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公共管理论文,学科论文,话语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中国的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越来越引人瞩目。如何有效与世界各民族沟通，特别是如何在与率先工业化并已经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取得引领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沟通？拓展和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领袖和知识群体关注的命题。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用中国自己的声音和思维逻辑，“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增强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对内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对外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提高国际话语权、影响力，增强文化软实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行政改革和管理制度建设同步发展的过程，从无到有，经历了重建、引进和大发展的阶段，在200多个高校建立了公共管理系、所或学院。在全国至少五百多家高等学校中建立了公共管理类的本科。如何将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与中国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是中国公共管理学人面临的重要挑战。这些挑战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学科的话语体系。 二、话语体系的深层次涵义 众所周知，近年来的话语体系的讨论源于西方社会后现代思潮的流行。话语体系指的是一整套表述一种思维系统的语言系统。后现代思潮提倡在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打破或解构现代社会已有的禁锢思想和行为的固有思维体系和制度构建，重构思想语言的基本单元，解放和重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达到更高层次的自由。后现代思潮的关键词语包括“现代”(modernity)、“后现代”(post-modern)，“解构”(deconstruct)，“重构”(re-construct)，“话语体系”(narrative)、“权威表述”(authentic discourse)、“权利要求”(claim-smaking)、“多中心”(multiple centers)等等。它核心目标是追求更深和更广泛的民意民主决策和民生的权利，是思想家寻求对现代模式突破的一种理论路径。 这一思潮，其实与人类自古就有的自我意识和对自我实现的憧憬有相通之处。在哲理上，后现代思想与中国古代的禅教思想(Zenism)同构。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了参禅的三重境界：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就是说，禅把人对自然的认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说的是人们在初次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学会了什么是山的形态，什么是水的形态，看到他们各自的表达形式，有了山和水的概念，并以这个概念为标准和原则，来衡量看到的山水。第二层的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是观察者以先期学习来的固有的思维模式来观察新的现实。如果发现山的形态不是第一次看到的名山大川，水不像第一次看到的大江湖海，就认为这不是山，不是水。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不定因素，一切如雾里看花，似真似幻，似真似假，就像红楼梦中说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山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山，水也不是原来意义的水。随之而来的有一份迷惑、彷徨、痛苦、挣扎和思考。第三层次是禅教的最高境界。“看山乃是山，看水乃是水。”这是认识的高境界，认知者对山水有了更高境界的理解，不以高矮大小形态认定山和水的特性，而是以更抽象和本质的特点来判断山、水的存在和表现形式。不追求形似，更看重神似。因而看到不同形态的山水，都能认识。到了抽象和随心所欲的境界。“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世本是世，无须精心去处世”，这才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世。 “现代”的思维处于禅的第一个境界，赋予了现实世界一个特定的形态和意义，说明现代有别于古代和中世纪，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特点和价值观，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形态。比如说，现代社会追求人人平等，使用法理契约作为政治权力的来源，使用韦伯式的现代官僚体系管理组织，用市场和公司形式运行企业等等。“后现代”的思维则处于禅的第二个境界。第一境界的标准不适宜了，很多现实不能被现代的结构和思维模式所包含，因而有了逆反的情绪，要“解构”原有的思维体系和核心构建，重构社会的思维体系和语言体系，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重新表达。这就是“话语体系”之说的一种哲学层面的解释。“后现代”思潮认为，世间之事无所谓真假、无所谓对错，或者说，原有的真和假的定义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取决于表达的方式、表达的权威性和对应有权利的认可。因而要争夺话语的权力，占据表述的权威位置，或者说，创建多中心，争取不同中心的核心地位，掌握表述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对“话语体系”的控制，能够带来竞争的比较优势。 什么是话语体系本质？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形式，话语体系的深层，自然是“思维体系”。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反映不同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民族传承、历史和文化特征、蕴涵着不同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的方式和思维的方式，有不同的内涵(lexical meaning or denotation)、外延(connotation or cultural/pyschological meaning)、对比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并能引起不同联想(associative meaning)。