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人类学今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今昔论文,人类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179(2008)02-0056-10
一、引言
政治人类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领域，研究的课题涉及人们的决策行为、权力控制、社会整合等许多方面。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政治人类学的奠立标志是1940年福忒斯(M.Fortes)和伊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等学者著的《非洲政治制度》(African Political System.)一书的出版。迄今为止，近七十年过去了，人类学历经了风风雨雨。而一般人所认为的，当年因为与殖民地当局不无关联而遭人诟病的政治人类学，今天似有些春风不再。然而，值得提醒的是，尽管许多人不大用政治人类学这个术语，但他们的研究却可以归入政治人类学的范畴。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今天的人类学在研究视角上都会透视到政治，因为我们在考虑任何社会文化事项时都会顾及到有关事项所处时空背后的权力关系。如果说，政治人类学确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需要重振，那么，我们要问，重振的立足点何在?这一领域为什么会遭遇今天的窘境?当年的政治人类学在人类学的整体发展上具有什么意义?当年研究非洲的人类学大师的学术遗产在多大程度上还在影响我们所从事的学科?
下文笔者在简要地廓清政治人类学在人类学学科体系中的位置之后，就政治人类学的滥觞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虽然政治人类学的出现与当年殖民地当局的政治需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就政治人类学上的经典作家而言，当年的殖民地政治似乎只是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语境而已。换言之，他们研究的本意里甚至有着反殖民统治的动机。近两年来有些人类学家对那段时间的人类学学说史研究实际上证明了这一点(Kuper，2005：47～64)。①无论如何，人类学家所做的贡献却为我们理解不同社会的政治过程提供了洞见。我们不仅因为他们的独到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对总体人类社会的认识，而且也因为他们的贡献，人类学超越既定的社会—文化范型，走向了理解整体人类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领域——人类社会多种样态的政治活动。笔者还将就当年政治人类学的影响所及展开较为充分的讨论。由于战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许多原先的殖民国家的独立，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任务与课题也不断变化与发展。然而，正是由于这一新的形势和条件，当年政治人类学大师们的学术贡献在今天看来才弥足珍贵，他们的学术遗产引领了许多新课题的开拓。
二、政治人类学的要义与缘起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政治人类学究竟与人类学的其他领域有何关系?为了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就何为政治人类学下一个定义。正如开篇之首提到的，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课题多与社会政治有关，但如是说又当如何同政治学区分开来?因此，对政治人类学下一个定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到了今天，所关怀的问题持续变更，但是，有一点却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对涉及人类本质的一些问题的深切关怀。也许正是这种潜藏于人类学家内心深处的情感与好奇心，才推动了这门学科与时俱进和课题、理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对长期以来被认为属于政治人类学研究范畴的课题作一简单的梳理，以此明了有哪些东西是政治人类学所关心的，以及政治人类学所作的研究如果与相关领域所作的贡献相比，有哪些独到之处。
根据人类学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与取向，人类学家李维仁(Ted C.Lewellen，1994：2～3)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面做了总结并有所点评。他指出，政治人类学关心不同政治制度如何分类的问题。虽然有些这方面的研究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它们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术语、概念，以及对社会不同层面的复杂性所提出的不少洞见，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其次，对政治制度演化的研究也是政治人类学乐此不疲的话题，尽管经典社会人类学家，如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等人有关制度进化的理论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再次，政治人类学研究前工业社会政治制度的结构与功能。然而，也恰恰是在这方面，政治人类学在大西洋两岸的学术圈子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其原因在于这方面的经典研究给人以所研究的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似乎是僵滞和理想化的印象。但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批评之后，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即便是最具有动力的政治过程，也可以发生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里。