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政治压力下的生命体验和心性变化——以韩愈的潮州之贬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潮州论文,心性论文,韩愈论文,压力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和十四(819)年，唐宪宗迎凤翔佛骨入禁中，又令诸寺递相供养，“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韩愈时任刑部侍郎，从职权范围讲，这事他很可以不管；但出于一片忧国之心和源于儒家义理不知避趋的刚直木讷心性，遂冒死上表，犯颜直谏：“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论佛骨表》)在这封表中，韩愈正气凛然，义无反顾，其意不仅在辟佛，而且在刺君，所以“疏奏，宪宗怒甚，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虽经裴度、崔群力加开解，宪宗怒犹不减，谓“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1](卷160《韩愈传》)，结果贬韩愈为潮州刺史。
韩愈的潮州之贬，是中唐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关乎政治、宗教、文学诸方面者历来为人注目，而其关乎韩愈本人在专制政治压力下之生命体验、心性变化及意识倾向者，似尚有开掘余地。本文即拟以此为题，就韩愈贬潮途中所受磨难、至贬所前后之忧恐心态及其意识倾向之变化作一简论。
一
先须了解唐代关于流贬的法令及贬官的一般情形。
唐朝廷对贬官的处置呈逐步严酷的发展趋势。据则天长寿三年(694)五月敕文：“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2](卷41《左降官及流人》)；玄宗开元十年(722)六月敕文：“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2](卷41《左降官及流人》)可是，到了天宝五载(746)七月所发敕文，对贬官的处置便发生了大幅度的严厉升级：“应流贬之人，皆负谴罪，……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流人押领，网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2](卷41《左降官及流人》)唐代三十里一驿，而正常的行进速度是“乘传者日四驿，乘驿者六驿”[3](卷46《百官志一·尚书省·礼部·主客郎中》)若以“日驰十驿以上”的标准论，则每天至少须行三百里，较一般速度高出一倍，这对挟有行装、书籍甚至带着家口的贬官来说，无疑是极严酷的迫害和摧残。所以史家在述此诏令后指出：“是后流贬者多不全矣。”[4](卷215《玄宗天宝五载》)
上述法令规定的不许多作逗留，不只是指路途，它更表现在贬诏下达至离都出发的一段时间里。张九龄被贬荆州时的情形是“闻命皇怖，魂胆飞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驰”[5](卷288《荆州谢上表》)；杨炎被贬道州时，“自朝受责，驰驿出城，不得归第”，尽管其妻已“先病”[6](卷153《定数》)。实际上，自天宝五载敕文之后，贬官从诏令下达之日起，无不仓促就道，而所犯事大者，更为吏役驱遣，有如羁囚。戎昱《送辰州郑使君》谓：“惊魂随驿吏，冒暑向炎方。”张籍《伤歌行》描写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是：“黄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这是何等严苛酷烈、令人心惊魄动的一幕!韩愈的潮州之贬，即继其十余年前阳山之贬后再度真切地演绎了这幕恐怖情景。
韩愈贞元十九年(803)初贬阳山时，“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已是饱历辛酸：此次再贬潮州，因系触怒龙颜所致，所以其所受谪罚自然格外严厉：“即日奔驰上道”(《潮州刺史谢上表》)，“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圹铭》)，结果是全家踏上万里贬途。所谓“而我抱重罪，孑孑万里程。亲戚顿乘角，图史弃纵横”(《次邓州界》)，正反映出他被贬之际的仓惶促迫之状。
