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侯景叛东魏的历史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魏论文,原因论文,历史论文,论侯景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侯景叛东魏，是所谓“后三国”即南北朝后期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侯景乱梁、西魏平江陵等重大事件都由其直接或间接引发。学术界对侯景叛东魏当时的现实原因都有不少论述，而对历史原因却未有考察。（注：目前出版的各种中国通史和专史都说侯景叛东魏是由于高氏要夺侯景河南大行台之权，而侯景不愿交出权力。这是指出了侯景之叛的现实原因，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侯景之叛的历史原因未有措意，终是不足。）故写作此文，以求教正。
笔者首先是循着侯景与高欢的关系来进行考察。
侯、高二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六镇事件之前。（注：六镇叛乱已成习称，实则起事者不只六镇，称北镇更为合适。我们此处是从习称，但泛指魏末北方边镇起兵叛魏之事。）当时，他们是朋友。但是，六镇事件部分地改变了他们的道路，从而也改变了他们的关系。秀容酋长尔朱荣乘六镇扰乱之际，招募豪杰，以图大志，侯景与高欢都去投奔。于是二人的关系发生变化。这变化来于二人与尔朱氏的关系不同，而这种不同又来于二人投尔朱氏的时间早晚有别。侯景投尔朱氏比高欢早。这种差别，史传所载很不明朗，也未见史家论及，故在此略作考证。然后再论及二人与尔朱氏的关系。
侯景投尔朱氏的时间。《梁书》卷五六《侯景传》载：“（孝昌）四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临朝，天柱将军尔朱荣自晋阳入弑胡氏，并诛其亲属。景始以私从见荣，荣甚奇景，即委以军事。”《南史》卷八0《侯景传》言：“魏末北方大乱，（景）乃事边将尔朱荣， 甚见器重。”《通鉴》梁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八月：“时四方兵起， （尔朱）荣阴有大志，散其畜牧资财，招合骁勇，结纳豪杰，于是侯景……往依之。”比较三者，不难看出《梁书·侯景传》所记时间最晚，已不为《南史》、《通鉴》编者所信，侯景投尔朱荣的时间在二书中被大大提前。二书是有根据的。因为《梁书·侯景传》所记时间是靠不住的。此《传》于尔朱荣自晋阳入洛弑胡氏，并诛其亲属叙“（侯）景始以私众见荣，荣甚奇景，甚见器重。”考核当时形势，这实不可能。因为尔朱荣自晋阳入洛阳，军事统一部署，决不能容其他武装参与其事。如侯景“私众”少，则不可能为荣所重，因为此时荣并不缺乏控制局势的武力；如侯景“私众”多，则只会使荣疑忌。因此，不可能有侯景入洛阳见尔朱荣的可能。侯景以“私众见荣，荣甚奇景”，只可能是尔朱荣初起事时的事。
不过，细较《南史》、《通鉴》文字，发现二者也是有区别的。《通鉴》时间更早于《南史》。因为《通鉴》的普通五年八月虽是《南史》所说“魏末北方大乱”之际，但其时尔朱荣之官，《通鉴》记作“酋长”，而“酋长”不能称作《南史》的“边将”。且《通鉴》所记是有根据的。《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载：“正光中，四方兵起，（荣）遂散畜牧，招合义勇，给其衣马。”可知《通鉴》于普通五年八月叙尔朱荣招豪杰之事，确有依据。梁普通五年即是魏正光五年，前一年破六韩拔陵于沃野镇起兵，攻武川、怀朔，此年又有高平镇胡琛起事，正是“四方兵起”之际。
但是，《通鉴》系侯景投尔朱荣事于普通五年八月，也未必十分可靠，这里应有“史终言之”的安排在，是因叙尔朱荣的兴起而叙之。因此，侯景投尔朱荣的时间，既可能靠前，也可能属后。因为《通鉴》记“侯景、司马子如、贾显度及五原段荣、太安窦泰，皆往依之（尔朱荣）”。此四人中，段荣投尔朱荣的时间是明显有疑问的。段氏情况如此，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其他三人亦未必十分准确。今先考段荣，再看其余三人。
