会，以及以此为契机所发生的中国商界与日本、美国商界之间的外交活动，虽然尚是初步的、被动的，但也是的正式的、完整的商人外交活动，无疑具有开创意义，而且将对中国商界走向世界，进一步开展外交活动，带来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四 巴拿马博览会与中国商人外交的进步
南洋劝业会之后，中国商界参与世博会并藉此开展商人外交的频率开始加大，程度开始提高。在1910－1915年间，中国参加的世博会主要有四次，一是1910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二是1911年的意大利都郎（灵）世博会，三是1914年日本大正博览会，四是1915年美国巴拿马世博会。中国对这四次世博会的参展活动，都由工商界直接参与具体的筹备和参展事务，尤以参与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对商人外交的促进作用为大。
中国商界于1911年3月接到日本的回访邀请，于10月正式组成了一个由全国工商界代表六十余人参加的回访团，但因武昌起义爆发而中止出访。接着，作为南洋劝业会时期美国实业团访华的倡议者和促成者的美国商人大来，于1911年11月以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和巴拿马博览会特别代表的身份，专程来华邀请中国商会组团访美和参加巴拿马博览会，但也因受武昌起义的影响而未能完成使命。次年1、2月间，大来再次来中国，分别向天津总商会和上海总商会发出组团访问美国和参加巴拿马博览会的邀请。(46) 并强调邀请中国实业团访美，“岂仅增进两国商务，实欲使彼此友谊日敦亲睦。”(47) 此后，1913年又有“美国商会重申前请，并托赛会［巴拿马博览会］劝导员爱贝穆等至天津、湖北、汉口、上海等处竭诚劝驾”。后来又经过大来的不断敦促，终于促成中国在政府派团参加巴拿马世博会的同时，还由商界组成了中国实业团，赴美参观巴拿马世博会和访问工商实业。
在参加巴拿马世博会方面，民国政府的有关官员，对此次世博会的经济外交意义已有很高的认识。在1914年6月28日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开局会议上，工商总长刘揆一作开局辞，论述此次参展活动的意义。首先，在美国率先承认中华民国之后，进行此次参展活动，具有特别的外交意义。指出“本局开局之时，适在美国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中国往巴拿马赛会之时，即为我五色新国旗西渡太平洋与万国争辉之日，实民国开国以来，加入国际团体第一之好机会，吾国对于此事，实应非常重视。”其次，此次活动具有重要的经济外交意义。认为“此次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尤为世界之大典，各国所竞争。就表面观之，不过物产之比赛，知识之交换；就精神论之，实国际之竞争，国度之表示，关系至重。”第三，此次参展活动具有诸多的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改善外交关系的价值。强调“此次赛会关系之要点，一则民国新造，物力凋敝之余，可借此赛会，唤起一般国民商战之兴会，达到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二则可使吾国之物质文明，借此次赛会介绍于世界人之脑中，使知民国历史之凭籍甚厚，前途之希望无穷；三则巴拿马运河开通以后，世界大势为之一变，凡商业上均受绝大之影响，吾国宜乘此次赛会实地考察，明悉利害；四则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最早，逢此盛典，我国理宜参与，并且对此时应格外表示隆重，方为敦睦邦交之道。故此次赛会，无论对内对外，及就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各方面视察，皆为万不获已之举，不可存消极的对付之心。”(48)
出席开局会议的其他官员不仅指出了此次参展活动的经济外交意义，而且提出了推进商人外交的方案。著名外交官员伍廷芳特别强调了中国应利用此次世博会促进对外贸易，指出“此次举行万国博览会，尤与中国有直接之关系。中国筹备出品赴赛，亟应多多输出土产，从此扩张海外销路，以抵制欧货之输入，此为吾人最须注意之点。”“此次筹备出品赴赛，即为我国挽回权利之一大好机会。”参议院议长张继认为，此次参展活动是中国开展经济外交和国民外交的良好机会，“既足以观感物质文明而资攻错，抑且为中美国民交际之纪念，而与世界相见之良好机缘也。”事务局局长陈琪更把组织商人赴美开展经济外交作为此次参展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指出“此次赛会之希望其裨益于国家者，第一为增进税源；第二为联合外交；第三为补助教育；第四为促进企业；第五为开拓交通。”并提出十条办法，其中第九、第十两条规定：“召集国内豪商，组织赴美观光实业团，以图太平洋中美两国商人之携手进行”；“召集国内专门学子，组织赴美商品研究团，实地考察万邦商品，编辑商品学。”(49)
更有意义的是，全国工商界也有组织地参与了此次参展活动的筹备工作，使工商界参与世博会的程度进一步提高。1914年7月12日在北京成立“中国赴美赛会全国商会讨论会”，“由全国商会联合会及商会组织之，公同讨论关于准备赴赛一切事宜。”“设总会于北京，以各省商会联合会代表为会员，设分会于各省及各商埠，以各商会会董为会员”；并“对于各项出品有提倡、指导之义务”，“对于事务局有答复咨询义务。”接着于8月19日、22日、26日三次开会集议，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50)
由于工商界广泛而积极的参与，使中国对本届世博会的参展达到历届参展的最高点。不仅参展团的人数达到最大规模，各类成员有40余名，“及于全国”，其中既有官员和工作人员，也有各省选派的委员19人。(51) 而且参展物品的数量和种类也达到了新的水平，从全国征集精选10万多件展品，以“工商界出品居大多数”(52)，既有传统产品，也不乏新式工业产品，并“知重商业品”(53)。