第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对前工业和发展中社会之政治过程的关注，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风靡一时。这一取向所强调并不是变化中的制度，而是独立的个人的操控和计策行为。第五，政治人类学近几十年来特别关注过去的“部落”社会对现代化的反应。第六，世界体系理论刺激了人类学家对源自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自16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扩张过程的政治分析。第七，近几十年来的重要主题还包括镶嵌在国家社会里的次文化是如何通过非暴力和隐秘的方式来操控权力以求获得自身的提升。第八，随着学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崛起，为政治人类学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挑战有关权力之基本预设的声音，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政治人类学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诠释。最后，笔者想在李维仁的陈述上再加上一点，随着对人类学研究的总体反思和重新评估，人类学的政治学(politics of anthropology)本身也应当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它关注的是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旨趣的发展与不同时代特定的权力关系之间的相关性(Gellner，1995：11～26)。
以上勾勒了政治人类学的要义，也就是它如何可为的问题。既然这一领域称为政治人类学，最重要的语汇当然是“政治”。那么，它与政治学区别何在?看看政治学家如何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或许对这一问题有所帮助。近十多年来，学界比较普遍接受的有关政治学的定义是：这门学科研究的是群体的集体决策过程(Axford and Browning，1997：1～18)。当然，政治学也关注个人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甚至决策者的身世背景、个人心理特点与决策过程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政治学家讨论的问题。在许多方面，今天的政治学在研究旨趣上与政治人类学不无交叉，尽管政治学教科书通常没有提及政治人类学的学术贡献，我们还是能从近几十年来政治学著作上看到政治人类学的影响。当今政治学的研究内容上至国家议会政治，下至民众的“草根政治”，人类学的影响显而易见。那么，如果必须将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作一明确的区分的话，我们还是得回到人类学的传统定义上来。今天，人类学基本上被定义为研究“他者”的科学(Adams，1998)。我们可以这样领会，对于研究本社会的人类学者来说，“他者”意味着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所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站在“他者”的立场上来审视自我，这样，“自我”就成为“他者”。这样的立场与人类学上的“主位”研究法并不抵牾。“主位”研究法强调的是研究者应当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来观察和思考，但不等于研究者必须同意和接受被研究者的观点与看法(Harris，1999：31～48)。人类学是一门强调比较的学科，这种“他者”与“本我”的角色互换是符合比较精神的。如此说来，人类学的政治研究与政治学的最大差别在于人类学者应当进入任何与政治过程相关的人物和群体的内在世界，直接捕捉他们参与政治过程的动机与心灵世界。这点也将当今政治人类学者在研究取向上与他们的大多数前辈区分开来。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人作为一个物种，群居而组成社区与社会。因此，必然需要某种机制来进行协调。在西欧，很长时间里一直有如何达成社会契约的争论。所谓社会契约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社会需要法律和权威的问题。这一争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达到了顶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事实上，有关社会契约的各种讨论构成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主流，因此可以在19世纪一些最重要的人类学著作里体会到这一点。虽然说政治人类学作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出现与殖民主义历史和殖民当局的需要不无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应当看到，人类学家对有关社会结构功能等方面的讨论还是秉承了上至柏拉图下至霍布士(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的兴趣所在(Kuper，1988；Layton，1997)。正因为如此，早期人类学的经典作家如梅因(Henry Maine)、摩尔根等人的著作才会引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关注。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政治人类学的研究似乎不太注意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因此有人质疑人类学家对政治之研究的有效性。早期研究社会政治的人类学家没有任何政治学的训练，他们的研究基于深厚的实地工作经验。然而，当人类学家开始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内思考问题时，他们遂日益重视政治学研究的成果，但是他们始终未让政治学研究取向和兴趣凌驾自己。人类学者的政治研究仍然通过深入的田野研究来获取资料。他们与被研究者的近距离接触，面对面地攀谈，广泛搜取各种有关人们每日生活的信息，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政治学者迥然不同。近几十年来，由于对民族国家政治如何影响到民众自身历史书写的历史关怀，使得人类学家对地方政治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作出了独到的贡献。
