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摹个体人生的画卷——论山谷诗的题材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画卷论文,取向论文,山谷论文,题材论文,个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作为一代诗坛领袖，黄庭坚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标示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范。本文仅就其题材取向所显示的特点展开论述。
在诗歌取材上，山谷诗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个体人生的倾向。诗人的大量笔墨倾注于身边的凡人琐事、伦常生活以及个体的心灵世界。特别是以自我为代表的士大夫生活——充满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致生活，以知音相赏和惺惺相惜为基础建立的深厚友谊，洋溢着对天伦之乐热切想往的归隐之思，以及兄弟之情、人格修养、理想抱负等等——构成了山谷诗的题材主体。这一关注焦点既不同于唐诗，亦有别于黄氏之前宋诗诸家。其形成是社会环境、时代思潮、诗人的身世经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每个成就卓著的诗人都拥有一个独具特色的艺术世界，黄庭坚所建构的诗歌殿堂正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而诗人独到的审美价值取向则是这座辉煌殿堂的根本基石。以此为立足点，黄庭坚转益多师，趋避取舍，陶冶融铸，隽旨独标而自成一家。既有自诗、骚而至唐诗一脉相承的诗歌发展之传统蕴积，又有宋初以来形成的“宋调”的共同特征，更有由其个性气质、生活经历共同酿就的主体气韵的贯注。因此，审美价值取向便成为开启山谷诗这座艺术殿堂的钥匙，成为领略其风情的关键。本文即将以此为视角，考察山谷诗在题材取向，以期加深对山谷诗的认识和理解。
浏览黄庭坚一千九百余篇诗作，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诗人对于个体人生的浓厚兴趣和热情关注。大量笔墨被倾注于个体（以自我为主体）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而细腻地抒写着个体的精神世界与心灵的感受和追求，展示了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的“人”的生活状态——物质的和精神的。
从山谷诗中，首先看到的是对以自我为中心而辐射展开的日常生活不厌其详的精深描写。名园胜迹之浏览，亭台楼馆之聚饮，长亭短亭之惜别，一物一 什之乞赠，以及谈禅论道、闲居野处、诗画切磋等等生活场景、生活细节都被录摄到诗人笔下。尤其是士大夫标榜风雅的琴、棋、书、画、诗、酒、茶更是倍受青睐。听琴、下棋、题墨、读书、作画、品画、题画，酬唱和答、饮酒品茶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黄庭坚的诗材，如《听宋宗儒摘阮歌》、《听崇德君鼓琴》，写听者的种种微妙感受，及弹者的精湛技艺；象《观叔祖少卿奕棋》、《奕棋呈任公渐》刻画下棋人专心致志的情态，总结下棋之道，进而感悟人生如棋、胜负无常；又如《夜观蜀志》、《东观读未见书》、《读书呈几复》，抒写读书心得、读书之苦乐滋味；《次韵子瞻题憩寂图》、《次韵黄斌老所画横竹》，赞美画家“淡墨写出画无声”的高超造诣，展示其“酒浇胸次不能平、吐出苍竹岁峥嵘”的磊落襟怀；而众多以《赠××茶》、《谢××赠茶》为题的作品，更于氤氲飘渺的茶香水汽中滴滴流露出士大夫的闲情雅趣。
在这些无巨无细、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描写中，蕴含的是诗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理想追求、人格修养、品操气节，亲情友谊，对生活的热爱与执著，对人生的参悟与投入，汇成一条深迥婉转的长河，从诗人笔下源源流出。对琴、棋、书、画、诗、酒、茶、花的留恋反映着对雅致的人生的孜孜追求；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一饮一食的欣赏品味，体现出的是独特的审美视角与浓厚的文化修养。象《次韵曾子开舍人游籍田载荷花归》、《次韵文潜同游王舍人园》、《同刘景文游郭氏西园留宿》等等，都于游乐中注入文化活动，从而将单纯的物质享受转化为精神的交流和陶冶。