文化大师林语堂曾幽默地描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说：“英美人谈论服装是审美问题，而中国人谈论服装则是伦理道德问题。”说的是虽然都在谈服装，但各自联想到的问题是不同的。在一个特定的话语体系中，有特定的词，特定的意义，特定的场景和对词语的特定理解。要准确了解这一切，就需要对这一话语体系的完整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了解这一话语体系所反应的思维体系。而跨文化的学习和沟通的难点，正在于此。 但是，跨文化沟通之所以可能，关键点不在差异，而在雷同。世界上没有两种语言是完全类似的，有差异和不同是正常现象。但由于在自然环境和人心理上的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社会间还是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化重叠(cultural overlap)，或曰，文化共性。比如说，中文的谚语“一箭双雕”与英文谚语“One Stone for Two Birds”(一石二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要强调它们的不同，那么它们的表达形式、工具、目的还是有区别的，箭和石头自然不是一回事。但如果目的是寻求它们语义中深层结构意义的共同点——事半功倍，那它们就是相同的。有一些语句的意思不在字面，而在寓意。如，Dear John's Letter(不是“写给亲爱的约翰的信”而是断交信)，Hoe ones own potatoes不是“挖自己的土豆”而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意思。还有一些类比，由于不同文化对动物的不同偏好，在运用过程中容易产生误解。比如，在中国文化中，狗虽然很忠诚，有“狗不嫌家贫”的褒义。但更经常是被贬义使用，如“走狗”，“哈巴狗，”“落水狗”，“丧家犬，”“狗养的”等等。而英文中，狗(dog)更多地被认为是祥和的动物和人类的朋友，没有贬义的成分。但如果突然对一个不熟悉西方文化的中国人说，你是只“幸运的狗，”恐怕他是难以享受这样的赞美之词。 所以说，一种话语体系，对应自己的文化和思维系统，有自己独特的表述方式。在跨文化和跨语言系统交流的过程中，如何剔除误解，保留深层意义的准确沟通，是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 退一步说，即便在同一文化体系中，用不同的表述工具，也会有不同的效果。比如说事物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语言来表述，有图形来表述，用数学公式来表述，或全息仿真模拟来表述。在这些表述的过程中，有的关系的描述失去和被省略了，有的更加精准，也有的被抽象和提炼了。所以，对话语体系的深刻了解，意味着对话语体系背后的文化、思想、技术方法的了解，也意味着这一话语体系在被使用的过程中能够达到它作为沟通交流工具的实在的效果。如果需要更多人了解这一话语体系，必要的工作或许就是让更多的人学会这种语言，这种表达方式，以及这个语言体系或表达方式系统背后的思维体系。在西方的殖民时代，殖民者不遗余力地推广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目的或许正在于此。强势的文化，会有系统哲学思想和话语体系，在跨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会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主导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使大家不知不觉中都用这一话语体系来讲故事。 说到此，应该特别提及的是，“话语体系”与“话语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说，不了解话语体系的人是无法参与对话沟通并对别人产生影响力的；而了解话语体系的人并不一定会被赋予发言的权利；或是即使被赋予发言的权利，也得不到听众的共鸣和支持，产生不了影响力。话语权来自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力，话语权效果的最终实现要靠话语体系背后的强大的思想体系的支持，而狭隘的话语体系本身，正是跨文化沟通中需要突破或超越的语言现象和表述方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化和语言中出现了许多相互学习和包容的现象。比如说，汉语中本没有“雷达”(Radar)、“迪斯科”(disco)、“咖啡”(coffee)、“色拉”(Salad)、脸书(Facebook)，但英文中有，表达的是独特的意思，汉语就借鉴过来，直接了解这些特有名词背后的意义。英语中本没有Kowtow(磕头)、Toufu(豆腐)、Kongfu(功夫)等词，但汉语中有，所以也音译过去，直接使用。不同文化都追求和平，创造了和平鸽的形象(dove of peace)，大家都喜爱，所以共同使用。所以说，构建话语体系的努力一方面在于提炼话语体系背后的思维体系，另一方面旨在努力突破传统话语体系的狭隘和不足，寻求开放有效的沟通方式，提高沟通效率。这才可能是达到第三认知层次，看山乃是山，看水乃是水。不重形态，只重本质，但意义明了。 三、构建现代中国公共管理的话语体系的挑战 中国的公共管理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学科，源于行政管理学科。其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如何在理念的指导下，用制度、组织、程序和方法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使之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的大问题。小到基层社团组织，大到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是公共管理理念、制度、程序和方法的应用所在。只要有文明的地方，就有公共管理。 中国历史上有关于行政管理的讨论。在古代，行政管理就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意思，关注的是国家的管理和国家权力的使用。古代的帝王术、资治通鉴记录下来的许许多多的行政经验，还有儒家文化的道统思想和教导，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家管理的思维和话语体系。 现代的行政管理则是通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逐步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和延伸的。有两个分支，一是西洋版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条件下的现代官僚的思想。