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合约与学生消费者：学习的市场化与高等教育公共产品性质的侵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生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合约论文,化与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14)01-0036-17
20世纪80年代，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英国重建了福利社会，这在过去20年间给高校带来了巨大影响。[1]在重建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准市场和其他形式的竞争形成，外界利益相关者的问责不断加强，这些都改变着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生被重新定义为消费者。“学生作为消费者”(student as consumer)这一话语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那时各种竞争机制导致学费上涨，同时由于资助政策的调整，学生取代了高校从政府得到经费支持。[2]在英国，当政府试图将高等教育费用从国家(以纳税人的形式)转嫁给学生(以买家和受益者的身份)时，高等教育市场化与学生群体消费者化便同时出现了。
直到不久以前，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公立高等教育系统都是由政府拨款调控的，保护其免受市场的直接压力。的确，在很多方面，高校的文化传统与市场的准则和文化相互对立。[3]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和美国政府都力图将高等教育定位为集体性经济社会公共产品，以此证明它值得公众为之付款。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政府财政拨款是公共产品的重要定义。[4]费希尔(S.Fisher)认为：“国家试图通过公共财政将全体公民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化。”[5]因此，当政府在某些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压力下撤回了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支持，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产品这一概念也就受到了挑战。如今，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倡导将高等教育看作一项私人产品，个体从中受益，也应该为之支付成本。[6]
随着市场化和消费主义的兴起，政府要求高校发布更多的数据和绩效指标。政府顾问认为，这些信息在引导学生进行选择的同时，可以改善市场机制的运作。[7]2006年，在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带领下，美国未来教育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中学后教育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美国高等教育在一个“消费者驱动”的环境中运行，越来越多地关注结果和产出，并将其作为推动教育领域问责的动力。英国的政府文件《以学生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Students a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将大幅提高学生学费的局面合法化，并反复倡导更高程度的信息透明化，以帮助即将升学的学生作出决策。[8]公开数据以重要信息列表(Key Information Sets)的形式发布，公众可以通过相关机构的网站直接获得17个标题下的表格数据，用以比较英国高校所提供的本科生课程的质量。
在不同国家，由于历史原因、高等教育体制的差异、宏观—中层管理模式的不同等原因，旨在构建起市场的政策实施起来千差万别。尽管如此，各国之间存在着一个普遍共识：全球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基于这样的共识，针对高等教育领域消费主义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一些研究者关注学生做决定的过程以及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9]在最近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加关注教学关系与学习成果这两方面情况，将它们置于英国背景中进行探讨，其研究成果已由尼克松(E.Nixon)等人编纂成集。[10]然而，几乎没有研究者关注消费主义对高等教育形式、内容、成果以及对教师职业行为的影响。在消费主义的影响方面，很少有研究者讨论高等教育的公共产品地位是如何被消费主义所侵蚀的，也很少有人关注高等教育的道德意义、社会目的和教育价值是如何随之改变的。