这是韩愈此贬受到的初步打击。本为朝廷大臣，顷刻间就如同羁囚，受人歧视虐待，其心理痛苦可想而知；然而又岂止痛苦?他踏上贬途后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危险世界，生命有如一叶孤舟，一尾断蓬，在波涌风吹下飘向远方；而南方炎瘴之地向为人所畏惧，此行前往，能否生还尚是一个未知数，这不能不使他由痛苦转生恐畏，这恐畏更由于吏役的驱遣和仓惶的辞家而别具一种惊心动魄的惶惑之感。这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觉得某种危险迫近时的那种恐畏和惶惑，而是在对一种不可知的、操纵着自我命运的巨大力量无能为力时所产生的恐畏和惶惑。心理学家认为：“恐怖感的时间如果愈短，则焦虑的准备状态也愈易过渡而成为行动状态，从而整个事件的进行也就愈有利于个体的安全。”[7](第316页)反之，恐怖感延续的时间愈长，则焦虑与惶惑状态亦必愈甚，整个事件也就愈易构成对个体的威胁和打击。联系到韩愈的被贬经过，可以说这种恐怖感是从皇帝欲加之“极法”到贬诏下达再到抵达贬所这一长时段中一直伴随着他的。其《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谓：“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正真切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对未来充满恐畏、惶惑的痛苦心境。
继此初步打击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踏上贬途所遇到的重重险阻、尘劳困顿，其肉体和精神随之受到更为难堪的双重折磨。
唐代贬官由长安赴江淮岭南诸地多取道蓝田、武关一途。此路狭窄艰险，山高水深，沿途林深木茂，时有猛兽出没，充满困难和危险。虽然有唐一代曾数次整修此道，但其险阻状况却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甚至所开新路“每经夏潦，摧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8](卷697《牧守部·酷虐》)。然而，由于此路捷近，省日省时，很多人还是乐于取道此途，而贬臣逐客因有严诏催迫，不敢稽留，更是多由此仓促就道，很难顾及其艰险崎岖了。如张九龄之贬荆州，颜真卿之贬峡州，周子谅、薛绣、杨志成、顾师邕、王搏等人之流岭南，即经此路南行；元稹元和五年之贬江陵，白居易元和十年之贬江州，以及其他几次南行之往返，均经由此道；至于韩愈，其贞元十九年之贬阳山、元和十四年之贬潮州，皆取道蓝、武一途，若将往返算在一起，已是四度经过。他被贬阳山时适逢冬季，气候恶劣，所谓“商山季冬月，冰冻绝行辀”(《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叠雪走商岭，飞波航洞庭”(《答张彻》)，即是当时实况。而他此番贬潮州又当正月，大雪封山，寒冷有加，山道路滑，甚是艰险。这样的路对一般徒手旅人来说尚且困难重重，何况是负有行装、挟带家口的贬臣?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韩愈写道：“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两句诗常被传诵，但它包含的斯时斯际极度困苦的情状，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细微体察。
据《蓝田县志》卷三载，元和年间蓝田山中“大雪，人有冻踣者，雀鼠多死”；又据该志卷二十蒋文祚《七盘坡烟洞沟等处修路记》云：“蓝田……七盘坡至龙驹寨数百里皆在万山中，有所谓鸡头、刘郎、仄坡等关，其阨寨峻峭，崎岖坎陷，固弗利于行旅，而较甚者莫如烟洞沟、桃花砭二处，白石、搧车两河。一遇雨雪，往往覆舆毙马，咸称胜于蜀道之难。”此处所记虽为后代情形，但可以推知唐代险恶状况亦必弥甚。
路途如此艰险，而又为冰雪阻塞，则韩愈立马蓝关，确是难以前行呵!除此之外，他更感到一种肉体折磨之外的巨大的精神摧残。据韩愈后来追述，他被贬时正逢第四女病重在床，但迫于严诏，仍不得稍事逗留，以尽为父之责，在无比悲凉中与家人“苍黄分散”(《祭女挐文》)。而韩愈刚走，其家人即被有司迫遣，逐出京师，相继于冰天雪地中踏上了南行路途。这时，在京城的旧家已不存在，眼下全家人又处于颠簸流离的万里旅途上，这对负有全家重责的韩愈来说，怎能不五内俱伤?眼望秦岭云横，回首京都渺渺，他又怎能不发出“家何在”的泣血之问?但痛苦还不止于此。由于“我既南行，家亦随谴”，12岁的爱女亦不得不带病就道，“走朝至暮”，“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饮，又使渴饥”(同上)，终于在距长安约450里的商南层峰驿死去。当此家破人亡之际，52岁的贬谪诗人不能不感受到全部的生活重负和无可底止的哀伤，其精神也不能不蒙受到远远超出常人的严重摧残!