《北齐书》卷十六《段荣传》载：“（段）荣遇乱，与乡旧携妻子，南趋平城。属杜洛周为乱，荣与高祖（高欢）谋诛之，事不捷，共奔尔朱荣。”《北史》卷五四《段荣传》谓“荣初之杜洛周，因奔尔朱荣”。《北史》卷六《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也载：“孝昌元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神武乃与同志从之。丑其行事，私与尉景、段荣、蔡隽图之，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遂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于秀容。”（注：今本《北齐书·神武纪》全补自《北史》此纪，故此引《北史》之文。）《通鉴》梁纪大通二年（公元528 年）二月承《北史·齐本纪·神武帝纪》文字，言“高欢、段荣、尉景、蔡隽先在杜洛周党中，欲图洛周不果，逃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依下文所考，高欢归尔朱荣于秀容应在公元527年。如524年八月归尔朱荣的果真是段荣，《通鉴》无独记段荣，而不记高欢等三人之理。可见《通鉴》记事前后矛盾。
不是段荣，那么，应是谁呢？看来应是刘贵。《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于高欢等“亡归尔朱荣于秀容”后接着写道：“先是，刘贵事（尔朱）荣，盛言神武（高欢）美，至是始得见，以（神武帝）憔悴故，未之奇也。贵乃为神武更衣，复求见焉。”可见刘贵投尔朱荣比高欢早。更可推知，高欢等人能投尔朱荣，应是刘贵在其中起穿针引线作用。同上《神武帝纪》于高欢有“澄清天下之志”后，又言欢“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显见北镇乱前，刘贵是在怀朔镇。由此可知刘贵投尔朱荣是在北镇乱后。《通鉴》应是以刘贵为段荣了。
《通鉴》或许是因为以下原因才于普通五年八月记段荣投尔朱荣的：《北齐书·段荣传》有“（段）荣遇乱，与乡旧携妻子，南趋平城”之语，而杜洛周本是反于上谷（今北京延庆），因此否定《段荣传》中“属杜洛周为乱，（段）荣与高祖（高欢）谋诛之（杜洛周），……”的可能，故直以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南投尔朱荣可能性为大。不过，就算如此，《通鉴》又于梁大通二年二月承《北史·齐本纪·神武帝纪》文字，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其记事之疏了。
段荣之事已考如上，再考其余三人。
司马子如 《北齐书》卷十八《司马子如传》：“孝昌中，北州沦陷，子如携家口南奔肆州，为尔朱荣所礼遇，假以中军。”《北史》卷五四《司马子如传》：“司马子如字遵业，自云河内温人也，徙居云中，因家焉。子如初为怀朔镇省事，与齐神武相结识，分义甚深。孝昌中，北州沦陷，子如南奔肆州，为尔朱荣所礼，……。”案《北齐书》子如传所载，其原始依据必为北齐史臣所记。依《北史》子如传，子如既为“怀朔镇省事”，则所谓“北州沦陷”应即是怀朔镇沦陷。此事《魏书》卷九《肃宗孝明帝纪》记在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三月， 《通鉴》系于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四月。如此， 八月子如实有到达秀容依尔朱荣的可能，如果怀朔镇陷后无过多耽搁延缓的话。不过，考虑到有耽搁延缓情况，子如也可能在八月之前到达。甚至还可能早，因为子如也可能在怀朔被围之前或被围间隙离开怀朔。
贾显度 《魏书》卷八十《贾显度传》：“贾显度，中山无极人。……初为别将，防守薄骨律镇。正光末，北镇扰乱，为贼攻围。显度拒守多时，以贼势转炽，不可久立，乃率镇民浮河而下。既达秀容，为尔朱荣所留。”《北史》卷四九《贾显度传》所记与此略同。案，史籍不明记薄骨律镇乱的时间。依《贾显度传》，薄骨律镇乱于正光末。正光年号共有六年，第六年改元孝昌元年（公元525年）。 既言“正光末”，则应是正光五年或六年（公元524或525年）。我们知北镇反叛起于沃野镇破六韩拔陵杀镇将，然后攻武川、怀朔二镇。《通鉴》系此后二镇陷于普通五年（公元524年）四月。至此，沃野、武川、 怀朔三镇皆陷。显见破六韩拔陵是从西向东发展的。我们又知武川、怀朔二镇陷前，高平镇亦有胡琛起事。《通鉴》普通五年六月又言“魏自破六韩拔陵之反，二夏、豳、凉，盗贼蜂起”，是月秦州亦有莫折大提之反。薄骨律镇与夏州及高平、沃野二镇相邻。由此可知薄骨律镇有在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乱的可能。《显度传》言显度“拒守多时”， “乃率镇民浮河而下”。所以，显度率镇民浮河而下之事既可能在524年，也可能在525年。可浮黄河而下的时间以通常情况论，约在四月至十月之间。因此，显度到达秀容既可能在524年四月至十月之间，也可能在525年四月至十月之间。