应当看到，虽然直到前二三十年间，英国和法国学者，以及美国的唯物主义和生态学取向的人类学家才真正注意到文化概念的多种含义，但这一概念长期以来却一直存在或隐伏在大部分政治人类学的讨论中。它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将文化作为一种适应系统，这是指人们对环境挑战之技术上和观念上的回应；其二是将文化视为社会共享的象征和意涵的主观系统，包括语言、神话、仪式、正统的政治概念，等等。根据政治人类学家阿若罗夫(Aronoff，1983：1～18；cited in Lewellen，1994：4)的看法，以上第二种文化认识被当今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广泛沿用，因为它提供了产生政治过程和政治过程中的心智和社会语境(Lewellen，1994：4)。
除了文化观之外，在政治人类学的学术观照(perspectives)里，社会还经常被视为一个整合的系统。这种理想型的观念的产生乃是由于早期人类学研究的常常是那些专业和制度分工不明确的社会。这种观念认为，这类社会如同编织起来的关系之网，是有机的整体。因此，当其中的某一部分发生改变时，自然会作用到其他方面，从而影响到社会整体的运作，如同中国人所说的“牵一发动全身”那样的效果。今天，虽然大部分学者不再这样解释问题，但社会作为一个整合的系统依然是人类学观照的基本点，因为经验研究证明，许多社会的次级群体存在着相对的自治。
另一个长期以来备受攻击的人类学主题——演化(evolution)依然是政治人类学上一个隐蔽的预设，甚至对那些不考虑时间因素的结构诠释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人类学所研究的社会代表了人类技术和社会发展的一个范围，所以无法将这些社会当作孤立的文化复合体(cultural complexity)来进行审视。近几十年来，人类学者充分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在前工业社会变迁中的强烈影响，所以无视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已成昨日黄花(Lewellen，1994：4)。
如果将以上有关政治人类学基本研究方法、立场和观照方式作一归纳，那么可以认为，今天的政治人类学立意在于通过聚焦于“地方”的政治过程来审视大的、外在的政治经济学语境如何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这样的对照成为政治人类学主旨，体现在所有的研究当中。然而，达到这样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上文已提及，虽然政治人类学奠立的标志是1940年《非洲政治制度》一书的出版，但对社会政治的探讨几乎在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伊始就开始了。早期的古典进化主义人类学家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并没有一定的社区疆界。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高度发展促使当年的人类学家在人类社会中寻找可以比照的“他者”，以求在时间系列上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早期通过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私有财产、继承诸方面入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如梅因、摩尔根，以及麦克伦南(J.M.McLennen)、巴荷芬(J.Bachofen)等人，正式职业均为律师。他们之所以将注意力放在考察这些现代社会中最经常遇到法律纠纷的制度的起源和发展，完全是他们的职业使然(Kuper,1988：3)。但他们著作的主线(theme)毫无疑问是与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一脉相承，在19世纪欧洲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演化观念。
从柏拉图开始，在传统的欧洲政治哲学家的观念里，政府和政治是文明的产物。在此之前人类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梅因是第一位挑战这种观念的学者。在他的《古代法》(Ancient Law，1861)中，梅因认为，原始社会以父系亲属制度为原则组织起来，血亲(kinship in blood)是社区凝聚的唯一基础，并通过一系列神圣的禁令发挥政治功能。他相信，社会演化的方向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而组织则由血缘转向地缘，所以“地邻接触”(local contiguity)是发生政治行动的场域。由于血缘纽带的重要意义，人们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此当发生地缘接触的时候，社会就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过渡。因此，梅因指出，社会进步的过程实质上是一场从“身份向契约的运动”(a movement from Status to Contract)，而社会也就从基于血缘上的家庭群体革命性地转变为基于领土之上的国家组织(Kuper，1988：27～28)。
之后，摩尔根发展了梅因有关亲属制度是人类早期基本社会政治结构的洞见。他在《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1877)一书中通过对美国纽约州易洛魁(Iroquois)印第安人亲属制度的研究，推出了人类社会历经了蒙昧(savagery)、野蛮(barbarism)、文明三个阶段，构成三阶段的基础是不同的生计模式。摩尔根通过语言学调查，在亲属制度的精细分析上，支持了梅因的假设，但认为社会组织始于杂交乱婚(promiscuous horde)，然后渐次排除了有血缘关系者之间的性关系，最后发展到了一夫一妻。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演变和对财产的控制。正是在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类进入了以国家权力出现为标志的文明时代。
既然认为政治人类学缘起于梅因和摩尔根等人的研究，那么为什么学术界并未将之视为这一领域奠立的标志呢?出身南非任教于英国的人类学家库柏(Adam Kuper)在讨论了摩尔根之后的一段话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一问题：贯穿在摩尔根思想中的基本立场与其说是政治的还不如说是宗教信念。他的最终目标是证明人类历史造就了道德感，这是进步的历史，它统合了这个物种的所有方面。如果说他摩尔根不加选择地借用Muller、McLennan 和Tylor，那是因为他们共同享有这样的信念(Kuper，1988：75)。
