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战争对领导决策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湾战争论文,启示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湾战争已经过去6年了，它的整个过程和最终结局不但对国际格局和世界军事发生了影响，也给现代决策者带来了很大的启示，这些启示至今仍值得现代决策者回味。
海湾战争是冷战结束前进行的一场高度现代化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以其战场对抗激烈、作战进程迅猛以及双方损失悬殊为世人瞩目；更因为战争中大量使用了尖端武器，联军方面的参战者素质高，美军指挥方式和手段以及作战样式上的新奇变化而为全世界军事家们所关注。同时，海湾战争又是发生于世界战略格局新旧交替的特定时期，战争所导致的国际矛盾冲突以及战争所引发的外交连锁反应之大，使这场参战兵力超过百万、持续42昼夜的战争给有关各国决策者提出了一个难题。海湾战争中，交战双方及相关决策者们的表现为现代决策者进行了一次完整的表演，战争中的决策难度之大、速度之快，美军方面决策效益之高令人瞠目。战争中的决策活动比和平时的决策活动更迅速、更激烈、更冒险。伊拉克方面在海湾战争中的战败固然有武器装备技术水平落后和作战指挥理论陈旧方面的原因，但从战略决策和战争指导方面看，伊军主要不是败在技术和战术上，而是败在战略决策上。从根本上说，战略性的决策失误是导致伊拉克兵败海湾的原因，伊军在决策方面的失败可以给现代决策者以许多可鉴之处。
一、决策环境更加复杂
领导者的决策总要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决策效率和效益不仅受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素质的限制，还要受到外部的决策环境的制约。一般说来，决策的限制条件越多，限制程度越大，决策的难度也就越大。海湾战争从酝酿到结束是在空前复杂而微妙的、貌似和平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伊拉克给美国等西方国家、中东国家、前苏联及世界其它国家的决策者猛然抛出一道“难道”，这些国家在回击伊拉克决策者时，也给伊拉克出了一道难解的“题”。
海湾战争爆发前的国际背景是，旧的两极格局开始动摇，国际局势趋向于缓和，各国都开始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和技术，以增强本国综合国力；苏联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困境，国家实力正走向衰落；华约组织正面临瓦解。苏东势力渐弱使美国决策者面临伊拉克突然“叫板”时，没有了后顾之忧，得以从欧洲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投入海湾。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下子打破了中东的和平，也打破了当时世界上的平静。美国的决策者面对伊拉克的地区霸权主义表现得异常强硬，虽然从财力上说，美国早已底气不足，若真的打起来，光靠美国自己是无法打下去的，需要西方大国和中东富国凑钱，仗才能支撑下去。
总之，世界的两极对抗结局的结束，使一种新的国际决策环境出现了，美苏之间的缓和使过去被长期遏制的地区冲突和民族矛盾一下子突现出来。美伊双方决策者面对这种环境的变化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美国相比，伊拉克决策者在战略判断上欠清醒，战争决策也稍逊一筹，对美国必然介入这一点估计明显不足，对自身实力又估计过高，对当时复杂的国际背景考虑不周，却把解决国内经济危机、改善出海通道、争夺领土、控制中东石油生产和争夺中东地区的霸主地位五个战略目标一股脑地寄希望于入侵科威特上面。结果却遭到了国际组织、西方国家和中东盟友的强烈反对。
二、决策者素质要求更高
现代决策与传统决策的重要区别在于，传统决策是经验型的，决策质量主要取决于决策者个人的素质、水平和能力，决策是个人化的行为，决策者一个人的失误会造成整个决策的失败；与传统决策相反，现代决策是科学型的决策，其决策过程是依据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原理，对决策客体进行系统分析和缜密计算的过程，是一种民主化、程序化、法制化的群体行为，决策者个人在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时所谓的决策者素质主要是指决策群体的整体素质，比如，智囊团水平、决策法制化程度等。
现代战争的决策更是科学决策素质的对抗而不是决策者个人素质的较量。纵使最高决策者个人有三头六臂，面对现代复杂的决策环境，也终将无力回天。现代决策质量的高低决定于决策群体的整体素质和决策体制运行效率及决策执行者的能力水平。高素质的决策群体才能作出高瞻远瞩的科学决策，高素质的决策执行者才能深刻地领悟决策和高效地执行决策。海湾战争中，双方的军事决策群体和决策执行群体的素质相差甚大，美军在总结海湾战争经验时说，参战人员军事和技术素质良好是战争决策得以制定和实施的重要原因，“没有精干的、富于主动精神的指挥员，单凭技术本身是起不到作用的。”