窦泰 《北齐书》卷十五《窦泰传》：“乐乐（案父乐误），魏末破六韩拔陵为乱，与镇将杨钧固守，遇害。……泰父兄战殁于镇，泰身负骸骨归尔朱荣。”《通鉴》普通四年（公元523 年）四月叙杨钧为怀朔镇将；怀朔镇陷于普通五年四月（《魏书·肃宗纪》在三月）。今无法确知泰父兄殁于哪次战役，但泰得离镇，应在镇陷后。泰负父兄骸骨在四个月或五个月之内有到达秀容的可能，但也未必一定在八月到秀容。
不过，《通鉴》所记三人投尔朱荣的时间相差也不会太多。所以，考司马子如、贾显度、窦泰三人之事，一方面使我们感到《通鉴》编者处理材料的精审，另一方面又使我们明白也不能遽信其所定时间一定十分精确。《通鉴》是于叙秀容人乞伏莫于聚众攻郡，杀太守；南秀容牧子万于乞真杀太仆卿陆延；“秀容酋长尔朱荣讨平之”之后叙尔朱荣先世和其人情况，以及侯景等投尔朱荣事，我们应该认为是“史终言之”的文字安排，而不宜相信侯景投尔朱荣必是在普通五年八月。如前所述，侯景投尔朱荣的时间既可能靠前，也可能属后。因为破六韩拔陵反是普通四年四月之事，至普通五年八月已有一年零四月时间，以尔朱荣的实力，阴有大志，恐不在此时，而在怀朔、武川等镇陷后就有了，甚至可能还要早。不过，我们可信侯景投尔朱荣是在尔朱荣欲成大事之初，这不会有大问题。
再看高欢投尔朱荣的时间。《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孝昌元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洛，神武（高欢）乃与同志从之。丑其行事，私与尉景、段荣、蔡隽图之，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遂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于秀容。”《通鉴》于大通二年（公元528 年）二月叙高欢、段荣、蔡隽图洛周，奔葛荣，归尔朱荣事。由于是追叙高欢与尔朱荣亲近时叙之，因之虽不能据以肯定高欢等归尔朱荣必在大通二年二月，但考以葛荣在526 年八月才因杀元洪业而继鲜于修礼统众，独立发展，《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所言高欢“奔葛荣”，则必在此后。又由于526年八月葛荣形势不错， 高欢恐未必一投葛荣即背之。所以，高欢投尔朱荣很可能在527年。 只是具体月份日期无法确考。这样，可知高欢投尔朱荣距尔朱荣招豪杰已有三年左右。
现在我们该叙及侯景、高欢与尔朱氏的关系。
周一良先生指出侯景与尔朱氏有密切关系。（注：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梁书札记·侯景传》。）所据史料有（1 ）《梁书》卷五六《侯景传》载：“景始以私众见（尔朱）荣，荣甚奇景，即委以军事。……生擒葛荣，以功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封濮阳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2）《文苑英华》卷六五0魏收为侯景叛移梁朝文（又参《全北齐文》卷四）谓景：“叨忝名器，事出尔朱”。（3 ）《魏书》卷九八《萧衍传》慕容绍宗檄梁文云：“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贱。自名沦蔽，无或可纪。直以趋驰便习，见爱尔朱。小人叨窃，遂忝名位”。（4 ）《文苑英华》卷六四五杜弼檄梁文（又参《全北齐文》卷五）言侯景“鸣吠于尔朱之门”。（5 ）《北齐书》卷四十《赫连子悦传》言“景本尔朱心腹”。我赞成周先生的卓见。我想补充的是，其一，除了以上五条材料之外，《梁书·侯景传》中的另一材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该传载侯景叛东魏后报高澄书中有“初逢天柱（案指尔朱荣），赐忝帷幄之谋”之语。此书虽为侯景谋士王伟所作，但至少反映了侯景实情。有此材料，我们即可进一步把侯景为尔朱氏心腹一点肯定下来。其二，侯景之所以与尔朱氏关系密切，实是因为他投尔朱氏早，是在尔朱氏开始招豪杰的时候。