与此一脉相通，黄庭坚倾注大量笔墨抒写着人格美与超拨精神的虔诚赞歌。“今年贫到骨，豪气似元龙”（《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之二）的浩然之气；“小立迈幽香，心与晚色静”（《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二首》之一）的宁静淡泊；“心猿方睡起，一笑六窗静”（《又和二首》之一）的通脱潇洒；“白云曲肱卧，青山满床书”（《寄南阳谢外舅》）的清操自守，以及安贫乐道、君子固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都得到前所罕见的张扬。无论是酬唱赠答，无论是送往迎来，诗人超尘拨俗的精神气度随处可见。他鄙弃名利，厌恶官场之污浊，想往散发扁舟，归隐林泉，“酒船渔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稿”（《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登快阁》）、“想乘沧浪船，濯发晞翠岭”（《次韵张询斋中晚春》）、“我梦江湖去，钓船剌芦花（《次韵张仲谋过酺池寺斋》）的吟唱为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出世之歌又添新声；他超脱于世俗羁绊之外，宠辱不惊，得失不乱，即便在极其困窘的环境中，也依然保持着爽朗的生活态度，“问君底事向前去，要试平生铁石心”（《戏答刘文学》）是其兀傲人格的真实写照，而“膜外宠辱境，胸中吉祥宅”（《送李德素归舒城》）则表现了对无忧无惧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他倡导道德完善、自我修养，在《平阴张澄居士隐处三诗》、《颐轩六首》、《次韵孙子实题少章寄寂斋》、《次韵答黄与迪》、《题胡逸老致虚庵》等等诗篇中，反复谱写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旋律。这些，构成了黄庭坚相对独立的、自足的精神世界，充分显示了诗人对以“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为底蕴，融和清静无为而形成的独立人格的执著追求。
讴歌友谊和亲情是黄庭坚诗歌创作的又一重内容。大量送往迎来、酬唱赠答之作不仅勾勒出诗人广泛的交游，更写出他浓厚的朋友之情。其中，由共同的精神追求而引发的知音相赏，以及由共同的或相似的生活际遇而唤起的惺惺相惜，成为山谷诗中友谊之歌的主旋律。如《次韵答张文潜惠寄》、《奉同子瞻韵寄定国》、《次韵答几复所寄》、《夜发分宁寄杜漳叟》、《病起荆江亭即事》等一系列作品，无论是伤离悼死，还是相思怀想；无论是欢会一堂，还是天各一方，同道相勉与真挚的情谊都洋溢于字里行间。与此相同，对家园的眷恋，对亲人、骨肉的拳拳之心，亦伴随着诗人的笔墨，贯穿于其全部创作过程。《思亲汝州作》、《赣上食莲有感》、《答德甫弟》、《喜闻知命自青原归》等等描绘了诗人绵绵不绝的亲情之恋。“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送王郎》）的依依不舍；“莲实大如指，分甘念母慈”（《赣上食莲有感》）的细腻情怀；“五更归梦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思亲汝州作》）的深切思念，细致而深刻地勾勒出诗人浓重的伦理情感。特别是其一组寄赠兄长黄大临的诗篇——《夏日梦伯兄寄江南》、《和答元明黔南赠别》、《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罢姑熟寄元明用觞字韵》——更将兄弟至亲、患难与共的深情厚意刻画得淋漓尽致。
由以上，可以看出山谷诗之取材——无论是日常生活的描写，还是主体精神的高扬，无论是理想襟抱的展现，还是友情亲情的流露——都紧紧依附于创作主体的自我世界。诗人以自我生活为主体，以心灵体验为依托，建构了一个相对独立于大千世界的诗歌殿堂。这显然同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题材、主题取向不同。唐以及其前代的诗歌，面向的是由社会、人生、自然所共同组成的完整世界。社会之风云变幻、人生之苦辣酸甜、自然之千姿百态都是诗人笔下的素材。纷繁复杂的世界以其无比的丰富性吸引着文人墨客的目光，炫惑着他们的心灵，也激发了他人无穷的想象力。反映社会现实，挖掘人生底蕴，讴歌自然风情，驰聘于天上地下的游仙仿道，以及缠绵缱绻的气短情长，喜怒哀乐的内心独白，彼此交织错杂，内在世界与外部世界汇聚在一起，形成诗歌对生活全方位观照和审美。而黄庭坚则不同。他更关注人和社会这一范畴尤其是“人”被格外地突出出来，社会的存在更多是做为背景，说明着“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动向的原因。