二
唐代贬官的被贬处所大都偏远荒恶。刘禹锡《读张曲江集作并引》谓：“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事实上，早在张九龄为相之前，贬臣“不宜与善地”的现象便已大量存在了，而在此之后，则更趋严重。德宗贞元年间窦参之贬，朝廷诏令即明谓：“其窦参等所有朋党亲密，并不可容在侧近，宜便条疏，尽发遣向僻远无兵马处，先虽已经流贬，更移向远恶处者。”[5](卷475陆贽《奏议窦参等官状》引)这里的“僻远无兵马处”、“远恶处”，指的便是那些距京城遥远、文化落后、自然环境恶劣的处所。对贬臣来说，无辜被贬已经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了，而所贬之地尽为远恶处所，无疑愈发加剧了这打击的程度。
韩愈被贬之潮阳郡，距长安约7660余里[9](卷182《州郡十二》)，费时需两个多月或更长时间①。在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贬所后，贬谪诗人首先遇到的便是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活条件的贫乏。据《潮州府志》，潮乃“南交日出之乡，多燠少寒”，“外薄炎海浥润溢淫，内负丛岭，瘴岚疠疵，愆阳所积，凝阴所伏。四时之气既皿，一日之候屡更”。其瘴气起时，“惟山泽间蓬蓬勃勃，郁结如火，久而不散”，而且春夏秋冬，瘴气不绝。如此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即土著者尚病之，无论羁游远宦也”[10](卷2《气候》)。
如此处所，韩愈早有耳闻，身虽未至，心中便先已生出无穷恐畏：“不觉离家已五千，仍将衰病入泷船。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题临泷寺》)“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泷吏》)这里，瘴毒、鳄鱼、大海、飓风聚集一起，险恶光怪，阴森可怖，令人听来，朱颜为之尽凋，当此之际，其恐畏感进而转化为一种担心能否生还的死亡意识。
在《黄陵庙碑》中，韩愈写道：“潮州……于汉为南海之揭阳，厉毒所聚，惧不得脱死，过庙而祷之。”尚未至贬所，便先向神灵祈求平安，其中流露的，不正是面对死亡而生的不可排解的深忧巨恐吗?在诗人到达贬所后，这种深忧巨恐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消解，而是逐渐沉积到心底，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时有呈露。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韩愈自述其至潮后状况说：“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环境的荒恶已使人忧心忡忡，死亡的威胁更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心头，挥之不去。
固然，上述言辞中不排除为获取君主怜悯而夸大其辞的成分，但就内地人来到荒远沿海之地的所见所闻所感而言，则是大体可信的。固然，韩愈对岭南的环境并不生疏，早在他10岁那年，其兄韩会贬官韶州，他即随从前往，所谓“忆昨儿童随伯氏，南来今只一身存”(《过始兴江口感怀》)，指的便是这件事；而他35岁被贬连州阳山，对岭南环境之荒恶更有过切肤体验：“有蛇类两首，有蛊群飞游。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按理而论，多次生命磨难所产生的适应性似不应使韩愈再产生过度的环境恐畏；但从另一角度看，他数度南迁之地虽均为岭南，却一次比一次远恶，他所遭受的打击一次比一次严重，他的年龄和身体也一次比一次老弱；而且旧地重经，睹今思昔，难免酸楚；瞻望前景，来日无多，势必忧思弥甚、焦虑弥甚。“焦虑的现象之一是害怕死亡；并不是对人类必然经历到预期死亡所存在的普通畏惧，而是随时可能殒命的恐怖。……死亡是一个深刻的痛苦，未曾好好生活便要死去的悲惨事实，尤其无法忍受；与无法不畏惧死亡有连带关系的，是畏惧年迈。”[11](第195页)对韩愈来说，年龄的老大、身体的衰弱和随时可能殒命的威胁聚集在一起，沉沉地压在心头，当此之际，他怎能不感到一种“忧惶惭悸，死亡无日”的巨大恐畏和痛苦?