本文旨在探讨消费主义如何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及其为高等教育性质、目的和价值观所带来的转变。因为英国是欧洲首个引入准市场机制和学生付费政策的国家，本文将其作为关注的重点。与政策调整和消费主义话语引进相关的，是市场竞争、公共部门现代化以及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向大众阶段转变过程中保障质量的需求。鉴于大洋彼岸的高等教育政策也在影响着英国，笔者同样关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大部分欧洲大陆国家的教育市场化速度慢于英国，但也渐渐呈现雏形。[11]有趣的是，在中国等一些历史上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最近也出现了局部市场化的趋势。[12]因此，笔者以英国为背景来分析消费者机制的发展和结果，很多同样面临高等教育市场化转型的国家可能也会对此感兴趣。
本文将首先分析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学生消费者化的政策，分析其背后蕴含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运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概念框架来分析高校的组织特征和实践动力。接下来，我们选取一些教育研究视角，批判性地分析消费主义在高等教育中的运作模式和内涵，并重点关注它对学生学习过程以及教师学术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包括为了改善市场运作而发布的院校数据，这些数据为即将升学的学生描绘了高等教育图景，同时也调整着在校生的预期。这些信息不是中立的，它们构建起学生体验的独特观念，这种观念影响着学生的身份，也强化着学生作为消费者的形象。随着市场化的加剧，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也在不断变化，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产品或私人产品的平衡被打破重建了。在学术和政策两个层面，对于消费主义的关注赋予了高校外在驱动的实用主义目标，也强化了当下将教育作为私有投资的论调。
一、高等教育向市场转化
高等教育中学生消费者的兴起是全球趋势，这偏离了20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与国家、社会之间基于社会契约论而形成的话语机制、融资方法和政府管理模式。英国政府在1963年发布的《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中声明高等教育是公共产品，值得公众对其进行资金支持。这份报告发布的背景是战后政治妥协、经济繁荣和福利国家的建立，这些都提升了公共资金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13]由于政府竭力确保所有公民的社会经济福利，当时的国家在公众心目中是一个“仁慈的独裁者”。[14]作为相对自治的机构，大部分高校直到彼时都远离国家干涉，可以比较自由地确定学术重点、录取标准以及整体目标。在宣传推销公共产品这一愿景的驱动下，国家对高校的经费支持不断增多，与之相伴的是高校要接受更多的政府管理。
近几年，国家逐渐脱离了凯恩斯主义框架，开始实施基于市场机制和新管理主义的资金管理框架。[15]政府与高校之间支持学术独立的契约被破坏，一系列假设也一起推动了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这些假设包括：公立高等教育系统过于庞大复杂，因此政府资助起来相对困难；校内校际的市场竞争可以使院校变得更加高效；源自私有企业控制、检测、比较、评判专业活动的管理原则将会使高等教育更好地运作。与此同时，政府并没有减弱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而是越来越多地与市场结合起来对其进行调控。在政府为准市场的形成提供条件的同时，市场机制也被政府所利用，从而实现特定的目标。[16]
这种局面的出现使学术界和政界①都对高等教育究竟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这一问题产生了新的兴趣。[17]如今，政府不断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其背后隐含的信念是，高等教育的公共利益主要是在高校外部得以实现的，或者更宽泛地讲，其价值体现在宏观经济社会利益中。在这种背景下，高校通常被寄予厚望。政府希望高校生产并传播有潜在经济效益的知识，协助提升本国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政府把在高等教育市场引进市场机制与新的高技能人才政策相联系，认为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科技知识形式的人力资本将能贡献出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引导经济成功。此外，政府始终强调高校应该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升学权利，以保障机会平等，引导弱势群体提升自我并为知识经济做出贡献。
二、消费者机制与身份
为了增强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选择权和控制权，高等教育领域引入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调节杠杆，包括建立机制以保障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灵活性，提供由绩效指标、重要信息列表、高校排行榜、学生满意度调查、学生合约等构成的反映教学质量的信息，以及建立机构化的申诉机制。这些政策实施背后的假设是，学生会充分利用这些机制来要求高质量服务，并对高校施加压力，使学校开设的课程更能适应就业的需求。这些措施成功地把即将升学的学生转化为消费者——“好学生”将会在市场中浏览比较，以确保自己能接受到最物有所值的教育。[18]这和克拉克(J.Clark)等人认为英国政府在塑造新自由主义公民，即“公民消费者”(citizen-consumers)的论断不谋而合。