自然，做为独立的客体，也受到相对冷淡。在黄庭坚的诗中极少纯粹的写景之作，我们看到的是经过极大人工处理之后，已经转化为人文物象的自然：园林、盆景、绘画等等诗人贯注于其中的，是浓厚的文化意蕴，而非纯粹的自然审美。它们更多的是做为诗人精神境界的象征、主体世界外化的产物而出现。即使存在一些客观景物描写，也不复如唐诗中那样富于开阔的视野或迥远的意境，或以整个大自然为依托而显示出一种比较原始的力和美，而是局限一己生活之空间，变得细腻、纤巧、精致。在李白笔下，雪花是“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飞落轩辕台”（《北风行》）；在岑参笔下，它又变成“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李白的雪舞动于天地之间，由于燕山与轩辕台的衬托而显示出苍郁、雄浑、浩茫的气韵；岑参的雪则在“千”、“万”的勾勒下，平添一股广阔无际的气势。而黄庭坚所写的雪花却是“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咏雪呈广平公》），充满了士大夫清雅纤细的情调，是闲适心境下敏感的捕捉，是其优雅的生活的小小点缀，消失了与自然相融通的神韵。
对伦常日用的执著，对此岸世界中自我的关注，不仅淡化了大自然的影像，也使黄庭坚的思维和精神内敛，追求一已身心之平静和稳定，不复做唐人天马行空式的遨游；不复以敞开的心怀接纳宇宙天地，或放纵自我，投身于广袤无垠的客观世界，达到物我无间的交融；亦不复有对彼岸世界的想象和猜测，传统所一贯认为的代表着摒弃一切束缚、拥有绝对自由的归隐，在黄庭坚笔下也变成以家园为归宿，以天伦之乐为目的，而不是啸傲林泉或放浪江湖，尽管其中仍然保持着洁身自好的意向。
可以说，黄庭坚对个体（自我）在现世世界中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达到了古典诗歌领域前所未有的境地。不唯唐人不可企及，即使宋代，无论是于此有荜路蓝缕之功的欧阳修、梅尧臣，还是将其发扬光大的王安石、苏东坡，也难与之相匹敌。虽然黄庭坚的描写仅局限于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涵盖面比较窄。但是，它接近生活具体，再加上作者对这一个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发展流变，做出一份独特的贡献。
一些研究者认为，黄庭坚着力于个体人生的创作，倾向是缺乏社会现实感，缺乏思想性，内容空虚，是形式主义。对此，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山谷诗中并非没有直面人生、干预现实、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象《送范德儒知庆州》、《上大笼》、《戏和答禽语》、《送顾子敦赴河东三首》、《蚁蝶图》、《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二首》等等一系列诗篇，涉及当时社会的各类重大问题：西北边患、积贫积弱、变法党争等等，其中不乏忧时伤世之情，亦有报效社稷之心。同时，黄庭坚曾反复表述过“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戏呈孔义父》）的创作主张。尽管他所说的“经世”更多是针对自我修养而言，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干预政治，但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的倾向则是不可否认的。其次，张扬自我，并不等于内容空虚。诚如吴调公所说：“思想性的内涵很丰富，对古人来说，可以表现为对人民的态度和政治的关心，但也可以表现为品格的纯良、意趣的高洁、待人的真诚、作风的淳朴，以至气质的敦厚等”（《黄庭坚诗论再评价》）。这些，同样可以使读者得到精神上的陶冶和审美愉悦。当然，不可否认，山谷诗直接触及现实的作品相对较少，虽然现实仍以其强大的力量辐射着不可抗拒的影响，但在山谷诗中，它是蕴育草木生长的大地，而不是特立独出的山峰。
突出自我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受、生存状态以及社会对个体的精神、心灵的冲击和影响，而不再着重以史家笔法客观再现社会、历史的风云变态，将笔触由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由面向客体，寻求主客交融而转向挖掘主体，这体现了黄庭坚在诗歌取材上审美重心的转向，这一结果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