与死亡意识相伴，韩愈还产生一种强烈的被抛弃的感受——他是在极度的仓惶促迫中，在冰冻雪封的严寒季节被逐出朝廷的，此一被贬，不仅形同流放，要受到意想不到的各种折磨，而且还朝希望极为渺茫，甚至连能否活下来都不可知。在某种意义上，他已是被整个社会群体和文化圈子抛弃了的“罪人”，独自在远离社会文化中心的偏僻处所品味孤独和苦难；他对社会来说，似乎已失去了用处；社会对他来说，则犹如一个逐渐陌生了的世界。所有这些，无疑大大加剧了他被弃感的深度和强度。在诗作中，韩愈一再说出这样一些话来：“不知四罪地，岂有再起辰?”(《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四)“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其一)“嗟我亦拙谋，致身落荆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同上其二)而在《琴操十首》中，他更从多方面细致地描述了这种被抛弃的深刻体验。
在最具代表性的《履霜操》中，作者即借尹吉甫之子伯奇无罪而为后母所逐一事为喻，痛苦地说道：“父兮儿寒，母兮儿饥。儿罪当笞，逐儿何为?儿在中野，以宿以处。四无人声，谁与儿语?儿寒何衣?儿饥何食?儿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这里，逐臣巨大的心理苦闷通过一个极简单又涵盖面极广的故事再明显不过地表露出来：孩子被母亲逐出家园，失去了母爱，流落荒野，饱尝被抛弃的辛酸。由于独被抛弃，所以不能无怨，而怨的旨归则在于唤起母亲对孩儿的怜悯，使此被弃之子能得到与其他儿子一样的待遇。刘辰翁读此诗谓：“不怨，非情也，乃怨也，此乃《小弁》之志欤?又饥寒履霜，反复感切，真可以泣鬼神矣!”陈沆说得更直捷：“此即《至潮州谢表》所谓‘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瞻望宸极，神魂飞去。伏望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者也。”[12](卷11引)显然，韩愈在此表现的是一种因被抛弃而悲怨苦闷、悲怨苦闷中又夹杂着乞求哀怜的复杂感情，这种感情，心理学称之为分离焦虑，亦即当人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旧事物、旧环境而接触到陌生的新事物、新环境时，当这新事物、新环境对自己构成大的威胁、而自己又没有能力来对付时，便必然会为此焦虑不堪，希望逃避眼前现实而回到固有的生活中去。这种分离焦虑说到底，是由对惩罚的恐惧造成的，所以，心理学家指出：“孩子与其说是因为爱不如说是因为恐惧才终日围着母亲裙边转的。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然而却千真万确。他害怕由于自己企图获得独立而招致母亲的报复。”[13](第84页)由此看来，韩愈在《履霜操》、《潮州刺史谢上表》等作品中以父母喻君主并乞求哀怜的言论，一方面固然表现了他性格中的脆弱性和依附性，但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出于人性本能的对被抛弃的恐惧，对报复的恐惧?