进入20世纪以后，古典进化理论招致了许多批驳，人类学研究开始奉田野研究为圭臬。田野研究大师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虽然不是田野考察的第一人，但却由于偶然的机遇，他的田野作业方式成了人类学方法论上的范型。人类学进入了如我们所言之“解剖麻雀”的小型社会研究。诸如国家、文明起源这类宏大叙事不再为人类学者所推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们对人类文明的前景产生怀疑。因此，对人类社会如何整合达到和谐的讨论甚至也在一向以讴歌文明进步为主的法国思想界成为主流。无疑，这样的叙事也离不开对小型社会的剖析。以这样的思想背景为依托的人类学家，如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也同接受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相信不同社会具有文化独特性的马林诺斯基一样，进入了田野(Gellner，1995：12～18；范可，1987：35～44)。这种研究小型社会的取向不仅使政治人类学发展起来，而且还刻画了这一领域的特性。
三、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及其“黄金时代”
尽管迟至1959年，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学者伊斯顿(David Easton，1959：210～262)还对是否存在着政治人类学持不以为然的态度，但是正如伦敦亚非学院(SOAS)的人类学家科恩(Abner Cohen，1969a：215～235)所言，政治人类学不仅存在，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使这一研究领域与其他相关领域和学科显得有所不同。他主张，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乃是人类的象征主义，因为象征多是因为政治的需要而产生，人类的政治行为总是与象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如此，前现代社会亦然。科恩的说法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类学家的看法，反映了“二战”以后人类学研究旨趣上的某种转向。人类学家意识到几百年的殖民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究竟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有意思的是，首先感受到人类学需要有这种转向的是当年曾经“无视”历史的马林诺斯基(范可，1987：35～44)。
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马林诺斯基开始主动同殖民地事务的决策者进行接触，为开展人类学研究筹集资金。显然，他取得了成功，并且在1929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人类学”的论文中，提出了“改变土著的人类学”这样的说法(Malinowski，1929；cited in Kuper，2005：42～64)。根据库柏最近发表的文章来看，马林诺斯基之所以如此作为，一方面除了感触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所带来的对原住民社会文化的改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人类学在英国的边缘地位。当时，精英和贵族气息浓厚的英国学术界等级森严，剑桥大学从未将在那儿教书的里弗斯(Rivers)和哈登(Haddon)等人视为真正的绅士，因此人类学在英国的顶级学府牛津和剑桥难以发展。而当年的英国有产阶级也对马林诺斯基提供教席，社会主义气息浓厚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屑一顾，因此，马林诺斯基的学生多为外国人和女性。少数追随马林诺斯基到这所学校就读，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学生如利奇(E.Leach)等人，甚至自认为是对本人出生背景的反叛(Kuper,2005：47～64)。
其实，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上出现的这种转变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科学界的整体趋势。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开始发展一些较为全面的社会方针，为社会科学的咨询价值提供了市场。有历史学家指出，社会科学转向为政策服务的运动反映的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历史意识，在不断成长的专业化力量和强化概念建构的科学方法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科学的范型慢慢地发生了改变，转向了对短期进程和变迁的关注(Rose，Dorothy，1991：388；cited in Kuper，2005：47～64)。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马林诺斯基把英国社会人类学改造成为注重殖民地政策的社会科学。但是，如果认为马林诺斯基想的是为殖民当局服务可能有失偏颇。马林诺斯基当时的主意是，人类学家提供事实，而当局根据事实决定该做些什么。然而，马林诺斯基并没有因此而对殖民当局的政策做法不闻不问。相反，他经常激烈抨击英国的殖民地政策(Kuper，2005：47～64)。另外，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学者仍然强调追求所谓纯粹的学术研究。伊万斯—普里查德和拉德克利夫—布朗通过宣称社会人类学应该坚持纯学术追求来同马林诺斯基为解决学科困境而采取的行动唱反调。伊万斯—普里查德曾从开罗寄给福忒斯一封信，强烈地表达了对当时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系那种服务政府取向的不满(Kuper，2005：47～64)。
