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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我们终于加入世贸组织。世界各国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内媒体也是一片溢美之词。在被兴奋和喜悦气氛所感染的同时，我想我们还应保持一份冷静，以理性与沉稳的心态，研究对策，迎接挑战。
一、国民待遇要一碗水端平
在国民待遇方面，我们过去有些不如人意。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我们不得不引进外资。而在国际市场上，资本就象一位“贵客”，各国政府都感情相邀，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而我们要请外资进来，可说是全无优势，不仅基础设施差，而且体制又僵化。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若不提供优惠的政策，人家很难光顾。因此，政府只好给外资开“小灶”，吃“偏饭”。如所得税，两年免收，三年减半；利润再投资，返还部分税款。在人才市场上，可以任意挑选精兵强将；拥有进出口自主权等等。正是这些措施，弥补了国内投资环境的先天不足，对外资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再加上中国迷人的市场前景，所以，这些年是宾朋满座，十分热闹。据世界经合组织2001年10月的一份报告统计，截至1999年底，中国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306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
应该说，在引资方面，政府凭借灵活的政策，确实打了一场漂亮仗。不过任何政策，正如良药医病，尽管有特效，假如吃多了，难免也要产生副作用。我们过去出台的某些优惠政策，在当时也许是功不可没，可时间一长，负面影响也就显露出来。例如，给外企的“超国民待遇”，使外企的经营成本低，利润多，价格调整的空间大。而国内企业，上有老，下有小，还要这头送，那头交，商品价格定低了，不能养家糊口，定高了，市场又不认帐。所以，国内企业很难和外企竞争，日子是越过越艰难。大家盯着洋人碗中的佳肴，口里谗，心里不服气。于是一些企业为了抬高身价，想方设法与外资攀亲结贵。这些年，市场上冒出不少，“假洋企业”，无非是想借“洋人”的光，揩国家的油。外国人给挂个名，就能“无本起利”，这等于天上掉馅饼的美事，外资也是求之不得。结果，好处落在了人家手里，而国家却损失惨重。与此同时，对外资的“低国民待遇”，又让人家说三道四。按照国民待遇原则，你给外资什么好处，是你的事，没有人出面干预。但对外企提出外汇平衡、贸易平衡、国产化比例等，就会被认为是坏了“规矩”，立即会遭到谴责。你对洋人，哪怕是千般好，万般好，就一样不好，他也会毫无情面地把你告上去。WTO的官员，绝不会念及你的“好处”，就对你网开一面。一旦打起官司来，除了认栽，恐怕别无选择。
要说待遇不平等，怨言最多的恐怕要数民间资本。有人作过调查，发现民间资本可以进入的行业，目前只有60%，外资是80%，国有资本则不受任何限制。尽管数据可能不太准确，但至少说明了一种现象：我们还是看重“出身”，爱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同样是投资，姓“外”，能享受税费减免，还有政府亲自保驾；姓“公”，有财政和银行的扶持，落败了，可以找“娘家”接济；可我们的民间资本，却两头不沾光，成了“三等公民”。但不管怎样说，民间资本还是从体制的夹缝中顽强地发展起来了，并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市场经济不看重“成分”，奉行的是公平竞争。对外资，我们需要提供国民待遇，其实对内资也理当如此。
二、关税减让重点是结构安排
在传统的观念里，关税就象一道高高的门槛，可以拒“洋”货于国门之外。可如今中国已入世，到2006年，平均关税将降至10%。那时，门槛低了，“洋”货涌进来，国内企业能否抵挡得住？人们对此自然忧心忡忡。
其实，害怕“洋”货冲击，绝非国人心理脆弱；寻求关税保护，亦非今天才有。早在17世纪，重商主义者就使出了这一招。不过，当时人们害怕的，不是丢掉饭碗，而是黄金流失。征收高关税，为的是少买多卖，敛聚黄金。18世纪末，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关税保护的主张。与重商主义不同，汉密尔顿讲关税保护，目的是要扶持国内的“幼稚产业”。当时，美国的工业，还没有长大成人，无法与英、法等重量级的选手相抗衡。为了给这些“幼稚产业”一个生存的空间，汉密尔顿建议美国实行保护关税。汉密尔顿的政策主张，代表了当时不发达国家的利益。19世纪，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汉密尔顿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然而，凡事皆有定数，关税保护一旦用过了头，也会事与愿违。如1984年，巴西颁布了一项法令，目的是想关上进口计算机的大门，以扶持国内刚刚兴起的计算机产业。为了把法令落到实处，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计算机警察”，在公司和学校来回搜查，以打击走私。但8年下来，巴西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国内的计算机公司不仅没有成为巨人，反倒成了受人欺凌的侏儒。