[19]一个与之相关的假设是，消费主义将会对教师的学术行为带来积极影响。低质量教学将被市场淘汰，消费者拥有的选择权将促进高校间的竞争，从而带来更能响应市场需求的高质量教学。从这一层面看，消费主义不仅仅运用新规定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运作，它也可以被看做一个改革装置，将学术关系推向更加个体化的方向，以符合市场框架的需求。显然，这样的政策旨在从根本上改变高等教育产生的条件。为了理解消费主义机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下一部分将运用布迪厄理论，将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历史形成制度场(institutional site)来分析。这种制度场具有自身的价值观和内在文化，也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和文化，高等教育与消费主义机制之间形成了互动。
三、相对自治的高等教育领域
布迪厄关于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我们理解高校内部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高等教育被定义为拥有高度自主权的场域(field)，形成了自己的组织文化，包括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压力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场域内的活动围绕着特定“资本”的获得和发展运转，这种“资本”是某种特殊的赋予了价值的资源。[20]在高等教育领域，这种“资本”被称为“学术资本”(academic capital)和“科学资本”(scientific capital)。“资本”首先包括知识或文化资产，而非经济资产。布迪厄对“科学资本”与“学术资本”做了区分：“科学资本”与特定学术领域内的知识名望相关，“学术资本”则指向控制大学自身再生产工具的权力。依据自身所拥有学术资本和科学资本的类型和数量，个人和机构在不同阶层中占据不同的地位。
惯习(habitus)的概念解释了场域中的社会活动是如何发生的。它被定义为一个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通过把过去的经验整合起来，成为感知和行动的母体。惯习使人们倾向于在特定的情况下，以特定的方式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这些行动和反应并非事先规划好的，也不是有意识地在遵循某种规则。根据这些定义，惯习所展现的“倾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战略生成”的。布迪厄解释了学术惯习是如何指导学术行为围绕信仰及争取科学资本和学术资本而运作的。这些行为的基础是对于基本经济原则的质疑乃至颠覆。[21]换言之，学术行为在历史上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影响，它包含了以对抗学术权威并以掌握院校管理权为导向的根深蒂固的规则、价值观和职业规范。[22]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各国情况不同，但学术惯习是普遍存在的。[23]
四、消费主义与对高等教育相对自治权的侵蚀
构建起高等教育中社会实践的历史形成框架后，我们将转向讨论消费者机制带来的影响。显然，当前的环境条件和政府政策都模糊了高等教育与外部社会之间的界限，尤其是政府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直接问责的压力已经损害了高校教师的自主权。尽管科学资本仍旧备受尊重，与政治、经济领域更密切相关的资本正在不断挑战科学资本的主导地位。此外，经济力量和准市场竞争对于高校的影响比前几十年更加直接和猛烈。财政政策的变化也要求教育机构能够盈利，这使得高等教育进一步向商品化开放，从而导致教育成了一种为“交换”而非其内在“使用”价值而存在的产品。
高等教育市场化以及学生被重新定义为消费者，这些都有可能通过改变高等教育中奖惩行为的性质而影响到高校。判断教育成功与否不再主要衡量学术资本或科学资本的积累多少，而是依靠收入、学生消费者数量、商业利益参与程度和财政盈余的情况进行判断，这也给高校带来了压力。这种科学资本的“贬值”可能会挑战学术界的固有逻辑，并影响到形塑学术实践的价值观。在市场化进程加剧的同时，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试图重新把高等教育定义(至少在口头上)为公共产品以及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产品。然而，与此同时，政府也将高等教育的产品性质、内在价值属性同经济价值紧密联系起来。英国工党政府在2009年的政策文件《更高目标》(Higher Ambitions)中宣称：“知识的产生和管理过程自身就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产品。高校中的科研和学习有着除了经济考量之外的内在价值。教育能为国家产生经济价值，但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种可能的措施，而将这种产生价值的潜力最大化。”[24]这样的声明极具代表性，其他声明也迅速从强调知识生产的内在重要性转换到强调高等教育的经济潜力。同时，《更高目标》也引发了一个讨论，它开诚布公地阐述了作为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无论背景如何，都享有公平地获得福利的机会。这不仅仅是关乎社会正义和社会流动的关键问题，也是为了满足高技能经济的需要。”