由此看来，一味责备人类学家为殖民主义服务实有失偏颇。正如库柏所说的那样，事实上，《非洲政治制度》一书的出版就是人类学家坚持学术不为殖民政治服务的结果。1937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牛津大学创办了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他和他的年青助手福忒斯和伊万斯—普里查德开始挑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于1940年出版了这部经典之作。拉德克利夫—布朗为这本论文集写了序言。库柏认为这本书在政治人类学乃至在整个人类学的发展上起了破题和开路的作用。这本书的学术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它改变由梅因和摩尔根奠定的有关社会政治发展由血缘到地缘的经典讨论，而这种两阶段论存在于整个维多利亚时代。近年来，有学者认为，《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实际上更多对当时英国社会上激烈辩论的所谓“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问题作出了回应(Kuper，2005：47～64)。从拉德克利夫—布朗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来看，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众所周知，国家(the State)是权力意志的表达，它往往被理解为代表着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实体。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存在于现象的世界里。真正存在的是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独立的个体通过各种关系的复杂系统连接起来。所以，他认为，不存在着国家权力这类东西(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power of the State)(Radcliffe—Brown，1995[1940]：xxiii)。
显而易见，拉德克利夫—布朗相信，非洲社会是自治的系统，它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如此说来，所谓的国家权力实际上也就是具体的政府。而国家这个字本身必须从权力的意义上来理解。当然了，权力也不是国家的专利。《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在田野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材料的梳理，建立起两种基本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模式，这就是“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centralized state structures)和“非国家政治结构”(stateless political structures)。虽然布须曼人(Bushmen)的游群(band)组织也被视为非国家形式的政治组织形态进行分析，但这本书主要的还是把焦点集中在分治的继嗣群制度(the 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上。应当指出的是，伊万斯—普里查德1933年开始在苏丹南部努尔人社会从事田野研究，他的经典民族志《努尔人》(The Nuer)也在同年出版(Evans—Pritchard，1940)。这本书也描述分析了努尔继嗣群社会。两本书都对认识和理解为什么没有政府的社会居然可以掌控相当大的数量的人口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这种所谓“没有头”的政治制度(acephalous political systems)对社会实现稳定和平衡所起的作用，与拉德克利夫—布朗和涂尔干(E.Durkheim)的概念体系完全吻合。
福忒斯和伊万斯—普里查德等人用准确和精炼的语言分析了非洲本土的政治形式，以及与通过这些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使《非洲政治制度》一书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成就，并因此而影响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数十年之久(Barth，2005：3～60)。由于秉承纯粹的学术追求，这本书的作者们并没有直接对英国殖民地治理政策提出批评，或者对政府提出什么咨询或者建议，但其文本的意义还是很明显，那就是殖民地政府不应去干涉土著的生活，他们已经按他们的方式生活了许多世纪。
《非洲政治制度》一书的问世，使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组织的多样性和发展演变成为学术热点。可以说，政治人类学通过这本书和因这本书刺激下出现的大量有关著述而得以形成。这一研究领域的旨趣与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大异其趣。当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一篇文章中就不无揶揄地声称，他并没观察到所谓的文化。对他而言，“文化”一词所携带的意涵极为模糊，它并没有指认具体的现实，而只是一种抽象。他说在非洲，尤其是南非，人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什么文化的互动，而是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发生在已然建立的社会结构中，而这种结构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他指出，必须把非洲部落变迁的过程置于宽泛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体系中来进行考察(Radcliffe-Brown，1952)。