综上所言，韩愈的恐惧内涵有二：一是对外在环境的恐惧，这导致了他的苦闷心理和死亡意识；一是对君主的恐惧，这导致了他的被弃之感和依附情怀。
三
韩愈被贬潮州以后，除萌生了上述死亡意识和被弃之感外，其心性志节也还发生了一些颇堪议论的变化。
一方面，韩至贬所后，作《潮州刺史谢上表》，一再自我贬抑，大颂皇恩，并建议宪宗应“东巡泰山”以封禅庆功，借以赢得君主的欢心；最后自述心境说：“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联系到他在《履霜操》中所说“母生众儿，有母怜之；独无母怜，儿宁不悲”，《拘幽操》中所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等话语，可以明显看出，韩愈不仅哀怨乞怜，骨气大不如前，而且他在《原道》和《论佛骨表》等文中一再称述的先王之道乃至他试图以道统压君统的理想也销声匿迹了。换言之，在严酷的君主专制的压力下，他不得不为自身的安全而打起“天王圣明”的降旗，甘受人格的凌辱，从而表现出浓郁的唯上意识和依附意识。难怪后来以气节道义自许并身体力行之的宋人要批评韩愈“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欧阳文忠公文集·与尹师鲁第一书》)。
另一方面，韩愈虽有上述表现，但也应看到，他身遭重贬，与死为邻，却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反佛主张，始终不曾向宪宗皇帝就论佛骨一事认错。在韩愈这里，既有因现实遭际而产生的对君主的依附性恐惧(或可谓之因恐惧而深化了的依附意识)，亦有缘于其性格和儒家道义的木讷刚直。这样两种态度同时存在于韩愈的谢表之中，所不同的是，前者明白显露，后者隐晦朦胧，二者混合在一起，借其“夸述圣德，披诉艰辛”的凄惨辛酸之语表述出来，令皇帝一读之下即为之戚然动容。据《旧唐书·韩愈传》载：“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宪宗在韩愈并未改变其反佛主张的情况下便原谅了他，而原谅他的主要原因，即在于韩愈已一改其谏佛骨时的梗直粗豪，而出之以“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的恳求乞怜态度。从本质上说，这样一种表面屈从而内里却无改变的态度并不能说明韩愈守道不坚。我们在指出其惟上意识、依附意识和“真有凄惨可怜之状”的同时，也应看到，韩愈此种心性上的外在变化，乃是中国文人随着大一统专制政治日益严酷而必然导致的自我保存本能的强化，其中不乏合理性因素。
当然，在谪居期间，韩愈曾与僧人大颠交往颇密，自潮州移袁州时，又留衣服与大颠以为纪念。这一事件，往往被后人用来指责韩愈立志不坚，有悖初衷。这在很大程度上怕是冤枉了韩愈。
因为第一，韩愈反对的乃是作为“夷狄之法”的佛教和事佛求福的行为，而没有将一般僧人列入其中；在《原道》中，韩愈确曾说过“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话，若按这一主张衡量，则韩愈着实是不应与僧徒来往的，除非他怀着“人其人”的目的去教化对方；但我们也应看到，韩愈《原道》中的这些话实乃有激而成的过头话，是认不得真的，而他与大颠的交往基本属于一般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还难以构成韩愈悖离初衷的罪名。
第二，韩愈与大颠交往的动机，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海上穷处，无与话言，侧承道高，思获披接”(《与大颠师书》其二)，“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与孟尚书书》)为了驱除孤寂苦闷，作一暂时解脱，而与附近高僧交接往还，似乎算不得什么大的过错；虽然韩的情形与一般人不同，但他也是具有七情六欲之人，也需要面对沉重忧患做出自己的选择，进行自我拯救的努力，只要承认这一点，就没有必要苛求他必须遵守昔日过激的言论。
那么，韩愈对大颠的“外形骸以理自胜”表示欣赏，是否说明他对佛学义理有所服膺了呢?似乎有那么一点。所以朱熹批评韩愈“日诵圣贤之言，探索高远如此，而临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见其玩之未深矣”(《朱文公文集·答余国秀》)；钱钟书亦谓：“余尝推朱子之意，若以为壮岁识见未定，迹亲僧道，乃人事之常，不足深责；至于暮年处困，乃心服大颠之‘能外形骸’，方见韩公于吾儒之道，只是门面，实无所得。非谓退之即以释氏之学，归心立命也，故仅曰：‘晚来没顿身己处。’盖深叹其见贼即打，而见客即接，无取于佛，而亦未尝得于儒；尺地寸宅，乏真主宰。”[14](第68页)这话说的是深刻的；但换一角度看，韩愈之推赏大颠的“外形骸”，未必即是信奉佛理，亦未必即是背离儒道，在某种意义上，韩愈怕只是顺手将佛理拿来以救济眼下之困穷而已，在他心理底层滚动的，仍应是坚持多年的传统儒家血脉。