[25]两年后政府换届，一份后续的高等教育政策文件将社会流动定义为“能够使来自低收入背景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赚取更多收入，并为来自非专业背景的群体提供进入专业领域的途径”。[26]在政府看来，社会流动性意味着增加收入的潜力和更高程度的工作保障。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社会流动与国家经济繁荣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关于社会流动的讨论则将责任转移到了个体的就业前景和经济状况上。每一位个体，作为前面章节所提到的“公民消费者”，都成为决定自己身份和进行谋生的主体。个体代替了社会和经济阶层，成为个人生活中社会再生产的单位。[27]因此，高等教育的公共利益概念被更加个体化的方法论所重新定义，或者如马金森(S.Marginson)所言，成为私人利益的算数总和。[28]这和贝克(U.Beck)的说法相一致，即“个体化是一种概念，它描述了社会制度、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社会转型”。[29]对于社会正义和个体社会流动性的重视，使得高校逐渐远离了非排他性的知识产出。学生不再被看作国家公共知识资本的潜在贡献者，而是被当作追求经济回报的私人投资者，这种回报的体现形式就是更强的就业技能。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政府政策所涉及的重点领域——学生的选择和权力、教学关系和学习产出。
五、学生的选择和权力
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出发点是希望学生能够对自己的教育过程产生影响，从而提高学业水平。显然，比起之前的学生，当代英国大学生在课程和学校的选择中有更多的机会。同时，随着高校数量的快速增长、课程模块化的实现、教学级别和课程学分的统一，学生在校内和校际间的流动也得以实现。[30]旨在推动跨境高等教育、在不同国家间搭建共同高等教育框架的“博洛尼亚进程”出台，也为学生提供了在欧洲进行跨国留学的更多机会。[31]
人们普遍认为，更便利的信息有助于学生成为赋权消费者。大学在一些法定机构的要求下发布相关学术信息，通过提供“学生合约(student charter)、学生反馈和毕业生出路”等信息[32]，使学生可以在上大学之前就明确他们将要接受怎样的教育。在美国，大学被要求向公众特别是即将升学的学生提供信息，这些信息的范围在过去十年大幅扩展了。例如，在德克萨斯州，公立大学和学院必须“在网上公布教学大纲，包括详细的课堂作业、教职员工履历、学生评价和部门预算”。[33]
在英国，高校的信息以重要信息列表和学生合约的形式在公共领域发布。重要信息列表主要包括“毕业生就业前景”和“就业收入情况”[34]，并包含接触时间、评估方法和合格率等可以量化的信息。根据假设，信息透明化将推动高等教育界的内部竞争并促使其效率提高，因为潜在学生将能根据这些信息做出更加明确的选择。在市场建立过程中，布朗(R.Browne)认为“学生的选择将推动质量提升”，同时，“学校传授的技能与雇主所需技能”之间的差距也将缩小。[35]然而，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客观衡量教学质量和智力挑战是非常困难的。此外，这种量化信息的提供将教育进一步商品化，使之成为一种有形的服务。这些信息展现出教育与就业的直接联系，这也愈发鼓励未来的学生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行学习。[36]英国似乎跟随了美国强调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做法，高校被“道德能见度”所约束。[37]当信息没有做到完全透明时，最好的情况是，大家只是认为这所学校可能有事情要隐瞒；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将导致弱势学生在选择院校时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绩效指标由国内外高校排行榜作为补充，这些排行榜测评着高校的众多方面。最近一项重要的发展是，学生开始按照“顾客满意度”来评价课程。美国采用的是全国学生参与情况调查系统(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英国使用由应届毕业生评估课程的全国学生调查体系(National Student Survey)。调查结果将公之于众，为有意向的申请人做选择时提供信息。此外，通过完善和制度化投诉补救机制[38]，包括委任监察员调解高校与学生之前尚未调和的矛盾，消费者的权益也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决策过程中使用高校排行榜。有着很高学术成就和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年轻申请者以及很多国际学生群体，尤其是这样。但是，对于职业取向的成年申请者和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申请者来说，情况则不尽如此。[39]类似学生满意度调查的机制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择校信息，后续的信息公开化也赋予了学生权力，以便控制沟通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从而改变了“学生消费者”了解每所大学的方式。这样，高校就必须与学生互动，而学生也能向学校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其采取平时不一定会采取的行动。有迹象表明，在英国一些新的机构正在兴起，它们正是为了应对全国学生调查的结果而产生的。