美军98%的军官拥有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海湾战争中的6名司令官，有4名是博士。各级军官既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参战的美军中，连营长在任现职前都在各种岗位上经过6年和12年的锻炼，旅长、师长、军长分别是越南战争中的班长、连长和营长。与此相反，伊拉克不但军官受教育程度较低，且思想观念落后，面对美军先进的“空地一体战理论”，伊军决策层和决策执行层仍固守十分陈旧的在两伊战争中形成的阵地梯队防御理论，以此对付美军的精确制导武器战术和“非线式进攻”。联军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认为，“萨达姆绝不是战略家，也不是战术家。他的决策水平只是巴格达街上一个流浪者的水平。”这种指责明显带有偏见，但却道出了萨达姆及其决策群体在决策素质上的明显劣势。
三、情报信息及时准确
任何决策都不是“空手套白狼”式地靠凭空想象做出，科学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准确及时的情报信息基础上。从某种意义说，现代决策远比传统决策的难度要“小”，因为决策过程与情报信息处理甄别过程已揉合在一起，情报与信息处理完了，科学的决策也必然容易做出。决策群体在决策时的重点不再是绞尽脑汁地思考妙策，而是“情报到手，决策自现”。
战争决策比其它决策更加依赖于情报和信息。在高技术战争中，战场的透明度和兵力火力的机动能力大为提高，指挥、通讯与保障方式都发生很大的变化，武器装备在精确度、全天候及抗干扰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武器的搜索目标、发现目标、锁定目标及摧毁目标之间都由计算机来完成。武器操作之所以能实现自动化，关键是由于信息将上述各个过程联结起来。就是说，战场信息收集系统只要能发现目标，目标信息就能准确无误传递给武器系统，武器就有把握将目标摧毁。
与武器操作相类似，现代战争决策和战场指挥也更加依赖于情报与信息。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动用了所有的国家级、战区级和战术级的情报机构，通过卫星侦察、飞机侦察、地面无线电技术侦察和特种部队侦察，对伊拉克战场目标、战争企图、作战部署、兵力调动实施全天候、全方位、多层次的监视和定位，并实现了情报的图像化（图像化信息比文字化信息容量更大，传递更快）。决策与指挥所需的情报和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指挥中心和作战部队，为各级决策者和指挥员迅速作出科学决策打下坚实的基础，为美国赢得作战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四、决策体制极为灵活
古今中外的决策实践表明，决策体制对决策效率和效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个科学合理的决策必然来自于一个灵活和高效的决策体制。在决策环境复杂、决策信息量大、对决策者素质要求较高的现代社会，决策体制的灵活与提高决策群素质、加强决策情报保障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海湾战争中，联军在决策体制方面显示了高度的灵活性，从而保证了联军方面在战争决策和战场指挥中的高效率。战争爆发后，虽然联军方面总兵力高达50多万，涉及1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军兵种，但通过科学的编组、完善的动员体制和高效的决策指挥体制，极少发生美军在越南战争时经常发生的决策失误或指挥失当行为，战争中美军在决策体制效率上的表现明显地胜伊军一筹。
美军的战时决策最主要的特点是：直接性和灵活性。战争决策和重大战役决策多由总统经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直接传达给负责指挥的联军司令官施瓦茨科普夫，对各军兵种的下级战役行动，各级指挥员拥有充分的决策权。现代战争的合成化程度高，决策体制一定要处理好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决策要快捷、正确、可变。联军方面的决策体制从表面上看，大多数战役计划都经过了总统的批准，但总统并未否定其中任何一个战役计划。在通讯联络通畅的前提下，提高决策权级别，是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的。因为决策级别越高，所掌握的决策信息也越多，总统可以通过发达的战争通讯系统在几秒钟内直接与连级战斗单位联系，可见这种直接性的决策是建立在战场信息充分共享，决策体制高度灵活基础之上的。
而伊军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挥体制则要僵化得多，体制呈现出高度集中性，采用“命令式”的决策方式和指挥方法，这种决策体制对传统技术为基础的战争可能是适用的，但对战场信息变化极快的现代高技术战争是根本不适用的。这种战场决策体制集中表现为：决策指挥权过于集中，以一种“保姆式”方式进行决策制定和决策实施。比如，伊军作战时，下级决策者凡事必须经上级批准，才能对战场情况进行处理。面对联军发动的伊军从未碰到过的新的作战形式——“沙漠盾牌”空中进攻行动和“沙漠风暴”地面进攻行动，伊军下级军官没有随机处置和创新战法的权力，凡事请示的后果不是贻误战机，就是扩大了战场损失。比如，联军轰炸机飞临巴格达时，防空部队光等待上级命令就等了40分钟，之后，才对空射击，从而严重影响了防空火力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