在理论取向上，《非洲政治制度》秉承了结构功能主义，这是当年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因此，这部经典的人类学著作所开启的研究领域并不意味着给人类学带来新的理论激励。但书中作者对所研究社会精细入微的考察，使人们得以理解政治(politics)与“政治的”(political)之间的差异。换言之，这些人类学家的研究使读者领略到，在不同的社会里，政治实践可以隐含在社会的日常生活里，“治理”或“政府”(government)的理念如何涉及亲属制度、仪式、巫术和其他的神秘主义价值，以及社会自治如何通过这些要素的实践而得以实现，也就是弗雷德(M.Fried，1964：181～190)借波兰尼(Karl Polanyi)之语所言的“嵌入的政治”(embedded politics)。一时间，这本书引领了许多学者的学术兴趣，但却也由于缺乏政治学理论和概念招致了一些政治学家和部分人类学家的批评(Easton，1959：210～262；R.Cohen，1965：117～131；Smith，1968：192～202)。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社会人类学在研究旨趣上出现了对不同社会所偏好的婚姻形式、继嗣群、年龄组等制度的研究，这些都涉及社会整合，是社会产生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同时，《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对国家社会与非国家社会的政治分野也影响了一些人类学家对国家权力及其演进过程的思考。对这些研究，美国学者库尔兹(Kurtz，2001：69～98)有所评述和归纳。
“二战”以后，政治人类学研究依然在整体上承袭了结构功能范式，但也开始有人类学家挑战这一范式。但结构功能范式主宰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状况实际上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从这个时候起，“过程论范式”(the processual paradigm)在政治人类学的领域里取代了结构功能主义。库尔兹指出，过程论是独一无二的产生自政治人类学的范式，而其他的理论范式与不同时期人类学研究中的主要理论导向并无不同(Kurtz，2001：11～13)。过程理论范式的形成反映了政治学对政治人类学的影响，因为它更多地把政治学理念应用到人类学的研究之中。过程理论的另一个名称是“行动理论”(action theory)。这一名称首先是科恩(Cohen，1974a)提出来的，美国人类学家文森特(Vincent，1978：175～194)援用了这一提法。
过程论或行动论范式的出现代表了一种对结构功能主义排拒的取向。换言之，在过程论里，“政府”——无论它以何种形式体现——不再是研究的焦点，取而代之的是“代理人”(agent)。这一范式的特点在于分析个体行为与动机，并以此探索个体进入政治场域的途径。因此，文森特把行动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的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和政治学中的行为取向(behavioral approach)作了区分：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上的有关分析以个体及其动机为起点，强调抉择，以此推论行为的结构性限制。而行动理论则将个人置于规范的或存在间隙的社会组织的脉络中，然后再进一步分析政治行动与互动。文森特认为，除了来自社会人类学本身的刺激之外，行动论取向在政治人类学的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世界的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Vincent，1978：175～194)。
这一新的范式的出现有着内在外在动因。内在的原因是人类学家试图跳出结构功能理论的窠臼；外在的原因则是“二战”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战后世界的一大变化就是原先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因此，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政治互动也直接刺激了殖民地国家内的社会与族群互动，这就为行动论取向提供了发展与形成的时空条件。例如，在非洲，许多研究信息集中在村落头人及其在殖民地行政结构中的位置所必然产生的角色冲突；而有关拉美和亚洲的文献与报道则突出了当地的国族语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农村地区的边缘化，等等。出于对社会变迁及其实质性条件的关注，政治人类学领域遂形成了两条主线：其一，特定人物的直接面对面互动；其二，发生这种遭遇的场景及其社区。贝利(Bailey，1969)的著作是这种分析的典范。总之，到了20世纪60年代，政治人类学从对假设处于恒久性平衡状态的政治结构的综合研究转到了对诸如“政党”、“宗派”(faction)，以及政治策略等等这类政治因素的分析。
促使产生新的政治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内在因素来自人类学理论母体。有学者认为，这种取向的出现首先归咎于“马林诺斯基的刺激”(Vincent，1978：175～194)。我们都知道，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功能理论可以用发生—反应公式来概括。换言之，任何文化设计都是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在所有的需求当中，生物性的需求是第一性的；其次还有各种心理上的需求。马氏本人也曾有一定的心理学训练，他对他所研究的南太平洋岛民根据不同心理需求来选择特定的信仰仪式和实际技艺的功能性分析就是个例子。另外，一些与马林诺斯基有师承关系的学者，如麦尔(Mair，1965：20～35、1969)、费思(Firth，1954：1～20)、利奇(Leach，1954)、格拉克曼(Gluckman，1940：147～174，1956，1963，1965)等人，自20世纪30年代起的研究也对过程论取向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已经有摆脱功能主义理论的倾向。从格拉克曼和利奇等人的经典之作已经存在于活生生的社会的治理者著作中，读者可以看到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与描述，只不过他们都把个体行为视为结构所规定的理性过程，目标在于维持社会的系统性平衡。同时，他们已经把冲突视为政治过程的主体，故他们的理论对行动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Vincent，1978：175～194)。而以过程论闻名的贝利、特纳(V.Turner)等人均为格拉克曼的学生，又曾集中在曼彻斯特大学，因此有人将他们合称为曼彻斯特学派者。