然而也有人认为，虽然政府对于学生行为的假设中强调消费者可以做出有根据的选择，但是学生不一定有渠道获得这些信息[40]，尤其是当市场化在整个教育领域兴起、导致模仿策略的产生和多种信息来源并行时[41]。也有迹象表明，由于常常使用含糊其辞或高度专业化的语言，学生也无法真正获得关于课程的信息。[42]尽管制度化的投诉体系很受欢迎，很多院校还缺乏转学或退课机制。当学生对课程不满意时，他们往往不能轻易地在校内校外调换课程。学生也不能轻易地获得退款，这对于国家资助的高等教育和获得政府贷款的学生来说尤其困难，因为他们毕业后就需要偿还贷款。
一个更复杂的因素是，学生特别是精英大学中出身较好的学生，深知他们学位的象征意义(相对于实际价值而言)。他们明白高等教育是作为一种地位产品(positional good，另译位置产品)运作的[43]，一些学位将给学生带来比他人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终身享用的机会。将高等教育学位看作私人性的地位产品，使得教学质量变得不如地位指标重要。[44]实证研究表明，学生更感兴趣的是院校声誉而非教学质量。当学生选择高校时，他们十分关注学位和院校的声誉，因而往往将录取分数线作为衡量院校质量的标准。因此，学生倾向于在学生满意度调查中给自己的学位和院校以很高的评分，因为他们知道调查结果将影响到自己学位排名的高低。所以，高度个体化和地位化的学生消费者框架可能导致精英大学统治地位的再度出现，而非整个系统教学质量的提高。
六、参与度扩大与社会公平
高等教育作为公共事业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促进社会公正。[45]这包括让弱势群体学生有进入高等教育的途径，以及在英国这个高度分层和不平等的社会中支持社会流动。研究数据表明，即使是在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引进学费制度之前，弱势群体学生的比例并没有在“二战”后显著增加。这可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社会分层的影响发生在学生步入高等教育领域之前[46]，以及家境贫寒的学生不去申请进入高校，因为他们感到自身被高校文化所排斥[47]。然而，当前面临的危险是，不断增长的学费、对负债的担忧、由于财政紧缩政策而削减的高等教育经费都有可能阻碍甚至破坏社会公正的发展。[48]此外，大量研究表明，引入准市场机制和消费者选择权把出身寒门的学生和某些少数群体学生置于不利地位，因为比起他们的中产阶级同辈，他们不太可能成功地与选择机制进行交涉。[49]准市场机制给高校带来了竞争的压力，高校因而需要依靠学生入学标准、进步率、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等产出来衡量其生产力。这些压力不利于扩大学生参与度，因为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会拉低学校的平均成绩，并影响学校在排行榜上的名次。此外，精英研究型大学认为培养这些学生将会消耗很多时间，因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更多的额外支持。这样，它们就损失了科研时间，对高校的科研表现造成了威胁(Naidoo，2000)。[50]为了确保收取最高学费的大学真正扩大学生参与度，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很少有措施采取反向激励的方法，抵制与科研表现挂钩的影响力很大的奖惩制度。这些将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失调效应——研究密集型大学一般不参与扩招；教学密集型大学招收了更多的学生，却没有得到奖励，反而因此受到了惩罚。
七、教学关系的商品化
最近的一份政府文件明确了英国学生在高校中作为消费者的地位。文件要求高校制定学生合约，明文规定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相互期望”。[51]合约规定了学生期望接受教育的水准以及他们为之应尽的义务。学生向收取费用的高校提出要求，因此，合约可以被看作学生行使“消费者权力”的体现。但是，强制规定高校必须应用合约的是中央政府。所以，政府成为中立的裁判者，通过赋予学生权力保持对高校的控制。维护学生消费者的权益必须以高校章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的事实表明高等教育已被等同于个体与院校之间的私人合同交易。英国高校章程是针对教育界的重大投资变化做出的应对，正如《学生合约课题组终期报告》(The Student Charter Group Final Report)所阐述的：“合约有可能改变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52]有假设指出，通过正式列出共同的权利和义务，高校与学生间的关系会向对学生有益的方向发展。
合约不仅提供信息，还建立起一种愈加合同化的关系——为了获得期望的服务水平，学生也要按照合约预期表现，比如按时上课、按期提交作业等。这表明高等教育是一种平等交换关系，学生可以期望通过特定行为获得预想的回报。学习过程被简化为诸如出席讲座或按期完成作业的行为。来自美国的研究表明，认同消费者身份的学生会把自己置于学术界之外，将自己视为被动的消费者，放弃自己对学习的责任。[53]与这种心态一脉相承的是，认为教育是一种可以估值购买之商品的心理以及一种抵制扩展知识视野的心态。尼克松等人针对60名高职二、三年级的学生进行的现象学研究表明，学生会运用选择机制的概念，选择他们认为最轻松的路线，从而使学习经历变得狭隘，也使得预先打包好的短视课程备受需要。[54]在这样的环境中造就的学生性格对高层次技能的发展非常不利，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自主的终身学习的意向和态度也会造成负面影响，虽然合约看起来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消费信息，其结果可能导致“消费者神圣化”。[55]一旦认为年轻的成年学生可以被院校“授权”而不是自主地控制教育经历，赋权概念将被降低到一个服务合约的层面。[56]合约将一个本该依赖于自由意志的知识产权合作关系契约化，通过提前告知学生在高校中可以预期得到什么，合约和其他消费者机制也面临着危险，那就是完全消除了学生在大学经历中的社会、情感和智力风险。然而，对学生的智力和个人成长或者说对于真正的学习来说，一定的风险往往是十分必要的。
