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论后社会主义的俄国与东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俄国论文,热津斯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现年66岁的布热津斯基是波兰裔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政治学专业，1973年出任卡特的外交政策顾问，嗣后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现参加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理事会工作。该中心不属于政府机构。最近他赴布拉格参加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讨会。俄国《今日报》1994年8月19日发表了托德雷斯和马扎洛娃采访他的文章，现摘译如下，仅供研究和参考。
——随着共产主义体系的崩溃，世界上原来的实力平衡体系也解体了。在前东方集团各国进行后共产主义转换的过程中，是否要建立新的世界安全体系？
——当然需要，由于某些国家正在变成欧洲的一部分，因此产生了扩大欧洲安全体系的必要性。这两个过程是相互联系的，但不是自动地联在一起。两个过程的标准不同，可由不同的组织保证它们的进展。加入欧洲联盟可能意味着同时加入作为军事联盟的西欧联盟，但并不意味着自动加入北约。
——您认为哪些国家在转换过程中取得的成就最大？
——在这个问题上难以提出绝对领先的国家，捷克很好地解决了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但波兰经济增长的指数高得多，国内总产值中私有经济成分所占的百分比大得多；匈牙利迄今为止外国投资数量最高……总的说来，捷克、波兰、匈牙利、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都是有目共睹的成功的例子，那里的转换是不可逆转的。但我依然认为这些国家不一定同时一起参加欧洲联盟和北约。他们可以同时加入，但也可以不加入。
——但是您一直强调波兰在它那个地区中的特殊作用。
——我已经提到了它的经济成就。而且它还是（前东欧）最大的国家，这意味着对西方来说是战略上最重要的国家。
——按照您的观点，欧洲的界线究竟在什么地方？就实力、文化、经济方面而言。
——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标准。倘若就文明而言，这一界线由某种共同的哲学和宗教传统、文化背景等决定。倘若就经济而言，当然是欧洲联盟。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欧洲主要的定义。倘若就政治而言，这是国家的民主体制。倘若就安全而言，这非常可能是北约和西欧联盟。
——在谈到欧洲文明的界线时，您没有提到地理的界定点。
您有没有很好地研究过地图？
——不过您通常从不把俄国列入欧洲国家……
——我又要请教您了：地图上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在欧洲吗？
——那么根据这块大陆的历史和政治来看，莫斯科是在欧洲的首都吗？
——从地理上看当然是的。
——如果美国军队从德国撤出以后，欧洲会不会感到自身是安全的？
——不会感到安全。不过依我看，他们不可能完全撤走。据我所知，欧洲没有一个政府希望美军从德国撤走，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再说美国人民也宁可让自己的军队留在那里。
——在那些现已摆脱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里德国的影响始终是很大的。
——这在目前也感觉得到。有一点很重要：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与欧洲一体化的工作做得很好，在与北约的一体化上也是如此。它的武装力量完全在北约的控制下。因此，现在德国的影响问题与当年十分强大的这个国家的危险的、民族主义的时代不能相提并论。这些变化是欧洲一体化的结果。德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黑暗的过去。
——您认为就俄国而言，它在多大的程度上摆脱了过去呢？
——在德国，极端主义分子和纳粹分子各自得不到20%的选票，而鲁茨科依和日里诺夫斯基在俄国则情况完全不同。俄国的集权主义才结束了三到四年。
——鲁茨科依和日里诺夫斯基不能决定俄国的国家政策。为什么您继续写文章，大谈其由此产生的帝国危险呢？
——我重复一遍：俄国的极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势力很大，并得到不少公民的支持。假如把鲁茨科依和日里诺夫斯基的选民加在一起，总数就是民族主义、帝国极端主义这一基础的30-40%。而且还不应忘记保存下来的对共产党的有力支持，与德国支持纳粹的力量相比是大巫见小巫。俄国的政治条件就是如此。我同情俄国的民主派。因为他们面临的任务异常艰巨，他们将要走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
——您对按中国方式转换的经验抱何态度？
——我不久前到过中国，这个国家与俄国的差别有如神话一般。中国发展的速度、城市的繁荣、商业积极性的提高、商品的丰富、生活水平的蒸蒸日上（至少是部分居民），这些与俄国的总形势作比较，反差是惊人的。现在中国对俄国的远东、西伯利亚很感兴趣，想扩大同这些地区的联系。这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件好事，但可能会使俄国人非常不安，特别是因为成功和失败的对比十分明显。我想虽然在今后五年里中国会碰到困难，但它能继续顺利地发展。