在参展团出发后不久，以参观巴拿马世博会为契机而赴美访问的中国实业团于1915年4月启程。这次赴美实业团的成行是经过多年酝酿而实现的，在它的筹备和出访过程中表现了中国商人外交的一个明显进步。
表现之一是中国商人的“国民外交”观念益显明确，并开始提出“商人外交”的概念。早在1911年应日本之邀而筹组游日实业团时，上海商务总会就明确指出：“此次结队东游，虽纯属国民之外交……实为商民联合外交之发轫”；(54) 在1914年3月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讨论组团访问美国问题时，该议案的审查报告指出：“此等事务为商业外交上不可少之事，所以亟宜组织……此次组织赴美考察实业团，为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外交之一种事业，将来交接以后定能发生效方。”(55) 这意味着商人们已把商人外交作为国民外交的之一部分，并清楚地认识到商人外交是发展中国工商业、提高华商国际地位的重要一环，今后将继续发展。这显示出中国工商界的外交观念开始由被动而转变为主动，在国际环境中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
同时，中国访美实业团的筹组，也引发了社会和政府对民间经济外交的重视。《中国实业杂志》主笔、经济学家李文权说：“国际贸易之根本在国民外交”，“两强国之国际贸易，纯以国民外交为贸易之根本；而一强一弱之间，强国转不免于失败，其失败之原因，全在国民外交之感情不美。”甚至断言：“除国民外交而外，无所谓国际贸易也。纵有之，亦终归于失败。”(56) 北洋政府农商部代理总长章宗祥，在组织游美实业团呈大总统文中指出：“美之商务于中国尤有关系。自巴拿马运河开辟后，交通愈形便利，贸易必益扩张，国势商情更宜互相维系。”并希望中国实业团访美“于考察实业之中，兼寓报聘美团之意，树海外贸易先声，为国内赛会前导，联友邦之情谊，促商业之进行。”这“虽系国家交际上应有之酬酢，亦国民外交上难得之遭逢。”(57) 表明通过“国民外交”增进中美关系、发展两国商务的愿望。
还有人提出，中国不仅要把参加世博会作为开展民间经济外交的重要途径，而且应对不同国家所举办的不同博览会，以不同角度参加之。在中国筹备参加巴拿马博览会的同时，还在准备着参加南洋三宝垄和日本的博览会，对此《中国实业杂志》发表评论说：“余之对于今年（民国三年）之三博览会也，各有一意见焉。总之，宜于巴拿马赛会者，不宜于三宝垄；宜于三宝垄者，又不宜于日本，此是所必然也。而吾人之对于各博览会也，亦不可不区别以睹之。将来欲发达于美洲、南洋及日本，则不能不借博览会以为参考之计。”“中国人之观大正博览会也，宜有几等眼光：（1）察其仿欧美之步伐；（2）察其同业者之竞争；（3）察其所以进步之精神；（4）察外国人对于该会之评论。”“对于巴拿马赛会，一以表扬中国之优美；一以引诱西人之趋向。而中国人之观巴拿马博览会也，其眼光所在：（1）察近日欧美人之趋向；（2）察比较日货之优劣；（3）察其将来对于中国贸易之如何。”“此次三宝垄赛会，宜有数观察：（1）察华侨之疾苦及商业上之盈绌；（2）察外国入口货而使国货改良以出品；（3）察其成绩之结果而补华侨之能力。”“总之，大正博者，我可以仿其实业之进步，而亦步亦趋之。巴拿马博者，我将防欧美实业之西渐，且应驱国货于东流。三宝垄博者，我将使我华侨而得一永远发达之营业。”(58)
表现之二是中国商人迈出了出国直接展开外交活动的第一步，深化了中美商界的合作活动。访美实业团于1915年5月3日抵达旧金山，9月回国，历时4个多月。期间访问了美国的26个城市，出席各种宴会43次，参观工厂243个(59)，参观商店、学校、农场各不下数十(60)。除了继续讨论南洋劝业会时期美国实业团访华时提出的中美银行和轮船公司的开办事项之外，还与美方达成了组织中美商会联合会的意向。中国代表团访美，无论从时间上、项目上、深度上都超过了清末美团访华，从而巩固和发展了美国访华的成果。
表现之三是从一般性的参观访问发展到具体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实际效果。美方招待会会长大来评价这次回访说：中国代表团“通过与23个城市的商人的会谈，已产生了难忘的友谊，这将成为贸易发展的前驱”(61)。中国代表团回国后，即于11月召开全国商会临时代表大会，专题讨论中美合办企业问题，形成下列决议：（一）中美商会联合会及附设中美商品陈列所，请中美两国政府立案，会长由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任；（二）中美银行招股由上海总商会担任300万元，六个月内招足，其余由各省担；（三）中美轮船公司的资本从60万元扩大到500万元(62)。
至此，近代中国的商人外交开始兴起，此后多次开展商人外交活动，或在国内作为政府外交和其他国民外交的后援力量，反对和抵制外国的侵略；或直接登上外交舞台，争取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成为近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 已有研究状况参见马敏：《百年梦圆：中国近代博览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主要相关论著参见野泽丰：《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两国实业团的访华》，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1997年）；梁碧莹：《民初中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贾中福：《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1905－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乔兆红：《百年演绎：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嬗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②⑤ 参见周秀琴、李近明编著《文明的辉煌：走进世界博览会历史》，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362、22、74页。