学术人员也受到了这些机制的影响。对于生产者掌控(producer capture)这种行为的批评、针对学者动机和道德的质疑以及使高等教育更高效的愿望，使历届英国政府都遵循“准市场”规则，并强化了外部问责的形式。这在英国反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公共部门改革，这些改革的目标是带来文化的深刻变革，从而转变专业人员思考和行为的方式。[57]从这个意义上，合约可以看作是对教师缺乏信任的表现——由于不信任学生与学者之间可以就彼此关系进行沟通，因而需要合约来保护双方的权益。高校校长不得不与学生领袖进行协商，探讨学校可以承诺提供给学生的服务标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做的一个显著后果就是消除了学者以个体身份与学生协商的关系。合约假设利益属于学生大众，而这些普通学生是反对“无耻学术人员的既得利益”的。[58]合约的使用建立起了一种普遍观点，即教师与学生利益相互对立，因而需要外部的监管。假定存在着这一利益冲突的结果，就是“无情地侵蚀了学术事业的基石——师生之间的互信”。[59]因此，合约可以被看作一种低信任高风险文化的表征。
帕克(M.Parker)和贾里(D.Jary)认为，日益官僚化的组织形式以及制定的合约都使得学术人员的态度和行为更加功利化。[60]迫于学生申诉和抱怨的威胁以及为了符合广泛的外部监控的需要，学术人员被鼓励选择“安全教学”。这种教学方法陷入了一种特定的传输模式，即教师将预先规定的内容传递给学生，并以传统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评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关于高质量重构型教学的研究表明，承担风险和师生间的信任关系至关重要，尤其是因为教学不可能保证完全成功。[61]基于消费主义的被动学习关系中蕴含着一个假设，那就是特定的工作和一定的费用就可以换取相应的资格，因而风险承担与这种关系并不相容。
包括学生满意度调查和高校排行榜在内的绩效指标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图景的一部分，为学生提供着信息。绩效指标可以看作一种强大的市场货币，既带来了积极影响，又产生了负面作用。例如，学生满意度调查可以从学生的视角观察并评价学习过程。有迹象表明，大学高层管理者对于学生满意度调查的结果非常重视，他们会更加关注诸如信息和通信技术、图书馆资源、社会设施等方面的情况。[62]也有迹象显示，教师会迫于压力调整教学活动，以满足学生的要求。
然而，绩效指标的实施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在英国，全国学生调查显示，学生等待作业反馈的时间过长，高校在这一方面还有待改进。不断有迹象表明，为了应对这种压力，高校采取了许多方法，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取代之前可以帮助学生进行发展性学习的反馈机制。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学校会采用电脑多项选择题的形式进行测试，而这种测试形式往往不能帮助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
此外，绩效指标和排行榜还产生了一定的弊病。高校投入大量宝贵资源去试图提升排名，而不是为了实现使命，这可能会扭曲学术的真正目的。举例来说，亚德利(J.Yardley)注意到，对于排行榜的重视使得大学高层管理者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学校在榜单中的名次，而不是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出发为其增加价值。[63]此外，排行榜还带来了更加直接的影响。由于排名至关重要，高校迫于压力会“调整”数据，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会伪造数据。斯戴克罗(S.Stecklow)就断言，由于高校可以自主掌控排行榜的构成要素，因而它们面临着为获得高分而调整行为的诱惑。[64]而约翰斯(J.Johnes)和泰勒(J.Taylor)也指出，大学迫于压力可能会让更多高年级的学生勉强及格。[65]
在课程方面，消费者选择机制强化了课程的选择多样性和模块化，增强了不同院系、学科和院校之间的流动。这样的课程改革越来越围绕着市场和吸引学生的需要展开。积极的一面是，高校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需求，并能开设出专为满足学生需求而设计的课程。然而，消费者带来的压力也导致课程逐渐变成了“即时生产”过程，更加重视应对快速变化的需求和消费者的期望，而不是更加关注教学质量。由此带来的一种危害是，高校可能会选择更加有利可图的、更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和学科进行投资，而牺牲那些不太受学生欢迎、难以教学或过于资源密集型的课程。仅仅依赖于学生的需求来促使高校调整政策，可能不会为学生和社会带来长远利益。[66]普瑟(B.Pusser)和多恩(D.J.Doane)曾指出，满足学生的一切需求可能不是最明智的国家政策。他们认为，教授在大学中应该扮演调解者的角色，调和学生需求并设计出课程，尽可能达到最好的教学成果。在向课程进行投资时，过分关注短期的就业率和经济利益而非通识教育目标的做法，也为高等教育埋下了隐患。[67]在英国，一些对于传承公共文化至关重要的学科，诸如历史、音乐、哲学已经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表示担忧。莱克(R.Reich)这位曾影响了克林顿和布莱尔政府的重要顾问最近公开告诫英国政府，不要效法美国对高等教育进行过度的市场化。他指出，美国高校正处于丧失其公共使命的危险中，它们与企业联系过于密切，专注于那些容易产生经济效益的研究和课程，而对那些长远来看有益于发展创新的研究和学科，往往不进行投资和支持。[68]这样的做法可能导致战略领域的项目匮乏和毕业生短缺，从而影响文化和社会的广泛发展，实际上也会影响到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