首先是现实的客观导引。
以“兴观群怨”为核心内涵的儒家“美剌”创作目的论，曾经激发一代又一代封建社会有良知的、富于责任心、使命感的正直文人将笔触伸向现实的阴暗面，以及人间不平、民生疾苦。从赵壹的《剌世嫉邪赋》到左思的《咏史》；从杜甫的诗史到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绵延不绝。宋初的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禀承杜、白遗风，高扬韩愈“物不得其平则鸣”的主张，对现实社会、统治弊端颇多口诛笔伐，其犀利甚至于针锋相对。然而传统的发扬必须依仗环境的辅助滋养，批判的大胆必须有政风的自由与宽容为前提。北宋中后期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或轻或重的政治迫害，文字狱的兴起，都使文人悚然而起怵惕、诫惧之心。敛锋藏势代替了激扬文字，回避敏感问题，甚至回避对现实的黑暗和弊端做客观描述，成为普遍的创作心态。这种情况在黄庭坚生活的时代尤其变本加厉。目睹“乌台诗案”所引起的株连迫害，苏轼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又亲身经历了《承天院塔记》引发的文字狱，使黄庭坚充分体会到“祸从文出”的危险，中年以后，时时自诫要慎于笔墨。黄庭坚一生没有直接参与政治纷争，但因身属苏门，始终受到党争的株连，一贬黔南，再贬宜州，终于客死他乡。这番坎轲也使他对政治产生了怵惕之心。越到后来，越是回避在诗文中正面议论国事或展现现实疮。所以山谷诗集中富于现实批判色彩的作品很少。而且，即便是这些诗作，亦多出以婉转之笔：或者从官吏失职的角度抒写，不触及本质所在；或者纯以议论概括，缺乏艺术感染力，揭露深度也远不及前代同类作品。
另一方面，复杂的社会环境使个体生存变得复杂起来，人们必须切实地考虑、选择自己的行为、处世原则。在盛唐，这一点并不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问题。开放的时代，充满自信时代以十足的宽容含纳各种异端。思想、行为相当自由，可以以各种形式展示自我，张扬个性，甚至狂放不羁如李白者，也能够“天子呼来不上船，自云臣是酒中仙”而不受禁罚。人们因而可以将注意力投向广阔的外部世界，以充沛的热情、活力寻求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诗歌内容相应也是外向的，百花齐放的。宋代开国之初，在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时代需要激励下，士大夫以气节相勉励，以振兴社稷为已任。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慷慨陈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一代士大夫的共同心声。自我生存价值与国家需要融为一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双向发展图式呈现融和统一的趋势。时代潮流及传统文化的交互作用，淡化了行为方式选择的主体自觉度。庆历新政的失败使士大夫开始意识到自觉调整自我行为方式、处世原则（包括认知方式），以适应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种意识在熙宁变法后进一步强化。王安石、苏东坡是其实践的典型代表。而修身养性，自得其乐，韬光养晦，参悟人生，从以儒家为主，积极入世转而圆融三家以求得身心两方面生存状态的相对平衡，这些行为和认知方式也正是经由他们而成为宋代知识分子普遍的选择模式。如果说在苏、王那里，由对外的热情转向对内的关注还经历了渐变的过程，到了黄庭坚这里，则从其步入社会人生大舞台的一开始，便将注意力投注于自我世界。这一时期，政治上的险恶环境已经形成。无论是传统儒家倡导的积极入世，还是张扬个性、发展自我都变得相当困难。做为一个正直的、富于责任感的封建士大夫，黄庭坚一方面厌恶污浊现实，一方面又不得不仕宦以养亲。怎样使自己安于现状又不同流合污，成为山谷人生旅途的一大问题，并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具有了人生价值选择层面上的意义。这显然不同于盛唐、宋初人以事功之建立为焦点的人生关注。关注重心的偏移直接影响到诗歌创作的取材倾向。对社会的热情被对自我的关心所取代；锋芒毕露转化为收视反听。它们所导致的连锁反应即由对自我精神世界的关注扩大而至于注意自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某些琐屑的细节，从生活现象中挖掘诗意，形成“相对效应”——淡化甲强化乙，抑此而兴彼。
