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一点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历史进程论文,看法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80年代起，始于晚清的中国近代化（有的论著也称作现代化，意思一样）问题，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吸引了许多史学工作者的广泛注意。这自然是毫不奇怪的。当全国人民都在集中精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奋力拼搏的时候，史学家毫无疑问地会把自己的学术视野，较多地聚焦于以往走过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历程，或者探索今日现代化事业的历史渊源，或者从中寻找历史依据，或者在总结经验教训中获取历史的借鉴。
但是，“近代化”是一个不论在内涵和外延上都相对不确定的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近代化的目标、任务、内容、途径等，都会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区别。我觉得，近几年来，人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存在着对立和分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如果仅仅从学理这个角度来探究，恐怕对“近代化”的不同理解，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原因。
（二）
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在题为《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一文中，叙述了“美国当今的汉学界”（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欧洲汉学界）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经历了从“革命范式”到“现代化范式”变化的情形。文章说，“历经六七十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国汉学界历史解释的范式。不仅近代中国史是以革命史为中心来书写的，那些并非直接研究革命问题的著作也以革命成就为标准，据此来解释、评判其他历史问题”。当时，尽管意见并不一致，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对革命的“正面评价”：“革命给中国引进了一种新型政治，使远比此前为多的人们得以参与政治，使无权言政的人们得以发言，它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
但是，这种看法从八十年代中期，便开始改变了。“先前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的革命史，现在却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写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德里克教授列举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有的宣称“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权力”，“革命使潜存于中国文化中的恶劣习性与态度泛滥成灾。”有的认为“虽然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但晚清以来的中国从未成为现代社会。换句话说，中国革命不仅未使中国现代化，反而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有的则更进一步强调，“革命带来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失败，它还可能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在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中国如果没有革命，其境况会较好些。”总之，“论者们或者否定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或者在仍肯定其中心地位的前提下，将其理解为至少是一场失败和一种中国发展的障碍。”
我们用这么多的篇幅引用德里克教授的文章，是因为正如德里克教授所说：“中国学者自己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同样存在着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某些中国学者的观点。
（三）
近几年来，在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著中，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几个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了一套相当有体系的所谓“新见解”，这些看法都是在“中国近代化”的大题目下展开的，或者也可以叫做“近代化范式”吧。这些看法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征服对中国近代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有的文章批评建国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渲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有的主张要“重新评价近代西方殖民征服”，认为传统的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观点，使“历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按照这位作者看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封建中国的“超稳定系统”，“不仅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的拓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有的更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没有近代西方的殖民征服，人类，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所有优秀的自然才能将永远沉睡，得不到发展”。还有的说：“鸦片战争是在执行一种历史的使命，是对中国闭关锁国、因循守旧政策的一种必然回应，它是用侵略手段来达到使中国向世界开放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总之，按照这种观点，逻辑地得出的结论就是：“殖民化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第二、封建主义的统治能不能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
一些论著对这个问题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有的论著认为，洋务运动本来可以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可惜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中断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一次走向近代化的机会；清末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又一次提供了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难得的机遇，可惜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断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进程，使中国再一次丧失了走向近代化的机会，“当初如若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很可能已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与此同时，一大批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从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一直到慈禧太后，纷纷被戴上“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之类的桂冠。当然，对所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采取简单化的一笔骂倒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他们中间的某些人，确实在历史上起过某种积极的作用，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但是，有的文章却并不是对这些人物作细致的分析，而是一律把他们称之为“文化精英的杰出的历史人物”，一味讴歌曾国藩继承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开的药方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是可以挽救中国的”；甚至认为“西太后的认识与主张并无大错”，“如果以此为共识，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可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还有的论著把袁世凯推行的政策评价为“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称赞他的教育思想“是前无古人的”，甚至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文化大师脱颖而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成长起来”，都归因于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开明”统治的结果；把徐世昌吹捧为“推翻旧世界的先行者”，像这样一些观点，可以说相当流行。