通过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引入中国，是主导晚清民主革命者推翻帝制的革命思想之一，影响了民国时代的行政方式和语言体系；二是十月革命后通过俄国革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苏俄版的现代国家管理体系，影响了早期进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人。在后来长期的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包括党指挥枪、农村包围城市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演进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开始恢复与发展，大规模引入了现代西方公共管理的思想、理论、方法、词语和话语体系，形成对过去行政管理为政务后勤的理解的冲击。“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现代治理体系的提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中国过去的经验、话语体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最新引进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公共管理改革的思想相结合的产物。被主流理论界概括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现代治理体系，反映的是中国近代革命以来理论指导思想的不断发展和调整、与时俱进的客观现实。除去少量学术界以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少量非主流自成一体的理论话语体系，展现在我们面前就有至少如下三套较大的、不同的话语体系。一是以中国传统的封建道统思想为主线的帝王治国的话语体系，儒家思想或许可以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至信的当官为民做主的视角出发，讨论国家管理。也掺杂着中国文化中的其他思想派别的渊源，主要表现形式是历史古籍和民俗文化；二是以现代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产生的官僚行政体系系统为基础的话语体系。通过学习西方的过程活跃在学术界，其中包括误译和非系统性的本土化改造。三是以马列思想体系为原本，进行了中国化改造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系统和话语体系，这一体系中其实包含着不同的子系统，还需要进一步整理。复旦大学朱春奎教授通俗地将这三套话语体系简称为民间话语体系、西方话语体系和官方话语体系。这三大体系如何有效对接，形成可以互相对话和有效沟通的思维和话语体系，其实是中国现代公共管理的学者和实践者、或许还包括政治、社会、和哲学等领域的同仁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需要理顺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民主、民生、民权、正义、公平等价值理念之间的关系？什么是现代治理体系与西方现代行政官僚版治理和世界银行版的民主善治理论之间的关系？什么是服务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与马列的国家是暴力和专政工具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将学术讨论的语言与政府公文语言体系之间进行有效转换？如何将政府的公文语言与通俗的群众口语语言进行转换？他们之中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他们中间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进行有效沟通？这些关系，有的已有正规的解释，但尚未深入人心(如革命的专政政府和建设中的服务型政府的提法)，有的基本还没有理顺(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如何进行政府公文语言与学术研究语言之间的有效沟通)。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公共管理学界与实践界和国内与国际思想界的沟通和对话的效率。 举例来说，“干部作风建设”是党的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的议题。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领导作风”并不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规范学术术语。对应的英文词为领导风格(Leadership Style)，其内涵是行为和决策的方式方法，并不牵涉到道德层面的内容。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无论是官方的言论和文件，还是学者的理论研究，“领导作风”有更广泛的意思。领导干部作风，是领导干部在生活、工作、学习等过程中形成并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和行为，包括工作作风，学习作风、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等等，有道德和伦理层面的考量。所以说，在领导作风问题的研究上，东西方话语体系不尽相同。但是，话语体系的不同却不代表它们没有相通之处。在国际文献中，与领导作风相关的讨论一般出现在领导科学、行政伦理和组织文化几类不同的文献中。领导科学强调个人素质，领导风格；行政伦理探讨价值取向；组织文化注重组织的惯性思维、程式化的价值选择和对人际关系和行为方式的期望，是组织的个性特点。领导作风最终影响的是，组织文化、组织气氛和组织行为。从这个角度看，领导作风与国际文献中的领导素质和行政伦理之间有密切的相关性。使这两种话语体系对接和沟通，互相学习和借鉴，以理论丰富实践，以实践丰富理论。 但我们有的经验总结，往往不是往这个方向努力，不但没有，还在建立沟通壁垒，影响沟通效率。有青年学者曾撰文提到，三十多年来中国行政学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趋强的发展过程，也积累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概念，如压力型体制、锦标赛模式与行政逐级发包制、行政吸纳社会、分级制政策实验、公推公选与准行政竞争等。事实上，压力型体制就是“科层官僚导向的自上而下”的体制、锦标赛模式就是“竞争模式”，行政逐级发包制就是“逐级承包制”，行政吸纳社会就是“全能政府”的概念，分级制政策实验就是“先期典型试点”、公推公选就是“民主选举”的一种形式。还有一些可以提及的流行概念，比如“社会倒逼改革，”就是“民意推动改革”的意思。这些对比告诉我们，一些提炼出来的特点，其实并不特别，或是可以找到国际借鉴和经验。有不完全对应的地方，可以寻找共同点，已经广泛使用和约定俗成的用法，就探讨和甄别它们与学术语言的共性和差异，寻求最有效的表达，使之既能符合中国的行政现实，又能有效与国际先期的研究和智慧的经验接轨。这就要求学术界即对中国第一线的实践经验和语言有深入的了解，又对国际的先进经验和概念有深入的认识，起到国际与国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作用。