③ 参见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第3－8页。
④ 晚清时期的情况，参见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第16－17页；乔兆红：《百年演绎：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嬗变》，第89－99页。民国后的情况，见下文所述。
⑥⑨⑩ 周秀琴、李近明编著《文明的辉煌：走进世界博览会历史》，第70、99、100、135、30、157、173、124、163、178、356－362页。
⑦ 《1851年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纪实（组图）》，2007年8月7日世博网。
⑧ 《1862年伦敦世博会：在凝重的哀思中重回伦敦》，2010年2月8日中广网。
(11) 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第3－8页。
(12) 周秀琴、李近明编著《文明的辉煌：走进世界博览会历史》，第169、174、180页。
(13) 转引自乔兆红：《世博会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2010年3月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主办：“寻求太平洋地区的和谐与繁荣——从1910年南洋劝业会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会议论文集（未出版），第96页。
(14) 吴建中：《从办赛会到办世博会——寻求世博会的理念与价值》，2010年3月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主办：“寻求太平洋地区的和谐与繁荣——从1910年南洋劝业会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会议论文集（未出版），第34、35页。
(15) 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第20页。
(16) 转引自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第17页。
(17) 《华商赴荷国衒奇会赛会章程》光绪八年，北洋洋务局纂辑《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42上，上海点石斋印，第48页。
(18) 转引自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第18页。
(19) 李圭：《美会纪略》，《环游地球新录》卷1，1878年印行，第6页。
(20)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0－731页。
(21) 刘桢麟：《论中国宜开赛会以兴商务》，《知新报》第16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六日。
(22) 张继业：《记散鲁伊斯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形》，《美洲学报》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与世博：历史记录（1851－1940）》，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146页。
(23) 《外务部奏请派美国散鲁伊斯赛会监督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北洋洋务局纂辑《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42下，第1页。
(24) 《外务部奏请派赴日本大阪举行赛会人员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北洋洋务局纂辑《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42下，第5－6页。
(25)(27)(28) 转引自赵祐志：《跃上国际舞台：清季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5期，第18、15、18、16、33－34页。
(26) 《商部咨参照各国情形订定出洋赛会通行简章文》，北洋洋务局纂《光绪乙巳年（三十一年）交涉要览》，上篇卷2，赛会门，北洋官报局印行，第73页。
(29) 《前出使英国大臣汪咨农工商部论办理赛会事宜文》，《东方杂志》第4卷第9号，1907年10月。
(30) 《万国博览会之效果》，《商务官报》戊申第20期，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31) 《华比商会第一次大会》，《申报》1909年8月17日。
(32) Chamber de Commerce de Lyon:La Mission Lyonnaised' Exploration Commer cialeen China(1895－1897); Bourne,F.S.A.:Report of the Mission to China of the Black burn Chamber of Commerce(1896－1897).