第三、革命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既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起了那样积极的作用，既然封建主义能够引导中国走向近代化或现代化，那么，逻辑的结论自然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的革命，是搞错了，搞糟了。有的文章也确实是这样来看待和描写革命的。在他们看来，即将过去的20世纪，首先要反省的，“就是革命和政治压倒一切、排斥一切、渗透一切甚至主宰一切”，犯了“革命崇拜”症。据他们说，革命有很多“弊病”，“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在革命的扫荡下，“社会变得空疏，空洞，理想重新化为空想”；“革命后一定会留下一种政治真空，而填补这种真空，除了再次专制，别无选择”；总之，“以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确实是一种幼稚病”，“二十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他们提醒大家，应该充分注意“革命的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并力主把“革命神圣”这个“大案”“翻一翻”。
如果把这一节所引的某些中国学者的看法，同上一节所引德里克教授转述的某些美国汉学家的看法对照一下，我们一定可以得到一些很有趣味、很有意思的联想。
（四）
本文并不想对上一节所引观点的是非对错作分析和评论（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只是想谈一下这些观点是通过什么样的逻辑导引出来的。
并不是一研究“中国近代化”问题，就必然会导引出上面这些结论。这些看法，如果从学术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以为主要是对“中国近代化”片面理解或片面解释的结果。
在有些作者看来，“中国近代化”主要是指经济的近代化，或曰工业化；而经济的近代化，又主要是指办了多少个工厂，修了多少公里铁路，开了多少个矿，即使扩展一点，也主要是考虑派了多少个留学生，办了多少个新式学堂等。如果以这个作为唯一衡量历史事物的标准，那么，上一节的一些观点就似乎是“言之成理”的了。
例如，首先，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作用就应当肯定。因为正如胡绳同志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再版序言中指出的，“可以这样看，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什么别的力量，就是帝国主义。”正是帝国主义首先在中国开办了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但胡绳同志立即强调指出：说只是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是否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根据大量史实，归纳了帝国主义在10个方面侵略中国和残酷地统治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其中没有一个方面不是阻碍中国走向近代化或现代化的。
其次，按照前面那种对“中国近代化”的片面理解，必然要把走向近代化的主要功劳归之于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和条件从事开工厂、修铁路、派留学生等活动，不掌握或大或小统治权力的人，除了极少数民族资本家外，是很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至于革命者或现存统治秩序的叛逆者，他们的主要精力在从事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哪里有可能去开工厂、修铁路呢？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曾经下决心修20万公里铁路，但政权不在自己手里，搞了不多久就搞不下去了。
问题是，“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无疑是对的。但资本主义化决不是仅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拿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一般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进程：首先是在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这种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形成和产生；新阶级力量的壮大，促使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启蒙运动；在思想舆论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暴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经过相当时期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终于掌握了政权。于是，资产阶级又反过来利用政权的力量，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会有很多不同，但大体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历程。在这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同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思想的种种较量和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或者说，经济的发展常常要政治等多种手段为其开辟道路。
中国的情况，要更加特殊一些。中国的近代化历程，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得到起码的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均未形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的情况下开始的；其次，它又是在外国殖民主义势力用血与火的手段，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从而使中国丧失国家民族的独立地位的情况下开始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由于没有经过新的经济因素和阶级力量的重大冲击，又由于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支持（尽管他们之间也有矛盾的一面），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无孔不入地起着阻扼历史前进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社会阶层及政治势力，出于各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地位，力图使国家富强起来），在近代化的起步阶段，曾经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及某些科学技术，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办新式学堂等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可贵步骤，一些历史人物所作的这方面的种种努力，也理应受到积极的肯定的评价。但是，到一定程度，这样的近代化就“化”不下去了。因为再要前进，就受到客观条件和这些政治力量本身主观条件的双重限制。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存在，像两座巨大的障壁，堵塞了近代化前进的通道。而那部分最初热心于近代化的政治力量，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敢于、或者没有能力认识近代化在经济方面以及某些社会方面的前进，此时迫切需要取得必要的政治前提。也就是说，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愈来愈成为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首要的、第一位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那些最杰出、最有远见、最具有爱国情怀的才俊之士，都宁肯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投入到改革和革命的壮丽事业上去的缘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觉得因为强调中国的近代化而去否定、贬抑改革和改革家，革命和革命者，是那样的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它远离历史的真实，也缺乏科学和理性。
事实上，在谈到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决不能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斗争，排除在近代化内容之外，更不能人为地把二者对立起来。历史事实证明，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事业前进一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近代化程度也就大大提高一步。待到彻底争得了民族独立，彻底推翻了封建统治之后，中国人民也就创造了一个动员和集中全民族的力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和可能。
（本文是作者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举办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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