传统的产业因未能及时地得到信息技术的“武装”，被甩在了后面。消费者为这一禁令，每年多掏9亿美元。思前想后，巴西政府后悔莫及，于1992年取消了禁令。事实上，关税保护的失败，并非仅此一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保护的结果，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远，真正“发迹”的，只是凤毛麟角。为什么早期的一些国家，关税保护后就变富了，而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却是越保护越落后？对此，有人作了一份统计，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1969年的保护关税，是20世纪初尚处于贫穷、而今已经发达国家的2倍。过高的关税保护，使国内的企业远离了喧嚣的“尘世”，感受不到市场竞争的压力，于是，这些企业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追求创新和求生的本能，也慢慢地退化了。几十年下来，这些企业就成了温室里的豆芽，经不得风雨，见不得阳光，哪里还谈得上国际竞争力。
看来，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不保护不行，保护过了头也不行。那么，什么样的保护才恰如其分？理论上，衡量保护的尺度有两个：名义保护率和有效保护率。早些时候，人们用的名义保护率，名义保护率的大小，与关税的高低一致。比如说，进口一台电视机，价格为100美元，征收20%的从价税后，国内外差价为20美元，名义保护率就是这一差价与国外价格的比值，即20%。若显象管等零部件也需进口，厂家受到的保护程度就要打折扣，海关对显象管征税越多，厂家受保护程度就越低。因此，名义保护率还不能准确地衡量保护程度。1955年，加拿大经济学家巴伯，提出了有效保护的概念，后来人们就用效保护率来判断。所谓有效保护率，是指某产品征税后附加值的增长率。如征税前，一台电视机价格100美元，购买零部件花去50美元，附加值即为50美元。实行关税保护后，海关对零部件征10%的税，对成品征20%的税，这样，成本为55美元的电视机，就可卖到120美元，厂家获得了65美元的增值，比原先多了15美元，其有效保护率等于15除以50，为30%。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件产品，对其零部件少征税，对成品征高税，可以提高有效保护率。这就是有效保护率的政策含义。但无论是名义保护率还是有效保护率，提供的都仅是一把尺子，关税保护到底定在哪一点上，还没有回答。不过，要求经济学家给出一个定数，也的确有些勉为其难。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行业，市场环境不同，关税的选择也就各不一样。尽管如此，经济学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原则，就是关税调整必须守住净损失和净收益相等的防线。
中国加入世贸，关税减让是一张门票。如何既顺应关税减让的时代潮流，又给幼稚产业以适当的保护，我们至少有两方面的文章可做。第一，政府承诺关税降至10%，并不是一刀切，而是指平均税率。我们可以在税目的划分、税率的搭配上多动脑筋，把对国内形不成冲击、或市场需求量不大的商品，税率调低，甚至实行零税率；对生产生活必需的，设置低税率；对可能给国内生产带来较大冲击的，征收高税率，并将税目尽可能合并。这样做，可以在降低税率的情况下，减缓冲击。第二，按照有效保护理论，调整关税结构。对需要保护的产业，其生产原料、半成品，在关税减让方面，可以有大动作，而产成品，则暂时设置高税率，以确保较高的有效保护率。对已经成熟的产业，从原料到成品，都应作出大幅减让。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谈关税保护自然多一些，但关税减让是大势所趋，过高的关税保护绝非长远之计。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处于高度保护下的企业，切不可得过且过，有一次“狼”真的是来了，我们必须学会与“狼”共舞。
三、“反倾销”必须积极应对
翻开世界贸易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倾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6-17世纪自由贸易初期，英国人为挤跨国外竞争者，就打过倾销牌，牟取过暴利。倾销的先河由此一开，其他国家便纷纷仿效，而且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什么是倾销？简单地说，就是出口商在海外廉价抛售产品。出口商打的算盘，是用低价“收拾”竞争者，然后抬价，丰厚的利润，便可成为囊中之物。正是倾销不惜生产成本，人为定价，“恶意”抢占市场，从而成了过街的老鼠。对过街老鼠，真要是人人喊打，天下也就太平了。事实上，当本国受到冲击时，自是一片愤怒申讨；若一旦有机可乘，大家谁也不会客气。加拿大就曾向倾销叫过板，并且是第一个将反倾销措施写进国内法的国家，可它还是要在别国市场时不时来几下“大甩卖”。于是乎国际市场上，你倾销，我也倾销，明争暗斗，倾销和反倾销一时打得不可开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作出努力，以图制定一个能够共同接受的规则，来为自由贸易保驾护航。1948年1月临时生效的GATT，专门为此制定了条款。