此外，单纯根据市场需要而开发和组织的模块化教学，可能造成学科连贯性和引入机制的丧失。穆勒(J.Muller)以南非后种族隔离的背景探讨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模块化结构排除了连贯性和引入机制，而依赖学生去做出连贯的选择，这会将学生置于十分不利的地位。[69]此外，项目吸引学生的方法是直接与工作环境的特定需求联系，这样的发展方式也是存在风险的。知识社会学家认为，当学生参与的课程仅限于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时，他们就被排除在“强大知识”(powerful knowledge)之外。[70]这种“强大知识”既是理论性的，又是经验性的，掌握它的人可以更高瞻远瞩。[71]他们雄辩地指出，这样的教育观将会导致限制学生认知的教学方法，因为学生不允许从其他角度去理解，无法拥有“超越现在想象未来的能力”。[72]
直到最近，高等教育仍然主要由政府投资支持，以回避市场的直接压力。对高校组织文化和行为模式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消费者机制是如何在教育领域内得到调解的。本文审视了政策制定者的一些假设，为英国高等教育中的消费主义研究做出了贡献。英国高等教育陷入了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波动关系中。显而易见的是，当前教师、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不能再以历史上纽曼主教的精英教育模式为基础进行管理。然而，不加反思地应用消费者机制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导致了消极的行动模式——夸大了对市场竞争的反应，将学生与教师、高校与其他高校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尽管在当前，学生可能感到被消费者机制赋予了更多权力；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可能反而无法获得“强大知识”，因而成为被动的功利化学习者，不愿扩展他们的知识视野。这些结果同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背道而驰。除此之外，为了满足大规模学生需求、增加收入和解决短期经济压力而进行的课程设置可能会破坏高等教育的社会文化维度。“学科市场化”带来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式微以及狭隘的对于经济竞争的关注，将会使许多领域复杂、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丧失，而这些知识和技能正是维持民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尽管消费主义可以同科学资本中研究成果带来的霸权相抗衡，潜在的危险是它也将反过来破坏那些关乎高质量教学的因素。好的方面是，高校已经开发了教学监控、学生课程评价和投诉的机制。这些都有助于保护学生免受滥用公权可能造成的伤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证明了遵循消费主义框架重建学术文化的过程在无意中阻碍了教学创新，威胁了学术准则。更让人担忧的是，消费主义可能会侵蚀教育内在的“无法衡量”的情感属性。这些情感属性包含在以往的教学惯习中，包括教师对教学的承诺、对学科的热忱以及对不同学生因材施教的灵活处理方法。
本文对理解消费主义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社会公平是高等教育为公共利益做贡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关于教育的社会再生产作用的理论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批判性视角，以分析基于理性选择机制的政策，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高等教育将为弱势群体学生带来更多机会。我们分析了不同人群是如何选择和消费高等教育的，并解释了由此带来的非预期影响。我们的分析还揭示了政策的局限性——一些政策未能认识到社会历史与社会阶层、种族和多元文化传统的关系。此外，将高等教育的多重目标简化为经济利益的做法挑战了高等教育的社会、道德和文化作用，也忽略了高等教育“为抵制权力而呼唤真理”的角色。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高等教育重要的公共产品功能。
①参见英国政府文件《更高目标：知识经济中大学的未来》(Higher Ambition:The Future of Universities in Knowledge Economy)和《以学生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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