行动或过程理论的崛起主要以三部在20世纪60年代面世的著作为标志(Kurtz，2001：13，99)。这三本书分别是斯瓦兹(Swartz)、特纳和图登(Tuden)共同主编的《政治人类学》(1966)，斯瓦兹(Swartz，1968)主编的《地方层面的政治学》，以及上面提到的贝利在1969年出版的著作(Beiley，1969)。斯瓦兹、特纳和图登三人主编的书在政治人类学上引入了“代理人驱动政治”(agent—driven politics)的概念性框架，而斯瓦兹两年后主编的有关地方政治的书则将他和特纳等人在《政治人类学》一书中所提出来的理念进一步发展和修订。贝利1969年的《计策与瓜分》则综合了上述二本书提出的理论理念，并进行了再诠释，这本书因此几乎被奉为行动或过程论范式之圭臬(Kurtz，2001：99)。除了上述学者之外，行动理论的代表性学者还有波伊舍维(Boissevain，1964：1275～1287)、科恩(Cohen，1965，1969b)等人。这些学者从研究政治与经济变迁转入对结构性原则如何控制行动的考察，并进行比较和过程与发展的历史分析；他们所关心的对象包括了制度性的行为、非群体行为、“隐形组织”(invisible organizations)，以及冲突，等等。如果说1940年的《非洲政治制度》一书对人类学政治研究的贡献在于勾勒了无国家政治结构，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行动理论的贡献则揭示了政治组织的竞争形式。行动理论或过程范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研究前工业社会的封闭社区和边缘化的政治，而且还在于能够有效地帮助研究现代工业国家社会内的“底边政治”(parapolitics)和“灰色地带”(Vincent，1978：175～194)。
四、全球化语境里的政治人类学及其前瞻
行动论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政治人类学的主要取向之后，涌现了不少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揭示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内的各种利益集团是如何操纵象征，个体和群体如何在新的社会环境进行互动和定位(Cohen，1974a)，而与法有关的问题，如社会精英如何对法的过程与角色进行操控也吸引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力(Vincent，1978：175～194)。由于注意到了社会精英对象征的控制与操纵，政治人类学家开始对族群性(ethnicity)问题感兴趣。政治人类学者当中有不少人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族群性应当从个人策略上进行解读。著名人类学家巴斯(Barth，1969)和科恩(Cohen，1974b)在他们有关族群性的著名论述中就是持这样的取向。他们打开了解族群性如何被结构的路径，并使人领略政治环境变迁和经济发展是如何关系到族群性的浮现与张扬。
从个人之间的互动到群体间的互动，人类学家的眼界已经不同于以往。这种视角的出现，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与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有关系。进入了70年代以后，由于一连串事件所引起的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并拜华伦斯坦(Wallerstein，1974)的世界体系理论之赐，人类学家意识到，随着整个世界日益卷入全球市场，以往那种与世隔绝的部落或社区早已不复存在。大概与华伦斯坦同时，一批受训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人类学家开始关注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影响下，加之社会文化人类学自战后所产生的转向，政治人类学领域内遂形成了另一个与先前的取向迥然有别的范式，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政治经济学范式并非专属政治人类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出现甚至标志着政治人类学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淡出，因为从那时候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出版物都与政治脱离不了瓜葛。政治人类学与一般社会文化人类学之间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学术分野似乎再度模糊起来，于是乎出现了如库尔兹所描述的现象。②但不管来自哪个领域，人类学上的政治经济学范式都确乎关注政治。
政治经济学范式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传统。在19世纪，这一传统嵌入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哲学思想中。这一思想传统强调国家社会的经济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些政策是制度和政府结构的产物，影响广泛，涉及各类政治系统和类别，如国族、阶级、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等等。与其他有关学科持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学者不同，政治人类学家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在考察国家社会的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他们坚持了行动取向的一些长处，因此，在他们的分析中有时包括了对政治实践代理人，如“头人”、“大人物”的考察。许多政治人类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他们通过建立唯物主义的分析视角对不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行分析。然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政治经济取向的政治人类学家还不太注意马克思有关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论述。相反，他们尤其注重分析不同社会的分配体系，这显然同波兰尼的影响有关(Kurtz，2001：14)。当年，波兰尼任教哥伦比亚大学，而对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作出贡献的学者，包括波兰尼(Polanyi，1944、1957：243～270、1966)本人在内，如萨林斯(Sahlins，1958、1960：390～415、1963：285～303、1972)、弗雷德(Fried，1967)、沃尔夫(Wolf，1982，1999)、敏兹(Mintz，1985)等人均出自该校。