尔后，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又先后三次对反倾销条款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目前WTO成员普遍遵循的，是乌拉圭回合通过的《1994年反倾销守则》。按照这一法则，一个国家要指控他国产品倾销，仅凭低价一条还不行，必须列出三大“罪状”，才能将其推上被告席。一是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正常价值一般可由出口产品在其本国的售价确定，如你在国内卖15元的东西，到他国只卖10元，就有倾销的重大嫌疑。不过这只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因价格不由市场供求决定，所以被大多数国家的反倾销法打入另册，其正常价值要比照第三国的价格敲定。二是严重地伤害了进口国的民族产业。这种伤害可能已经发生，也可能只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或者是让建立同类产业的打算成为泡影。不过反倾销的起诉，一般只以现实的伤害为依据。三是产业受到的伤害要由低价引起。如果因国内缺乏竞争力而产业不兴，想“栽赃”他人也是反倾销法所不允许的。如若“三罪”俱全，则是倾销无疑。
一旦受到“倾销”的骚扰，进口国就可动手反倾销。首选的办法，是向进口商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或者收取一笔数量相当的保证金。如果进出口双方不想闹得脸红脖子粗，也可以通过承诺的方式，出口商保证相应地提高价格，或者减少出口商品的数量，或者干脆停止出口，以换取进口国的谅解。为了防止冤假错案，进口国还要在初裁后4-9个月之内，做出进一步的复查。如确属错案，应立即取消反倾销措施，并退还已征的反倾销税或保证金。若最终裁定为倾销，则将征收5年以内的固定反倾销税。即使5年期满，进口国如果感到还不是足够“安全”，还可用一个所谓的“日落要款”，对其提出复审，复审可延续12个月，这就相当于延长了一年的征税时间，若复审认定，取消反倾销税可能再次带来冲击，则可继续征收。一般说来，反倾销是既往不咎的，但对情节特别恶劣的，如“累犯”，明知故犯，则新帐老帐一起算，对在此之前的商品，还可追征反倾销税。
如果说20年前，谈倾销和反倾销，国人还觉得有点事不关己，那么，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的今天，我们已与反倾销结下了“不了缘”。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中国产品提起的反倾销指控近400起。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种指控更是有增无减，有关企业已是饱受其苦，应对反倾销成了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为什么谁都能拿反倾销跟中国说事儿？“中国造”价格低廉是原因之一。如果电、玩具、鞋类、服装等，价格低得在国际竞争中几乎所向披靡，如此强的“攻击力”，肯定会引起别人的警觉。而中国的企业要是在哪一国打开缺口，大家便一窝蜂地跟进。如出口到美国的西洋参，1988年不到3000公斤，1992年就猛增到7万公斤，价格也从6万美元1吨降到1万美元。这种行为，一下子抢了别人的饭碗，人家能不和你急？我们的企业，出口时是争先恐后，一旦遭到指控，肯站出来与别人理论的却很少。你不应诉，别人会认为是你理亏。别人来取证，你不理不睬，而裁决权在人家手里，到时是有理也要输三分。同时也不排除部分国家对我们的歧视。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又多少掺杂着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人家难免用老眼光看人。象10年前欧盟对我们的彩电，就是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框框，用新加坡的价格作标准，判定为倾销，而新加坡的劳动力成本是我们的20倍。当然，近年国际市场不太景气，中国出口增长确实让人眼红，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看来，我们应对反倾销，还需对症下药。首先不能搞低价竞争，更不能兄弟之间相互倾轧，把价格战从国内打到国外，给人留下把柄。在某一地区的出口数量要循序渐进，给人一个适应过程。不要大家都往一块涌，出口地区应尽量分散。出现了指控，要积极应诉，据理力争，努力为自己洗刷清白。如果的确是我们的问题，也应主动配合别人的调查，与人协商，并通过承诺等方式中止起诉，既留一条后路，又留下一个好名声。打入别人的市场不容易，要是人家把门关上，再进去就困难了。有些企业想打“游击战”，决不是长远之计。逃避只会使自己成为软柿子，任人去捏。事实上，在我们应诉的案例中，有近一半的胜诉，还有一些得到了从轻发落，这应该给我们一些信心和启示。
中国“入世”，意味着国门要进一步敞开。我们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会更加频繁。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某些外国商品为逐鹿“中原”，没准会对我们实行倾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反倾销，同时还要腾出手来，防范他人倾销。要想在国际交往中不吃亏，我们不妨也来个“两手抓，两手都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