——还有一条后共产主义发展的道路——乌克兰。您在乌克兰总统选举前夕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应该支持新当选的政府首脑，并说明他着手改革。然而无论取胜的是库奇马还是稍稍落后于他的克拉夫丘克，到目前为止都不特别倾向于实际的经济改革。
——如果他们不开始改革，我们就不给他们资金。同样的话我们去年对俄国也讲过。7国集团同意美国的想法，假如俄国继续改革就给钱。改革继续进行，支持改革的钱就会源源而来。我们对乌克兰采取同样的做法。要么他们着手改革，否则我们不帮助他们。道理很简单。
——倘若他们也不开始改革，你们也不帮助他们，那么乌克兰不就得冒无法作为独立国家生存下去的危险吗？
对此我不是这样有把握。尽管乌克兰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别很大，但与俄国结成政治联盟的思潮暂时市场还很小。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合作确实有意义：他们的经济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但是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乌克兰的绝大多数居民，包括操俄语的居民都选择建立独立的国家。有时大家谈到乌克兰对政治漠不关心，有失望情绪时，说法很多，可是您没有看到去参加议会和总统选举有多少人吗！眼下剩下一个问题，他们是否着手改革。
但是围绕乌克兰主权问题在乌克兰居民中没有出现两极分化的意见。库奇马也主张享有主权的乌克兰，但在经济上与俄国结盟。在这方面没有反常现象：以美国加拿大为例。我们绝对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和独立，但事实上我们两国是一个经济空间。
——有关在后苏联的空间里确保安全的问题您能谈谈自己的想法吗？
——我的观点是，在原苏联的“热点”执行调解争端的力量应该处于联合国的控制下。那里应该有俄国部队，但不完全是俄国部队。清一色的俄国军队的存在会引起非俄罗斯人的恐慌：他们是调解争端的部队还是在这些地区里恢复俄国的政治控制？譬如说，在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力量最好能够包括俄罗斯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否则莫斯科同杜尚别的共产党政府之间的现行条约会使人想起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再譬如说阿布哈兹：请您问问谢瓦尔德纳泽，他对冲突的原因有何想法。他会告诉您俄国军队策划了冲突，并利用它，以便事后再说：我们来调解，不过请您在土耳其和格鲁吉亚的边境上给我们三个最大的军事基地。
——依您之见，东欧也有理由害怕俄国吗？
——我不是说俄国的危险现在还存在。不过将来可能会出现问题。如果俄国的民主遭到失败，如果鲁茨科依（或者更糟糕的是日里诺夫斯基）当上总统，那么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居民自然有理由为自己的独立担忧。因此，他们有理由争取成为扩大的欧洲安全体系，即北约的一部分。不过，假使10年之后俄国成为民主国家，那么对他们来说威胁不复存在，那时他们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俄国来说也就不构成威胁了。
——但是在提及俄国自己与这些组织的合作前景时，您不止一次地写道：试图把俄国列入与欧洲和北约的伙伴项目的想法和做法是不成熟的，为时尚早……
——首先我不是说不要与俄国合作。我是说成熟的伙伴关系现在完全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伙伴是指准备与自己的盟国一起有效而负责地行动的因素。而当今之俄国不是伙伴，是客。
——那么以捷克来说吧，它是伙伴吗？
——捷克是小伙伴。所谓伙伴应该是平等的。可是我们看到俄国的国务活动家们四处奔走，一只手拍胸脯：“我们是大国，你们应该把我们当作大国那样尊重我们”，同时伸出另一只手：“请给钱吧”。这不是伙伴关系。我以为，同他们打交道不必像哄小孩儿那样：拍拍他们的背：“你们是大国，你们同美国平起平坐。”
政治上的成熟始于正视现实。俄国是失败的强国。经过七十年的共产主义它输掉了这一场大规模的角逐。“这不是俄国，是苏联”，这种说法是逃避现实。这是称之为苏联的俄国。它向美国挑战。它失败了。现时它有机会通过深刻的、负责的、充分的改造变成成熟的、民主的欧洲国家。我希望它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为此不要暗中抱有重温超级大国的幻想。要打消喜欢这样的思维方式的兴趣。打消这种兴趣的最佳良方是做老实人。
——请注意：刚才的问题是有关伙伴关系的，而您却发表了一通关于超级大国的议论。您是否感到，不断提出俄国的永久的，不可改变的帝国本质，加上经常指出它的“失败的强国”的地位，是把鲁茨科依和日里诺夫斯基同时请进里姆林宫的最好的办法吗？
如果俄国准备成为一个严肃的国家，我没有这种感觉。如果你们想成为这样的国家，就要这样行事。不要再提出非份之想。认真对待自己的问题。觊觎超级大国的角色是幻想。俄国目前是贫穷的、简陋的国家。除了几个大城市以外，俄国与印度一样！
——显然，中国更加文明……
——中国要文明得多！中国发达得多。中国发展更快。中国在美国的大学生有8万，而俄国在那里的学生2000都不到……
——这未必是文明的基本指标吧。
——难道仅仅表现在这一个方面！请您去上海看看。把那里的生活与俄国大城市的生活作一个比较。您哪怕到哈尔滨去看看，把它同符拉迪沃斯托克或哈巴罗夫斯克比一比。差距难以想像。现阶段在俄国许多人都不理解，他们必须花20年时间来建设现代化的、负责的国家，不丢掉超级大国的幻想和地位，就不可能解决现实问题。俄国男性公民的平均寿命是59岁。您知道吗？这是非洲的标准！看看俄国医院的状况吧！看看那里是怎么待人的！要谈的不是什么超级大国，而是创造一个体面的、现代化的社会。