(33) 《江督张会同南洋劝业会审查总长本部右堂杨苏抚程奏开会礼成办理情形折》，《商务官报》庚戌第12期，宣统二年五月十五日。
(34) 《南洋劝业会开会祝辞》，《申报》1910年6月5日。
(35) 《论各国赛会之种类及沿革》，《商务官报》庚戌第2期，宣统二年二月初五日。
(36) 转引自吴建中：《从办赛会到办世博会——寻求世博会的理念与价值》，2010年3月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主办：“寻求太平洋地区的和谐与繁荣——从1910年南洋劝业会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论文集（未出版）。
(37) 周秀琴、李近明编著《文明的辉煌：走进世界博览会历史》，第358页。
(38) 《陈委员（兰熏）劝兴南洋劝业会演说辞》，《时报》1908年6月15、17日。
(39) 《南洋第一次劝业会股份简章》，章开沅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l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417页。
(40) 《美国实业团来华续记》，《东方杂志》第7卷第10期，1910年10月。
(41) 《申报》1910年6月18、19日。
(42) 白石重太郎：《赴清实业团志》有关记载。
(43) 《航业发展之新纪元》，《时报》1911年6月4日；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第5卷，“商务”，第50页。
(44) 《国民外交之纪元》（社论），《民立报》1910年11月15日。
(45) 《论南洋劝业会之影响：前工商部总长向瑞琨先生谈》，《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1914年1月。
(46) 《美国实业团至天津》，《中国实业杂志》第3年第2期，1912年2月。
(47) 《中美商人之握手》，《中国实业杂志》第3年第3期，1912年3月。
(48) 《事务局开局工商总长刘揆一君宣开局辞》，江苏省商业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900页。
(49) 《事务局开局仪式并纪事》；《事务局开局参议院议长张继君、副议长王正廷君颂辞》；《事务局开局局长陈琪演说辞》；《陈局长办法十条》，江苏省商业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897、901、903、905页。
(50) 《中国赴美赛会全国商会讨论会则例》，江苏省商业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914－917页。
(51) 《赴美赛会出发纪要》，《中国实业杂志》第6年第1期，1915年1月版，第3－4页。
(52) 《中美商界关于赛会之集议》，《中国实业杂志》第6年第1期，1915年1月版，第2－3页。
(53) 屠坤华 ：《1915年万国博览会游记》，1916年版，转引自乔兆红：《百年演绎：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嬗变》，第130页。
(54) 《上海商会禀农工商部文》，《申报》1911年4月29日。
(55)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9号，第153－154页。
(56) 李文权：《论国际贸易之根本在国民外交》，《中国实业杂志》第6年第1期。1915年1月，第4－6页。
(57)《农商部为组织游美实业团呈大总统文》，农商部编《中华游美实业团报告》，1916年发行，第1页。
(58) 《中国对外博览会之失败及对于本年日本、巴拿马、三宝垄三博览会出品意见书》，《中国实业杂志》第5年第1期，1914年1月。
(59)(61) Robert Dollar：Memoirs of Robert Dollar,pp.274-275.
(60) 《美国招待我国赴美实业团纪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2年第9号。
(62)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临时大会纪事》，《时报》1915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