这样，尔朱氏急需人才的实际状况，再加上侯景的能力，使侯景自然可以在尔朱氏阵营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三，侯景与尔朱氏的关系在尔朱荣、尔朱兆之间有变化。“初逢天柱，赐忝帷幄之谋”，可见侯景在尔朱荣时颇为重要，地位甚高。可是到尔朱兆时情形就有不同了：景任行济州事，远离中央，已不参“帷幄之谋”。兆与高欢的邺城之战，侯景没有参加，且未有策应声援之事。这表明侯景与尔朱氏的关系到尔朱兆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冷落。这种情况与从尔朱荣到尔朱兆的权力更迭有关，亦与尔朱氏的势力膨胀之后，六镇豪杰要被排抑在权力外围，并肆之人要被安置在权力中央的趋势有力。不过，就是在侯景受到冷落的情况下，他与尔朱氏的关系也仍然是比较密切的。
高欢的情况与侯景不同。
高欢是先投杜洛周，再投葛荣，最后才归尔朱荣。他投尔朱氏的时间不仅比侯景晚，而且其行事亦难免使尔朱氏对之生疑。《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于高欢“归尔朱荣于秀容”后接着写道：“先是，刘贵事（尔朱）荣，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见，以憔悴故，未之奇也。……”。其实，高欢不为尔朱荣所重，应该有欢是二易其主之后才投靠尔朱荣的原因。高欢的行为难免使尔朱荣觉得欢反覆难养。北齐史臣写史，乃隐曲写之。关于高欢为尔朱荣所重经过，《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所载亦颇为可疑：“……（刘）贵乃为神武更衣，复求见焉。因随荣之厩，厩有恶马，荣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羁绊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恶人亦如此马矣。’荣遂坐神武于床下，屏左右而访时事。神武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荣曰：‘但言尔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之意也。’荣大悦，语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参军谋。”这段文字，颇具传奇色彩，与唐代所传武则天御狮子骢有类似之处，其不可尽信。高欢为尔朱氏所重，必不会如此简单，乃是与刘贵疏通有密切关系。除刘贵外，司马子如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过作用。《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言欢微时与子如是朋友。子如既先于高欢投尔朱荣，高欢利用子如以接的尔朱氏，是完全可能的；而子如新投尔朱氏，与尔朱氏及其部属关系不深，也需要与旧日的朋友相结以广形援，从而为高欢说话也是完全可能的。史传不载高欢利用子如以接近尔朱氏，恐与以下情形有关：子如以贪，曾经与高氏有过大冲突，后来其侄司马世云又叛东魏，其子司马消难又投宇文氏；史臣有鉴于此，乃抹去其迹，以减少高氏惭德。
总之，我认为高欢为尔朱荣所重必有一个隐曲的过程，其方式必不如《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所载那样光彩简单。我们观同纪中有叙高欢“大聚敛，因刘贵货（尔朱）荣下要人，尽得其意”，及高欢欲率六镇余众出山东而以金赂尔朱兆左右的文字，颇疑高欢为尔朱荣所重，也使用了类似这种隐曲难言的手法。而北齐史臣美言其事，乃留下使人颇为生疑的文字。
高欢比侯景晚投靠尔朱氏，在高欢投奔尔朱氏之前，尔朱氏势力已相当强大，内部权力结构已有相当规模。在此种情况下，高欢只有通过非程序化的途径才能迅速接近尔朱荣，以遂其将来的野心。非程序化的途径中必然伴随许多隐秘不光彩的行为。而当接近尔朱荣后，越阶而居其他先投尔朱氏的人之前，占据要位，这种关系，高欢又必然难于处之了。这都是高欢难以为尔朱氏所信任的原因。再加上高欢有能力，愈使人疑嫉之，从而更不能为尔朱氏所信任了。