原因之二在于创作主体个人的因素。
黄庭坚二十一岁步入仕途，历任官职皆低下卑微。虽然胸怀锦绣，却始终未曾闻达于庙堂。长期的沉沦下僚、壮志难酬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其参与的热情，尽管黄庭坚没有因仕宦经历而牢骚满腹，但潜在的不满则不可避免。“官小责轻聊自慰，犹胜擐甲去征西”（《雪中连日行役戏简同僚》）的反语自嘲；“古来志士愿不辱，少在朝庭多在山”（《睡起二首》）的沉痛感慨，都是这种不满的逸响流声。再加上现实的险恶，“百战百胜不如一忍，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赠张叔和》）的思想自然会日趋强烈。在这一点上，黄庭坚与苏轼的表现不同。苏轼虽百般受挫，却始终不改其刚烈直言的作风。这缘于其他特殊的人生经历。苏轼少年登科，一举成名，轰动京师。他历受仁宗、真宗、神宗三朝及高太后的知遇之恩，其经时济世、献身政治的决心和信心一再得到外力的强化。他以“忘躯犯颜之士”自居；以“使某不言，谁当言者”自负；以“危言危行，独立不回”自勉。所以尽管有黄州之贬，惠州之迁，却仍有《荔枝叹》之类的作品问世。其高昂的参与意识始终不衰，其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及忧患意识之强可与宋初诸公相比肩，而为北宋后期所罕见。至于黄庭坚，既不曾有直接干预国家政治的机缘。其仕官很大程度上是为养亲而不得已为之，其内心向往的乃是归守田园，与家人同享天伦之乐。这一切，促成黄庭坚的社会责任感更多地表现为尽职尽责、恪守本分，而不是挺身而出，对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发出抗议的呼声或积极主动地参与、策划政治改革。基于此，黄庭坚回避在诗歌创作中正面冲击现实、而但求“无可简择眼界平，不藏秋豪心地直”（同上）的自守清操，也就不足为奇了。
原因之三在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促动。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各体兼备，不仅形式已臻完美，表现领域亦鲜有缺遗。要自树一帜，首先需要在选材上别出新意。于是唐人多言者我少言之，唐人少言者我极言之，成为宋诗开辟新境域的重要手段。抒写日用伦常中个体人的生活状态、生存状态、思想感受、心灵体验是唐诗中涉及较少的领域。黄庭坚，作为一个以“文章最忌随人后，随人作计终后人”（《赠谢敞王博喻》）自诫，以“听他虎口下著，我不为牛后人”（《赠高子勉四首》）自勉的诗人，充分体认了这一契机，在前人涉笔较少的领域大施翰墨，建堂构室，形成了独特的取材趋向。当然，在黄庭坚之前已有诸多诗人——如梅尧臣、欧阳修等人——在这方面做出尝试。但黄庭坚比他们拓展得更广，挖掘得更深，几乎是完全沉浸于对自我世界的探求之中，甚至于对中国古典诗歌一向重视的人与自然这一领域中的种种主题，表示出相当的冷淡。
原因之四在于社会思潮的影响。
宋代禀承唐朝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势，并继续推动这一趋势向前运动，形成以儒学为主体，以释、道为辅翼的新型思想体系——理学。理学倡导格物致知、收视反听、反求诸已等等，引导人们将目光从广袤无垠的客观世界转向到自身，转向到日常生活。通过平凡普通的生活琐事领悟“道”的精神。所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随着理学的发展深入，这些理论日渐化为一种思维方式渗透于文人的思想。另一方面，自宋初以来一直被提倡的“文以载道”的观念，亦已深入于文人的创作意识。而欧阳修对“文以载道”之“道”的阐释：道即百事，又正与理学家之论暗相契合。两相呼应，无形中已为诗歌创作之取材规范了疆域。黄庭坚笃信“文章者，道之器也”（《次韵杨明叔四首》序），并且同理学家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宋元学案》中将黄庭坚之传归于《范吕诸儒学案》，并列黄为与理学思想相接近的李常的门人；同时，黄庭坚还是程门交好，是学同“洛学”的范祖禹的学生；黄的诸多主张看法亦颇近理学。这些都促成了他于日常生活中刻抉永恒之道，于细微平凡中搜索诗意，以养心全性发扬人格光辉的创作倾向。
以上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黄庭坚成为宋诗中表现自我、展示日用伦常生活的最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使他成为中国古典诗歌表现领域中富于独特面目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