佛于他的影响是浮薄的、暂时的，而儒于他的渗透则是深厚的、永久的，其“真主宰”还是儒家的入世、用世之念。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对“有人传愈近少信奉释氏”一事矢口否认，他在叙述了与大颠的交往动机、指出“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之后，抗言宣称：“圣贤事业，具在方册，可效可师；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积善积恶，殃庆自各以其类至，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这段话说得直捷明确，斩钉截铁；联系到韩被贬后始终不曾就论佛骨事向皇帝认错的表现，及其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所说“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壮语，我们认为：韩愈这段表白是可以成立并应该相信的，他虽有一些因饥不择食而导致的瑕疵，但大体上还是信道笃而自知明的，还属于坚持固有信念的执著型士人。
四
韩愈贬潮后所产生的生命忧恐、被弃感受及心性变化都是真实的、深刻的，它展现了中世纪文人在专制政治压力下的恐畏心理和自我拯救的努力；尽管其中有庸俗怯懦的一面，但也有持守信念执著自我的一面。随着谪居时间的延长，最初之恐惧感逐渐减轻，刚大浩然之性格又复呈露，韩愈的心态进一步改变，由内聚而外扩，由消极而积极，并由此导致其兴利除弊和文化建设的具体行动。
韩愈谪居潮州的时间，自其抵达至离开共约8个月左右。在这短短的8个月中，韩愈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为潮民除鳄鱼之害，一是出己俸设置乡校。关于除鳄鱼事，据《旧唐书·韩愈传》：“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咒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这段文字的后半颇富神话色彩，显然并非实录，据韩愈《鳄鱼文》所谓“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诸语推测，韩愈的逐鳄鱼，最后当是付诸行动了的。惟其如此，才能出现上引本传所谓“自是潮人无鳄患”的结果。关于设乡校事，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说得明白：“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今此州户万有余，岂无庶几者邪?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赵德秀才，沈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不仅为之择师，而且自捐俸禄，务期借此乡校重振潮州之教育，兴儒家德礼恺悌之风。
这两件事就其发生在中唐时代的潮州而言，自有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前者意在解救潮民之疾苦，后者意在提高潮民之素质，二者聚于一途，展示了韩愈作为父母官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儒者情怀。这种情怀及韩愈之于潮州的文化贡献，论者已夥，此处不赘；惟欲就此二事与韩愈谪潮期间心态变化的关联稍做探究。
首先，韩愈似有借此二事发泄抑郁自广心境的意图。前面说过，韩愈谪居潮州后的主要心态是忧恐和苦闷，这种忧恐苦闷心态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改变，必将对当事者的精神形成大的压抑摧残；因此，任何一个有毅力有信念不肯向困境低头的人都不允许自己长久沉溺其中不做改变；而要改变此种心态，就必须改变主体因过于关注自我而形成的视线内聚，亦即必须将此内聚的视线借对外物的关注扩展开来，进而达到心绪的转变。鳄害和州学久废是潮州久已存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两件事情，韩愈若不“询吏民疾苦”，潮民自不会主动诉说；所以，与其说是此二事吸引了韩愈的注意，不如说是韩愈为改变心境而主动调查、发现了此二事；在处理此二事的过程中，韩愈初至贬所即著文逐鳄的举动特别值得注意：未曾逐鳄而先行著文，本即含有表现和宣泄的欲望；在文中张大声势，与鳄鱼辩，抬高刺史，贬低鳄鱼，将鳄鱼作为观念中的敌人，反复诅咒之、呵斥之，将一怀盘绕诘曲而又汹涌鼓荡的意绪尽情抒发。在某种意义上，这岂不正是韩愈遭贬以来内在抑郁的借机发泄?岂不正是他那受贬抑人格的别一形式的张扬?