《周书》卷十四《贺拔胜传附贺拔岳传》载：孝明帝暴崩，尔朱荣举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为先驱，至河阴。荣既杀害朝士，时齐神武为荣军都督，劝荣称帝，左右多欲同之，荣疑未决。岳乃从容进而言曰：‘将军首举义兵，共除奸逆，功勤未立，逆□此谋，可谓速祸，未见其福。’荣寻亦自悟，乃尊立孝庄（帝元子攸）。岳又劝荣诛齐神武以谢天下。左右咸曰：‘高欢虽复庸疏，言不思难，今四方尚梗，事藉武臣，请舍之，收其后效。’荣乃止。”案：《魏书·尔朱荣传》及《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皆言尔朱荣欲篡位，而高欢谏阻之。《通鉴》梁纪大通二年（公元528年）三月叙此事，从《周书·贺拔岳传》，《考异》陈其理由说：魏收与北齐史官欲为高欢掩恶，故说欢谏荣。所言极合情理。可知，《周书·贺拔岳传》所载为历史真实，而《北史》卷四九《贺拔允传附贺拔岳传》不载高欢劝荣称帝事，仅记岳之谏，乃李延寿删削失宜所致。可以肯定，高欢劝尔朱荣称帝，实是要陷之于祸，因为无论怎样，荣于此时称帝，肯定不能收拾局面（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亦有分析。）。历来权臣废一姓而自立，都要经过相当时间的准备。即使如此，有的也不能成功。这道理，高欢岂有不知。所以，高欢劝尔朱荣称帝，是想由此引起大乱，并于乱中取利，以遂其野心。这种情况表明，高欢没有与尔朱氏原来的阵营融为一体，更没有成为尔朱氏腹心。贺拔岳谏阻尔朱荣称帝，足见其忠于尔朱荣，与尔朱氏关系深厚。而岳忠于尔朱荣，就因为他投尔朱荣早，在荣左右居重要地位（注：王夫之认为贺拔岳劝荣杀欢不是忠于荣，而是为了掌握荣，参同上王夫之书。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因岳即使借荣之手除去欢，亦无实力制荣。）。同上《周书·贺拔岳传》又载：“（岳）与父兄诛卫可孤之后，广阳王元深以岳为帐内军主。又表为强弩将军。后与兄胜俱镇恒州。州陷，投尔失荣。荣待之甚厚，以为别将，寻为都督。每居帐下，与计事，多与荣意合，益重之。……”恒州陷于孝昌二年。可知岳投尔朱荣在孝昌二年（公元526年）。 这表明贺拔岳投尔朱荣不仅早于高欢，而且成为其信任之人。岳请诛高欢以谢天下，可见高欢在尔朱荣帐下艰难尴尬的处境，故欲生乱而乘机以逐其利。《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载欢夺尔朱荣妻北乡长公主马事，也是欢没有成为尔朱荣腹心的表现。这样，高欢与尔朱氏所结的关系自然不会深厚牢固。
高欢不为尔朱氏腹心，这是尔朱荣死后，高欢要从尔朱氏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原因（注：澳大利亚J·Holmgren认为尔朱荣被杀后， 在尔朱氏杀孝庄帝、立长广王元哗诸事中，高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欢在此时（案指公元530年）设法纳得尔朱荣女即孝庄后。 荣女加入高氏家族和权力中，对高欢在531—533年之间作为尔朱荣在北魏东北部的权力的合法继承者的地位被承认， 发挥了有意义的作用。 此参其论文：“Family,Marriage and Political Power in Sixth Century China:A Study of the Kao Family of Northern Chi, C.520 — 550.",Journal of Asian History,Vol.16,No.1,1982,P.18.依此， 则高欢一直为尔朱氏腹心之人了。实际上，绝不可能。欢纳尔朱荣女应是在公元533年。据《北齐书》卷三《文襄纪》、卷四《文宣纪》及《北史》卷五一《神武诸子传》：荣女生汷、凝。汷为高欢第五子，凝为欢第十三子。 欢第六子（娄后所生）即孝昭帝高演生于天平元年（公元534年，据卒年推），而第二子洋即文宣帝生于孝昌四年（公元528年，亦据卒年推）。530年尔朱荣死，尔朱兆引兵向洛时遣使召欢，欢不从。时欢为晋州刺史。同年十二月欢助兆破纥豆陵步藩后，兆与欢誓为兄弟。欢与兆决裂前夺荣妻北乡长公主马。又，尔朱为逆，天下人怒之。欢与尔朱氏决裂是利用葛荣余与尔朱氏所属民族契胡的矛盾。若欢于尔朱兆入攻洛、杀孝庄时纳荣女，以上情况都难以解释。因为，若欢纳荣女，欢与兆即是亲戚，二人誓为兄弟即是多余之事；欢夺荣妻之马，亦属无情，不似欲利用尔朱氏的女媚所能为；天下人怒尔朱氏，欢纳荣女，即难得山东（太行山以东）人的支持；葛荣余众仇恨契胡，欢纳荣女，即难使其安心，更不必说藉其为用。因此，我认为欢纳荣女应在其击灭尔朱氏之后。《北齐书》卷二十《慕容绍宗传》：欢进讨尔朱兆，兆缢死。