政治经济学取向在研究和分析方法上经常同政治演化理论有所重叠(Kurtz，2001：13)。例如，弗雷德(Fried，1967)就用演化模式来解释政治现象，他认为对政治现象形成机制的解释有赖于政治经济学理念。而那些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人类学家，如萨林斯(Sahlins，1960：390～415、1963：285～303)则通过演化模式来论证政治经济过程。近二十多年来，持政治人类学取向的学者试图通过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依附性的形成来剖析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掠夺性本质，同时建立起一套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批判的理论方法(Wolf，1982；Mintz，1985)。近来一些学者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实践上的重要性，并将之与反抗和霸权的理念相联系(Donham，1999)。意识形态提供反抗霸权的思想资源，同时也可以消解这种反抗(Nash，1979；Kurtz，2001：14～15)。
20世纪晚期，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风潮在人类学界盛极一时，当年研究非洲的政治人类学家的著作遭到责难。如何对待当年的经典，著名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Wolf，1994)曾有一篇著名的演讲。他不同意对既往的经典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是积累的，人类学不断地挑战和否定旧的范式，但旧有的关怀和概念却在一定的时候返回来或者被重炙。罗维(Robert Lowie)曾说，“传播论是把挥向进化论的斧子”，然而，沃尔夫指出，如果每一代人类学者都携带着砍向前辈的斧子，那么人类学必将如同荒芜的丛林。他还说，写的文化(writing culture)可能要求行文的技巧和风格，但解释(explanation)所要求的东西则多得多。人类学要求的不仅仅是描述和描述性的调查，也不仅仅是诠释(interpretation)，人类学家必须超越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近似体验理解(experience—near understanding)，在寻求解释的过程中走向概念分析，这样才能洞察我们所了解的不同现象之间的关联。今天，距离沃尔夫的演讲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他也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岁月的流逝却使我们感受到大师的教诲历久弥新。
五、余论
的确，政治人类学到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将之同其他人类学的次级领域区分开来。笔者只能根据自己所好介绍其中的一部分。随着研究对象的“泛政治化”，政治人类学作为一个次领域是否还有重振的必要?如果要重振，那它又能在哪些方面又别于其他次级领域?在信息四通八达的当今世界，甚至最边远的地区也不存在与外界全然无涉的政治。也许，重振政治人类学的契机就在于此。人类学家也许可以抓住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心”与“边缘”的政治互动作为切入点。在网络世纪里，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内部地方上族群的话语与国际上一些组织的话语似曾相识，不同的信仰群体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互联网施加影响，它甚至可以改变不同社会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随着全球化导致的国际间人口跨国流动态势的增强，原先作为权力控制的中心——国家的作用在社会控制方面将不同以往。对于离开所辖领土的公民，国家基本无从过问；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再也不会按照国家的意愿发展。在这个变化不定的世界里，国家都出现了主权缺失的现象(Giddens，2000)。一方面，人口和信息的跨国流动造成我们的星球某种程度上的“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Hannerz，1987：546～559)；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政府又试图阻止这种流动性(Turner，2007：287～303)。而各种跨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又起了整体社会调控的作用。因此，拉德克利夫—布朗当年为《非洲政治制度》作序有关国家(State)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又被人类学家所重提。在一些人类学家看来，所谓的“State”是空洞的，它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因此，国家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也应成为新世纪的人类学主要课题(Trouillot，2001：125～138)。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存在，无论其跨国与否，都可能成为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原先某些由国家——政府所掌管的职能可以由非政府组织来行使。虽然这些职能未必涉及对社会的控制，但它们的存在却是社会控制与和谐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注释：
①Kuper最近有关这方面的讨论的主要观点和史料主要来自于法国学者Benoit de I' Estoile完成于2004年的博士论文。
②Kurtz在他的《政治人类学——范式与权力》的序言中说，当他告诉一位同事关于他准备写这本书的计划时，那位晚他一辈的经济人类学者竟然惊讶不已，因为对他而言，所谓的政治人类学根本没有理论中心，它早就扩散到整个人类学领域(Kurtz，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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