其次，除鳄兴学二事既蕴含着韩愈欲建立政绩以回朝廷视听的目的，也是韩愈多年持奉之儒家理想在现实中的自觉施为和践履。就唐代贬官的一般情况言，大抵是“大官谪为州县，薄不治务”的，而“先生临之，若以资迁”[6](卷687《韩愈神道碑》)。韩愈弟子皇甫湜的这句话告诉我们，韩愈谪潮后确有通过建树政绩以获取皇帝眷顾而早日离开此地的意图。然而，韩愈之勤于“治务”的更主要原因却植根于他所高扬的儒家义理和淑世情怀，植根于他“将以有为”(《原道》)、“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的实践精神。韩愈不只是理论上的儒学倡扬者，他更是现实中的儒学实践者。他的潮州之贬，本即因其所持奉之儒家理想在现实施为中与社会政治的碰撞所致；而被贬之后，虽因时、地等外在环境及主体身分的改变，其施为目标和施为方式发生了相应改变，但就其勇于施为一点而言，却是没有改变的。这是一种经多年浸润已融入主体心性的义理和信念，是一种无须外力特别促动即可适时救弊的自觉行为。换言之，韩愈在潮州贬所对百姓疾苦、文化落后的闻见，本能地导致他必须作出应有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又正是他所持奉之儒家理想、文化观念在特殊环境中的自觉践履。相比之下，其他“谪为州县”的大官之所以“薄不治务”，根本原因即在于缺少韩愈这种信道笃而自知明并勇于践履的精神，尽管他们大多也曾希望借建树政绩以升迁。
韩愈谪潮期间的心态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他不仅始终没有断绝过孤寂、恐畏和苦闷，而且还因其依附意识而导致人格上的自我摧抑。但与此同时，他也不乏自我拯救的努力，不乏儒家理想在现实中的自觉践履，而这种践履说到底，乃是人在困境中对道德人格自我完善的一种追求，是人在沉沦中求取心境拓展精神提升的一种手段。如果将韩愈心态大致分为上述两个方面，那么，前者主要缘于个体生命遭受巨大打击和痛苦磨难的直接感受，情感走向是由外而内的聚敛；后者则大抵缘于道德理性的张扬和淑世情怀的发越，情感走向是由内而外的扩展；前者的基调凡庸卑琐，后者的基调阔大高昂。这两者都是真实的，它们相互渗透、纠结，随着时间的延伸和主体处境的变化而消长起伏，很难给出一个机械的价值评判。如果将韩愈与后来的宋儒相比，可以看出其间最大的不同点即在于：同样是面对人生困境，不少宋儒的态度是忧民、忧君、忧天下而独“不以己悲”(《岳阳楼记》)；韩愈则是既忧己复忧民而且有时忧己甚于忧民。韩愈不可能纯以道德理性胜而达到宋儒的境界，这是他的差距；但他一无遮掩地将自我情感流露出来，在忧己、忧民的过程中展示着凡人的感性的心灵世界。就此而言，韩愈贬潮后的心态和品格是否来得更真切些?
①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自述：“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驰上道，经涉岭海，水陆万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这里的“今月”，洪兴祖定为三月，郑珍详辨其误，定为四月。可参看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卷十一引郑珍《书韩集与大颠三书后》、张清华《韩学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下册《韩愈年谱汇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