绍宗携尔朱荣妻子及兆余众降欢。此是永熙二年（公元533年）事。 《绍宗传》又载绍宗降欢后，欢“仍加恩礼，所有官爵如故，军谋兵略，时参预焉”。又，欢第十子湝为尔朱兆女所生，纳兆女应在兆死后。纳荣女亦应在此时。汷之生亦应在天平元年（公元534 年），只是时间稍早于孝昭帝。欢纳尔朱荣女，是出于安尔朱氏余党的需要；纳尔朱兆女，也是如此。）。高欢获得葛荣余众，有了相当的势力基础，这是他可以从尔朱氏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原因。《北史·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载：“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余万，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尔朱）兆患之，问计于神武。神武曰：‘六镇反残，不可尽杀，宜选王（案指尔朱兆）素腹心者，私使统焉。’”尔朱兆以委高欢。案，高欢为怀朔镇人，葛荣亦此镇人，所以高欢领此众，即是怀朔人统怀朔之众。同纪又言“兵士素恶（尔朱）兆，而乐神武，于是莫不皆至。”此纪言葛荣众有二十余万，即使真是“诛夷者半”，仍有十来万。这势力是很可观的。高欢率此众自晋阳出滏口，收民望。从此，高欢自成一势力。普泰元年（公元 531年）二月军次信都，高乾、封隆之开门以待，遂据冀州。在此种情况下，高欢乃与尔朱兆决裂。
高欢与尔朱兆决裂利用的也是六镇人与尔朱氏及其所属契胡的矛盾。众推高欢为主，普泰元年六月欢抗表罪状尔朱氏，并终灭之。但是高欢的腹心却是怀朔人，而非所有的六镇人，这就使他执政后，其权力关系中的地方性、宗派性比较显著。侯景虽亦属怀朔人，但其投尔朱氏后造成的格局，使之与高欢的关系始终有阴影。
侯景是在高欢击灭尔朱氏政权后才投降高欢的。《魏书》卷九八《萧衍传》慕容绍宗檄梁文曰：“侯景一介役夫，出自凡贱，身名沧蔽，无或可纪，直以趋驰便习，见爱尔朱，小人叨窃，遂忝名位。及中兴之际，义旗四指，元恶不赦，实在群胡。景荷人成拔，藉其股肱，主人有丹颈之期，所天陷族灭之衅，虽不能蔽捍左右，以命酬恩，犹当惨颜后至，义形于色。而趋利改图，速如覆手，投手麾下，甘为仆录。献武王（高欢）弃其瑕秽，录其小诚，得厕五命之末，预在一队之后，参迹驱驰，庶其来效，……。”把侯景与尔朱氏的关系，侯景降高欢，以及高欢纳侯景的原因说得很明白。我们细味其中“献武王弃其瑕秽，录其小诚，……庶其来效”等语，再联系高欢为尔朱荣所重是因刘贵所荐，而不是侯景所荐，以及《北齐书·赫连子悦传》所载高欢击灭尔朱氏后侯景降高欢是因子悦之劝，可以推想，侯景投尔朱氏后由于形格势禁，使他与高欢的关系相当疏远。因此，侯景在尔朱氏政权坍塌后降高欢，他与欢的早年的友谊及二人同为怀朔人这二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很小；高欢接纳侯景，只是因为侯景有能力，可以为高欢所用。侯景是尔朱氏残余势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尔朱氏的政权虽被高欢击灭了，但尔朱氏的残余力量依然很强，尔朱氏的社会影响依然很大。这就是高欢要纳尔朱荣和尔朱兆女的原因。延续与尔朱氏的关系是高欢统辖部众，维持权力及联系社会诸势力的重要因素。这样，高欢对侯景——尔朱氏残余势力的重要代表——加以接纳和重用，都是必然之势了。
但这一来，互不信任就深植于侯景与高欢之间（注：参《北史》卷六《齐本纪上·高祖神武帝纪》。 ）。《通鉴》梁纪中大通四年 （公元532年）四月辛未，“骠骑大将军、行济州事侯景降于安定王， 以景为尚书仆射、南道大行台、济州刺史。”侯景降安定王即是降高欢。侯景降欢后，虽然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很显然是高欢颇为看重侯景，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高欢对侯景有不小的戒备之心，并不信任。因为侯景仍居外地，对内政不会发生实际影响。其道理就是尚书仆射为行台例带之职，侯景并不能行使。
正因为侯景与高欢之间互不信任，高欢任侯景为河南大行台，只是要利用侯景。这样，高欢临死，要夺侯景之权，侯景心存恐惧，就举兵反叛。事变的发生异常突然和激烈，这大约是遮挡史家视线而未究及其历史因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