——让我们回到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这个话题吧。欧洲日益感到美国正在“忘却”欧洲，它的兴趣转移到亚洲去了。
——我理解这种担心。确实美国同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比同大西洋的活跃。欧洲应该现实地看这个问题。在经济方面我们更多地卷入太平洋事务，但在地缘战略上更多地卷入欧洲事务。这是因为北约的缘故。但问题在于即使美国自身也有一些严重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但为此付出了自己的代价。我们城市的状态令人生畏，社会的基础设施需要更新，犯罪问题十分严重。我们正在创造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若干时间后可能会导致出现一个精神空虚的社会。这一切都是严重的问题。即使当今世界仅剩你们一个超级大国的话，我们也不应低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的无效：在南斯拉夫，在卢旺达……
——这不光是这些组织的软弱。这是美国领先地位的软弱。
——是指在这些地区吗？
——不，是就总体而言。
——是泛指世界的领先地位吗？
——是的。美国对外政策是软弱无力的。我把这一情况归结为“冷战”胜利的影响：美国人经历40年的斗争之后不想再参与外交事务，行政当局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问题上。结果美国无论是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卢旺达的政策都是有限的、消极的。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从道德的观点来看消极得令人感到耻辱。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您在自己的新作《超越控制》里花了很多篇幅探讨政策的道德一面。您能按您的观点说一说基本的道德标准吗？
——这取决于形势。倘使您卷入了战斗，您没有特别的时间为某一种道德标准去担心。但是由于世界的总体政策往往同美国的国内问题有联系，因此我们应该问：道德责任心的实质何在？
——您能用美中关系为例解释这个观点吗？
——可以。中国的人权状况令人担忧。而且这个题目在我们的关系中是个老大难问题，不过有一点疑问：如何最有效地影响这一问题？现在我们得出结论，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无助于确保人权。有时必须思考一下：在此之前行之有效的手段现在是不是还有效。政治家必须经常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有必要，就改变政策。
——关于这种说法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对于政治家来说人权不过是工具。倘若这个工具不再需要了，就把它搁置一边。
——不少人都指出这一观点。在美国的政策中人权问题当然也作过工具。但人权不仅仅是工具。我们曾经对与我们非常友好的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也经常提出这个问题。例如，在冻结同阿根廷的关系时，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原因，我们这样做纯粹是出于人权。人权是使美国最为不安的问题之一，美国人就是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国家的。政治家应该考虑，除了人权还有什么是重要的？以中国为例，还有战略上的合作。假如我们希望中国人帮助我们解决北朝鲜核弹问题，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出人权问题？我们是不是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总的利益？
——面对下一个世纪之初您的愿望是什么？
——我希望欧洲成为现实，即扩而大之，把中欧和东欧包括进去。希望欧洲和俄国有更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关系。
我希望俄国成为民主国家。俄国历史上的帝国周期（如过去在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土耳其的历史上）行将结束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能看到这一前景。如果民主派在俄国取得成绩，如果日里诺夫斯基和鲁茨科依都不当政，如果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作为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得以生存下去，那么足以证明俄国是抛弃了帝国的外壳的。做到这一点不仅对国际社会而且对俄国人民都是有益的。
我希望中国能顺利地度过自己的可能出现的政治困难，在今后10年里与远东的某种高效的稳定体系一体化。这样的体系现阶段还没有，但它必须建立起来。
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其中每一任务都可能完不成。至于美国，我希望我们能克服现在碰到的某些社会文化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也是十分严重的。
*原标题为：《布热津斯基答记者问》。
梁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