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英文中的Legitimacy被习惯性翻译成“合法性”。而事实上，这个词的核心意思是“大众认可和支持的程度”。合法性在中文的意思是是否符合法律条文的要求。学者讨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时，国内的学者和领导就会觉得荒唐和不可接受。党的领导地位是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和艰苦奋斗，在长期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形成的，并写入了宪法。怎么还要讨论和质疑？这中间就是翻译和沟通的误解。如果提法是研究共产党在现执政阶段的“群众认可和支持度”，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执政效率的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还不在少数。 四、构建现代中国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基本原则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能够认识到，要阐述清楚什么是现代中国公共管理的话语体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构建一个新的话语体系更是难上加难。但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应该清楚认识到中国公共管理的话语体系事实上已经是一种存在。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党的领袖和党内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在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中国革命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官方文献中使用的话语体系。问题是，这一话语体系，随着政府部门行政官僚的增长、行文的规范和制度化，开始变异，逐渐适应了文牍、空话、虚化、程序化、意识形态化的行政现实，变成了官腔，与群众和民间渐行渐远，也逐渐与国际上常用的沟通方式拉开了距离。 有识之士开始感到与国际沟通对话的困难，在努力寻求既有民族和国家特点、又具有共性意义的话语方式。国际流行的新词新概念的运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中国本土文化的宣传，都是这一努力的表现。而中国公共管理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就是改造、更新和提升现有的官方话语体系。 在这个改造和提升的过程中，有几个原则是值得关注的。 1.尊重现有官方语言存在的现实，尊重前人的表达习惯，规范地使用字典上有清楚定义或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语言概念，尽可能不生造词汇或用看不懂、猜不透的新词来表达已有词汇的意思。语言的意义是在一定社会实践基础上约定俗成、逐渐形成、有实际内涵、并且能够引起相关的联想的。在沟通和表达中，使用大家约定俗成能够迅速理解的寓意，而不是随口而说，随时给自己的表达另定词义。语言的混乱必然导致思维的混乱，不尊重语言原有的意义必然导致沟通的困难。 2.注意语言的内在逻辑。语言的内在逻辑并不是现有官方语言的弱项。长期的革命和管理实践，其实养成了官方文献注重语言规范，不乱使用概念和语汇的传统。比较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僵化和形式主义。但是，在我们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主流指导思想也在变化和与时俱进，如何将传统上的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其实是思想界的最大挑战。如何使话语体系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认可，需要将这一体系建立在良好的逻辑关联的基础之上。比如说，有知名学者在描述中国公共决策过程中就使用了“屈群策，集众思，广纳言，合意决”的生动描述，说的是在做二五规划时，如何广开言路，收集群众意见，由专家集成，再听取各界的意见，最后形成决策的过程，准确而又创意。但语言使用上不够严谨。这个行程决策的过程，从语言表达的秩序上是看不出来的。策，思，言之间是什么关系？谁是每一个行为的主体？谁的策？谁在思？谁在言？根据作者的解释，比较合乎语言规范的提法可以是：广纳言，集众思，细论证，合意决。先听，再集思，再求证，再决策。隐含的主体不变，都是领导层作为组织者来集思广益做决策。 3.与时俱进，开放包容地吸收国际和国内生活语言中的新名词、新定义、新意义，作为丰富话语体系和行政实践的新鲜素材。新词的出现也往往是因为新技术、新的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新现象的出现而产生。不要拒绝，而是要有意吸收新话语、新思维，丰富现有的语言体系，达到话语创新与思想创新同步的境界。 4.包容国际世界和中华本土的民间话语体系，学说洋话、民语，使官方的语言现代、简练、直接、通俗易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民间话语体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新媒体时代，官方话语体系，西方话语体系，民间话语体系，加上它们之间互动衍生的新公知话语体系，共同形成当前的“公共话语体系。”这一公共话语体系来自于不同的源流，表现出“主体多元化、诉求多样化，渠道复杂化，以及秩序无序化的特点。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公共管理的系统话语体系，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得各处之精华，显自身之独特的优势。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走向国际，让国际了解本土的时代。打造一个规范统一、包容创新，利于有效沟通和相互学习的现代公共管理学的话语体系，注重它与国际概念的准确对接，有利于推动学科的发展，促进管理实践的提升，吸引国际注意力，形成国际影响力。而这个任务，重重地落在了这一代公共管理学人的肩膀之上。 本文探讨了话语体系的本质及其与话语权之间的关系，提出构建话语体系的努力一方面在于提炼话语体系背后的思维体系，另一方面旨在努力突破传统话语体系的狭隘和不足，寻求开放、直观、准确、易懂、和联想丰富的语言方式，提高沟通效率，追求高哲学层次认识境界，不重形态，只重本质。作为一个迅速发展和崛起的大国，中国需要不断学习国际上的优秀经验，充实和完善自己，也需要将自己的故事，以生动有效的方式，讲述给世界。作为引领中国改革的公共管理学科，需要有更新、更广博和更包容的话语体系，打造学科，发展理论，培养未来的国家和国际事务的领导人，促进管理实践和国家发展，形成跨文化影响力，贡献人类文明。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人，任重而道远。